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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春雨绵绵，微风拂面，寒气透衣。我们一行四人，各举把伞悠闲地行走在江西赣州大余县青龙镇赤江村(古之青龙浦)的田边地头。江南的田野，此时尚一片空旷，间或出现块块菜园，倒是赏心悦目：葱葱郁郁，芥菜萝卜，雨露点点，绿得可人。不过，我们此行目的不是来欣赏南方早春的美景，而是专程探访明代大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军事家王阳明仙逝之处——落星亭。
路漫漫，我的思绪在空中飞舞。想阳明先生不仅“文”的方面达至巅峰——宋明理学中心学一派的集大成者，影响深广；而且，在“武”的方面也令人赞叹：曾以一介书生统领三军，驰骋沙场，大小百余仗，没有败过一次，全是胜仗，令人难以置信。
车入余姚，拐了几个弯便见一广场，在中央偏北的地方耸立着一尊阳明先生的雕像，与许多书本中一介书生的形象不同，但见塑像清瘦矍铄，双目远眺，一身戎装，手扶利剑，气宇轩昂。后面立一巨型牌坊，上书“新建伯”，这应该是阳明先生过世37年后的明隆庆元年五月明穆宗追谥给王守仁的爵位。
我们鱼贯进入府宅，入一大堂，取名“寿山堂”，似乎取人间长寿之意，可我知道，阳明子年仅57岁便谢世了，似乎与长寿无甚关系。不过，我猛然间看见檐柱上有一副楹联，右联云：“立德立功立言真三不朽”，左联日：“明理明知明教乃万人师”，厅堂上方更挂着一大匾额，上书“真三不朽”。原来如此，阳明年寿虽不到一甲子，但其因“立德立功立言”而生命永恒矣!
“三不朽”语出《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春秋时的鲁国大夫叔孙豹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儒家学说是一种现实的理性主义，早就认定，人死肉身一定会朽，但人们可以通过“立德立功立言”的途径来超越死亡，获得生命的永恒。因为高尚的品德能流芳百世，不世之功将载入史册，而精辟的言论会永远传颂，所以人们借助于此而生命不朽矣!
阳明先生自小立志做圣贤，官品人品堪称一流，为世人楷模，此可谓“立德”。阳明先生一生潮起潮落，曾贬蛮荒之地，极穷极困却开悟“良知”大道，其学承孔孟而自成一体，影响有明一代直至日本、东亚地区，此可谓“立言”。阳明先生一介书生，却精研兵书，一生指挥大小百余仗，从未败过，最后官居“南京兵部尚书兼左都御史”，此可谓“立功”。可见，这“真三不朽”，阳明先生是当之无愧啊!有人说在中国历史上真正能够达到“三不朽”境界的只有“两个半”：孔子、王阳明是“两个”，而曾国藩只能算是“半个”。
院落中有一两层的小楼，飞檐翘角，琉璃瓦的屋顶，青砖砌就的墙面，朱红的木柱，砖雕画栋，四周花草茂盛，幽雅寂静，这应该就是王阳明出生处的瑞云楼了。据说，500多年前，一位郑姓夫人怀孕14个月尚未生产，一日晚，祖母岑夫人梦中见一群穿着红衣服的神仙从云中吹吹打打送一子给她。猛然惊醒，已闻儿啼声传来。祖父竹轩公异之，以“云”名之。而乡人传其故事，指其所生之楼为“瑞云楼”。踏着颤悠悠的楼板，我们参观了阳明出生的房间，再回到一楼，开始了我们的讲会活动。
板凳、木桌，窗棂间洒落几缕金灿灿的阳光，学生老师们随意而坐，我则立于前，从容谈道：明成化十八年(1482年)，阳明子年仅11岁，便立志学圣贤。不过，经一番长期艰苦的探索之后，34岁的王阳明教人的并不是最终非要“成圣成贤”，而是“必为圣人之志”，去“希圣希贤”，倡知行合一之教。意思是说：人们只要立志做圣贤，从天地之“生生之道”的本体悟到人心本善仁爱之心的树立，再到“致良知”的即知即行，人们就可以在平日里尽量使自己的一言一行中规中矩，此实已离圣贤不远矣，如此也就足矣!
志者，动机也。这个动机的树立不是从功利性的结果来形成，亦非从学说的完整和辨析来看，而是从自我心性本“仁”(良知)的体认来获得。一个人只要有“成圣成贤”的动机，又有努力实行的人生行为，那就够了，结果如何，效果怎样，是否真的能够成为“圣贤”，则是不必在意的。所以，阳明子云：“人惟患无志，不患无功。”也就是说，一个人最终成不了圣贤不要紧，关键要有“成圣成贤”的追求，并做圣贤之事就行了。可见，立圣贤之志才是关键。
我又谈道：长期以来，人们皆把“圣人之学”的“学”解释为一名词，所以，“圣学”也就成为了一种成“圣人”的“学问”或“学说”。由此，宋儒(尤指朱熹)转而入析理求精，言更多语更详，辞章训诂更纯熟，可儒学之本——做圣贤反而无法彰显了。阳明子则释“圣人之学”的“学”为动词，“圣学”即“学圣”，是“实做圣人之学”，这对学术界及现代学人有特别重大的启迪。对今天的学术界及教育界来说，一些人把儒学当做现代学科分类中的一门学科，是用以讲课以获得“课时费”的材料，或者是撰写论文、出版专著、得到课题经费、评职称的历史文化资源；而文科的学生们则往往把儒学当做完成考试的一种答题内容、写毕业论文的材料、撰写论文的引文等。总之，儒学可悲地成了沽名钓誉的手段，此离儒学的真精神——实做圣贤不啻十万八千里啊!
“郑教授，前面就是落星亭。”大余县博物馆的舒馆长遥指前方，打断了我的思绪。抬头远眺，透过丛丛茅草，在几株大树和翠竹的环拥中，忽现一间孤零零的亭阁身影。不远处的章江弯弯曲曲，水流蜿蜒起伏，静静地流淌着。江两岸，植物茂密，郁郁葱葱；江对岸，一条高速公路似蛟龙般穿山越岭而过。我知道，阳明生命中最后的岁月与这条江、我们脚下的这片沃土紧密相系，从运筹帷幄之中到决胜千里之外，从颁布“十家牌法”到一举平定“匪患”，从“破心中贼”到广开书院讲会，直到英年生命戛然终止于斯……
我肃立在章江边，观流水潺潺而来，滚滚而去，亿万年如此，怎能不感慨万千?我不禁吟起孔夫子之叹来：“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明正德十一年(1516年)八月，兵部尚书王琼大力举荐王守仁，朝廷任其为右佥都御史，巡抚南(康)、赣(州)、汀(州)、漳(州)等处，一直到正德十四年(1519年)，王阳明镇抚南赣有四年之久。其时的赣粤边境，“匪患”有燎原之势：谢志珊称“征南王”，与蓝天凤、钟景据横水、左溪、桶冈等寨；又有池仲容称“金龙霸王”，据广东涮头立寨；还有大帽山的詹师富、大庚的陈日能、乐昌的高仲仁、湖南的龚福，皆各占一方山头，遥相呼应，攻城略地，抢粮断路，令各地政府和官军束手无策、头痛不已。
王阳明于正德十二年正月十五率军到赣，仅用十天就做好了军事进攻的各项准备。同时，为断绝“山匪”与不法分子的来往，他创立了“十家牌法”，采取连坐的方式，沿门按牌查访，使“山匪”失去了耳目，成了“瞎子”。大军于是出动，前后 仅一年零两个月的时间，赣粤边境的诸路“匪患”全部被铲平，一举解决了朝廷和江西地方政府的心腹之患。不过，作为心学家的阳明子深刻地指出：“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又说：“区区翦除鼠窃何足为异。若诸贤扫荡心腹之寇，以收廓清平定之功，此诚大丈夫不世之伟绩。”这是说：剪灭山中的蟊贼实属易事，而人心中的私欲则更难对付。因为，“山中贼”可见可击，而“心中贼”无形无影，不可见亦难下手。基于这样一种认识，王阳明决心以“良知学”教化百姓。他在郁孤台建书院，收授弟子，即便在军旅途中亦讲学不止，终于形成了影响深远的阳明学派。他又在赣州水东玉虚观重修周敦颐讲学处“濂溪书院”，闲暇时还讲学于赣州通天岩，又刻古本《大学》《朱子晚年定论》，以示学术正统。其弟子则在赣州刊刻了《传习录》，王学的主要内容皆涵括无遗，可比孔门之《论语》，堪称心学宝典、王门圣书。特别是王阳明还颁布了《训蒙大意示教读》，要求赣南各县父老乡亲必须兴立社学，读儒家经典，行忠孝仁义。
阳明子镇抚赣州虽时间不长，但从平定“匪患”到地方治安体系的确立，从农耕水利到乡村道德生活模式的厘定，都功莫大焉，真正是泽被四方，当时赣州多地都建有王文成公祠，香火长年不断。今天人们若到赣州，可以感受到此地街道整洁、民风纯朴。我觉得之所以如此，是赣州百姓至今仍受惠于王文成公之教化啊!
明嘉靖七年(1528年)十月，王阳明患重病拟回故里浙江余姚休养，途经大余时，弃舟抱病往丫山寺一游。此不仅是阳明一生好佛所致，更因为他知道当年大儒周敦颐仕南安时，亦常往丫山寺，与高僧讲经论佛。据民间传说，阳明一入寺内，便见一禅房紧紧地闭着门，寺僧说：有一高僧行将入寂，还告诫他们不得开门，且说了一句奇怪的话：“姑俟我至。”阳明一听，甚是奇怪，笑日：此话正是“固候我也”。强命僧徒将禅门打开，入内发现，高僧已不知所踪，仅案几上置书一本，轻拂尘土，赫然见偈语一首：“五十七年王守仁，启吾钥，拂吾尘，若问前身事，开门人是闭门人。”阳明轻念数遍，心中一惊，这似乎是一首谶语：说的是他这个开门者就是这位圆寂者的前世人，细细玩味，顿生狐疑，匆匆离寺登船。
悠悠小舟，顺流而下，载着英武卓绝却病入膏肓的阳明子。船至大余青龙浦，“将属纩，家童问何嘱。公日：‘他无所念，平生学问方才见得数分，未能与吾党共成之，为可恨耳!”’门人周积来见，阳明气息奄奄地说：“吾去矣!”周积哭着问：“何遗言?”阳明略带微笑着说：“此心光明，亦复何言?”遂瞑目而逝，享年57岁。
我们一行已到位于章江西岸的“王阳明落星亭”。此亭临江而建，下面的江水隐隐约约有半圆形的一圈，显见得这是一处古码头遗址，阳明的官船当在此地停靠，一代大儒正是逝于斯啊!亭侧立一石碑，上刻“王阳明落星之处纪念亭”，并简要地介绍了王阳明的生平事迹。落星亭为四角方形，建在一长方形平台基石上，高约四米，顶为琉璃瓦，飞檐翘角，上置宝葫芦顶，地面由多边形大理石镶拼而成。亭中立一石碑，朝西向的碑面阴刻着“王阳明先生落星处”，落款为“日本九州大学名誉教授冈田武彦手书，1994年5月竣工”。我行前在有关资料上已获悉，日本九州大学名誉教授、国际著名学者、日本当代儒学大家冈田武彦曾率十几位日本学者来此地寻访阳明逝世处，拜祭之后，觉得四周只有江水长流，草木零落，空落落的，什么都没有，遂捐资建起了这个亭子。想必亭子建成之时，亦整洁肃穆，但此时，岁月悠悠，荒草萋萋，人迹罕至，亭子斑斑驳驳，已显破败。
当时，阳明的遗体由此上岸运回县城，用上等棺木装殓，又在府衙内设灵堂。南安府及所属三县的官员、阳明的弟子、各书院的学子，以及商贾、豪绅等不绝于途，都来吊唁。数天后，船载着阳明的灵柩起程回浙江绍兴落葬。
我记得2010年5月，我带数十师友，到余姚阳明墓前举办“姚江讲会”。阳明墓位于绍兴县兰亭镇花街洪溪鲜虾山南麓，曾遭毁坏，20世纪末才由浙江社会科学院的吴光先生与日本冈田武彦教授筹资重建。
于会稽山阴兰亭，我正式开讲《王羲之的生死困惑与阳明近溪之解答》。此题似乎有些怪异，但我认为，王右军在千古名篇《兰亭集序》中“畅叙幽情”：人们的性情有别，爱好不同，或“悟言一室之内”，或“放浪形骸之外”，都可以享受不同的人间乐事。但人之一生，俯仰之间，短暂得如白驹过隙，以前所欣喜之事，转眼便为陈迹。右军于是悲从中来：人寿命的长短由“造化”而定，一切终将化为乌有。因此，“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右军之痛，就痛在生死无常，人生如梦。其生死困顿恰恰在于：人生过程中死亡降临之速及丧失一切的恐惧和焦虑，此即所谓“死生亦大矣”的深刻含义。可是，此生死困顿何尝是右军才有?应该说，是千古延续的人类之生死困顿，是谓“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所以，千百年来，人们对《兰亭集序》无不叹其文之美，却不知“感于斯文”之“文”并不是指此“文”，而是叹“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之古今人共同的感慨。
从王羲之撰《兰亭集序》表达出人类生死困顿千余年后，大约在明正德年问，大儒王守仁在南都讲学，有学生问“死生之道”的问题。阳明子回答：“知昼夜即知死生。”于是，学生再问“昼夜之道”是什么。阳明子说：“知昼则知夜。”阳明子的意思是：以“昼”喻“生”，以“夜”喻“死”，如果人们视生死更替犹如昼夜相代，便不会有死亡的恐惧了，而要知“夜”(死)则需要先知“昼”(生)。可是，学生仍在问：人人都在“生”，何能不知“生”呢?而“夜”之后必为“昼”，人“死”之后怎能“生”呢?阳明子说：汝能知昼!懵懵而兴，蠢蠢而食，行不著，习不察，终日昏昏，只是梦昼。惟息有养，瞬有存，此心惺惺明明，天理无一息间断，才是能知昼。这便是天德，便是通乎昼夜之道，而知更有什么死生?这是说：虽然人人都活着，但如果只知求食求衣求睡求性，其余一概不知，一概不求，那便只是“梦昼”——活着犹如睡着了，不省人事，与死无异。一个人只有不唯清醒时孜孜于“天理”，睡梦中亦归之“天理”，涵养成自我之“天德”，这样便与超越时空的本体“良知”合为一体，如此，何有“死”?如此，就可以“昼夜生死”——把由“生”而之“死”的变化视为白天与黑夜的周转一样，这就能对自己何时死去毫不在意，而专心致力于人伦道德的领悟与践履。这实际上就是阳明子对人类生死困顿的解答。
其实，我们从阳明子临终时的遗言“此心光明，亦复何言”中可以看出，阳明子已能坦然、安详地接受死亡，获得了对死释然的心态。这也正应验了阳明自己说过的话：“人于生死念头，本从生身命根上带来，故不易去。若于此处见得破、 透得过，此心全体方是周行无碍，方是尽性至命之学。”观阳明子一生，命运多舛，多次面临死亡威胁。而阳明子正是运用“生死，昼夜也”的智慧来应对。应该说，这是一种卓越的生死智慧，其之所以有效，乃在于一般人恐惧死亡，实是害怕死亡使自己丧失了一切，而且是永远的不可挽回的丧失，犹如王右军在《兰亭集序》中所表达的千百年来人类的生死困顿。而“死生，昼夜也”的智慧正说明了人死不等于一切都归于什么都没有的“无”了，生命乃在宇宙天地间永恒地川流不息，这就给对死亡充满恐惧者以极大的心灵慰藉。更关键的是，给活着的人指明了生命的方向，建构了生活的准则。
不过，许多现代中国人已忘却了中国传统的生死智慧，他们的生活更加个我化了。所谓个我化，即人们缩入个体之我的坚壳，认为生命是个我的，生活是个我的，人生亦是个我的。所以，唯个人之利是求，唯个人之欲是求，这种完全凸显个我的人生观，固然能使人关注自己当下的生存、生活与人生，固然能抓住当下的物资获取及生活享受，但在面对死亡时则必会感到一无依傍，人之死成了无可挽回的死，个体生命的丧失无法成为人类生命延续中的死，最个我化的生活与最个我化的人生也就导致了最个我化的死亡，而引发的死亡恐惧必然是相当强烈的。
所以，我们可以从阳明子揭示出的“知昼夜即知死生”的生死智慧，体悟到：与其说“死”是生命的终结，毋宁说“死”是生命再生的中介。一个人若仅仅从个我生命的视角来观察，必会觉得生命由形成、孕育、出生、成长、成熟、衰老、死亡等阶段组构而成，而死亡意味着生命的毁灭，这成为人生的最大痛苦。不过，我们若能够跃出个我生命的限囿，从生命整体的高度来看，这时我们就能发现：所谓生命的毁灭仅仅是个体生命的消解，而绝不是整体生命的终结。恰恰相反，个体生命的死亡正是整体生命创生的一种形式，我的生命实际上是家庭与家族大生命中的一个环节。所以，我们每个人虽然都会死，都必死，但一旦死去，我们便融入了家庭与家族的大生命之中，并最终参与到整个人类和宇宙生命的创生过程中去了。我们身体的分解，实使更多的生命在繁殖；我们的生命信息仍然在世间保存；我们的死形成了滚滚不息人类大生命洪流中的一朵美丽且永恒的浪花。
因此，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在阳明子的“心学”理论中学会“大其心”的生命方法，以跃出个我生命的躯壳与经验，立于宇宙之整体来体会生命的本质，并从自我之死的执著中跃升出来。由此，便可以认识到“死”亦是一种“生”，并以此来获得心灵的解脱。如此，又何有“死”?既无“死”，又何必要怕“死”、拒“死”、不安心于“死”呢?这一观念可称为消解死亡恐惧的生命体验法，其关键在于突破个我生命的限囿，把自我之小生命与他人之生命，乃至宇宙的大生命加以沟通并融汇为一、合成一体，从而体会到这样的真理：生命具有共通性，“死”不是毁灭，而是新生、再生、共生——从而永生，这就是体现于阳明子所谓“知昼夜即知死生”智慧深层的中华民族生命精神的内核。
忽有阵阵春风拂面而过，翠竹摇曳，绿叶婆娑，使我从回忆的沉思中惊醒。眼前的章江水现出层层涟漪，一圈圈荡漾开去。细雨绵绵白天际飘洒而下，菜园中已有村姑们忙碌的身影，远处翠绿的山峦起伏迤延，消失于天际。时候不早了，该回去了。归途中，我一步碎为三步走，且一步三回首：“落星亭”渐行渐远矣，模糊不见矣。情不自禁地，我低声吟道：“落星亭畔章水清，丫山高耸翠柏迎。阳明先生魂九霄，心香一炷祭英灵。”
阳明夫子，何时能在梦中当面讨教呢?特别是，吾等能有幸越五百年时光隧道，接续上夫子的学术血脉吗?
路漫漫，我的思绪在空中飞舞。想阳明先生不仅“文”的方面达至巅峰——宋明理学中心学一派的集大成者，影响深广；而且，在“武”的方面也令人赞叹：曾以一介书生统领三军，驰骋沙场，大小百余仗，没有败过一次，全是胜仗，令人难以置信。
车入余姚，拐了几个弯便见一广场，在中央偏北的地方耸立着一尊阳明先生的雕像，与许多书本中一介书生的形象不同，但见塑像清瘦矍铄，双目远眺，一身戎装，手扶利剑，气宇轩昂。后面立一巨型牌坊，上书“新建伯”，这应该是阳明先生过世37年后的明隆庆元年五月明穆宗追谥给王守仁的爵位。
我们鱼贯进入府宅，入一大堂，取名“寿山堂”，似乎取人间长寿之意，可我知道，阳明子年仅57岁便谢世了，似乎与长寿无甚关系。不过，我猛然间看见檐柱上有一副楹联，右联云：“立德立功立言真三不朽”，左联日：“明理明知明教乃万人师”，厅堂上方更挂着一大匾额，上书“真三不朽”。原来如此，阳明年寿虽不到一甲子，但其因“立德立功立言”而生命永恒矣!
“三不朽”语出《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春秋时的鲁国大夫叔孙豹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儒家学说是一种现实的理性主义，早就认定，人死肉身一定会朽，但人们可以通过“立德立功立言”的途径来超越死亡，获得生命的永恒。因为高尚的品德能流芳百世，不世之功将载入史册，而精辟的言论会永远传颂，所以人们借助于此而生命不朽矣!
阳明先生自小立志做圣贤，官品人品堪称一流，为世人楷模，此可谓“立德”。阳明先生一生潮起潮落，曾贬蛮荒之地，极穷极困却开悟“良知”大道，其学承孔孟而自成一体，影响有明一代直至日本、东亚地区，此可谓“立言”。阳明先生一介书生，却精研兵书，一生指挥大小百余仗，从未败过，最后官居“南京兵部尚书兼左都御史”，此可谓“立功”。可见，这“真三不朽”，阳明先生是当之无愧啊!有人说在中国历史上真正能够达到“三不朽”境界的只有“两个半”：孔子、王阳明是“两个”，而曾国藩只能算是“半个”。
院落中有一两层的小楼，飞檐翘角，琉璃瓦的屋顶，青砖砌就的墙面，朱红的木柱，砖雕画栋，四周花草茂盛，幽雅寂静，这应该就是王阳明出生处的瑞云楼了。据说，500多年前，一位郑姓夫人怀孕14个月尚未生产，一日晚，祖母岑夫人梦中见一群穿着红衣服的神仙从云中吹吹打打送一子给她。猛然惊醒，已闻儿啼声传来。祖父竹轩公异之，以“云”名之。而乡人传其故事，指其所生之楼为“瑞云楼”。踏着颤悠悠的楼板，我们参观了阳明出生的房间，再回到一楼，开始了我们的讲会活动。
板凳、木桌，窗棂间洒落几缕金灿灿的阳光，学生老师们随意而坐，我则立于前，从容谈道：明成化十八年(1482年)，阳明子年仅11岁，便立志学圣贤。不过，经一番长期艰苦的探索之后，34岁的王阳明教人的并不是最终非要“成圣成贤”，而是“必为圣人之志”，去“希圣希贤”，倡知行合一之教。意思是说：人们只要立志做圣贤，从天地之“生生之道”的本体悟到人心本善仁爱之心的树立，再到“致良知”的即知即行，人们就可以在平日里尽量使自己的一言一行中规中矩，此实已离圣贤不远矣，如此也就足矣!
志者，动机也。这个动机的树立不是从功利性的结果来形成，亦非从学说的完整和辨析来看，而是从自我心性本“仁”(良知)的体认来获得。一个人只要有“成圣成贤”的动机，又有努力实行的人生行为，那就够了，结果如何，效果怎样，是否真的能够成为“圣贤”，则是不必在意的。所以，阳明子云：“人惟患无志，不患无功。”也就是说，一个人最终成不了圣贤不要紧，关键要有“成圣成贤”的追求，并做圣贤之事就行了。可见，立圣贤之志才是关键。
我又谈道：长期以来，人们皆把“圣人之学”的“学”解释为一名词，所以，“圣学”也就成为了一种成“圣人”的“学问”或“学说”。由此，宋儒(尤指朱熹)转而入析理求精，言更多语更详，辞章训诂更纯熟，可儒学之本——做圣贤反而无法彰显了。阳明子则释“圣人之学”的“学”为动词，“圣学”即“学圣”，是“实做圣人之学”，这对学术界及现代学人有特别重大的启迪。对今天的学术界及教育界来说，一些人把儒学当做现代学科分类中的一门学科，是用以讲课以获得“课时费”的材料，或者是撰写论文、出版专著、得到课题经费、评职称的历史文化资源；而文科的学生们则往往把儒学当做完成考试的一种答题内容、写毕业论文的材料、撰写论文的引文等。总之，儒学可悲地成了沽名钓誉的手段，此离儒学的真精神——实做圣贤不啻十万八千里啊!
“郑教授，前面就是落星亭。”大余县博物馆的舒馆长遥指前方，打断了我的思绪。抬头远眺，透过丛丛茅草，在几株大树和翠竹的环拥中，忽现一间孤零零的亭阁身影。不远处的章江弯弯曲曲，水流蜿蜒起伏，静静地流淌着。江两岸，植物茂密，郁郁葱葱；江对岸，一条高速公路似蛟龙般穿山越岭而过。我知道，阳明生命中最后的岁月与这条江、我们脚下的这片沃土紧密相系，从运筹帷幄之中到决胜千里之外，从颁布“十家牌法”到一举平定“匪患”，从“破心中贼”到广开书院讲会，直到英年生命戛然终止于斯……
我肃立在章江边，观流水潺潺而来，滚滚而去，亿万年如此，怎能不感慨万千?我不禁吟起孔夫子之叹来：“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明正德十一年(1516年)八月，兵部尚书王琼大力举荐王守仁，朝廷任其为右佥都御史，巡抚南(康)、赣(州)、汀(州)、漳(州)等处，一直到正德十四年(1519年)，王阳明镇抚南赣有四年之久。其时的赣粤边境，“匪患”有燎原之势：谢志珊称“征南王”，与蓝天凤、钟景据横水、左溪、桶冈等寨；又有池仲容称“金龙霸王”，据广东涮头立寨；还有大帽山的詹师富、大庚的陈日能、乐昌的高仲仁、湖南的龚福，皆各占一方山头，遥相呼应，攻城略地，抢粮断路，令各地政府和官军束手无策、头痛不已。
王阳明于正德十二年正月十五率军到赣，仅用十天就做好了军事进攻的各项准备。同时，为断绝“山匪”与不法分子的来往，他创立了“十家牌法”，采取连坐的方式，沿门按牌查访，使“山匪”失去了耳目，成了“瞎子”。大军于是出动，前后 仅一年零两个月的时间，赣粤边境的诸路“匪患”全部被铲平，一举解决了朝廷和江西地方政府的心腹之患。不过，作为心学家的阳明子深刻地指出：“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又说：“区区翦除鼠窃何足为异。若诸贤扫荡心腹之寇，以收廓清平定之功，此诚大丈夫不世之伟绩。”这是说：剪灭山中的蟊贼实属易事，而人心中的私欲则更难对付。因为，“山中贼”可见可击，而“心中贼”无形无影，不可见亦难下手。基于这样一种认识，王阳明决心以“良知学”教化百姓。他在郁孤台建书院，收授弟子，即便在军旅途中亦讲学不止，终于形成了影响深远的阳明学派。他又在赣州水东玉虚观重修周敦颐讲学处“濂溪书院”，闲暇时还讲学于赣州通天岩，又刻古本《大学》《朱子晚年定论》，以示学术正统。其弟子则在赣州刊刻了《传习录》，王学的主要内容皆涵括无遗，可比孔门之《论语》，堪称心学宝典、王门圣书。特别是王阳明还颁布了《训蒙大意示教读》，要求赣南各县父老乡亲必须兴立社学，读儒家经典，行忠孝仁义。
阳明子镇抚赣州虽时间不长，但从平定“匪患”到地方治安体系的确立，从农耕水利到乡村道德生活模式的厘定，都功莫大焉，真正是泽被四方，当时赣州多地都建有王文成公祠，香火长年不断。今天人们若到赣州，可以感受到此地街道整洁、民风纯朴。我觉得之所以如此，是赣州百姓至今仍受惠于王文成公之教化啊!
明嘉靖七年(1528年)十月，王阳明患重病拟回故里浙江余姚休养，途经大余时，弃舟抱病往丫山寺一游。此不仅是阳明一生好佛所致，更因为他知道当年大儒周敦颐仕南安时，亦常往丫山寺，与高僧讲经论佛。据民间传说，阳明一入寺内，便见一禅房紧紧地闭着门，寺僧说：有一高僧行将入寂，还告诫他们不得开门，且说了一句奇怪的话：“姑俟我至。”阳明一听，甚是奇怪，笑日：此话正是“固候我也”。强命僧徒将禅门打开，入内发现，高僧已不知所踪，仅案几上置书一本，轻拂尘土，赫然见偈语一首：“五十七年王守仁，启吾钥，拂吾尘，若问前身事，开门人是闭门人。”阳明轻念数遍，心中一惊，这似乎是一首谶语：说的是他这个开门者就是这位圆寂者的前世人，细细玩味，顿生狐疑，匆匆离寺登船。
悠悠小舟，顺流而下，载着英武卓绝却病入膏肓的阳明子。船至大余青龙浦，“将属纩，家童问何嘱。公日：‘他无所念，平生学问方才见得数分，未能与吾党共成之，为可恨耳!”’门人周积来见，阳明气息奄奄地说：“吾去矣!”周积哭着问：“何遗言?”阳明略带微笑着说：“此心光明，亦复何言?”遂瞑目而逝，享年57岁。
我们一行已到位于章江西岸的“王阳明落星亭”。此亭临江而建，下面的江水隐隐约约有半圆形的一圈，显见得这是一处古码头遗址，阳明的官船当在此地停靠，一代大儒正是逝于斯啊!亭侧立一石碑，上刻“王阳明落星之处纪念亭”，并简要地介绍了王阳明的生平事迹。落星亭为四角方形，建在一长方形平台基石上，高约四米，顶为琉璃瓦，飞檐翘角，上置宝葫芦顶，地面由多边形大理石镶拼而成。亭中立一石碑，朝西向的碑面阴刻着“王阳明先生落星处”，落款为“日本九州大学名誉教授冈田武彦手书，1994年5月竣工”。我行前在有关资料上已获悉，日本九州大学名誉教授、国际著名学者、日本当代儒学大家冈田武彦曾率十几位日本学者来此地寻访阳明逝世处，拜祭之后，觉得四周只有江水长流，草木零落，空落落的，什么都没有，遂捐资建起了这个亭子。想必亭子建成之时，亦整洁肃穆，但此时，岁月悠悠，荒草萋萋，人迹罕至，亭子斑斑驳驳，已显破败。
当时，阳明的遗体由此上岸运回县城，用上等棺木装殓，又在府衙内设灵堂。南安府及所属三县的官员、阳明的弟子、各书院的学子，以及商贾、豪绅等不绝于途，都来吊唁。数天后，船载着阳明的灵柩起程回浙江绍兴落葬。
我记得2010年5月，我带数十师友，到余姚阳明墓前举办“姚江讲会”。阳明墓位于绍兴县兰亭镇花街洪溪鲜虾山南麓，曾遭毁坏，20世纪末才由浙江社会科学院的吴光先生与日本冈田武彦教授筹资重建。
于会稽山阴兰亭，我正式开讲《王羲之的生死困惑与阳明近溪之解答》。此题似乎有些怪异，但我认为，王右军在千古名篇《兰亭集序》中“畅叙幽情”：人们的性情有别，爱好不同，或“悟言一室之内”，或“放浪形骸之外”，都可以享受不同的人间乐事。但人之一生，俯仰之间，短暂得如白驹过隙，以前所欣喜之事，转眼便为陈迹。右军于是悲从中来：人寿命的长短由“造化”而定，一切终将化为乌有。因此，“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右军之痛，就痛在生死无常，人生如梦。其生死困顿恰恰在于：人生过程中死亡降临之速及丧失一切的恐惧和焦虑，此即所谓“死生亦大矣”的深刻含义。可是，此生死困顿何尝是右军才有?应该说，是千古延续的人类之生死困顿，是谓“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所以，千百年来，人们对《兰亭集序》无不叹其文之美，却不知“感于斯文”之“文”并不是指此“文”，而是叹“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之古今人共同的感慨。
从王羲之撰《兰亭集序》表达出人类生死困顿千余年后，大约在明正德年问，大儒王守仁在南都讲学，有学生问“死生之道”的问题。阳明子回答：“知昼夜即知死生。”于是，学生再问“昼夜之道”是什么。阳明子说：“知昼则知夜。”阳明子的意思是：以“昼”喻“生”，以“夜”喻“死”，如果人们视生死更替犹如昼夜相代，便不会有死亡的恐惧了，而要知“夜”(死)则需要先知“昼”(生)。可是，学生仍在问：人人都在“生”，何能不知“生”呢?而“夜”之后必为“昼”，人“死”之后怎能“生”呢?阳明子说：汝能知昼!懵懵而兴，蠢蠢而食，行不著，习不察，终日昏昏，只是梦昼。惟息有养，瞬有存，此心惺惺明明，天理无一息间断，才是能知昼。这便是天德，便是通乎昼夜之道，而知更有什么死生?这是说：虽然人人都活着，但如果只知求食求衣求睡求性，其余一概不知，一概不求，那便只是“梦昼”——活着犹如睡着了，不省人事，与死无异。一个人只有不唯清醒时孜孜于“天理”，睡梦中亦归之“天理”，涵养成自我之“天德”，这样便与超越时空的本体“良知”合为一体，如此，何有“死”?如此，就可以“昼夜生死”——把由“生”而之“死”的变化视为白天与黑夜的周转一样，这就能对自己何时死去毫不在意，而专心致力于人伦道德的领悟与践履。这实际上就是阳明子对人类生死困顿的解答。
其实，我们从阳明子临终时的遗言“此心光明，亦复何言”中可以看出，阳明子已能坦然、安详地接受死亡，获得了对死释然的心态。这也正应验了阳明自己说过的话：“人于生死念头，本从生身命根上带来，故不易去。若于此处见得破、 透得过，此心全体方是周行无碍，方是尽性至命之学。”观阳明子一生，命运多舛，多次面临死亡威胁。而阳明子正是运用“生死，昼夜也”的智慧来应对。应该说，这是一种卓越的生死智慧，其之所以有效，乃在于一般人恐惧死亡，实是害怕死亡使自己丧失了一切，而且是永远的不可挽回的丧失，犹如王右军在《兰亭集序》中所表达的千百年来人类的生死困顿。而“死生，昼夜也”的智慧正说明了人死不等于一切都归于什么都没有的“无”了，生命乃在宇宙天地间永恒地川流不息，这就给对死亡充满恐惧者以极大的心灵慰藉。更关键的是，给活着的人指明了生命的方向，建构了生活的准则。
不过，许多现代中国人已忘却了中国传统的生死智慧，他们的生活更加个我化了。所谓个我化，即人们缩入个体之我的坚壳，认为生命是个我的，生活是个我的，人生亦是个我的。所以，唯个人之利是求，唯个人之欲是求，这种完全凸显个我的人生观，固然能使人关注自己当下的生存、生活与人生，固然能抓住当下的物资获取及生活享受，但在面对死亡时则必会感到一无依傍，人之死成了无可挽回的死，个体生命的丧失无法成为人类生命延续中的死，最个我化的生活与最个我化的人生也就导致了最个我化的死亡，而引发的死亡恐惧必然是相当强烈的。
所以，我们可以从阳明子揭示出的“知昼夜即知死生”的生死智慧，体悟到：与其说“死”是生命的终结，毋宁说“死”是生命再生的中介。一个人若仅仅从个我生命的视角来观察，必会觉得生命由形成、孕育、出生、成长、成熟、衰老、死亡等阶段组构而成，而死亡意味着生命的毁灭，这成为人生的最大痛苦。不过，我们若能够跃出个我生命的限囿，从生命整体的高度来看，这时我们就能发现：所谓生命的毁灭仅仅是个体生命的消解，而绝不是整体生命的终结。恰恰相反，个体生命的死亡正是整体生命创生的一种形式，我的生命实际上是家庭与家族大生命中的一个环节。所以，我们每个人虽然都会死，都必死，但一旦死去，我们便融入了家庭与家族的大生命之中，并最终参与到整个人类和宇宙生命的创生过程中去了。我们身体的分解，实使更多的生命在繁殖；我们的生命信息仍然在世间保存；我们的死形成了滚滚不息人类大生命洪流中的一朵美丽且永恒的浪花。
因此，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在阳明子的“心学”理论中学会“大其心”的生命方法，以跃出个我生命的躯壳与经验，立于宇宙之整体来体会生命的本质，并从自我之死的执著中跃升出来。由此，便可以认识到“死”亦是一种“生”，并以此来获得心灵的解脱。如此，又何有“死”?既无“死”，又何必要怕“死”、拒“死”、不安心于“死”呢?这一观念可称为消解死亡恐惧的生命体验法，其关键在于突破个我生命的限囿，把自我之小生命与他人之生命，乃至宇宙的大生命加以沟通并融汇为一、合成一体，从而体会到这样的真理：生命具有共通性，“死”不是毁灭，而是新生、再生、共生——从而永生，这就是体现于阳明子所谓“知昼夜即知死生”智慧深层的中华民族生命精神的内核。
忽有阵阵春风拂面而过，翠竹摇曳，绿叶婆娑，使我从回忆的沉思中惊醒。眼前的章江水现出层层涟漪，一圈圈荡漾开去。细雨绵绵白天际飘洒而下，菜园中已有村姑们忙碌的身影，远处翠绿的山峦起伏迤延，消失于天际。时候不早了，该回去了。归途中，我一步碎为三步走，且一步三回首：“落星亭”渐行渐远矣，模糊不见矣。情不自禁地，我低声吟道：“落星亭畔章水清，丫山高耸翠柏迎。阳明先生魂九霄，心香一炷祭英灵。”
阳明夫子，何时能在梦中当面讨教呢?特别是，吾等能有幸越五百年时光隧道，接续上夫子的学术血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