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有人在大自然里吟唱“我從山中来，带着兰花草”，为防止他“言行一致”，你可以回应一句：“路边的野花你不要采”。
　　2020年7月9日，21年未更新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以下简称《保护名录》）终于修订并公开征求意见（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从公众熟悉的银杏到大漠深处的梭梭，从南海诸岛的海人树到北京门头沟百花山的深裂山葡萄，468种和25类野生植物被列入。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第一批）于1999年由原国家林业局和农业部制定，分为国家一级和二级保护植物。根据我国野生植物保护条例，采集保护野生植物要申请采集证。一级保护野生植物禁止出售、收购，二级保护野生植物的出售、收购，必须经相关部门批准。违反条例规定，违法所得将被没收并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修订可谓千呼万唤始出来，《征求意见稿》增加了296种和17类，修改和完善了纳入原则，被业内认为有进步，但也有遗珠。国家林草局回复记者，一个月内，农林两部门收到来自科研院所、高校、政府部门、企业和个人等共计97份反馈意见。8月19日，针对意见，召开了专家研讨会，对符合遴选标准的物种予以收录，对《征求意见稿》进行了修改和完善。
　　保护名录修订是植物保护界的大事。令人意外的是，相较于《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的修订，如穿山甲、江豚等刚刚从二级升为一级保护动物，在公众甚至不少环保组织眼中，濒危野生植物的保护都显得过于陌生。

入围数量太少，新名单待公布

　　看到征求意见稿，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植物学博士顾垒的第一反应有点蒙：“覆盖的植物范围太少，和受威胁的物种数目差很远。”
　　评判的标准，业内普遍参考的是《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以下简称《红色名录》）。《红色名录》列出了1800种极危和濒危植物，而《征求意见稿》只收录了468种和25类，不到1/3。
　　世间万物，彼此独立又有联系。18世纪的瑞典生物学家林奈发明了分类学，万千物种被划分到界（如植物界/动物界）、门（如被子/裸子植物门）、纲、目、科、属、种的类别中去，并有自己的拉丁名。
　　植株是直立还是匍匐，花是辐射对称还是左右对称，叶片有没有茸毛……遵循细致入微的分类标准，拥有森林、灌丛、草甸、草原、荒漠、湿地等生态系统的中国，野生高等植物（高等植物一般都有根、茎、叶的分化）共计3万多种，在全球排第三。仅云南省就有超过一万种高等植物，相当于整个欧洲的数量。基数大，濒危植物数目也多。
　　不只顾垒有如此感受。国家林草局回复记者亦称，多数反馈意见为保护物种的数量太少。反馈意见涉及113科约1000种植物，意见较集中的有兰科、杜鹃花科、菊科、秋海棠科、景天科等。
　　这其中，兰科植物最具代表性。在中国，苏铁和兰科植物是类似于大熊猫的明星物种。1999年的保护名录（第一批）中，苏铁属所有种就属于一级，修订后地位不变。但兰花在1999年未被列入。2016年，一位河南农民采了3株蕙兰，一审被判了刑。上诉后，法院再审查明，蕙兰不属于国家重点保护植物，二审改判无罪。
　　兰科是被子植物的最大科之一，有两万余种，我国有记载的约2000种。因具有观赏、药用等价值和独特的栖息地，被认为“集美丽和脆弱于一身”。
　　低调芬芳的兰花是传统文化中的四君子，具有观赏价值。近年来，兜兰属和杓兰属也因漂亮的花朵被热捧。药草石斛、天麻也属于兰科。
　　“兰生幽谷”形容了它们对栖息地的要求。植物学博士、上海辰山植物园科普宣传部高工刘夙介绍，兰科一般株形矮小，占据成熟生态系统，特别是温暖气候地区森林中的微型生态位，所以很多兰花都是狭域分布种，只分布于一个县甚至一个乡。
　　无序的开发利用使得兰科全科被列入《野生动植物濒危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的保护范围。《征求意见稿》纳入了104种兰科植物，占本次新增数的1/4，已是最多的科。但仍有不少专家建议，应如CITES一样，将兰科全科列入，或至少将受威胁程度最高的兜兰属、石斛属和杓兰属的所有种列入。
　　具有观赏性的植物，刘夙认为被遗漏的还有近年来兴起的苦苣苔科和秋海棠科。继多肉植物之后，清新可爱的苦苣苔成为城里人“弃肉养苦”的新宠，但有的苦苣苔科植物生境特殊，比如生于广西壮族自治区石灰岩壁、溶洞上，数量稀少。
　　秋海棠科在民间热度不断提升，不过《征求意见稿》只入选了两种。类似的还有未被列入的兴安杜鹃，民间称为“干枝杜鹃”，带花蕾的野生枝条养在花瓶里会开花，被认为是“枯木逢春”的祥兆，但滥采严重。
　　受武侠小说“传奇药效”的影响，菊科的雪莲以及与之相似的雪兔子（被具绵毛的苞片包围，仿佛兔子），近年来也被大量采集。《征求意见稿》列入了水母雪兔子，长期研究高山植物的云南师范大学教师彭德力博士建议，雪莲亚属和雪兔子亚属都应列入。否则，其他的雪兔子将成为雪莲的替代品被采摘。
　　国家林草局回复记者，已对收到的意见进行研讨，符合遴选标准的物种将予以收录，具体名单尚未透露。

为何入围，为何出局？

　　为何《征求意见稿》的物种远低于《红色名录》中的濒危数目？国家林草局和多位参与制定的学者回复记者，两者的入选标准不同，分别侧重于管理功能和科学功能。《红色名录》是《保护名录》的参照，将物种列入《保护名录》，还要考虑管理上的可操作性。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覃海宁参与了保护名录编写，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介绍，《红色名录》根据国际通用标准，鼓励“应评尽评”，将濒危程度排在首位;《保护名录》由政府发布并提供法律保障，要考虑经济、科研及生态文化等价值。 　　2017年的评估发现，极危和濒危的兰科植物有339种。记者了解到，兰科植物初选时，的确被列入了300余种，最终入选《征求意见稿》只有104种。
　　一位参与《征求意见稿》修订的专家对记者透露，直观而言，他也希望兰科植物都被列入，但常年在野外考察，他感受到了地方监管部门的压力：“名录越多，责任越大，保護不好，要追责。”
　　一线的巡护员也非常辛苦。朱大海是四川大熊猫国家公园都江堰管理总站龙池管理站站长，获得了2020年“桃花源巡护员奖”、2019年四川“最美巡护员”称号。他觉得，每一个巡护员都是“最美”，他们看似“游山玩水”，其实又苦又累，湿气大加上不规律饮食，风湿和胃病是他们的职业病。他所在的管理站没有手机信号，“住两三天觉得很新鲜，久了年轻人待不住”。
　　和提意见者类似，在多个威胁因素中，无序开发利用，尤其是直接的人为威胁被《征求意见稿》审核委员会着重考虑。
　　“野生药材更好”的观念吹高了野生石斛的价格，以前交通不便，村民只能在山脚挖一点，现在公路修到山顶，山顶石斛也基本不见了。因此，42种石斛被列入《征求意见稿》，占被列入的104种兰科植物的近一半。
　　2000年左右，国兰炒作非常厉害，动辄百万。后来渐渐遇冷，但随着移动网络发展又重新兴起，记者此前即发现电商、直播平台中曾存在大量“下山兰”的视频和商品。所谓“兰文化”的炒作，主要是春兰、建兰、墨兰、寒兰四大国兰，此次都被列入《征求意见稿》。
　　兰科植物需要与菌类共生才能进行种子萌发，甚至完成生活史，还需要特殊的传粉者甚至蚊子。保护这样的兰花是“伞护效应”，实际上是保护了它们所在的生境，保护了一个生态系统。
　　人为开采之外，另一威胁正是栖息地破坏。兜兰属、杓兰属很多是中国特有种，产于云南、西藏、广西的暖地杓兰，野生植株不超过2000株，生长在海拔1400米的林下，容易被耕地、修路等破坏;产于云南、广西、贵州的麻栗坡兜兰喜生于林下和灌丛，容易受发展林下经济影响，这二者都被列为了一级。
　　有的濒危兰科植物生境狭窄，但不受人为直接干扰，未被列入。“个头很小，三四厘米，藏在苔藓之中，很难找到。这些物种，只要环境在它就在，默默关注就好。列入保护，反而有人去找。”上述审核委员会成员说。
　　全国兰科植物种质资源保护中心主任陈建兵也提到，川滇叠鞘兰、广东异型兰、宽距兰等种类，由于药用、观赏、科研等价值有限，民众关注较少，一般不会专门进行采挖，故未被收录。

就地保护监测+迁地保护+回归自然

　　中国3万种高等植物中，一半是中国特有。即便所有的建议得以采纳，名录依然无法列入所有植物。
　　国家林草局回复记者，全国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地保护了65%的高等植物群落。在自然保护地里，参考相关法规，无论是否列入保护名录，一草一木都不能轻易采摘。
　　植物园也可做迁地保护。我国已建有近200个植物园，收集保存了两万多种植物，还有特定的保护中心如全国苏铁、兰科植物种质资源保护中心、棕榈植物保育中心和木兰植物保育基地等。
　　陈建兵介绍，通过多部门合作，他们搭建了“就地保护监测+迁地保护+回归自然”的保护模式。2018—2020年，在深圳、江西婺源、湖北保康分别实施了紫纹兜兰、霍山石斛和曲茎石斛的回归项目。

　　其实，朱大海感觉，现在上山的人越来越少了。他们做野外调查时，请个向导都难，“年长的爬不动，年轻的很少上山，连路都找不到”。除了那些草药，有的濒危植物被无意中砍伐，比如开展生态旅游修路等。
　　朱大海曾参与不少影响植物的建设项目环评。有的植物可以迁地保护;若涉及面太广，有的项目被直接否决，不能建设。
　　朱大海希望通过转移繁育技术，让村民进一步告别“靠山吃山”。他们研发繁育的杜鹃花，现在长得不错。“园林、旅游景点搞开发，可以种植这些本土的观赏植物。”保育（保护抚育）促进产业、产业反哺保育，减少对野外资源的利用，这也是国家林草局建议的方向。
　　不过，顾垒对产业化持有担忧。正如人工种植的石斛价格只要几十块钱，野生石斛价格上千，还是有人消费。“所以我在公开场合都会尽量表达，大家不要去消费野生的东西。”类似于野生动物保护界的呼吁，顾垒认为植物产业化种植背后，也要建立完善的溯源制度，以区分野生和种植。
　　国家林草局回复记者，2020年下半年，一场专项行动正在开展。7月27日，国家林草局、农业农村部、中共中央政法委、公安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和国家网信办联合印发了《加强野生植物保护的通知》和《打击整治破坏野生植物资源专项行动方案》，严厉打击乱采滥挖野生植物资源、破坏生态环境和非法交易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的行为。

实时更新目录，评估濒危状况

　　春去秋来，带着硬壳的、撑着小伞的、吃进鸟儿肚子的种子们，或落入土壤，或播至远方，发芽生长，甚至演化成亚种，濒危程度也在变化。
　　中国濒危植物的红色名录一直在更新。国际普遍公认的濒危等级划分标准来自IUCN（世界自然保护联盟）。1987年的《中国珍稀濒危保护植物名录》就首次采用IUCN红色名录濒危等级标注;1991年《中国植物红皮书》出版;2004年有了《中国物种红色名录（第一卷）：红色名录》。2017年《中国高等植物红色名录》评估完成，当时发表的论文称，邀请了来自90家科研院所及大专院校的300位植物学专家及研究生参与，可谓“发动了全国专家”。
　　但作为指导野生植物管理的保護名录，因涉及部门交叉管理、机构改革等复杂问题，历经21年才修订一次。事实上，1999年保护名录（第一批）并不完整，之后还有“第二批（讨论稿）”，包含兰科等上千种物种，一直未能正式发布。此次《征求意见稿》发布，多位学者表示，遴选过程的参与度和信息公开不足，甚至还有些学名错误。
　　无论什么名录，都难以一步到位，达到完美。制定入选标准和退出机制，实时更新名录是业内共识。对此，国家林草局回复记者，修订周期事宜将在野生植物保护条例修订时予以研究确定。
　　中国绿发会建议，较之野生动物保护，我国植物保护的地位要低许多。建议将植物保护由目前野生植物保护条例的层次提升至《中国野生植物保护法》或《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法》。
　　无论是红色名录还是保护名录，实时更新都需要翔实的调查，以摸清本底，客观评估植物的濒危状况。
　　2012年，第二次全国重点保护野生植物资源调查启动，计划在5年内调查313种重点保护野生植物，记者只搜到各地的新闻和论文，未能找到全国报告。2019年，兰科植物野外资源专项调查工作启动，以摸清野生兰科植物家底，项目还在进行中。
　　本次修订，有植物从一级降为二级甚至被剔除。其中较为公众熟知的是红豆杉、珙桐，这两类明星物种的降级也得到业内认可。
　　红豆杉因含有抗癌药物紫杉醇而一度被严重砍伐，而今，育苗栽培技术已日趋成熟。“鸽子树”珙桐是与大熊猫同时期遗存的古老物种，享誉世界。朱大海印象中，4、5月份到处可看到珙桐开花。“上山人少了，就不会像以前一样，无意中踩死珙桐的小苗。”
　　植物的濒危状况如何变化，一线巡护员感受最直观——他们需要专项监测，观测生长情况、病虫害等。“我们监测形成的科研成果，也会服务于保护。”朱大海调侃，“只是其他行业都可以用高科技，我们不行。无人机也进不了林子，捡不了熊猫粪便，只能靠人一步一步地走。”
　　中国野生植物濒危状况在变好还是变坏，每一个物种都有各自的故事，这调研过程耗时费力。
　　高山植物的研究相对冷门，因为申请课题经费较为困难，且研究对象容易被采走，彭德力还没有连续地动态监测过一株雪兔子。
　　“植物必须你去找它，不像动物，可以安个红外相机，等它过来。”彭德力研究的高山植物基本都在滇西北海拔4300米的高山上，车开到不能开的地方再爬，看着很近的一个山头，爬过去也要两三个小时。即便当地人告知哪里有雪兔子，很费劲地爬上一个山头，路线差一点，就看不到。“我们很少走回头路，体力不够，下山时间不够。”
　　◎ 来源|南方周末（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