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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历史认识论是马克思哲学革命的重要理论成果和显著的经济学哲学方法，这种方法扬弃了传统主客二分的认识论模型，把人类的认识建立在以社会实践为中介的现实历史的运动和发展之上，深刻地揭示了社会历史的客观发展规律。《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以下简称《回到马克思》）是科学运用马克思历史认识论的伟大尝试，开创了新时期研究马克思文本的全新话语方式，围绕历史认识论的合法性归基、文本学根据、功能性张力及方法论意义等问题，尝试对这种历史认识论的起点进行哲学史的追溯，并就构成思想的现实性图景和方法论效应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历史认识论；《回到马克思》；方法论效应
[中图分类号]B0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0292（2014）06-0005-03
何谓历史认识论？怎样理解历史认识论？这是探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首先要思考和回答的问题。张一兵教授在《回到马克思》中认为，这种历史认识论是马克思进行经济学研究特别是第三次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思维座架。同时，历史认识论作为马克思科学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物化现实的哲学世界观和科学抽象方法，构成了《回到马克思》在经济学语境中进行哲学批判的内在逻辑。笔者认为，在反思作为认识论的历史认识论何以可能的现象学层面，真正理解和运用马克思的科学批判理论，是科学研究和哲学创造的思想前提和理论自觉。
一、历史认识论的合法性归基和当代审理
1. 历史认识论合法性归基：从传统认识论到历史认识论
认识论问题是近代西方哲学探讨的重要命题，一般说来，自笛卡尔以来的整个西方近代哲学都是以认识论问题为开端的。康德的先验图式说为认识奠定了一个新的起点，同时改变了认识的存在命运，康德认为理性在经验范围内的认识才是真实有效的，而超越经验的认识都是非法的，是人的理性的僭越，必然陷入二律背反的囚徒困境。康德试图通过建立起一种“科学的形而上学”，为人的理性立法，从而为解决认识何以可能的问题，提供可靠的基础。但事实证明，康德的努力是失败的，依然是在先验逻辑的范畴内部发展出一套理性假说，这种反思规定性宣称对感性的普遍必然性和有效性，没能经受住黑格尔对它的诘难和批判。黑格尔哲学认识论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把康德的认识论放在概念的辩证运动过程中，从而发展为一种新的思辨逻辑方法，根本上消除了康德为认识设置的知识论界限，通过绝对精神的自我创化，把自然、历史和逻辑三者统一起来，构造了一个无所不包的绝对知识体系。黑格尔哲学的缺陷就在于否定了哲学的历史根基和逻辑前提，把哲学建立在“绝对精神”作为意识的自我运动之上。马克思的历史认识论作为科学，提供了一幅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关于认识何以可能的现代性图景。在马克思这里，认识作为社会实践的必然环节，历史认识论作为改变世界的思维方式和无产阶级实现全人类解放的重要理论武器，在人类思想史上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2.历史认识论审理：历史认识论的提法和文本学根据
历史认识论问题是张一兵教授在深入探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时关于《手稿》的哲学逻辑定位所着意进行的“历史现象学”反思。在《回到马克思》一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张一兵教授很多精彩且富有启发意义的阐述和问题聚焦。在书中，张一兵教授对其在《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以下简称《向度》）一书中关于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和狭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划分再次从马克思主义思想形成史的角度进行了确认，进而提出了与狭义历史唯物主义“同时萌生”的“十分独特的科学的历史认识论”的观点，这种认识论的“核心构件是面对社会生活的科学抽象问题”。众所周知，作为马克思伟大发现之一的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在1845年以后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和《致安年柯夫的信》以及1845-1849年的第二次经济学的系统研究中得以建立和完成的。历史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的新世界观，标志着马克思终结了传统主客二分思维模式的抽象认识论，超越了海德格尔先于科学认识论的生存领会，将实践范畴引入认识论，在用实践改造先验认识论的先验因素后，将认识何以可能的前提奠定在了社会先验的基础上。
3.历史认识论：哲学世界观与科学抽象方法的辩证统一
上面我们提到马克思在1845年以后的第二次经济学研究以及《提纲》和《形态》的写作，已经标志着马克思整个思想的第二次重大转变，即科学世界观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1]（P290）。仰海峰教授也认为：“在《形态》中，马克思从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出发，提出了历史认识论的基本观点。”[2]笔者基本同意他的观点，进而认为马克思在《形态》中阐发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标志着一种新世界观的诞生。值得注意的是，在《回到马克思》一书中，张一兵教授通过对古典经济学特别是李嘉图社会唯物主义方法论的精深研究，把这种历史认识论的科学抽象方法更推进了一步。张一兵教授认为这种科学的历史认识论是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时候与作为狭义历史唯物主义“同时萌生”的一种“独特的”历史认识论，区别于传统的“古典经济学”和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认识论的重要贡献，大大地拓宽了马克思哲学研究的经济学视野。
二、历史认识论的理论起点：历史中介思维的现实批判维度
1.历史认识论的先验构境：原初语境的逼近想象
马克思的历史认识论：“毋宁说，它是上承康德和黑格尔，下接胡塞尔的现象学认识论。”[3]这种认识论是一种建立在社会先验基础上的思想构境范畴。近代哲学（特别是康德先验哲学和黑格尔超验哲学）从理性和外界世界的对立出发，力图通过一种反思的纯粹意识去实现对客观实在的现成领会。这显然是一种摆脱思维物质性证明的失效策略。康德自在之物和主体自我意识的界限意识，把关于现象界的知识牢牢锚定在自我意识的平面建构之上，对于真理的发现是缺乏立体的物质丰富性的。另外，这种平面建构造成的客观知识也只是一种思想意向性要求的普遍必然性所产生的主观有效性，而物自体提供的更高的真理，则使科学与人文断裂为一种畸形的存在，人的世界被非理性所宰制。黑格尔哲学的这种超验性在胡塞尔那里也只不过是一种被其自身设置的逻辑体系所驯化了的认识对象，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它也已不再具有超验的本性，而沦落为康德意义上的先验性存在。在认识的进一步演化过程中，马克思显然是担当了“裁判官”和“设计师”的角色，他进一步摧毁了思想的主体间的“非搁置”的有效性，深刻揭示了观念的意识形态本性，即意识对现实的想象关系。如是之故，意识想象现实的这种意识形态幻觉正是由于这种非立体的平面化构造导致的，虽然我们可以力图通过幻觉的作用抓住那只“看不见的手”，但是意识对现实的直接描述依然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只有通过对现实的历史性的科学抽象，才能真正实现思想对现实的透视，马克思歷史认识论的思维方式为我们实现思想对资本主义这一特定历史现象的反思廓清了地基，让我们能够透过资本主义的物化表象，发现造成这种异化的本质，那就是现实资本主义社会运行的规律，抽象成为统治的客观现实性和历史必然性，因而是认识能够达到那个自知之物的原初语境。 2.历史认识论的座架思维：科学抽象的功能性张力
历史认识论的科学抽象，是张一兵教授在《回到马克思》中讲历史认识论时“同体分析”的主要问题。按照张一兵教授的思路，历史认识论的科学抽象是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现实的历史性的科学抽象（科学的历史抽象），这种抽象是与传统认识论中追求世界那个不变的“一”的本体论抽象和古典经济学中威廉·配第和亚当·斯密的“形式的抽象”或“任意的抽象”有本质区别的。它的特征是非直接性、历史性和暂时性。这里我们以为科学抽象问题是马克思后期经济学研究特别是第三次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方法论抓手，其现实的功能性张力体现在对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现实的运行过程从“生产一般—劳动一般—价值一般—货币一般—资本一般”的意识形态证伪，通过对历史唯物主义之“物”（经济关系成为社会生活主导性的狭义历史唯物主义所讲的最深刻的一种社会存在物，这恰恰也是最容易误解的哲学层面）的悖论性反思，揭示了这种社会存在物即商品一般的二因素和生产这种商品一般的劳动的二重性，通过对私有制基础上商品经济基本矛盾的分析，形成了科学的抽象的劳动价值论，并把这种劳动价值论运用到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分析，做出了“剩余价值—资本的世界性”作为同一性统治的科学证明。
3.历史中介思维的现实批判理路：一个理论的回眸
历史认识论彰显的科学抽象问题的重要意义在于提供了一种透视资本主义历史的方法论视角或者叫中介性思维，这种理论反拨就在于通过对现实的物化关系或者颠倒的关系性的物的批判考察，发现一种丧失在意识形态幻象中的集体无意识，进而掘进到真实的资本主义生产实践层面，借助市场交换中介冲破思想的意识形态局限，达成理性所能实现的更为深刻的反思性认识，表达对意识自身来说所不可回避的客观性。马克思站在社会关系的立足点上对于发生在资本主义社会的这种抽象成为统治的现实在经济学视域中的哲学批判，从根本上超越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的理论预言，提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现实可能性和必然性。这在西奥多·阿多诺那里表现为思想的非同一性逻辑座架了的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而在海德格尔等人那里还没有意识到它的存在。正是基于这种对现实的批判的中介性思维，“面对资本主义经济生活过程，必须经由对多重物化颠倒的商品—市场中介关系的历史性剥离，才有可能达到对事物本质非直接性的批判认知。这种历史性的批判现象学，在很大程度上与列宁所说的‘透过现象看本质’是一致的”[1]（P640）。在此，我们把捉到历史认识论的这种先验构境和座架思维的本真性和合法性。
三、历史认识论的方法论效应
1.历史认识论的实践场域涌现：哲学解释学的本质还原抑或后现代文本学的思想创造
张一兵教授在《回到马克思的原初语境》一文中指出：“马克思的思想在今天的历史语境中从来不是现成性的，它甚至并不具备必须居有的‘上手性’。”[1]（P627）这一判断意味着“回到马克思”并不是一种时代的口号，而是要历史的把握马克思的真实言说语境，在历史现象学的制高点上辨析不同语境的异质性，批判传统哲学解释框架对马克思哲学理解的历史性遮蔽，实现对马克思哲学的“返本开新”，这就是历史认识论的实践场域的自我涌现。这种上承自黑格尔的古典唯心主义现象学，下接胡塞尔“回到事情本身”的现代现象学精神的人本主义社会现象学的认识论场域，开启了哲学解释学意义上的本质还原态度，就是在一种全新的历史开放视域中达到的视界融合，意在让马克思凭借一种合法性的平台实现自我言说并走向当代，提出“马克思是我们的同时代人”并不是让我们停留在马克思的那个时代，而是要开创“接着说”的学术创新关系，达及的是一种拟后现代文本学的理论生产方式，这一点我们可以在张一兵教授的《回到列宁——关于“哲学笔记”的一种后本文解读》中通达体悟。
2.“回到事物自身”的现实努力：思想构境逻辑及其方法论启示
张一兵教授在《回到马克思》中提到：“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一段时间里，认识论问题在中国哲学研究中被严重边缘化了。其实，认识论研究是哲学理论构境逻辑中最前沿、最具活力的方面。”[1]（P518）那么在理解马克思历史认识论哲学革命基础上，我们更多关注的是对于这种革命成果的继承和发展，如何正确对待科学研究和哲学创造中的认识论问题，是正确理解和运用马克思历史认识论的题中应有之义。“文本学解读的空间化和立体化拟现和重新建构”[4]作为思想构境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重大创新，这种研究方法“并不是什么标新立异或者逻辑倒退，而恰恰是一种理论上负责任的态度”[5]，“它是基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当代诠释基础之上的哲学思考方法。它不是一种具有本体论意义的世界观，而是历史存在论的顶层构件”[5]，当然作为一种“哥白尼式的革命”的原创思维方式的认可和推广不是一项一蹴而就的现成“事物”，“在一个思想家成长的历程中，也不是一上来就有原创性的理论构境，不可能的，一般要经过他性镜像、自主性的构建空间，然后才到原创性的理论建构”[6]。基于这样一种科学研究态度和认知模式，我们才能理解“对于‘看不见’的东西的揭示，需要研究者通过自身的努力，去进入或者说打开思想家进行理论创作时所置身其中的特定场境。 这一场境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式’，还包括作为研究者的‘我’的主体建构”[7]。历史认识论的现象学反思，顺应“回到事物本身”的现实努力，通过对文本的深度耕犁和科学前沿的准确把握，回应了当下开拓一种全新哲学理论构境逻辑的现实可能性，这是未来科学和哲学发展的重要前提和方法论自觉。
[参 考 文 献]
[1]张一兵·回到马克思[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
[2]仰海峰·马克思的历史认识论及其理论意义[J].哲学研究，2008（8）.
[3]张一兵，蒙木桂·历史现象与历史认识论[J].齐鲁学刊，2002（6）.
[4]张一兵·思想构境论：一种新文本学方法的哲学思考[J].学术月刊，2007（5）.
[5]张一兵，苏明·“回到事物本身”：马克思、列宁和海德格尔[J].南京社会科学，2012（10）.
[6]張一兵·“思想构境论”想说明什么——答王金福[J].学术月刊，2009（7）.
[7]张一兵·不可能的“回到事物本身”[J].哲学分析，2013（3）.
[责任编辑 孙广耀]
[关键词]历史认识论；《回到马克思》；方法论效应
[中图分类号]B0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0292（2014）06-0005-03
何谓历史认识论？怎样理解历史认识论？这是探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首先要思考和回答的问题。张一兵教授在《回到马克思》中认为，这种历史认识论是马克思进行经济学研究特别是第三次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思维座架。同时，历史认识论作为马克思科学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物化现实的哲学世界观和科学抽象方法，构成了《回到马克思》在经济学语境中进行哲学批判的内在逻辑。笔者认为，在反思作为认识论的历史认识论何以可能的现象学层面，真正理解和运用马克思的科学批判理论，是科学研究和哲学创造的思想前提和理论自觉。
一、历史认识论的合法性归基和当代审理
1. 历史认识论合法性归基：从传统认识论到历史认识论
认识论问题是近代西方哲学探讨的重要命题，一般说来，自笛卡尔以来的整个西方近代哲学都是以认识论问题为开端的。康德的先验图式说为认识奠定了一个新的起点，同时改变了认识的存在命运，康德认为理性在经验范围内的认识才是真实有效的，而超越经验的认识都是非法的，是人的理性的僭越，必然陷入二律背反的囚徒困境。康德试图通过建立起一种“科学的形而上学”，为人的理性立法，从而为解决认识何以可能的问题，提供可靠的基础。但事实证明，康德的努力是失败的，依然是在先验逻辑的范畴内部发展出一套理性假说，这种反思规定性宣称对感性的普遍必然性和有效性，没能经受住黑格尔对它的诘难和批判。黑格尔哲学认识论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把康德的认识论放在概念的辩证运动过程中，从而发展为一种新的思辨逻辑方法，根本上消除了康德为认识设置的知识论界限，通过绝对精神的自我创化，把自然、历史和逻辑三者统一起来，构造了一个无所不包的绝对知识体系。黑格尔哲学的缺陷就在于否定了哲学的历史根基和逻辑前提，把哲学建立在“绝对精神”作为意识的自我运动之上。马克思的历史认识论作为科学，提供了一幅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关于认识何以可能的现代性图景。在马克思这里，认识作为社会实践的必然环节，历史认识论作为改变世界的思维方式和无产阶级实现全人类解放的重要理论武器，在人类思想史上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2.历史认识论审理：历史认识论的提法和文本学根据
历史认识论问题是张一兵教授在深入探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时关于《手稿》的哲学逻辑定位所着意进行的“历史现象学”反思。在《回到马克思》一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张一兵教授很多精彩且富有启发意义的阐述和问题聚焦。在书中，张一兵教授对其在《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以下简称《向度》）一书中关于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和狭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划分再次从马克思主义思想形成史的角度进行了确认，进而提出了与狭义历史唯物主义“同时萌生”的“十分独特的科学的历史认识论”的观点，这种认识论的“核心构件是面对社会生活的科学抽象问题”。众所周知，作为马克思伟大发现之一的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在1845年以后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和《致安年柯夫的信》以及1845-1849年的第二次经济学的系统研究中得以建立和完成的。历史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的新世界观，标志着马克思终结了传统主客二分思维模式的抽象认识论，超越了海德格尔先于科学认识论的生存领会，将实践范畴引入认识论，在用实践改造先验认识论的先验因素后，将认识何以可能的前提奠定在了社会先验的基础上。
3.历史认识论：哲学世界观与科学抽象方法的辩证统一
上面我们提到马克思在1845年以后的第二次经济学研究以及《提纲》和《形态》的写作，已经标志着马克思整个思想的第二次重大转变，即科学世界观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1]（P290）。仰海峰教授也认为：“在《形态》中，马克思从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出发，提出了历史认识论的基本观点。”[2]笔者基本同意他的观点，进而认为马克思在《形态》中阐发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标志着一种新世界观的诞生。值得注意的是，在《回到马克思》一书中，张一兵教授通过对古典经济学特别是李嘉图社会唯物主义方法论的精深研究，把这种历史认识论的科学抽象方法更推进了一步。张一兵教授认为这种科学的历史认识论是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时候与作为狭义历史唯物主义“同时萌生”的一种“独特的”历史认识论，区别于传统的“古典经济学”和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认识论的重要贡献，大大地拓宽了马克思哲学研究的经济学视野。
二、历史认识论的理论起点：历史中介思维的现实批判维度
1.历史认识论的先验构境：原初语境的逼近想象
马克思的历史认识论：“毋宁说，它是上承康德和黑格尔，下接胡塞尔的现象学认识论。”[3]这种认识论是一种建立在社会先验基础上的思想构境范畴。近代哲学（特别是康德先验哲学和黑格尔超验哲学）从理性和外界世界的对立出发，力图通过一种反思的纯粹意识去实现对客观实在的现成领会。这显然是一种摆脱思维物质性证明的失效策略。康德自在之物和主体自我意识的界限意识，把关于现象界的知识牢牢锚定在自我意识的平面建构之上，对于真理的发现是缺乏立体的物质丰富性的。另外，这种平面建构造成的客观知识也只是一种思想意向性要求的普遍必然性所产生的主观有效性，而物自体提供的更高的真理，则使科学与人文断裂为一种畸形的存在，人的世界被非理性所宰制。黑格尔哲学的这种超验性在胡塞尔那里也只不过是一种被其自身设置的逻辑体系所驯化了的认识对象，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它也已不再具有超验的本性，而沦落为康德意义上的先验性存在。在认识的进一步演化过程中，马克思显然是担当了“裁判官”和“设计师”的角色，他进一步摧毁了思想的主体间的“非搁置”的有效性，深刻揭示了观念的意识形态本性，即意识对现实的想象关系。如是之故，意识想象现实的这种意识形态幻觉正是由于这种非立体的平面化构造导致的，虽然我们可以力图通过幻觉的作用抓住那只“看不见的手”，但是意识对现实的直接描述依然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只有通过对现实的历史性的科学抽象，才能真正实现思想对现实的透视，马克思歷史认识论的思维方式为我们实现思想对资本主义这一特定历史现象的反思廓清了地基，让我们能够透过资本主义的物化表象，发现造成这种异化的本质，那就是现实资本主义社会运行的规律，抽象成为统治的客观现实性和历史必然性，因而是认识能够达到那个自知之物的原初语境。 2.历史认识论的座架思维：科学抽象的功能性张力
历史认识论的科学抽象，是张一兵教授在《回到马克思》中讲历史认识论时“同体分析”的主要问题。按照张一兵教授的思路，历史认识论的科学抽象是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现实的历史性的科学抽象（科学的历史抽象），这种抽象是与传统认识论中追求世界那个不变的“一”的本体论抽象和古典经济学中威廉·配第和亚当·斯密的“形式的抽象”或“任意的抽象”有本质区别的。它的特征是非直接性、历史性和暂时性。这里我们以为科学抽象问题是马克思后期经济学研究特别是第三次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方法论抓手，其现实的功能性张力体现在对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现实的运行过程从“生产一般—劳动一般—价值一般—货币一般—资本一般”的意识形态证伪，通过对历史唯物主义之“物”（经济关系成为社会生活主导性的狭义历史唯物主义所讲的最深刻的一种社会存在物，这恰恰也是最容易误解的哲学层面）的悖论性反思，揭示了这种社会存在物即商品一般的二因素和生产这种商品一般的劳动的二重性，通过对私有制基础上商品经济基本矛盾的分析，形成了科学的抽象的劳动价值论，并把这种劳动价值论运用到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分析，做出了“剩余价值—资本的世界性”作为同一性统治的科学证明。
3.历史中介思维的现实批判理路：一个理论的回眸
历史认识论彰显的科学抽象问题的重要意义在于提供了一种透视资本主义历史的方法论视角或者叫中介性思维，这种理论反拨就在于通过对现实的物化关系或者颠倒的关系性的物的批判考察，发现一种丧失在意识形态幻象中的集体无意识，进而掘进到真实的资本主义生产实践层面，借助市场交换中介冲破思想的意识形态局限，达成理性所能实现的更为深刻的反思性认识，表达对意识自身来说所不可回避的客观性。马克思站在社会关系的立足点上对于发生在资本主义社会的这种抽象成为统治的现实在经济学视域中的哲学批判，从根本上超越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的理论预言，提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现实可能性和必然性。这在西奥多·阿多诺那里表现为思想的非同一性逻辑座架了的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而在海德格尔等人那里还没有意识到它的存在。正是基于这种对现实的批判的中介性思维，“面对资本主义经济生活过程，必须经由对多重物化颠倒的商品—市场中介关系的历史性剥离，才有可能达到对事物本质非直接性的批判认知。这种历史性的批判现象学，在很大程度上与列宁所说的‘透过现象看本质’是一致的”[1]（P640）。在此，我们把捉到历史认识论的这种先验构境和座架思维的本真性和合法性。
三、历史认识论的方法论效应
1.历史认识论的实践场域涌现：哲学解释学的本质还原抑或后现代文本学的思想创造
张一兵教授在《回到马克思的原初语境》一文中指出：“马克思的思想在今天的历史语境中从来不是现成性的，它甚至并不具备必须居有的‘上手性’。”[1]（P627）这一判断意味着“回到马克思”并不是一种时代的口号，而是要历史的把握马克思的真实言说语境，在历史现象学的制高点上辨析不同语境的异质性，批判传统哲学解释框架对马克思哲学理解的历史性遮蔽，实现对马克思哲学的“返本开新”，这就是历史认识论的实践场域的自我涌现。这种上承自黑格尔的古典唯心主义现象学，下接胡塞尔“回到事情本身”的现代现象学精神的人本主义社会现象学的认识论场域，开启了哲学解释学意义上的本质还原态度，就是在一种全新的历史开放视域中达到的视界融合，意在让马克思凭借一种合法性的平台实现自我言说并走向当代，提出“马克思是我们的同时代人”并不是让我们停留在马克思的那个时代，而是要开创“接着说”的学术创新关系，达及的是一种拟后现代文本学的理论生产方式，这一点我们可以在张一兵教授的《回到列宁——关于“哲学笔记”的一种后本文解读》中通达体悟。
2.“回到事物自身”的现实努力：思想构境逻辑及其方法论启示
张一兵教授在《回到马克思》中提到：“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一段时间里，认识论问题在中国哲学研究中被严重边缘化了。其实，认识论研究是哲学理论构境逻辑中最前沿、最具活力的方面。”[1]（P518）那么在理解马克思历史认识论哲学革命基础上，我们更多关注的是对于这种革命成果的继承和发展，如何正确对待科学研究和哲学创造中的认识论问题，是正确理解和运用马克思历史认识论的题中应有之义。“文本学解读的空间化和立体化拟现和重新建构”[4]作为思想构境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重大创新，这种研究方法“并不是什么标新立异或者逻辑倒退，而恰恰是一种理论上负责任的态度”[5]，“它是基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当代诠释基础之上的哲学思考方法。它不是一种具有本体论意义的世界观，而是历史存在论的顶层构件”[5]，当然作为一种“哥白尼式的革命”的原创思维方式的认可和推广不是一项一蹴而就的现成“事物”，“在一个思想家成长的历程中，也不是一上来就有原创性的理论构境，不可能的，一般要经过他性镜像、自主性的构建空间，然后才到原创性的理论建构”[6]。基于这样一种科学研究态度和认知模式，我们才能理解“对于‘看不见’的东西的揭示，需要研究者通过自身的努力，去进入或者说打开思想家进行理论创作时所置身其中的特定场境。 这一场境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式’，还包括作为研究者的‘我’的主体建构”[7]。历史认识论的现象学反思，顺应“回到事物本身”的现实努力，通过对文本的深度耕犁和科学前沿的准确把握，回应了当下开拓一种全新哲学理论构境逻辑的现实可能性，这是未来科学和哲学发展的重要前提和方法论自觉。
[参 考 文 献]
[1]张一兵·回到马克思[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
[2]仰海峰·马克思的历史认识论及其理论意义[J].哲学研究，2008（8）.
[3]张一兵，蒙木桂·历史现象与历史认识论[J].齐鲁学刊，2002（6）.
[4]张一兵·思想构境论：一种新文本学方法的哲学思考[J].学术月刊，2007（5）.
[5]张一兵，苏明·“回到事物本身”：马克思、列宁和海德格尔[J].南京社会科学，2012（10）.
[6]張一兵·“思想构境论”想说明什么——答王金福[J].学术月刊，2009（7）.
[7]张一兵·不可能的“回到事物本身”[J].哲学分析，2013（3）.
[责任编辑 孙广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