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媒体和读者对于当代中国文学本就所知甚少，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媒体一时间无所适从。各种报道更多地集中在莫言获奖的文化意义与作为“经济巨人”的国家形象之间的关系方面，这也表明，海外对中国的认知，更多的集中在中国的经济成就方面。人们总是从自己熟悉的东西上去寻找新事物的认知参照物。至于莫言获奖与国家经济成就之间的关系性质究竟为何，解释则各有不同。一种观点认为，这是经济繁荣、大国崛起在文化方面的指标；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这是文化人在抵御物欲横流的时代的艰难努力的见证。
　　海外主流文学界对莫言及中国当代文学所知甚少。虽然早在2005年，美国著名作家厄普代克就曾在《纽约客》撰文论及莫言，但通篇看下来，无非是概要地介绍了一下《丰乳肥臀》主要内容。当然，以他的文学地位，介绍一下就已经是很高的奖赏。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对莫言是盛赞有加的。据称，他就是莫言获奖的提名者之一。可是，另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赫塔·米勒却对莫言获奖表示了极度的不满。相关报道语焉不详，也没有证据表明穆勒对莫言的作品有多大程度上的理解，我们所知道的是，穆勒的批评主要是出于道德义愤。至于穆勒批评的合理性理由，并不难猜测，应该跟前文所提及的反对者的意见差不多，只不过在她的言论环境中，她的表达更为直截了当。我理解这位前罗马尼亚作家的情绪，但我怀疑她的资讯来源的可靠性，也怀疑媒体传播的准确性。
　　著名的文学杂志The Kenyon Review刊登了一篇署名Anna Sun的评论文章《莫言的病态语言》（The Diseased Language of Mo Yan），算是一篇较为专业的莫言评论。作者在文章一开头引征了帕斯捷尔纳克的小说《日瓦戈医生》中的一段话作为自己文章的题记，其用意无非是说，这个时代的粗鄙化使得文学话语的复杂性和精神深度消逝殆尽，言辞变成了赤裸裸的语义直陈，如同这个时代的欲望和心思一样。Anna Sun写道：狄更斯，哈代和福克纳这些伟大的小说家，面对严酷的人类生存条件，而莫言的作品缺乏像作家所具备的重要东西：美学信念。这些作家的美学力量是火炬，照亮了人性的黑暗和痛苦的真相。莫言的工作不乏人工技巧的光泽，在他的幻觉世界，却没有照亮混乱现实的光芒，并由于缺乏整体的美学考虑而致混乱和失败。打开他的作品的任何一页，都混杂着乡村土语、老套的社会主义修辞和文学上的矫揉造作，令人惊讶的平庸。莫言的语言是重复的，粗鄙的，大多缺乏审美价值。相反，倒是葛浩文的翻译，使莫言的作品显示出某种光芒，使之看上去貌似高尔基或索尔仁尼琴。莫言的语言是惊人的和引人注目，因为它是患病的。它脱离了中国文学数千年传统中的优雅、复杂和丰富，脱离了屈原，到李白、杜甫，再到苏轼，再到曹雪芹所建立起来的伟大传统，是一种病态的现代汉语。莫言的作品其实是社会主义美学的产物。病源在于长期盛行的工农兵的政治语言。但沈从文、汪曾祺、老舍、冰心、钱锺书等人则逃脱了病态的感染。这也就意味着，莫言并没有尽到一个作家应尽的职责——捍卫母语纯洁传统。
　　作者的华裔身份，对母语的文学言说状况感触更深，这一点，是一般“汉学家”难以体会得到的。但Sun只说到了汉语文学语言的美学意义的一个方面，Sun本人的美学立场本身就带有严重的偏执性。莫言的文学语言不是一个孤立于世外的美学风景，它是当下季节里的一场暴风雪。它与现实之间的关系是短兵相接的白刃战，在一场混战当中，旁观者往往难以分辨出对立的双方。Sun的描述是准确的。在莫言的成名作《透明的红萝卜》的一开头出现的农村生产队队长训话的场面。这个能说会道的农民，一张嘴便是连篇的谚语、顺口溜和粗俗而俏皮的骂人话，其间还夹杂着一些歪七歪八、半通不通的官方辞令：领袖语录、上级指示、报刊社论的言辞，等等，以显示自己不同一般的身份。但是，这种夹生的官腔、杂凑的语言，非但不能令人生畏，反倒叫人觉得好笑。在这种戏谑性的“模仿”中，包含着莫言小说的一系列风格学秘密。莫言在语言上的价值，恰恰是他的那种刻意制造的混乱、芜杂、重复和陈词滥调，或者说，Anna Sun所说的“病态的”语言。这一点也正印证了普鲁斯特所说的，“美好的书是用某种类似于外语的语言写成的。”莫言以戏仿手段所达到的“反讽”效果，是一种否定性的美学。戏仿文本以一种与母本相似的形态出现，却赋予它一个否定性的本质。戏仿使制度化的母本不可动摇的美学原则和价值核心沦为空虚，并瓦解了制度化母本的权威结构所赖以建立的话语基础。因而，可以说，戏仿的文本包含着至少是双重的声音和价值立场，它使文本的意义空间获得了开放性，将意义从制度化文本的单一、封闭、僵硬的话语结构中解放出来。从这一角度看，戏仿就不仅仅是一种否定性的美学策略，它同时还是一种新的世界观念和价值原则。莫言的文学确实是“有病的”，它是一个有病时代的病毒携带者。它以自身的免疫力，存活在这个时代。这是莫言一代人的宿命，也是他们的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