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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已经过去了70多个年头，这一历史壮举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纪元，当我们讴歌红军长征在中共生死存亡关键时刻发挥的巨大作用时，我们不能忘记他们——推动这一历史决策制定的幕后英雄们。下面，笔者就将向您讲述一段他们与红军长征背后的故事。
1934年9月下旬，蒋介石精心策划的军事会议在庐山秘密召开了。这是一次部署第5次围剿重大军事行动的重要会议。会议在蒋介石首席军事顾问、德国人赛克特的策划下，制定了一个名曰“铁桶计划”的战略方案。“铁桶计划”的文件差不多有一公斤重，每份地图、表格的封面上，都印有蓝色的“绝密”两字。领取这些文件的每个官员都按收件人编号，签字领取，手续十分严格。这一旨在使红军陷于绝境的罪恶计划，刚一出笼即被莫雄、项与年、卢志英等共产党人挫败于摇篮之中。
“铁桶计划”出炉
1934年10月，庐山牯岭呈现一派紧张肃杀气氛。蒋介石亲莅于此召开重要军事会议，与江西、湖北、湖南、河南、山东五省主席和各部队司令、军、师长、高级参谋等密谋“剿共方略”。会议是在警戒森严和高度保密的情形下进行的，整整用了一周时间，旨在部署实施一个企图将红军及其所控制的区域整体吞噬的宏大战术计划——“铁桶计划”，以期一举扭转声势浩大的四次围剿连遭失败的颓势。
所谓“铁桶计划”，又称“铁桶合围”，包含国民党军的“剿匪”总动员令、各部队战斗序列、兵力部署、进攻路线、作战图表以及蒋介石的“剿匪守则”等。基本内容就是集中调动使用国民党中央及地方的150万大军，对以瑞金、于都、会昌、兴国为目标的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在同一指定的时间突然加以包围，形成一个以瑞金为中心，半径达300华里的严密包围圈。在包围圈尚未完成之前，派12个师的兵力与红军纠缠以迷惑红军，争取包围部署时间，包围圈一形成，这12个师随即撤离。同时立即断绝一切交通，禁止任何人出入，以封闭苏区的消息，断绝红军的一切物资来源。然后各部队依照命令每日推进1．7华里左右，逐步缩小包围圈。每推进1华里，布上一重铁丝网，每推进10华里就构筑一道碉堡线，碉堡火力的设置能构成极为密集的交叉封锁网。按照计划每月向纵深地带推进50华里，六个月进逼红都瑞金，届时瑞金四周将有300重铁丝网、30重碉堡线以及难以计数的障碍物。为防红军突破围攻，又规定每重铁丝网之间的防守要绝对保证，设立大量碉堡群、地雷阵。如遇突然情况，则立即用大量美国军用卡车调运部队。该计划十分缜密细致，对某个部队或单位何时必须到达某个位置，铁丝网何处预留缺口，何地装以鹿砦、拒马，何处建弹药库存、粮秣、医院、绑带所、有线电话网及中继站等，都逐一作了详细的规定。
“铁桶计划”的出笼并非偶然，蒋介石亲自组织和指挥的对中央苏区的“围剿”行动，在“朱毛”红军面前一次次接连失败，当时正在进行的第四次“围剿”，原计划三个月却已打了一年，虽然红军根据地越打越小，但国民党方面也付出了很大代价，百万大军被陷于赣东闽西山区动弹不得，蒋介石急欲速战速决摆脱尴尬局面。恰在此时德国军事顾问塞克特献上了精心策划的“铁桶合围”战术计划，针对缺乏攻坚能力的红军，以坚不可摧的碉堡封住红色区域，依靠兵力优势迫使红军以决战方式抵抗，从而步步为营、稳扎稳打，最后达到一举消灭的目的。对于这样一个就政治着眼当属阴险毒辣、而从纯军事角度堪称严密周到的战术，蒋介石如获至宝大喜过望，认为是力克红军这一“对头”的高招，立即厉兵秣马付诸实施，在庐山牯岭会议之前就开始了这次军事行动的准备，运置大量铁丝，改善部队装备，增配1000辆美制军用新卡车，待会议正式下达计划即全面推进，以达到最后全部消灭红军的目的。
为确保“铁桶计划”成功，蒋介石煞费苦心，不仅在计划上作了周密布署，在会议结束时又亲致闭幕词，给与会者打气说：“现在剿共大业已握胜券，望各方面负责人积极执行会议决策，毕其功于一役！”在场的200多反共军事头目个个气势汹汹摩拳擦掌，纷纷发誓要在这次“铁桶合围”中剿绝共军。但蒋介石万万想不到的是：会议结束的当天晚上，“铁桶计划”的全部绝密材料就落到了共产党人手里，并很快送到了中央苏区。
莫雄冒险提供情报
这一彻底摧毁红军的“铁桶合围”计划及实施，在蒋介石看来可谓“天衣无缝”，绝没有想到它刚一出笼就会被自己对手共产党所洞悉，而和盘托出其中全部秘密的，正是本不够参加这个军事会议的级别、但却被他点名特邀出席的时任庐山脚下德安专区保安司令莫雄。
堪称传奇式人物的莫雄，16岁就追随孙中山成为同盟会员，参与推翻清朝建立民国，在北伐东征中骁勇善战屡建奇功，在国民党中有“莫大哥”之称。他与蒋介石相识亦早，同在许崇智部下共事多年，曾结下生死之交。但在孙中山逝世、 廖仲恺被害后，蒋介石趁机夺得粤军兵权，莫雄统领的第十一师也被蒋以“反革命军队”之罪就地缴械遣散，他对蒋排斥异己的行为十分不满，之后曾两次参加张发奎反蒋的行动，但均未能成事，于1930年来到上海找到国民党财政部长宋子文，弄到一个挂名领干薪的财政部视察职务。就在上海期间，莫雄巧遇曾在其粤军第十一师任师政治部主任的刘哑佛，故人重逢分外高兴。此时刘已是中共特科人员，莫雄这样性格豪爽、乐于助人，有强烈正义感，在国民党军政界上层人物中又有不少老关系的人，正是特科在寻找的工作对象。在刘哑佛的介绍下，项与年、严希纯等人先后与他建立联系，在相互来往中宣传介绍革命道理，使莫雄思想倾向发生很大变化，主动提出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上海地下党领导李克农答复说：“莫先生是革命的老前辈，孙中山的忠实信徒，请求加入共产党我们是欢迎的，但组织上认为莫先生在国民党中资历老、社交广，为方便工作起见，以暂不参加共产党为宜。”“今后凡对党有利的事，望能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给予帮助，能做到这样，我们就满意了。”就这样莫雄以特殊的身份在国民党中留了下来，一直在暗中冒险帮助共产党、帮助革命。
1933年10月，莫雄因国民党南昌行营秘书长杨永泰的推荐，被蒋介石任命为江本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并让他自组人马。江本四区专署下辖德安、九江、星子、瑞昌、彭泽、湖口等7个县，按蒋介石的说法是红军活动“最猖獗”的地方，江西省主席熊式辉特拨2个省保安团归莫雄指挥剿共。为了迷惑敌人，刘哑佛等地下党员精心策划运作，使莫雄的部队煞有介事地与红军打几仗，然后制造红军大溃败的假象，实际在“剿共”中巧妙将大量弹药物资送给红军，让该区的红军潜伏下来分散休整或向别的专区出击，苏维埃政权全部安全地转入到地下。这样既不真正打红军，又能取得上头的信任，不到六个月就出现所谓“共匪”在德安专区“绝迹”、苏维埃政权被“消灭”的局面，熊式辉特授予莫雄所辖第四专区为“剿共得力，全省第一”的“模范区”作为嘉奖，蒋介石也亲自传令给予“考成第一”通报表扬，这也是莫雄被蒋介石点名破格出席庐山牯岭绝密军事会议的缘由。
杀气腾腾的会议一散，莫雄立即心事重重地赶回德安。这位同情革命的“国军司令”深知，若把绝密“铁桶合围”计划泄露出去，自己将必死无疑，但如果不告诉刘哑佛等人，又对不起共产党朋友，到时将是一片刀山火海，几十万生灵惨遭涂炭！在这关键时刻，莫雄毅然冒着粉身碎骨的危险，果断作出实情相告的抉择。他一返回保安司令部，顾不上征尘满面，马上召来刘哑佛、卢志英、项与年，屏退卫兵关上房门，和盘道出蒋介石下达“铁桶合围”计划之事。刘哑佛等三人立即交换了眼色，表面镇定实则紧张地问道：“大哥，你想怎么办？”莫雄沉重而坚决地递上从庐山牯岭带下来的那一大包绝密文件，语气急切地吩咐：“还怎么办？这样危急，你们马上拿去送上党中央。”三名共产党人一齐站了起来，几乎是同声动情地说：“我们代表党感谢您！”
项与年智送情报
项与年原名项廷椿，后化名梁明德，连城县朋口乡人。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出生于朋口乡文地村农民家庭。他聪明能干，机警灵活。家贫，幼年未进学校，乃刻苦自学。民国7年（1918），离家赴南京看望在法院任法官的胞兄项廷爵时，接触到革命的新思潮，而项与年当时正是血气方刚的青年，一种要求改变社会的责任感促使他毅然参加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活动。
民国14年，项与年在浙江石甲小学加入中国共产党。后由组织派往荷属东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地，担任党的支部书记，发展党员，建立组织，进行秘密革命活动。民国16年回国，以南京华侨事务委员会科长的公开身份为掩护，在上海勃生路（今长寿路）创办复炎小学，自任校长，而实际是在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工作。后党中央机关从沪迁往江西革命根据地，项与年继续留沪从事地下活动，担任上海与苏区的秘密情报联络工作。在沪期间，和群治大学读书的同学张雪澄等过从颇密。民国21年，离沪转外地，便将在上海强恕园艺学校读书的儿子项德崇（项南）委托给在沪中华职教社工作的张雪澄代为照料，而自己接受组织安排，改名梁明德几经辗转，打入江西省第四保安司令部任机要秘书。在完成交送“铁桶计划”任务后，项与年随军长征，中途党组织又派其前往香港，开展秘密联络活动，后来回到上海从事情报工作。在长期艰苦的秘密革命活动中，他机智勇敢地完成了党组织交办的各项复杂任务，因此，还曾获上海党组织的“反敌特斗争胜利”奖。完成交送“铁桶计划”的任务尤其印证了他工作的果敢和对党的忠诚，也是对党的不朽贡献。
项与年接过莫雄递来的一沓文件，只看几眼，马上感到其中的分量，立即与地下党员刘哑佛、卢志英商量。商量结果是：由于情报太重要了，不能有一点闪失，决定由项与年亲自将情报送出去。当晚，项与年挑灯夜战，用特殊药水将各份情报上的要点，一一密写在新买的4本学生字典上，重要的军事标图则描到薄纱纸上。他选择了一条由德安抵达瑞金的最佳路线，即从南昌乘车到吉安，进入泰和，从山区插入兴国县境，再横插于都，然后直到瑞金。
项与年风餐露宿好不容易通过了泰和的老营盘山区。当他进入兴国县境临近茶园村的地方，发现国民党军队在这里封锁得很严，隔几里就有哨卡，路上缠起了一道道长长的铁丝网，各个村头都筑起了高大坚固的碉堡，上面还有人放哨。一般青壮年根本不可能从这儿通过。项与年回到山林中，用石块一连敲下了自己4颗门牙。很快，他的两腮肿胀起来，面部变得可怕吓人。次日他下了山，身上的衣衫早被树枝荆棘挂扯得破烂不堪，完全成了一个蓬头垢面、让人厌恶的乞丐。他把4本密写字典的封皮撕去，藏在污秽不堪的讨米袋里，赤着一双脚，无精打采地朝前走。就这样，项与年混过了沿途敌军的层层哨卡，于10月7日下午到达瑞金城，在沙洲坝找到了临时中央机关驻地，把4本密写字典交到了周恩来的手上。
周恩来听了项与年的讲述，望着他肿胀的脸，深受感动。他一方面嘱咐人好好照顾项与年，另一方面指示红军总参谋部作战处组织人连夜复原字典上的图表文字。
卢志英忍痛弃子
1932年冬，卢志英化名卢宗江，由北平赴南京任中共市委书记，为争取国民党中央委员王昆仑等一批要人加入中国共产党而走漏风声，被捕入狱。因他未暴露真实身份，后经党组织营救获释。1934年，卢志英夫妇又受党组织派遣，分别化名打入了国民党赣北区专员兼保安司令莫雄的司令部。
莫雄虽一介武夫，却倾向进步，同情革命，又与卢志英同为山东老乡，不久便任命卢志英为上校主任参谋。卢志英趁机将6名同志分别安插进敌人的特务机关和机要部门。1948年秋，将傅作义的五十四军偷袭中共中央驻地西柏坡的密电透露出去的那位国民党国防部机要参谋，就是卢志英当时安排的6名同志之一。
卢志英搞到“铁桶计划”后，党组织担心他再生意外，便派出4位侦察员接卢志英和夫人、孩子返回中央苏区。
可就在卢志英一家于临川南郊与接应的同志会合不久，莫雄的“除奸队”队长张大炮率一支马队追来了。这张大炮跟卢志英素来有怨，今日发觉卢志英朝“红区”奔去，便擅自带人追赶。卢志英一看追来的是张大炮，本想不予置理，但看了看4位同志和一箱机要文件，于是，他一挥手，让大家隐蔽在路边的山林里。
未料，追兵过去不远，卢志英夫人张育民怀中的婴儿“哇哇”啼哭起来，狡猾的张大炮急令部下停止前进，然后调过马头，气势汹汹搜寻而来。在这千钧一发的当口，卢志英二话没说，一把夺过哭声不断的婴儿，沿着山沟朝远处跑去，在一道山梁上，他狠了狠心，将亲生的儿子挂在一棵酸枣树上。婴儿的哭声，吸引了敌人掩护了战友。
当张大炮循声过去，发现只有一个小孩时，残忍地扣响了扳机……卢志英悄悄折回原处后，大家似乎明白了什么，尤其是作为母亲的张育民，当场晕倒了。而卢志英却强忍着悲痛劝大伙：“同志们别太伤心了，牺牲个孩子挽救了大伙，值得！”事后，到中央军委情报部查询敌情的彭德怀将军听说这件事后，也流下了眼泪。毛泽东称赞：“红军得以生存，卢志英同志功不可没呵！”
红军主力大转移
当时的中央负责人——临时中央“三人团”（李德为军事指挥、博古为政治决策、周恩来负责督促执行军事计划）在传阅了项与年送来的“铁桶计划”之后，不由得暗自大惊，并深感中央根据地已经到了万分危急的地步，若不断然采取措施，再有十天半月，就会完全被敌人围困得难以脱身。10月10日，中央发布了战略转移的行动命令。10月16日，中央主力红军8．6万余人开始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红军由此走上了举世闻名的长征之路。
10月26日，即中央红军主力转移后的第10天，按照“铁桶计划”渐向苏区腹地推进的国民党军队已完全占据了宁都、长汀、会昌等地。7天后，敌军的前锋推进到瑞金城外。到这个时候，敌人才知道红军的主力已转移，即，红军长征17天后，敌人才发觉红军的主力已经转移。
军情报告到正在北平协和医院住院的蒋介石那里，蒋气得七窍冒烟。他精心铸造的“铁桶”最终成了一只裂缝漏水的烂桶。
党和人民没有忘记为中央苏区10万名红军指战员及时脱离险境、提供绝密情报的有功之臣。1956年国庆节前夕，副总参谋长李克农上将派人专程前往福州、广州，将项与年、莫雄接到北京，让他们登上天安门城楼出席国庆典礼。之后，李克农代表中央军委设宴款待莫雄与项与年。叶剑英元帅也设宴招待了他们两人，并热情地赞扬他们的历史功绩。由于绝密情报仅限于临时中央极少数人知道，当年就连毛泽东等领导人也不清楚。毛泽东后来知道此事时，曾称赞莫雄、项与年等人的功绩是巨大的。
1934年9月下旬，蒋介石精心策划的军事会议在庐山秘密召开了。这是一次部署第5次围剿重大军事行动的重要会议。会议在蒋介石首席军事顾问、德国人赛克特的策划下，制定了一个名曰“铁桶计划”的战略方案。“铁桶计划”的文件差不多有一公斤重，每份地图、表格的封面上，都印有蓝色的“绝密”两字。领取这些文件的每个官员都按收件人编号，签字领取，手续十分严格。这一旨在使红军陷于绝境的罪恶计划，刚一出笼即被莫雄、项与年、卢志英等共产党人挫败于摇篮之中。
“铁桶计划”出炉
1934年10月，庐山牯岭呈现一派紧张肃杀气氛。蒋介石亲莅于此召开重要军事会议，与江西、湖北、湖南、河南、山东五省主席和各部队司令、军、师长、高级参谋等密谋“剿共方略”。会议是在警戒森严和高度保密的情形下进行的，整整用了一周时间，旨在部署实施一个企图将红军及其所控制的区域整体吞噬的宏大战术计划——“铁桶计划”，以期一举扭转声势浩大的四次围剿连遭失败的颓势。
所谓“铁桶计划”，又称“铁桶合围”，包含国民党军的“剿匪”总动员令、各部队战斗序列、兵力部署、进攻路线、作战图表以及蒋介石的“剿匪守则”等。基本内容就是集中调动使用国民党中央及地方的150万大军，对以瑞金、于都、会昌、兴国为目标的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在同一指定的时间突然加以包围，形成一个以瑞金为中心，半径达300华里的严密包围圈。在包围圈尚未完成之前，派12个师的兵力与红军纠缠以迷惑红军，争取包围部署时间，包围圈一形成，这12个师随即撤离。同时立即断绝一切交通，禁止任何人出入，以封闭苏区的消息，断绝红军的一切物资来源。然后各部队依照命令每日推进1．7华里左右，逐步缩小包围圈。每推进1华里，布上一重铁丝网，每推进10华里就构筑一道碉堡线，碉堡火力的设置能构成极为密集的交叉封锁网。按照计划每月向纵深地带推进50华里，六个月进逼红都瑞金，届时瑞金四周将有300重铁丝网、30重碉堡线以及难以计数的障碍物。为防红军突破围攻，又规定每重铁丝网之间的防守要绝对保证，设立大量碉堡群、地雷阵。如遇突然情况，则立即用大量美国军用卡车调运部队。该计划十分缜密细致，对某个部队或单位何时必须到达某个位置，铁丝网何处预留缺口，何地装以鹿砦、拒马，何处建弹药库存、粮秣、医院、绑带所、有线电话网及中继站等，都逐一作了详细的规定。
“铁桶计划”的出笼并非偶然，蒋介石亲自组织和指挥的对中央苏区的“围剿”行动，在“朱毛”红军面前一次次接连失败，当时正在进行的第四次“围剿”，原计划三个月却已打了一年，虽然红军根据地越打越小，但国民党方面也付出了很大代价，百万大军被陷于赣东闽西山区动弹不得，蒋介石急欲速战速决摆脱尴尬局面。恰在此时德国军事顾问塞克特献上了精心策划的“铁桶合围”战术计划，针对缺乏攻坚能力的红军，以坚不可摧的碉堡封住红色区域，依靠兵力优势迫使红军以决战方式抵抗，从而步步为营、稳扎稳打，最后达到一举消灭的目的。对于这样一个就政治着眼当属阴险毒辣、而从纯军事角度堪称严密周到的战术，蒋介石如获至宝大喜过望，认为是力克红军这一“对头”的高招，立即厉兵秣马付诸实施，在庐山牯岭会议之前就开始了这次军事行动的准备，运置大量铁丝，改善部队装备，增配1000辆美制军用新卡车，待会议正式下达计划即全面推进，以达到最后全部消灭红军的目的。
为确保“铁桶计划”成功，蒋介石煞费苦心，不仅在计划上作了周密布署，在会议结束时又亲致闭幕词，给与会者打气说：“现在剿共大业已握胜券，望各方面负责人积极执行会议决策，毕其功于一役！”在场的200多反共军事头目个个气势汹汹摩拳擦掌，纷纷发誓要在这次“铁桶合围”中剿绝共军。但蒋介石万万想不到的是：会议结束的当天晚上，“铁桶计划”的全部绝密材料就落到了共产党人手里，并很快送到了中央苏区。
莫雄冒险提供情报
这一彻底摧毁红军的“铁桶合围”计划及实施，在蒋介石看来可谓“天衣无缝”，绝没有想到它刚一出笼就会被自己对手共产党所洞悉，而和盘托出其中全部秘密的，正是本不够参加这个军事会议的级别、但却被他点名特邀出席的时任庐山脚下德安专区保安司令莫雄。
堪称传奇式人物的莫雄，16岁就追随孙中山成为同盟会员，参与推翻清朝建立民国，在北伐东征中骁勇善战屡建奇功，在国民党中有“莫大哥”之称。他与蒋介石相识亦早，同在许崇智部下共事多年，曾结下生死之交。但在孙中山逝世、 廖仲恺被害后，蒋介石趁机夺得粤军兵权，莫雄统领的第十一师也被蒋以“反革命军队”之罪就地缴械遣散，他对蒋排斥异己的行为十分不满，之后曾两次参加张发奎反蒋的行动，但均未能成事，于1930年来到上海找到国民党财政部长宋子文，弄到一个挂名领干薪的财政部视察职务。就在上海期间，莫雄巧遇曾在其粤军第十一师任师政治部主任的刘哑佛，故人重逢分外高兴。此时刘已是中共特科人员，莫雄这样性格豪爽、乐于助人，有强烈正义感，在国民党军政界上层人物中又有不少老关系的人，正是特科在寻找的工作对象。在刘哑佛的介绍下，项与年、严希纯等人先后与他建立联系，在相互来往中宣传介绍革命道理，使莫雄思想倾向发生很大变化，主动提出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上海地下党领导李克农答复说：“莫先生是革命的老前辈，孙中山的忠实信徒，请求加入共产党我们是欢迎的，但组织上认为莫先生在国民党中资历老、社交广，为方便工作起见，以暂不参加共产党为宜。”“今后凡对党有利的事，望能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给予帮助，能做到这样，我们就满意了。”就这样莫雄以特殊的身份在国民党中留了下来，一直在暗中冒险帮助共产党、帮助革命。
1933年10月，莫雄因国民党南昌行营秘书长杨永泰的推荐，被蒋介石任命为江本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并让他自组人马。江本四区专署下辖德安、九江、星子、瑞昌、彭泽、湖口等7个县，按蒋介石的说法是红军活动“最猖獗”的地方，江西省主席熊式辉特拨2个省保安团归莫雄指挥剿共。为了迷惑敌人，刘哑佛等地下党员精心策划运作，使莫雄的部队煞有介事地与红军打几仗，然后制造红军大溃败的假象，实际在“剿共”中巧妙将大量弹药物资送给红军，让该区的红军潜伏下来分散休整或向别的专区出击，苏维埃政权全部安全地转入到地下。这样既不真正打红军，又能取得上头的信任，不到六个月就出现所谓“共匪”在德安专区“绝迹”、苏维埃政权被“消灭”的局面，熊式辉特授予莫雄所辖第四专区为“剿共得力，全省第一”的“模范区”作为嘉奖，蒋介石也亲自传令给予“考成第一”通报表扬，这也是莫雄被蒋介石点名破格出席庐山牯岭绝密军事会议的缘由。
杀气腾腾的会议一散，莫雄立即心事重重地赶回德安。这位同情革命的“国军司令”深知，若把绝密“铁桶合围”计划泄露出去，自己将必死无疑，但如果不告诉刘哑佛等人，又对不起共产党朋友，到时将是一片刀山火海，几十万生灵惨遭涂炭！在这关键时刻，莫雄毅然冒着粉身碎骨的危险，果断作出实情相告的抉择。他一返回保安司令部，顾不上征尘满面，马上召来刘哑佛、卢志英、项与年，屏退卫兵关上房门，和盘道出蒋介石下达“铁桶合围”计划之事。刘哑佛等三人立即交换了眼色，表面镇定实则紧张地问道：“大哥，你想怎么办？”莫雄沉重而坚决地递上从庐山牯岭带下来的那一大包绝密文件，语气急切地吩咐：“还怎么办？这样危急，你们马上拿去送上党中央。”三名共产党人一齐站了起来，几乎是同声动情地说：“我们代表党感谢您！”
项与年智送情报
项与年原名项廷椿，后化名梁明德，连城县朋口乡人。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出生于朋口乡文地村农民家庭。他聪明能干，机警灵活。家贫，幼年未进学校，乃刻苦自学。民国7年（1918），离家赴南京看望在法院任法官的胞兄项廷爵时，接触到革命的新思潮，而项与年当时正是血气方刚的青年，一种要求改变社会的责任感促使他毅然参加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活动。
民国14年，项与年在浙江石甲小学加入中国共产党。后由组织派往荷属东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地，担任党的支部书记，发展党员，建立组织，进行秘密革命活动。民国16年回国，以南京华侨事务委员会科长的公开身份为掩护，在上海勃生路（今长寿路）创办复炎小学，自任校长，而实际是在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工作。后党中央机关从沪迁往江西革命根据地，项与年继续留沪从事地下活动，担任上海与苏区的秘密情报联络工作。在沪期间，和群治大学读书的同学张雪澄等过从颇密。民国21年，离沪转外地，便将在上海强恕园艺学校读书的儿子项德崇（项南）委托给在沪中华职教社工作的张雪澄代为照料，而自己接受组织安排，改名梁明德几经辗转，打入江西省第四保安司令部任机要秘书。在完成交送“铁桶计划”任务后，项与年随军长征，中途党组织又派其前往香港，开展秘密联络活动，后来回到上海从事情报工作。在长期艰苦的秘密革命活动中，他机智勇敢地完成了党组织交办的各项复杂任务，因此，还曾获上海党组织的“反敌特斗争胜利”奖。完成交送“铁桶计划”的任务尤其印证了他工作的果敢和对党的忠诚，也是对党的不朽贡献。
项与年接过莫雄递来的一沓文件，只看几眼，马上感到其中的分量，立即与地下党员刘哑佛、卢志英商量。商量结果是：由于情报太重要了，不能有一点闪失，决定由项与年亲自将情报送出去。当晚，项与年挑灯夜战，用特殊药水将各份情报上的要点，一一密写在新买的4本学生字典上，重要的军事标图则描到薄纱纸上。他选择了一条由德安抵达瑞金的最佳路线，即从南昌乘车到吉安，进入泰和，从山区插入兴国县境，再横插于都，然后直到瑞金。
项与年风餐露宿好不容易通过了泰和的老营盘山区。当他进入兴国县境临近茶园村的地方，发现国民党军队在这里封锁得很严，隔几里就有哨卡，路上缠起了一道道长长的铁丝网，各个村头都筑起了高大坚固的碉堡，上面还有人放哨。一般青壮年根本不可能从这儿通过。项与年回到山林中，用石块一连敲下了自己4颗门牙。很快，他的两腮肿胀起来，面部变得可怕吓人。次日他下了山，身上的衣衫早被树枝荆棘挂扯得破烂不堪，完全成了一个蓬头垢面、让人厌恶的乞丐。他把4本密写字典的封皮撕去，藏在污秽不堪的讨米袋里，赤着一双脚，无精打采地朝前走。就这样，项与年混过了沿途敌军的层层哨卡，于10月7日下午到达瑞金城，在沙洲坝找到了临时中央机关驻地，把4本密写字典交到了周恩来的手上。
周恩来听了项与年的讲述，望着他肿胀的脸，深受感动。他一方面嘱咐人好好照顾项与年，另一方面指示红军总参谋部作战处组织人连夜复原字典上的图表文字。
卢志英忍痛弃子
1932年冬，卢志英化名卢宗江，由北平赴南京任中共市委书记，为争取国民党中央委员王昆仑等一批要人加入中国共产党而走漏风声，被捕入狱。因他未暴露真实身份，后经党组织营救获释。1934年，卢志英夫妇又受党组织派遣，分别化名打入了国民党赣北区专员兼保安司令莫雄的司令部。
莫雄虽一介武夫，却倾向进步，同情革命，又与卢志英同为山东老乡，不久便任命卢志英为上校主任参谋。卢志英趁机将6名同志分别安插进敌人的特务机关和机要部门。1948年秋，将傅作义的五十四军偷袭中共中央驻地西柏坡的密电透露出去的那位国民党国防部机要参谋，就是卢志英当时安排的6名同志之一。
卢志英搞到“铁桶计划”后，党组织担心他再生意外，便派出4位侦察员接卢志英和夫人、孩子返回中央苏区。
可就在卢志英一家于临川南郊与接应的同志会合不久，莫雄的“除奸队”队长张大炮率一支马队追来了。这张大炮跟卢志英素来有怨，今日发觉卢志英朝“红区”奔去，便擅自带人追赶。卢志英一看追来的是张大炮，本想不予置理，但看了看4位同志和一箱机要文件，于是，他一挥手，让大家隐蔽在路边的山林里。
未料，追兵过去不远，卢志英夫人张育民怀中的婴儿“哇哇”啼哭起来，狡猾的张大炮急令部下停止前进，然后调过马头，气势汹汹搜寻而来。在这千钧一发的当口，卢志英二话没说，一把夺过哭声不断的婴儿，沿着山沟朝远处跑去，在一道山梁上，他狠了狠心，将亲生的儿子挂在一棵酸枣树上。婴儿的哭声，吸引了敌人掩护了战友。
当张大炮循声过去，发现只有一个小孩时，残忍地扣响了扳机……卢志英悄悄折回原处后，大家似乎明白了什么，尤其是作为母亲的张育民，当场晕倒了。而卢志英却强忍着悲痛劝大伙：“同志们别太伤心了，牺牲个孩子挽救了大伙，值得！”事后，到中央军委情报部查询敌情的彭德怀将军听说这件事后，也流下了眼泪。毛泽东称赞：“红军得以生存，卢志英同志功不可没呵！”
红军主力大转移
当时的中央负责人——临时中央“三人团”（李德为军事指挥、博古为政治决策、周恩来负责督促执行军事计划）在传阅了项与年送来的“铁桶计划”之后，不由得暗自大惊，并深感中央根据地已经到了万分危急的地步，若不断然采取措施，再有十天半月，就会完全被敌人围困得难以脱身。10月10日，中央发布了战略转移的行动命令。10月16日，中央主力红军8．6万余人开始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红军由此走上了举世闻名的长征之路。
10月26日，即中央红军主力转移后的第10天，按照“铁桶计划”渐向苏区腹地推进的国民党军队已完全占据了宁都、长汀、会昌等地。7天后，敌军的前锋推进到瑞金城外。到这个时候，敌人才知道红军的主力已转移，即，红军长征17天后，敌人才发觉红军的主力已经转移。
军情报告到正在北平协和医院住院的蒋介石那里，蒋气得七窍冒烟。他精心铸造的“铁桶”最终成了一只裂缝漏水的烂桶。
党和人民没有忘记为中央苏区10万名红军指战员及时脱离险境、提供绝密情报的有功之臣。1956年国庆节前夕，副总参谋长李克农上将派人专程前往福州、广州，将项与年、莫雄接到北京，让他们登上天安门城楼出席国庆典礼。之后，李克农代表中央军委设宴款待莫雄与项与年。叶剑英元帅也设宴招待了他们两人，并热情地赞扬他们的历史功绩。由于绝密情报仅限于临时中央极少数人知道，当年就连毛泽东等领导人也不清楚。毛泽东后来知道此事时，曾称赞莫雄、项与年等人的功绩是巨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