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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由于粮食供应短缺和粮价飞涨，一些非洲国家和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海地等国家爆发了骚乱，共有37个国家面临粮食安全危机，美国也出现了抢购粮食的风波。目前世界粮食储备已降至30年来的最低点，只够维持53天，远远低于去年年初的169天的水平。联合国和世界银行都發出严重警告，《谁来养活中国》的作者布朗先生近期也发出强烈呼吁:必须用非常手段应对全球粮食危机。
这次粮食危机和以往不一样，是有大背景的。但如果仅仅只从粮食价格长期高位运行的角度去思考问题，高企的粮价也许会给中国粮食生产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会。
以稻谷价格为例。现在国际稻谷的价格大约合人民币5元/公斤，假如生产资料价格保持不变，只要国内稻谷保护价提高到3～4元/公斤，我国中部地区单季稻的亩纯收入就可以达到1500元以上，双季稻的亩纯收入将超过3000元以上。这可以使我国中东部和南部地区的水稻播种面积(主要是提高复种指数)扩大70%以上，稻谷的产量可增加60%以上。同样的道理，全国各地的其他粮食品种的生产面积也会大幅增加，产量也会同步增长；此外，粮食种植比较效益的提高，各种利于扩大种植面积和单位面积产量的物质装备、利于提高地位面积产量的技术和品种，都可以用于农业了，至少会增加20%以上的粮食产量;此外，农村劳动力会有所回流，农民新修水利、培育地力、改造低产田和荒地的积极性也会调动起来，18亿亩红线至少可以抬高到20亿亩。
我国现在的粮食产量是5亿吨，增产30%就可以达到6.5亿吨。按照近30年的经验来看，种粮比较效益提高10%，粮食可增产3%，只要粮食价格提高一倍，我国粮食产量在短期(3～5年)内冲击6.5亿吨大关是完全可能的。若如此，每年可以出口1.5亿吨粮食，将成为世界第一粮食出口国，其意义非常重大：
对外可以主导世界粮食贸易某些品种的价格；对内为中国农民带来巨大利益，有利实现全面小康。如果市场原粮价格达到3～4元/公斤，我国农民的人均纯收入可以增加1500元以上。人均1500元的巨大增量，比上世纪80年代的承包制创造的增量大4倍，这无疑会推动农村新一轮经济大发展和需求升级，不仅为再翻两番奠定基础，更重要的是有利于我国由外需拉动型经济转向内需拉动型经济，让经济发展的目的回归“满足本国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的本位。
可以争取更有利的国际环境。当世界粮食稀缺时，有利我国加强同缺粮国家的战略伙伴关系；当世界粮食过剩时，有利我国同能源富裕国家建立更加牢固和平等的战略伙伴关系。总之，充足的粮食，有利我国争取更有利的国际环境，并巩固国际地位。
可以增加我国在“粮食—石油—生物能源—美元”一体化框架下的贸易砝码，保护中国经济主权和经济发展成果。如果美元疲软，粮食和石油价格走高，中国可以多出口粮食获得利益，弥补石油涨价和外汇储备损失；如果美元升值，粮食和石油价格走低，中国可以用外汇储备增值和石油降价收益弥补粮食降价损失。
可以适当发展生物能源产业，增强中国在生物能源领域的参与权和话语权，对中国长期能源战略有利。
为此，我建议：
迅速提高粮食保护价。今年已经出台的保护价仅比去年高9%，在生产资料价格上涨30%以上的情况下，这个保护价显然不能调动农民粮食生产积极性，今年上半年的粮食播种面积肯定比去年萎缩。必须迅速提高保护价，扭转农民撂荒或降低复种指数的局面。建议粮食保护价比去年上涨100%，平均收购价格不低于3元/公斤。与此同时，遵循经济规律，逐步提高国内市场粮价，达到与新保护价相当的价格水平。这样既可以刺激粮食生产，也可以减缓边境粮食走私压力，还可以防止国内出现地方保护主义。有一点要特别说明：国内粮食价格上涨后，必然增加国内低收入人群的生活困难，政府应该实施针对低收入人群的食品补贴。
控制和降低粮食生产成本。国家要采取金融、财政、税收等综合性措施，控制和稳定生产资料价格，严厉打击生产资料垄断性涨价。同时，加大对粮食生产和收购仓储的金融支农力度。
加大财政对农业基础设施和服务体系支持的力度。虽然最近几年国家对三农投入的幅度有所加强，但还没有赶上我国财政收入增长的幅度。加上三农投入的基数低，按照比例增加对三农投入，是不够的。应该有超常规的做法，我认为至少要在今年5600亿的水平上，明年增加到10000亿以上，此后再以10000亿为基数和财政收入同比例增长。财政对三农支出的增长，要特别注重对商品粮基地建设的倾斜。
推广“粮食银行”模式，增加粮农收益。“粮食银行”是大午集团创办的一种模式。大午集团周边的农民，在粮食收获以后，可以将粮食存入大午集团的“粮食银行”，当粮食价格下降到存入时的价格以下时，大午集团按照粮食存入时的价格和农民结算，并支付利息；如果粮食价格一路上涨，大午集团按照当时市价结算，并支付利息。农民还可以用粮食在大午集团换饲料、肥料和食品，享受出厂价待遇。大午集团“粮食银行”模式，不仅国有粮食企业应该学习，政府还要大力扶持农民合作互助组织学习。大午集团的“粮食银行”模式对保护粮农利益和可持续生产积极性，作用非常明显。
完善土地和土地金融制度，调动农民保护土地和造地积极性。一方面，政府要放弃土地市场的垄断权，准许农民造地和村庄整合节约的土地直接进入土地市场；废除现在的征地制度，准许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农转非”(政府无偿获得50%，用于公益事业)、并保持土地所有者身份，商业用地不再由政府垄断供应，让农民获得土地“财产性收益”。另一方面，政府要建立土地银行，准许农民集体用土地所有权在土地银行抵押贷款，农民集体和合作组织以所有权抵押获得的贷款作为本金，建立土地信用合作社，准许农民家庭用土地承包权在土地信用合作社抵押贷款。这样可以一举多得，既可以增加土地经济，增加粮食产量和农民收入;又可以解决制约农村发展的资金瓶颈，促进农村经济全面发展;还可以增强农民的组织功能，保护农民权益。
建立以中、日、东盟和东北亚“粮食---能源”货币贸易区。在没有亚元以前，以粮食和石油货币作为贸易尺度和结算工具，放弃用美元结算。
(摘自《学习时报》2008年6月23日)
这次粮食危机和以往不一样，是有大背景的。但如果仅仅只从粮食价格长期高位运行的角度去思考问题，高企的粮价也许会给中国粮食生产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会。
以稻谷价格为例。现在国际稻谷的价格大约合人民币5元/公斤，假如生产资料价格保持不变，只要国内稻谷保护价提高到3～4元/公斤，我国中部地区单季稻的亩纯收入就可以达到1500元以上，双季稻的亩纯收入将超过3000元以上。这可以使我国中东部和南部地区的水稻播种面积(主要是提高复种指数)扩大70%以上，稻谷的产量可增加60%以上。同样的道理，全国各地的其他粮食品种的生产面积也会大幅增加，产量也会同步增长；此外，粮食种植比较效益的提高，各种利于扩大种植面积和单位面积产量的物质装备、利于提高地位面积产量的技术和品种，都可以用于农业了，至少会增加20%以上的粮食产量;此外，农村劳动力会有所回流，农民新修水利、培育地力、改造低产田和荒地的积极性也会调动起来，18亿亩红线至少可以抬高到20亿亩。
我国现在的粮食产量是5亿吨，增产30%就可以达到6.5亿吨。按照近30年的经验来看，种粮比较效益提高10%，粮食可增产3%，只要粮食价格提高一倍，我国粮食产量在短期(3～5年)内冲击6.5亿吨大关是完全可能的。若如此，每年可以出口1.5亿吨粮食，将成为世界第一粮食出口国，其意义非常重大：
对外可以主导世界粮食贸易某些品种的价格；对内为中国农民带来巨大利益，有利实现全面小康。如果市场原粮价格达到3～4元/公斤，我国农民的人均纯收入可以增加1500元以上。人均1500元的巨大增量，比上世纪80年代的承包制创造的增量大4倍，这无疑会推动农村新一轮经济大发展和需求升级，不仅为再翻两番奠定基础，更重要的是有利于我国由外需拉动型经济转向内需拉动型经济，让经济发展的目的回归“满足本国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的本位。
可以争取更有利的国际环境。当世界粮食稀缺时，有利我国加强同缺粮国家的战略伙伴关系；当世界粮食过剩时，有利我国同能源富裕国家建立更加牢固和平等的战略伙伴关系。总之，充足的粮食，有利我国争取更有利的国际环境，并巩固国际地位。
可以增加我国在“粮食—石油—生物能源—美元”一体化框架下的贸易砝码，保护中国经济主权和经济发展成果。如果美元疲软，粮食和石油价格走高，中国可以多出口粮食获得利益，弥补石油涨价和外汇储备损失；如果美元升值，粮食和石油价格走低，中国可以用外汇储备增值和石油降价收益弥补粮食降价损失。
可以适当发展生物能源产业，增强中国在生物能源领域的参与权和话语权，对中国长期能源战略有利。
为此，我建议：
迅速提高粮食保护价。今年已经出台的保护价仅比去年高9%，在生产资料价格上涨30%以上的情况下，这个保护价显然不能调动农民粮食生产积极性，今年上半年的粮食播种面积肯定比去年萎缩。必须迅速提高保护价，扭转农民撂荒或降低复种指数的局面。建议粮食保护价比去年上涨100%，平均收购价格不低于3元/公斤。与此同时，遵循经济规律，逐步提高国内市场粮价，达到与新保护价相当的价格水平。这样既可以刺激粮食生产，也可以减缓边境粮食走私压力，还可以防止国内出现地方保护主义。有一点要特别说明：国内粮食价格上涨后，必然增加国内低收入人群的生活困难，政府应该实施针对低收入人群的食品补贴。
控制和降低粮食生产成本。国家要采取金融、财政、税收等综合性措施，控制和稳定生产资料价格，严厉打击生产资料垄断性涨价。同时，加大对粮食生产和收购仓储的金融支农力度。
加大财政对农业基础设施和服务体系支持的力度。虽然最近几年国家对三农投入的幅度有所加强，但还没有赶上我国财政收入增长的幅度。加上三农投入的基数低，按照比例增加对三农投入，是不够的。应该有超常规的做法，我认为至少要在今年5600亿的水平上，明年增加到10000亿以上，此后再以10000亿为基数和财政收入同比例增长。财政对三农支出的增长，要特别注重对商品粮基地建设的倾斜。
推广“粮食银行”模式，增加粮农收益。“粮食银行”是大午集团创办的一种模式。大午集团周边的农民，在粮食收获以后，可以将粮食存入大午集团的“粮食银行”，当粮食价格下降到存入时的价格以下时，大午集团按照粮食存入时的价格和农民结算，并支付利息；如果粮食价格一路上涨，大午集团按照当时市价结算，并支付利息。农民还可以用粮食在大午集团换饲料、肥料和食品，享受出厂价待遇。大午集团“粮食银行”模式，不仅国有粮食企业应该学习，政府还要大力扶持农民合作互助组织学习。大午集团的“粮食银行”模式对保护粮农利益和可持续生产积极性，作用非常明显。
完善土地和土地金融制度，调动农民保护土地和造地积极性。一方面，政府要放弃土地市场的垄断权，准许农民造地和村庄整合节约的土地直接进入土地市场；废除现在的征地制度，准许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农转非”(政府无偿获得50%，用于公益事业)、并保持土地所有者身份，商业用地不再由政府垄断供应，让农民获得土地“财产性收益”。另一方面，政府要建立土地银行，准许农民集体用土地所有权在土地银行抵押贷款，农民集体和合作组织以所有权抵押获得的贷款作为本金，建立土地信用合作社，准许农民家庭用土地承包权在土地信用合作社抵押贷款。这样可以一举多得，既可以增加土地经济，增加粮食产量和农民收入;又可以解决制约农村发展的资金瓶颈，促进农村经济全面发展;还可以增强农民的组织功能，保护农民权益。
建立以中、日、东盟和东北亚“粮食---能源”货币贸易区。在没有亚元以前，以粮食和石油货币作为贸易尺度和结算工具，放弃用美元结算。
(摘自《学习时报》2008年6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