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世纪末20世纪初，经过南北战争后的美国经济迅速发展，进入所谓“镀金时代”。急剧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使得美国社会结构短期内发生了重大变化：一边是社会财富迅速增加，另一边却是血汗工厂、贪污受贿、尔虞我诈、假冒伪劣……腐败现象如同某种“综合征”一样突然并发，其广度与深度都令人瞠目结舌，各种社会矛盾突然尖锐，已经危及到社会的稳定。
　　但就在此关键时刻，美国新闻界开始的“扒粪”(muckraking)运动却有力地制止了腐败的蔓延滋生，促进了美国社会的改良，使其躲开了一场重大危机。记者林肯·斯蒂芬斯是这场“扒粪运动”的重要人物。他认为，此时的腐败已不是个别现象，而是一种整体性腐败，他从单纯、客观的犯罪报道，转为深挖其后更深的腐败背景。
　　他首先以城市为单位，调查其腐败情况。他发现，他调查的这些城市全都腐败透顶，每个城市的权力都被一小撮人掌握，形成一个紧密的利益共同体，控制了城市的一切资源。这些结果使他相信，几乎所有美国城市都同样腐败，包括首都华盛顿在内的城市全都完全一样。随着调查采访的深入，他发现城市是州的一部分，市政无法与州政分离，腐败的州总是庇护腐败的城市，虽然有些市政府与州政府是由不同的政党掌管。于是他的调查重点由市转向了州。对各州的调查更加触目惊心，那些大公司如从大铁路公司到面粉商、教材出版商等都想方设法买通法律或法律的解释权，使自己获得暴利。
　　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无论是市还是州，都不乏决心清除腐败的有志之士，但他们都不能当政。因为长期的腐败已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结构紧密坚硬，外人难以插进。这种情况甚至造成了一种荒诞的“悲剧”，如果不参与腐败，城市或州根本不可能兴修或维持营运铁路、煤气公司、自来水公司、电力公司等等。一个想“做事”的人，就无法洁身自好，不得不服从官、商由来已久的“游戏规则”，举国上下莫不如此。
　　斯蒂芬斯提出，政治家和不少民众往往把腐败归咎于商人，“商业”成为所有政治和经济上罪恶的根源。但他的调查表明，政府给某些商人的种种“特权”才是腐败的重要原因，所以“特权’才是邪恶的根源；而‘特权商业’是恶魔。”他明确写道：“对我们造成损害的正是特权”，而“认识到这一点并不容易，但很重要。”“特权”来自于政府，从根本上说，是政府的权力过大和不受监督造成了腐败。清除腐败，就要减小并监督政府的权力。
　　从市到州都如此腐败，不能不使斯蒂芬斯深思联邦政府究竟代表谁的利益。因此他面见老罗斯福总统，激烈批评总统本人自以为清廉但反腐不力，而且本人为了通过某些利国利民的条款有时也不得不与参议院和众议院做某种交易，这本身也是一种受贿。结果罗斯福总统勃然大怒，双方不欢而散。
　　“扒粪”运动历时十余年之久，一些著名的作家也参与其中，如弗兰克·诺里斯的《章鱼》《深渊》，对一些大公司假冒伪劣的种种恶行作了生动、逼真的揭露。厄普顿·辛克莱的《屠场》揭露出芝加哥肉类工厂的肮脏黑暗令人震惊，据说老罗新福总统从此不敢吃香肠，并导致了政府通过食品卫生法。“扒粪”运动促使社会猛醒，人们开始与各种丑恶现象作斗争。各种立法如潮水般涌来，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纯净食品和药物管理法、肉食检查法、反托拉斯法等等，在妇女选举权、创制权、复决权、罢免权、选民直接投票的预选、减少任官人数、比例代表制、住房、教育、劳工、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都作了重大改革。这些措施，有力遏制了腐败的滋生，迅速缓解了已成剑拔弩张之势的社会矛盾。
　　“扒粪”运动揭出社会的种种黑暗的确令人触目惊心，但它的目的和后果却不是也没有从根本上动摇、推翻美国制度、美国社会，而是相反，促其自我调节、改革，使之躲过一劫，从而更加稳定。推而广之，社会的稳定和健康发展，离不开传媒监督。假冒伪劣的泛滥必有深刻的体制原因，因此只有深刻的体制性变革才能根本制止假冒伪劣的泛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