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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导师卡尔·马克思在大英博物馆圆形穹顶图书室有固定座位的说法，出处不详，却由来已久，英国作家戴维·洛奇笔下，就有中国人到大英博物馆围观马克思固定座位的场景（《大英博物馆在倒塌》，张楠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据说连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访英时也曾问及（《剑桥流水：英伦学术游记》，刘兵著，河北大学出版社，2003）。中国还流传马克思在大英博物馆地板上踏出脚印的故事。“固定座位”和“脚印”之间，显然有因果联系，能相互印证。早年，人们往往对此深信不疑。近年来，出国者渐多，眼界大开，开始出现一些不同的声音，例如：
图书室是公共场所，会给某个读者长期保留固定座位？水泥地板难道质量有问题，会磨出印迹？还有人说现在地上铺有地毯，会不会当时也是地毯，时间一长或许就磨出脚印来？抑或是“木质地板”被踏出凹槽？（李国文：《马克思脚下的地板》，载《北京青年报》2004-02-27）
一些实地踏访者，常引大英博物馆图书管理员的说法来证实或证伪。试想时隔百年，馆员无从目睹，其说法如何令人信服？查检相关文献，所谓固定座位的具体方位，至少有如下几种：
1、右手最后一排第一张（陶大镛：《我怎样学习政治经济学》，载《学习》1949年第1卷第2期）；
2、D行第二号（苏蓝：《在马克思生活过的地方》，载《人民日报》1957-05-05）；
3、G-7，即入口处向右第五张（《马克思文献传记》，［德］克利姆著，李成毅等译，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84页）；
4、左侧第五排头两个（新华社记者：《上海杂技团在英国》，载《人民日报》1973-07-30）；
5、M4（Francis Watson： The year of the wombat： England， 1857， London： Gollancz 1974，P185）；
6、07（《马克思在伦敦》，［英］勃里格斯著，陈叔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52页）；
7、15排7号（陈特安、李云飞：《沿着马克思的足迹》，载《人民日报》1986-06-11）；
8、从K排到P排，每排最外边的座位（唐绍略：《这里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大英图书馆印象》，载《人民日报》1994-08-06）；
上述说法，各有凭据，但只要任意两种靠谱，“固定座位说”便深陷自我矛盾的泥沼。
至于“脚印说”，笔者所见，共有两个版本。据马克思二女婿保尔·拉法格说，马克思踏出来的“脚印”，并不在大英博物馆，而是在家里的书房：
他的休息就是在室内来回走动，以致在门与窗之间的地毯上踏出了一条痕迹，就像穿过草地的一条小路一样。（《回忆马克思恩格斯》，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编，胡尧等译，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71页）
另一版本，很可能来自著名经济学家陶大镛（1918～2010）：
我还晓得一件事，就更足证明他的勤奋好学了：从1850年起，他经常埋头于大英博物馆，总喜坐在图书室右首最后一排的第一张位子上，前后共有25年之久。他读到欢奋的时候，常常要用右脚在地上拖几下，这样，就把座位下边的那块水门汀磨掉了一层。他死后，这块凹下去的地方，已重新填平了。直到今天，这块痕迹还保存在那边。（陶大镛：《我怎样学习政治经济学》，载《学习》1949年第1卷第2期，第34页）
陶大镛教授的描述，令人产生身临其境之感。多年以后，陶教授补述：
我1947年留英期间，为了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一百周年，急于写《社会主义思想史》，足足有两个多月，也天天到这座圆拱形大厅来参阅图书，觉得借书实在是方便。还曾向当时的一位年迈的管理员探询过这个足迹的故事，他彬彬有礼地告诉我：“传说确有其事，可惜经过多次整修，现在已看不到留下的脚印了。”我曾悄悄地找到D行第二号座位，并俯身去寻索桌下的痕迹，还用手去摸了摸地面，虽看不到明显的痕迹，却隐约觉得地面并不那么平滑，我那时的心情是如此激动，至今还留下难忘的印象。（《从学习〈资本论〉谈利用图书馆》，载《著名学者谈利用图书馆》，庄焕先主编，山东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33页）
陶教授1947年到达现场时，马克思已经逝世六十多年了。仔细推敲，仍有疑点：首先，脚印的位置变了，从最初的“右首最后一排的第一张位子”变成了“D行第二号”；其次，马克思读书之“欢奋”，“右脚”在地上拖几下，又是谁告诉他的呢？
1978年5月5日《人民日报》报道“马克思工作和生活过的地方”，说大英博物馆阅览室在二战期间遭到希特勒德国空军的轰炸，战后曾经多次修缮。则陶教授看到的“不那么平滑”的痕迹，未必一定是脚拖的结果。
依据笔者所掌握的文献，国外只传说马克思在大英博物馆有固定座位，还从未传说有脚印的。“脚印”最早的来源，可能就是陶大镛教授1949年发表的那篇文章。他大概是把马克思书房里的“脚印”，误记作大英博物馆里的了。
此后，“陶版脚印说”被大量引用。其中影响较大的，是用作教师教材的《心理学》（邵鹤亭等编著，人民教育出版社1953年版，下册第65～66页）。此书的蓝本是苏联捷普洛夫教授所著《心理学》，中国的编者“用比较通俗的文字和我国学生习见的事例，把苏联普通中学用的心理学课本改编成适合我国师范学校用的心理学教材”。苏联人写的这本教材中并未提到马克思的“脚印”。
此后，《高级小学历史课本第四册教学参考资料》（江苏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和青年谈读书》（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革命领袖勤学的故事》（福建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天才出于勤奋：革命领袖学习的故事》（贵州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马克思恩格斯的故事》（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等书，都照搬此说。
到了1982年，“陶版脚印说”发酵为“两个深深的脚印”（《语文基础知识复习与练习》，北京市西城区教育教学研究中心编，中国农业机械出版社1982年版，第334页）。1988年，“深深的脚印”进入初中语文教材。（于庆明：《成功的秘诀》，载《中学生课外阅读丛书·初中语文第二册》，北京市海淀区教师进修学校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1988年版，第218页） 笔者查到的西文文献中，有两本出版于上世纪50年代民主德国的书，记述了马克思在大英博物馆的两组对话并提及固定座位，不过均无具体座位号。其一是瓦尔特·维克多《卡尔·马克思》（马度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54年版，第42～43页），原是柏林童书出版社出版的儿童读物；另一是西格里斯特《为人类工作：马克思生活记述》（罗章龙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5页），只是一本学术性不强的普及读物。翻阅原书，对话并无出处。如果对话真的发生过，必有亲历者，但翻遍国内出版的所有正规传记及权威的《回忆马克思》（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编，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收入马克思的战友亲属和学生等同时代人所写的回忆，还有一部分反映马克思生平活动的文章和书信），都查无出处。
1970年，民主德国学者曼弗雷德·克利姆编著的《马克思文献传记》出版，他搜罗了包括19世纪下半叶欧洲一些国家的官方文件、档案、信件和某些绝密材料，以及亲友和崇拜者乃至政治反对者的私人笔记、书信和追忆等文献共217种。但当涉及具体座位号时，居然也是来自图书管理员的口述，没有文献依据，使其可信度大打折扣。
“固定座位说”是怎么产生的呢？陶教授如此解释：
因为圆厅规模大，座位多，固定下来一则便于前往检索目录卡片；二则易于找到自己的座位，三则图书管理员也乐于将你所借的书刊送到原位置上。如果今天念不完，明天续借，只要声明仍坐原位，出纳员可以为你保留下来，不送回书库，省得明天填条重借，手续要便捷得多。（《著名学者谈利用图书馆》，第134页）
这也许能解释一段连续时间内的状况，不过很难解释马克思的固定座位能保留25年之久。查《马克思年表》（载《马克思传》，戴维·麦克莱伦著，王珍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他有过多次离开英国的出境记录。1863年11月母亲去世，12月赴故乡特利尔；1867年4到5月为《资本论》出版事宜去汉堡……离境期间图书理应会归架。等下次再去，座位很可能会被别的读者占用。更何况，阅览室的格局还曾多次改变。退一步说，即便一段时间内马克思真有过较固定的座位，恐怕也未必只有一处。如今，大英博物馆阅览室里特设有一块看板，称“当年马克思常在L、M、N、O、P行就坐，因那里靠近参考书架”（《大英博物馆日记》，陈平原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版，第35页）。这种折衷的做法，也许更接近事实。但同时也进一步反证：既然座位无法固定在某一处，脚印说恐怕也就不能成立了。
“踵事而增华，变本而加厉”，是历史演义、文学虚构的惯用手法。而马克思“不仅从不引证一件他还未十分确定的事实，而且在他尚未彻底研究好一个问题时，他决不谈论这个问题。他决不出版一本没有经过他仔细加工和认真琢磨过的作品。”“为了写《资本论》中关于英国劳工法的二十来页文章，他曾把整个图书馆里载有英国与苏格兰调查委员会和工厂视察员的蓝皮书都研究过。”（《回忆马克思恩格斯》，第77～78页）。与之对照，马克思在大英博物馆的上述传说或轶事，不啻画蛇添足，更与马克思为学严谨的面目背道而驰。
图书室是公共场所，会给某个读者长期保留固定座位？水泥地板难道质量有问题，会磨出印迹？还有人说现在地上铺有地毯，会不会当时也是地毯，时间一长或许就磨出脚印来？抑或是“木质地板”被踏出凹槽？（李国文：《马克思脚下的地板》，载《北京青年报》2004-02-27）
一些实地踏访者，常引大英博物馆图书管理员的说法来证实或证伪。试想时隔百年，馆员无从目睹，其说法如何令人信服？查检相关文献，所谓固定座位的具体方位，至少有如下几种：
1、右手最后一排第一张（陶大镛：《我怎样学习政治经济学》，载《学习》1949年第1卷第2期）；
2、D行第二号（苏蓝：《在马克思生活过的地方》，载《人民日报》1957-05-05）；
3、G-7，即入口处向右第五张（《马克思文献传记》，［德］克利姆著，李成毅等译，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84页）；
4、左侧第五排头两个（新华社记者：《上海杂技团在英国》，载《人民日报》1973-07-30）；
5、M4（Francis Watson： The year of the wombat： England， 1857， London： Gollancz 1974，P185）；
6、07（《马克思在伦敦》，［英］勃里格斯著，陈叔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52页）；
7、15排7号（陈特安、李云飞：《沿着马克思的足迹》，载《人民日报》1986-06-11）；
8、从K排到P排，每排最外边的座位（唐绍略：《这里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大英图书馆印象》，载《人民日报》1994-08-06）；
上述说法，各有凭据，但只要任意两种靠谱，“固定座位说”便深陷自我矛盾的泥沼。
至于“脚印说”，笔者所见，共有两个版本。据马克思二女婿保尔·拉法格说，马克思踏出来的“脚印”，并不在大英博物馆，而是在家里的书房：
他的休息就是在室内来回走动，以致在门与窗之间的地毯上踏出了一条痕迹，就像穿过草地的一条小路一样。（《回忆马克思恩格斯》，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编，胡尧等译，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71页）
另一版本，很可能来自著名经济学家陶大镛（1918～2010）：
我还晓得一件事，就更足证明他的勤奋好学了：从1850年起，他经常埋头于大英博物馆，总喜坐在图书室右首最后一排的第一张位子上，前后共有25年之久。他读到欢奋的时候，常常要用右脚在地上拖几下，这样，就把座位下边的那块水门汀磨掉了一层。他死后，这块凹下去的地方，已重新填平了。直到今天，这块痕迹还保存在那边。（陶大镛：《我怎样学习政治经济学》，载《学习》1949年第1卷第2期，第34页）
陶大镛教授的描述，令人产生身临其境之感。多年以后，陶教授补述：
我1947年留英期间，为了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一百周年，急于写《社会主义思想史》，足足有两个多月，也天天到这座圆拱形大厅来参阅图书，觉得借书实在是方便。还曾向当时的一位年迈的管理员探询过这个足迹的故事，他彬彬有礼地告诉我：“传说确有其事，可惜经过多次整修，现在已看不到留下的脚印了。”我曾悄悄地找到D行第二号座位，并俯身去寻索桌下的痕迹，还用手去摸了摸地面，虽看不到明显的痕迹，却隐约觉得地面并不那么平滑，我那时的心情是如此激动，至今还留下难忘的印象。（《从学习〈资本论〉谈利用图书馆》，载《著名学者谈利用图书馆》，庄焕先主编，山东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33页）
陶教授1947年到达现场时，马克思已经逝世六十多年了。仔细推敲，仍有疑点：首先，脚印的位置变了，从最初的“右首最后一排的第一张位子”变成了“D行第二号”；其次，马克思读书之“欢奋”，“右脚”在地上拖几下，又是谁告诉他的呢？
1978年5月5日《人民日报》报道“马克思工作和生活过的地方”，说大英博物馆阅览室在二战期间遭到希特勒德国空军的轰炸，战后曾经多次修缮。则陶教授看到的“不那么平滑”的痕迹，未必一定是脚拖的结果。
依据笔者所掌握的文献，国外只传说马克思在大英博物馆有固定座位，还从未传说有脚印的。“脚印”最早的来源，可能就是陶大镛教授1949年发表的那篇文章。他大概是把马克思书房里的“脚印”，误记作大英博物馆里的了。
此后，“陶版脚印说”被大量引用。其中影响较大的，是用作教师教材的《心理学》（邵鹤亭等编著，人民教育出版社1953年版，下册第65～66页）。此书的蓝本是苏联捷普洛夫教授所著《心理学》，中国的编者“用比较通俗的文字和我国学生习见的事例，把苏联普通中学用的心理学课本改编成适合我国师范学校用的心理学教材”。苏联人写的这本教材中并未提到马克思的“脚印”。
此后，《高级小学历史课本第四册教学参考资料》（江苏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和青年谈读书》（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革命领袖勤学的故事》（福建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天才出于勤奋：革命领袖学习的故事》（贵州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马克思恩格斯的故事》（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等书，都照搬此说。
到了1982年，“陶版脚印说”发酵为“两个深深的脚印”（《语文基础知识复习与练习》，北京市西城区教育教学研究中心编，中国农业机械出版社1982年版，第334页）。1988年，“深深的脚印”进入初中语文教材。（于庆明：《成功的秘诀》，载《中学生课外阅读丛书·初中语文第二册》，北京市海淀区教师进修学校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1988年版，第218页） 笔者查到的西文文献中，有两本出版于上世纪50年代民主德国的书，记述了马克思在大英博物馆的两组对话并提及固定座位，不过均无具体座位号。其一是瓦尔特·维克多《卡尔·马克思》（马度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54年版，第42～43页），原是柏林童书出版社出版的儿童读物；另一是西格里斯特《为人类工作：马克思生活记述》（罗章龙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5页），只是一本学术性不强的普及读物。翻阅原书，对话并无出处。如果对话真的发生过，必有亲历者，但翻遍国内出版的所有正规传记及权威的《回忆马克思》（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编，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收入马克思的战友亲属和学生等同时代人所写的回忆，还有一部分反映马克思生平活动的文章和书信），都查无出处。
1970年，民主德国学者曼弗雷德·克利姆编著的《马克思文献传记》出版，他搜罗了包括19世纪下半叶欧洲一些国家的官方文件、档案、信件和某些绝密材料，以及亲友和崇拜者乃至政治反对者的私人笔记、书信和追忆等文献共217种。但当涉及具体座位号时，居然也是来自图书管理员的口述，没有文献依据，使其可信度大打折扣。
“固定座位说”是怎么产生的呢？陶教授如此解释：
因为圆厅规模大，座位多，固定下来一则便于前往检索目录卡片；二则易于找到自己的座位，三则图书管理员也乐于将你所借的书刊送到原位置上。如果今天念不完，明天续借，只要声明仍坐原位，出纳员可以为你保留下来，不送回书库，省得明天填条重借，手续要便捷得多。（《著名学者谈利用图书馆》，第134页）
这也许能解释一段连续时间内的状况，不过很难解释马克思的固定座位能保留25年之久。查《马克思年表》（载《马克思传》，戴维·麦克莱伦著，王珍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他有过多次离开英国的出境记录。1863年11月母亲去世，12月赴故乡特利尔；1867年4到5月为《资本论》出版事宜去汉堡……离境期间图书理应会归架。等下次再去，座位很可能会被别的读者占用。更何况，阅览室的格局还曾多次改变。退一步说，即便一段时间内马克思真有过较固定的座位，恐怕也未必只有一处。如今，大英博物馆阅览室里特设有一块看板，称“当年马克思常在L、M、N、O、P行就坐，因那里靠近参考书架”（《大英博物馆日记》，陈平原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版，第35页）。这种折衷的做法，也许更接近事实。但同时也进一步反证：既然座位无法固定在某一处，脚印说恐怕也就不能成立了。
“踵事而增华，变本而加厉”，是历史演义、文学虚构的惯用手法。而马克思“不仅从不引证一件他还未十分确定的事实，而且在他尚未彻底研究好一个问题时，他决不谈论这个问题。他决不出版一本没有经过他仔细加工和认真琢磨过的作品。”“为了写《资本论》中关于英国劳工法的二十来页文章，他曾把整个图书馆里载有英国与苏格兰调查委员会和工厂视察员的蓝皮书都研究过。”（《回忆马克思恩格斯》，第77～78页）。与之对照，马克思在大英博物馆的上述传说或轶事，不啻画蛇添足，更与马克思为学严谨的面目背道而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