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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京派”将塑造民族精神和国民人格的使命寄托于文学，这是重个人、重个性、重精神的“五四”启蒙运动一"种逻辑结果，标志着京派与“五四”传统的对接。所以，京派可称为“五四之跋”。而与“五四”同历史对话的方武和维度不同，京派在多重文化冲突中张扬文化综合和重构的热望，重新审视“国民性改造”的主题，加强对民族性格和心理探求的深度。京派以对文学历史功利性的批判、对自由主义精神和生命活力的颂赞构筑了自己的人文主义理想大厦和民族生存图式，提示了“现代”范畴具有的多维特性，同时也喻示了它在农耕文明下的乡土中国奢侈的乌托邦色彩。
关键词：京派；文学价值观；现代性；人文意义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07)06—0211—05
历史演进和社会现代化在中国有着奇异的纠葛，关于现代性或者说历史进化论的话题是百年来中国人文知识分子关注的热点。“现代”的范畴具有复杂的多面多维度特性，当现代性的话题在中国出现时，就同时出现了两种相反的思路：现代性诉求和现代性反思，其中就包含了现代审美意识对于现代生产方式所带来的一系列文化问题的自我否定与批判。当然对于中国作家而言，对现代性的质疑一定程度上是非经验性的。即使如此，面对整个人类社会向工业文明甚或后工业文明的迈进，中国文学也出现了对现代性反思的命题，体现这一努力的文学流派即为京派，它既反对“工具论”的“左翼文学”，又反对纯粹的“为艺术而艺术”，更反对文学领域纯粹的商业化理念，表现出与所处时代的疏离，文学与时代的共时性价值在它是应当怀疑的。
当然，这个“疏离”是相对的。有人认为京派所主张的“文学的自由”和“艺术的独立”是一种完全个人化的无任何社会功利性的、与现实脱节的文学，讥讽京派为“思想上的一种混乱”。曹聚仁即言：“京派不妨说是古典的，海派也不妨说是浪漫的；京派如大家闺秀，海派则如摩登女郎。若大家闺秀可嘲笑摩登女郎卖弄风骚，则摩登女郎亦可反唇讥笑大家闺秀为时代落伍。”周扬也批判朱光潜：“所主张的美感态度正是要不用思想，不动感情，对于人生一切现象，不在那发展和关联上去把握，而只当一个孤立绝缘的意象去观赏。任怎么严重的社会问题，在艺术家眼中也不过一片云，一朵花一般。这样的人生表现，结果恐怕只是艺术和人生的本质之游离罢了。”京派被视为了一种“象牙塔中的艺术”。其实在必须通过生产方式的变革和社会组织的优化来获取足够生存保障的历史情形下，文学家对观念的选择不可能完全是反功利的，中国从19世纪末以来的每一代知识分子都不得不接受文化身份的宿命承担。沈从文在《新文人与新文学》中申言：“中国目前新文人真不少了，最缺少的也是最需要的，倒是能将文学当成一种宗教，自己存心做殉葬者，不逃避当前社会做人的责任，……对未来世界有所憧憬，不怕一切很顽固单纯努力下去的人。”还有一个例子，京派在周作人等“老京派”扶助下成长起来，但是京派在创作实践上反驳了其前辈，不能认同他们在左翼文学甚嚣尘上时消极的反抗甚至放弃自己发言权而一味沉浸在“幽默”和“闲适”的趣味中。朱光潜在《论小品文》中说：“晚明式的小品文聊备一格未尝不可，但是如果以为‘文章正轨’在此，恐怕要误尽天下苍生。”李健吾也认为小品文只是些“纤巧游戏的颓废笔墨”，他由此质问所谓要“发扬性灵”的小品文家：“当你遭到一种空前的浩劫仅能带一本书逃命的时候，譬如说，你挑选屈原还是袁中郎呢?”所以，京派文学观实际上是一种超然于现实政治利益和阶级观点的文学功利观，与宽泛意义的民族前途、人生观再造的社会理想密切联系。在传统与现代、乡村与城市、野性与文明的多重文化冲突中，在其文化选择的表现形式和实现途径方面，是以文学的道德力量和美学力量介入“民族自救”的历史发展进程。
那么，为什么京派作家沉迷于讲述一个个寓言似的、可能越来越久远的乡土神话?京派提倡的是一种“美育教化”的文艺功用观念，或者说启蒙理路——以文艺重建国民精神与情感，通过塑造高尚、健全的人格文化来达到改造社会、振兴民族的伟业。沈从文认为作家“这种人相信人类应当向光明处去，向高处走”，文学作品“影响到社会组织上的变动，恶习气的扫除，以及人生观的再造”。也就是说，京派通过对乡土的赞美、都市的讽刺、民族或民间传奇的重叙，以一种伦理的、审美的方式介入了社会历史进程，还企图通过“恢复传统”、“扩大中国文化”来“重造人心”，找回曾经失去的民族自信。京派由此张扬了他们“为人生”的态度。京派文人大都对文学怀着这种期待。
京派认为要实现“重造人心”，必须保持文学的相对独立性，这是京派批评世界的最高范畴。朱光潜对于文学的历时性价值有过极高论述，他1938年发表的《文学与民众》开宗明义：“一个民族的生命力最直切的流露于它的文学和一般艺术，要测量一个民族的生命力强弱，文学和艺术是最好的标准之一。文学的活力与全民族的精神有着一定的互为因果的关系。文学一旦失去其深广的源泉，一般民众就失去了他们精神的寄托之所，也就失去了生命力宣泄的尾间以及艺术本能发达的机会，这种损失对于一个民族是精神的衰落，对于一个民族的文学是由窄狭化而僵硬化。”由此，我们就能比较容易地理解京派对文学的政治功利性、党派性、商业性的多面拒斥了。京派的理想是建造一座文学的“希腊小庙”，在这座神庙里供奉“人性”。出于对“人性”的虔诚以及对人性善恶强弱与中华民族未来关联的思考，京派不断地反省“这个民族过去伟大处与现在堕落处”，持久地讨论“民族品德的消失与重造”，表现出在淡化文学阶级性的同时，反而加强了对民族性格和心理探求的深度，是对“五四”时期“国民性改造”主题的重新审视。京派和“五四”启蒙主义者都将塑造民族精神和国民人格的使命寄托于文学，这是重个人、重个性、重精神的“五四”启蒙运动另一个逻辑结果。这即为京派与“五四”的对接。所以，我们宁愿把在“五四”落潮后登上文坛的京派作为“五四之跋”。
京派的立场与“五四”的启蒙主义者又有着不同的表现方式。“五四”时的启蒙者重在反传统文化，因而对中国原有历史文明积淀更大程度上选择了离析和破坏；京派文人对“五四”传统进行了深刻反思，进而批判性的继承和发展。个性主义和社会救亡是“五四”启蒙思潮中的两条脉络，在“五四”落潮时，京派试图调和这两条平行乃至悖论的思想，企图造就一种与时代精神异趣的健全而有效的路径。京派也意在“文学的启蒙”，当然此“启蒙”非彼“启蒙”。他们宣扬文学艺术的独立价值，张扬作家或者批评家的主体个性和生命体验，倾向于文化的综合和重构，旨于“重新发现”和“重造人生”而不在“破坏”，因而京派的“为人生”也极具现代性。我们来看看刘西渭如何评价林徽因的《九十九度中》，他 说：“在我们过去短篇小说的制作中，尽有气质更伟大的，材料更事实的，然而却只有这样一篇，最富有现代性；唯其这里包含着一种独特的看法，把人生看作一根合抱不来的木料，《九十九度中》正是一个人生横切面。……不替作着宣传，却表示出她人类的同情。”但京派从来不将“人生”与“艺术”一分为二，它倡导“人生艺术化”，不但要从人生中创造艺术，还要从艺术中发现人生的真意。这种对艺术的、审美的体验方式的追求，形成了京派独特而又带有普遍性的文化感觉——人类在奔向高度现代化、高度物质化的历史过程中，不应放弃自己对弱者的悲悯心和对他们在艰苦人生中那份平和静守的敬重，这些旺盛的生命力是一个民族真正的力量，我们应该以审美的也是理性的眼光来看取我们民族的来路和去处。
其实，今天重读鲁迅和沈从文后会发现，如果说早年“战士”的鲁迅代表了“五四”知识分子反传统文化的强烈意愿和动作欲念，那么《朝花夕拾》和《彷徨》期的鲁迅则给我们提供了另一种解读向度，论证应该从鲁迅对革命的未来指归的怀疑开始。如果说早年留学日本的鲁迅曾经是进化论的信徒，这有他发表在《河南》杂志上的《人之历史》等佐证，那么1909年回到中国“庸众”中的鲁迅即便教过科学主义的课，在他个人独异的深心就开始产生峻急的孤独意识。鲁迅不得不选择与时俱进、贴近时代脚步的生存和创作方式，而依然掩盖不了的是他对社会未来的不自信，《狂人日记》等是在钱玄同的“催债”下写成的，他表面的轰轰烈烈在某种程度上只是因为他是一个人道主义者、人本主义者；他小说中阴郁的知识者和在《野草》中对心灵世界的描摹，以及《两地书》中内心悲观颓废的袒露，证明了他是一个个人主义者。有评论者根据他小说中“救救孩子”、“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及夏瑜坟头的花环论证鲁迅相信革命的未来，这种论证对于被“意识形态化”的鲁迅是一个帮忙。而如果把上边的三个论据好好放在文本中读一读，就发现“救救孩子”的呐喊已被《狂人日记》序言中“狂人如今病愈，已去外地候补”的补白否定了；“人间路”的述说从上文走来是多么自欺欺人；夏瑜坟头的花环也因母亲的“迷信”解读否定了希望中的同路人。鲁迅看透了努力的白搭，“绝望之于虚妄，正如希望一样”。由此可见，掩藏在热情好辩的表面、改造国民性的文本之后的鲁迅，内心极其悲观。若说《呐喊》的鲁迅还有一点强自振作，《彷徨》期鲁迅已转入对未来的质疑，启蒙者的他内心充满孤独悲怆。而反过来说，他的孤独悲怆也正证明了他内心怀抱着对启蒙主义必然受挫的清醒和无限惋惜——“难见真的人”!中国启蒙的道路是何等步履维艰!
和鲁迅小说一样，沈从文小说的叙事动力也常常来自悲剧，但不同于鲁迅在《狂人日记》中对“真的人”的期许思路，后来者的沈从文面对都市作着另一种哲学思考，他注重的是向后的对于人文精神的寻找。沈从文对于人文精神的寻找是否就是他的自信?从他《长河》和《边城》的悲剧叙事来看，他诗情涌动的深心也是一个悲观主义者。这些悲剧可能缘于天道宿命，也可能缘于外界的力量，或汉文化对少数民族文化的浸淫，或来自西方文明的渗透。这说明他对这个地区部族能否保持自己原初古朴的怀疑。朱光潜说过：“《边城》表现出受过长期压迫而又富于幻想和敏感的少数民族在心坎里的那一股沉忧隐痛，翠翠似乎显示从文自己这方匾的性格。他是一位好社交的热情人，可是在深心里却是一个孤独者。”
为什么不同的寻找路径走向共同的悲剧结构?这里涉及了谈鲁迅和沈从文一个绕不开的问题：“国民性”问题。我们都知道鲁迅着重于对国民性“丑”的揭示，从而提出“改造国民性”，实现开启民智的文化理想；沈从文通过对湘西“美”的追述，表达他对“民族精神再造”的期许。他们通过对民间不同的“国民性”的开掘走向了共同的悲剧叙事，叙事的基础在于他们理想民间的共同性和对其尚难以实现的虚妄本质的了解。那么，沈从文的“国民性”的理想之处在于哪些方面?同时，鲁迅究竟要造就出怎样的“理想国民”?
审美现代性自身具有很深的复杂性和暧昧性，沈从文的小说便使对现代性物质与精神的对立的思考达到高潮。沈从文以一个现代都市商业文化批判者的眼光、价值观念，以富有传奇性的选材，描摹“湘西”乡村部落的率真、放达、洒脱、仁厚，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于人性的人生形式，表达了他的社会文化立场——即痛感于被现代文明所携带的观念及物质对宁静温和的乡土世界的冲击，又反抗传统礼教观念的束缚，通过对原始生命力的呼唤，张扬一种健全的对国家、民族和个人都更为合理的生存环境和存在方式，从而实现民族精神的再造。很明显，沈从文是向后的对于人类文明传统中高贵精神的寻找，他的“湘西”是他的精神还乡地。人文的“湘西”并不存在，它的美好和安宁只是在意义上与沈从文的心灵达成共谋的结果，他的“民族灵魂的重塑”对于现代性的质疑也是作家个人心灵与时代话语共谋的另一维度。如同沈从文宣称他是“乡下人”而并不会真的回到乡下一样，他在用文学完成他的心灵自救的同时，文学也代表了一种文人与历史、与社会互动的存在姿态。夏志清认为：“沈从文并没有提出任何超自然的新秩序；他只肯定了神话的想象力之重要性，认为这是使我们在现代的社会中，唯一能够保全生命完整的力量。……除非我们保持着对人生的虔诚态度和信念，否则中国人——或推而广之，全人类——都会逐渐变得野蛮起来。”
京派小说所诉求的是民间的“自在生存”状态，在这一点上，可能来自民众底层的沈从文很了解中国老百姓的生活观。而这种“自在生存”在鲁迅那里是不是“国民性”中最低劣的历史“惰性”，是需要“改造”的主体?答案并不那么简单。如果我们能对“呐喊”的鲁迅和“彷徨”的鲁迅之异同做番认真解读，就会发现鲁迅“铁屋”的隐喻表明他完全认识到了“铁屋”中的民众中有愚昧的庸众，也有自在状态下保持原始古朴和生命活力的另一个“民间”——当然，那只是昙花一现的一个影像。
对于一生中都是一个“独异个人”，在作品中永远与“庸众”对立、与政治功利者对立的鲁迅，如果我们要打破沙锅探询他对于“国民性”中恶的、丑的一面的无情剖析究竟是要建立怎样的“国民性”，那么鲁迅似乎给过我们答案，故乡中少年闰土在海边月下扎獾的镜头像一幅经典画面，呈露出作者内心真实的国民品格的期许：自然、纯真、勇敢、和谐、不卑不亢。这一“理想民间”的版本简直是鲁迅作品中唯一的“快乐之笔”：只有这样的“国民”才真正是他的希望，也应该是国民性的主体。除此以外，鲁迅的文本中一律有一个个性行动与别人、与社会不协调的人物，他永远固守自己的孤独。“怀疑”使鲁迅成为一个近乎冷酷的现实主义者，也使他的精神世界充满了悖论性：当他站在社会立场时，他总是力主对于未来、对于民众的信赖和希望，他是一个值得一 切后来者的文化精英崇敬的公共知识分子；而退回内心时，他怀疑一切，“常常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那么那个《故乡》潜在的自然、和谐、纯真、勇敢、洒脱、率真、不卑不亢的“少年闰土”的“民间”正有同于沈从文的“民间”之处。
由此可以认为无论鲁迅的“审丑”还是沈从文的“审美”，他们的目的都是民族精神的塑造——即“国民性”问题，尽管他们采取与历史对话的方式和维度不同。“五四”知识者痛感中国面临的生存危机，张扬历史主义，宣告与传统文化决绝的断裂是一条比较现实的途径，但是个性解放的个体性和民族解放所要求的统合性之间的矛盾使这一代知识者既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没落与腐朽，又直接领悟着必然要缺乏系统传统教育的后代无法领悟到的传统文化的内在魅力。当“五四”落潮，鲁迅便开始表现出对传统文化中积极成分的认同，当然这一肯定依然是站在一个知识分子的理性判断之上的，鲁迅从来没有放弃过他的启蒙立场。而沈从文从个人的生存体验出发，“对人类进程提出的哲学解释，触及到历史行进中伦理主义和历史主义的二律背反。即人类社会的历史进步是以伦理的相对退步为代价的，而人类的理性精神又恰恰要求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梯上的伦理主义复归”。
但透过鲁迅和沈从文文本不同的话语网络——鲁迅对人生童年的回忆和沈从文对人类童年的幻想，我们确实看到了他们触及的是同一个缠绕了中国几代知识分子的问题：中国该以怎样的文化姿态走向“现代”?国外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把鲁迅和沈从文并置为中国20世纪最伟大的作家，这种并置的理由是值得好好探索的。不管鲁迅式的向前的探索或者沈从文式的向后的寻找导引出怎样的悲剧结局；不管这种坚持是鲁迅式的“躲进小楼成一统”或是沈从文式的“感到异常孤独，乡下人实在太少了”；也不管这种坚守曾被人为的历史形式主义涂鸦得何等面目不清，在他们孤独的内心均把文学看作一件和人类理想与智慧、人生庄严与良知割不开的事情。世俗机制对文化良知与健全人格的围困是许多历史阶段的共性特征，超越时代的文化名人往往不能见容于他所处的具体时代，总是以极度的虔诚、极度的疲累来企图抓住那些碾在历史车轮下的“人”尊严，这种努力常常带着乌托邦的意味，但在时代的插科打诨以后，最有资格站出来说话的毕竟是这些有大境界、关注民族甚或人类精神终极问题的大作家。
在与商业化的海派、政治化的左翼阵营的对峙中，京派通过对文学政治功利性的批判、对审美现代性的张扬、对自由主义品性的礼赞构筑了自己人文理想的大厦，其创作和理论批评对于“审美人生”和“重造人生”的标榜体现了他们人文思考的深度。怀抱这样的文学理想，京派的作品追求在审美维度和社会维度之间的平衡，这种文学努力既是悲壮的又是伟大的。倡导人性的高贵是人文精神真正的本质，代表了自由知识分子的人文立场，是他们为思想担承的工具，文学不应该为任何外在力量所把握。但是京派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群体，这种人文立场在“诞生”之后，即遭遇了商业文化和政治规范这些对手。苏汶在《文人在上海》中的议论暗含了对京派文人自足于自我的小范围、跟不上时代的发展和挑战、忽略现代化的必然冲击的批评：“也许有人以为所谓‘上海气’也者，仅仅是‘都市气’的别称，那么我相信，机械时代迅速的传布，是不久就会把这种气息带到最讨厌它的人们所拘留的地方者的，正像海派平剧直接或间接影响着正统的平剧一样。”这确实是批判，但透过歧见纷呈的外在言路，我们似乎看到了苏汶和沈从文在某些基本问题上的相同或相通处：例如在关于“现代化”之来势的认识上有内在一致性，只不过前者认定了它的不可抗拒而采取迎合的态度，认为一个“现代”作家应该放弃担承伦理道德代言人的“虚妄”，他的职责就是表现社会、人生和自我的真实和真相；后者以一种“浪漫派”的未来想象企图在泥沙俱下的历史大潮中挽回一些或者拯救一些即将失落的人文理想，“用一支笔来好好地保留最后一个浪漫派在二十世纪生命予取的形式，也结束了这个时代情感发炎的症候”。这一人文精神的本质其实也正是现代文化的命意所在。战争的突然发生过快地改变了中国文化发展的进程，抗日战争期间，京派尚能在当局的统治缝隙中寻找存在的历史依据，那么在国共两党对决时，“自由主义者们便被历史剥夺了存在的空间”。
作为中国乡土小说一个重要支脉的京派在现代科学理性导引下，对现代人性的缺失和异化进行了严肃的省察。它的文化想象方式无疑为1930年代文学史的叙述提供了另一种可能的方式。当我们在21世纪乡土小说的转型研究中重新遭遇京派的文化立场和自由意识时，我们不得不承认要保持人们生存或曰历史行进的健全发展，人类就须找回在历史前行中失落的某些人文主义精神以作当代的强调。这正是京派文学价值观的意义所在。不过在肯定人类必须、必然发展的文化本性上，我们不得不承认京派想象的社会图式和民族精神带着不轻的乌托邦色彩，作家的审美意识有着突出的人文理想梦境，在农耕文明下的乡土中国显示了不合时宜的奢侈，甚或矫饰。这既是京派的魅力，亦是京派的矛盾。
责任编辑 凯 声
关键词：京派；文学价值观；现代性；人文意义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07)06—0211—05
历史演进和社会现代化在中国有着奇异的纠葛，关于现代性或者说历史进化论的话题是百年来中国人文知识分子关注的热点。“现代”的范畴具有复杂的多面多维度特性，当现代性的话题在中国出现时，就同时出现了两种相反的思路：现代性诉求和现代性反思，其中就包含了现代审美意识对于现代生产方式所带来的一系列文化问题的自我否定与批判。当然对于中国作家而言，对现代性的质疑一定程度上是非经验性的。即使如此，面对整个人类社会向工业文明甚或后工业文明的迈进，中国文学也出现了对现代性反思的命题，体现这一努力的文学流派即为京派，它既反对“工具论”的“左翼文学”，又反对纯粹的“为艺术而艺术”，更反对文学领域纯粹的商业化理念，表现出与所处时代的疏离，文学与时代的共时性价值在它是应当怀疑的。
当然，这个“疏离”是相对的。有人认为京派所主张的“文学的自由”和“艺术的独立”是一种完全个人化的无任何社会功利性的、与现实脱节的文学，讥讽京派为“思想上的一种混乱”。曹聚仁即言：“京派不妨说是古典的，海派也不妨说是浪漫的；京派如大家闺秀，海派则如摩登女郎。若大家闺秀可嘲笑摩登女郎卖弄风骚，则摩登女郎亦可反唇讥笑大家闺秀为时代落伍。”周扬也批判朱光潜：“所主张的美感态度正是要不用思想，不动感情，对于人生一切现象，不在那发展和关联上去把握，而只当一个孤立绝缘的意象去观赏。任怎么严重的社会问题，在艺术家眼中也不过一片云，一朵花一般。这样的人生表现，结果恐怕只是艺术和人生的本质之游离罢了。”京派被视为了一种“象牙塔中的艺术”。其实在必须通过生产方式的变革和社会组织的优化来获取足够生存保障的历史情形下，文学家对观念的选择不可能完全是反功利的，中国从19世纪末以来的每一代知识分子都不得不接受文化身份的宿命承担。沈从文在《新文人与新文学》中申言：“中国目前新文人真不少了，最缺少的也是最需要的，倒是能将文学当成一种宗教，自己存心做殉葬者，不逃避当前社会做人的责任，……对未来世界有所憧憬，不怕一切很顽固单纯努力下去的人。”还有一个例子，京派在周作人等“老京派”扶助下成长起来，但是京派在创作实践上反驳了其前辈，不能认同他们在左翼文学甚嚣尘上时消极的反抗甚至放弃自己发言权而一味沉浸在“幽默”和“闲适”的趣味中。朱光潜在《论小品文》中说：“晚明式的小品文聊备一格未尝不可，但是如果以为‘文章正轨’在此，恐怕要误尽天下苍生。”李健吾也认为小品文只是些“纤巧游戏的颓废笔墨”，他由此质问所谓要“发扬性灵”的小品文家：“当你遭到一种空前的浩劫仅能带一本书逃命的时候，譬如说，你挑选屈原还是袁中郎呢?”所以，京派文学观实际上是一种超然于现实政治利益和阶级观点的文学功利观，与宽泛意义的民族前途、人生观再造的社会理想密切联系。在传统与现代、乡村与城市、野性与文明的多重文化冲突中，在其文化选择的表现形式和实现途径方面，是以文学的道德力量和美学力量介入“民族自救”的历史发展进程。
那么，为什么京派作家沉迷于讲述一个个寓言似的、可能越来越久远的乡土神话?京派提倡的是一种“美育教化”的文艺功用观念，或者说启蒙理路——以文艺重建国民精神与情感，通过塑造高尚、健全的人格文化来达到改造社会、振兴民族的伟业。沈从文认为作家“这种人相信人类应当向光明处去，向高处走”，文学作品“影响到社会组织上的变动，恶习气的扫除，以及人生观的再造”。也就是说，京派通过对乡土的赞美、都市的讽刺、民族或民间传奇的重叙，以一种伦理的、审美的方式介入了社会历史进程，还企图通过“恢复传统”、“扩大中国文化”来“重造人心”，找回曾经失去的民族自信。京派由此张扬了他们“为人生”的态度。京派文人大都对文学怀着这种期待。
京派认为要实现“重造人心”，必须保持文学的相对独立性，这是京派批评世界的最高范畴。朱光潜对于文学的历时性价值有过极高论述，他1938年发表的《文学与民众》开宗明义：“一个民族的生命力最直切的流露于它的文学和一般艺术，要测量一个民族的生命力强弱，文学和艺术是最好的标准之一。文学的活力与全民族的精神有着一定的互为因果的关系。文学一旦失去其深广的源泉，一般民众就失去了他们精神的寄托之所，也就失去了生命力宣泄的尾间以及艺术本能发达的机会，这种损失对于一个民族是精神的衰落，对于一个民族的文学是由窄狭化而僵硬化。”由此，我们就能比较容易地理解京派对文学的政治功利性、党派性、商业性的多面拒斥了。京派的理想是建造一座文学的“希腊小庙”，在这座神庙里供奉“人性”。出于对“人性”的虔诚以及对人性善恶强弱与中华民族未来关联的思考，京派不断地反省“这个民族过去伟大处与现在堕落处”，持久地讨论“民族品德的消失与重造”，表现出在淡化文学阶级性的同时，反而加强了对民族性格和心理探求的深度，是对“五四”时期“国民性改造”主题的重新审视。京派和“五四”启蒙主义者都将塑造民族精神和国民人格的使命寄托于文学，这是重个人、重个性、重精神的“五四”启蒙运动另一个逻辑结果。这即为京派与“五四”的对接。所以，我们宁愿把在“五四”落潮后登上文坛的京派作为“五四之跋”。
京派的立场与“五四”的启蒙主义者又有着不同的表现方式。“五四”时的启蒙者重在反传统文化，因而对中国原有历史文明积淀更大程度上选择了离析和破坏；京派文人对“五四”传统进行了深刻反思，进而批判性的继承和发展。个性主义和社会救亡是“五四”启蒙思潮中的两条脉络，在“五四”落潮时，京派试图调和这两条平行乃至悖论的思想，企图造就一种与时代精神异趣的健全而有效的路径。京派也意在“文学的启蒙”，当然此“启蒙”非彼“启蒙”。他们宣扬文学艺术的独立价值，张扬作家或者批评家的主体个性和生命体验，倾向于文化的综合和重构，旨于“重新发现”和“重造人生”而不在“破坏”，因而京派的“为人生”也极具现代性。我们来看看刘西渭如何评价林徽因的《九十九度中》，他 说：“在我们过去短篇小说的制作中，尽有气质更伟大的，材料更事实的，然而却只有这样一篇，最富有现代性；唯其这里包含着一种独特的看法，把人生看作一根合抱不来的木料，《九十九度中》正是一个人生横切面。……不替作着宣传，却表示出她人类的同情。”但京派从来不将“人生”与“艺术”一分为二，它倡导“人生艺术化”，不但要从人生中创造艺术，还要从艺术中发现人生的真意。这种对艺术的、审美的体验方式的追求，形成了京派独特而又带有普遍性的文化感觉——人类在奔向高度现代化、高度物质化的历史过程中，不应放弃自己对弱者的悲悯心和对他们在艰苦人生中那份平和静守的敬重，这些旺盛的生命力是一个民族真正的力量，我们应该以审美的也是理性的眼光来看取我们民族的来路和去处。
其实，今天重读鲁迅和沈从文后会发现，如果说早年“战士”的鲁迅代表了“五四”知识分子反传统文化的强烈意愿和动作欲念，那么《朝花夕拾》和《彷徨》期的鲁迅则给我们提供了另一种解读向度，论证应该从鲁迅对革命的未来指归的怀疑开始。如果说早年留学日本的鲁迅曾经是进化论的信徒，这有他发表在《河南》杂志上的《人之历史》等佐证，那么1909年回到中国“庸众”中的鲁迅即便教过科学主义的课，在他个人独异的深心就开始产生峻急的孤独意识。鲁迅不得不选择与时俱进、贴近时代脚步的生存和创作方式，而依然掩盖不了的是他对社会未来的不自信，《狂人日记》等是在钱玄同的“催债”下写成的，他表面的轰轰烈烈在某种程度上只是因为他是一个人道主义者、人本主义者；他小说中阴郁的知识者和在《野草》中对心灵世界的描摹，以及《两地书》中内心悲观颓废的袒露，证明了他是一个个人主义者。有评论者根据他小说中“救救孩子”、“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及夏瑜坟头的花环论证鲁迅相信革命的未来，这种论证对于被“意识形态化”的鲁迅是一个帮忙。而如果把上边的三个论据好好放在文本中读一读，就发现“救救孩子”的呐喊已被《狂人日记》序言中“狂人如今病愈，已去外地候补”的补白否定了；“人间路”的述说从上文走来是多么自欺欺人；夏瑜坟头的花环也因母亲的“迷信”解读否定了希望中的同路人。鲁迅看透了努力的白搭，“绝望之于虚妄，正如希望一样”。由此可见，掩藏在热情好辩的表面、改造国民性的文本之后的鲁迅，内心极其悲观。若说《呐喊》的鲁迅还有一点强自振作，《彷徨》期鲁迅已转入对未来的质疑，启蒙者的他内心充满孤独悲怆。而反过来说，他的孤独悲怆也正证明了他内心怀抱着对启蒙主义必然受挫的清醒和无限惋惜——“难见真的人”!中国启蒙的道路是何等步履维艰!
和鲁迅小说一样，沈从文小说的叙事动力也常常来自悲剧，但不同于鲁迅在《狂人日记》中对“真的人”的期许思路，后来者的沈从文面对都市作着另一种哲学思考，他注重的是向后的对于人文精神的寻找。沈从文对于人文精神的寻找是否就是他的自信?从他《长河》和《边城》的悲剧叙事来看，他诗情涌动的深心也是一个悲观主义者。这些悲剧可能缘于天道宿命，也可能缘于外界的力量，或汉文化对少数民族文化的浸淫，或来自西方文明的渗透。这说明他对这个地区部族能否保持自己原初古朴的怀疑。朱光潜说过：“《边城》表现出受过长期压迫而又富于幻想和敏感的少数民族在心坎里的那一股沉忧隐痛，翠翠似乎显示从文自己这方匾的性格。他是一位好社交的热情人，可是在深心里却是一个孤独者。”
为什么不同的寻找路径走向共同的悲剧结构?这里涉及了谈鲁迅和沈从文一个绕不开的问题：“国民性”问题。我们都知道鲁迅着重于对国民性“丑”的揭示，从而提出“改造国民性”，实现开启民智的文化理想；沈从文通过对湘西“美”的追述，表达他对“民族精神再造”的期许。他们通过对民间不同的“国民性”的开掘走向了共同的悲剧叙事，叙事的基础在于他们理想民间的共同性和对其尚难以实现的虚妄本质的了解。那么，沈从文的“国民性”的理想之处在于哪些方面?同时，鲁迅究竟要造就出怎样的“理想国民”?
审美现代性自身具有很深的复杂性和暧昧性，沈从文的小说便使对现代性物质与精神的对立的思考达到高潮。沈从文以一个现代都市商业文化批判者的眼光、价值观念，以富有传奇性的选材，描摹“湘西”乡村部落的率真、放达、洒脱、仁厚，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于人性的人生形式，表达了他的社会文化立场——即痛感于被现代文明所携带的观念及物质对宁静温和的乡土世界的冲击，又反抗传统礼教观念的束缚，通过对原始生命力的呼唤，张扬一种健全的对国家、民族和个人都更为合理的生存环境和存在方式，从而实现民族精神的再造。很明显，沈从文是向后的对于人类文明传统中高贵精神的寻找，他的“湘西”是他的精神还乡地。人文的“湘西”并不存在，它的美好和安宁只是在意义上与沈从文的心灵达成共谋的结果，他的“民族灵魂的重塑”对于现代性的质疑也是作家个人心灵与时代话语共谋的另一维度。如同沈从文宣称他是“乡下人”而并不会真的回到乡下一样，他在用文学完成他的心灵自救的同时，文学也代表了一种文人与历史、与社会互动的存在姿态。夏志清认为：“沈从文并没有提出任何超自然的新秩序；他只肯定了神话的想象力之重要性，认为这是使我们在现代的社会中，唯一能够保全生命完整的力量。……除非我们保持着对人生的虔诚态度和信念，否则中国人——或推而广之，全人类——都会逐渐变得野蛮起来。”
京派小说所诉求的是民间的“自在生存”状态，在这一点上，可能来自民众底层的沈从文很了解中国老百姓的生活观。而这种“自在生存”在鲁迅那里是不是“国民性”中最低劣的历史“惰性”，是需要“改造”的主体?答案并不那么简单。如果我们能对“呐喊”的鲁迅和“彷徨”的鲁迅之异同做番认真解读，就会发现鲁迅“铁屋”的隐喻表明他完全认识到了“铁屋”中的民众中有愚昧的庸众，也有自在状态下保持原始古朴和生命活力的另一个“民间”——当然，那只是昙花一现的一个影像。
对于一生中都是一个“独异个人”，在作品中永远与“庸众”对立、与政治功利者对立的鲁迅，如果我们要打破沙锅探询他对于“国民性”中恶的、丑的一面的无情剖析究竟是要建立怎样的“国民性”，那么鲁迅似乎给过我们答案，故乡中少年闰土在海边月下扎獾的镜头像一幅经典画面，呈露出作者内心真实的国民品格的期许：自然、纯真、勇敢、和谐、不卑不亢。这一“理想民间”的版本简直是鲁迅作品中唯一的“快乐之笔”：只有这样的“国民”才真正是他的希望，也应该是国民性的主体。除此以外，鲁迅的文本中一律有一个个性行动与别人、与社会不协调的人物，他永远固守自己的孤独。“怀疑”使鲁迅成为一个近乎冷酷的现实主义者，也使他的精神世界充满了悖论性：当他站在社会立场时，他总是力主对于未来、对于民众的信赖和希望，他是一个值得一 切后来者的文化精英崇敬的公共知识分子；而退回内心时，他怀疑一切，“常常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那么那个《故乡》潜在的自然、和谐、纯真、勇敢、洒脱、率真、不卑不亢的“少年闰土”的“民间”正有同于沈从文的“民间”之处。
由此可以认为无论鲁迅的“审丑”还是沈从文的“审美”，他们的目的都是民族精神的塑造——即“国民性”问题，尽管他们采取与历史对话的方式和维度不同。“五四”知识者痛感中国面临的生存危机，张扬历史主义，宣告与传统文化决绝的断裂是一条比较现实的途径，但是个性解放的个体性和民族解放所要求的统合性之间的矛盾使这一代知识者既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没落与腐朽，又直接领悟着必然要缺乏系统传统教育的后代无法领悟到的传统文化的内在魅力。当“五四”落潮，鲁迅便开始表现出对传统文化中积极成分的认同，当然这一肯定依然是站在一个知识分子的理性判断之上的，鲁迅从来没有放弃过他的启蒙立场。而沈从文从个人的生存体验出发，“对人类进程提出的哲学解释，触及到历史行进中伦理主义和历史主义的二律背反。即人类社会的历史进步是以伦理的相对退步为代价的，而人类的理性精神又恰恰要求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梯上的伦理主义复归”。
但透过鲁迅和沈从文文本不同的话语网络——鲁迅对人生童年的回忆和沈从文对人类童年的幻想，我们确实看到了他们触及的是同一个缠绕了中国几代知识分子的问题：中国该以怎样的文化姿态走向“现代”?国外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把鲁迅和沈从文并置为中国20世纪最伟大的作家，这种并置的理由是值得好好探索的。不管鲁迅式的向前的探索或者沈从文式的向后的寻找导引出怎样的悲剧结局；不管这种坚持是鲁迅式的“躲进小楼成一统”或是沈从文式的“感到异常孤独，乡下人实在太少了”；也不管这种坚守曾被人为的历史形式主义涂鸦得何等面目不清，在他们孤独的内心均把文学看作一件和人类理想与智慧、人生庄严与良知割不开的事情。世俗机制对文化良知与健全人格的围困是许多历史阶段的共性特征，超越时代的文化名人往往不能见容于他所处的具体时代，总是以极度的虔诚、极度的疲累来企图抓住那些碾在历史车轮下的“人”尊严，这种努力常常带着乌托邦的意味，但在时代的插科打诨以后，最有资格站出来说话的毕竟是这些有大境界、关注民族甚或人类精神终极问题的大作家。
在与商业化的海派、政治化的左翼阵营的对峙中，京派通过对文学政治功利性的批判、对审美现代性的张扬、对自由主义品性的礼赞构筑了自己人文理想的大厦，其创作和理论批评对于“审美人生”和“重造人生”的标榜体现了他们人文思考的深度。怀抱这样的文学理想，京派的作品追求在审美维度和社会维度之间的平衡，这种文学努力既是悲壮的又是伟大的。倡导人性的高贵是人文精神真正的本质，代表了自由知识分子的人文立场，是他们为思想担承的工具，文学不应该为任何外在力量所把握。但是京派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群体，这种人文立场在“诞生”之后，即遭遇了商业文化和政治规范这些对手。苏汶在《文人在上海》中的议论暗含了对京派文人自足于自我的小范围、跟不上时代的发展和挑战、忽略现代化的必然冲击的批评：“也许有人以为所谓‘上海气’也者，仅仅是‘都市气’的别称，那么我相信，机械时代迅速的传布，是不久就会把这种气息带到最讨厌它的人们所拘留的地方者的，正像海派平剧直接或间接影响着正统的平剧一样。”这确实是批判，但透过歧见纷呈的外在言路，我们似乎看到了苏汶和沈从文在某些基本问题上的相同或相通处：例如在关于“现代化”之来势的认识上有内在一致性，只不过前者认定了它的不可抗拒而采取迎合的态度，认为一个“现代”作家应该放弃担承伦理道德代言人的“虚妄”，他的职责就是表现社会、人生和自我的真实和真相；后者以一种“浪漫派”的未来想象企图在泥沙俱下的历史大潮中挽回一些或者拯救一些即将失落的人文理想，“用一支笔来好好地保留最后一个浪漫派在二十世纪生命予取的形式，也结束了这个时代情感发炎的症候”。这一人文精神的本质其实也正是现代文化的命意所在。战争的突然发生过快地改变了中国文化发展的进程，抗日战争期间，京派尚能在当局的统治缝隙中寻找存在的历史依据，那么在国共两党对决时，“自由主义者们便被历史剥夺了存在的空间”。
作为中国乡土小说一个重要支脉的京派在现代科学理性导引下，对现代人性的缺失和异化进行了严肃的省察。它的文化想象方式无疑为1930年代文学史的叙述提供了另一种可能的方式。当我们在21世纪乡土小说的转型研究中重新遭遇京派的文化立场和自由意识时，我们不得不承认要保持人们生存或曰历史行进的健全发展，人类就须找回在历史前行中失落的某些人文主义精神以作当代的强调。这正是京派文学价值观的意义所在。不过在肯定人类必须、必然发展的文化本性上，我们不得不承认京派想象的社会图式和民族精神带着不轻的乌托邦色彩，作家的审美意识有着突出的人文理想梦境，在农耕文明下的乡土中国显示了不合时宜的奢侈，甚或矫饰。这既是京派的魅力，亦是京派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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