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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抗战经历对于原国民党将士的影响是深远且多方面的，本文利用所采访的一手口述史材料，对二十世纪中下层抗战将士的婚姻情况进行研究。通过研究我们可以了解到，抗战打破了原有的地域限制、加速了阶级流动，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旧的婚姻制度。而抗战经历对于抗战将士个人婚姻的影响则是多样的，除了多数传统的媒妁婚姻外，一些抗战将士有幸因抗战与妻子结缘，但也有人因为抗战致使夫妻双方异地相隔，乃至海峡相离，甚至有很多官兵因为抗战经历而导致一生未婚，茕茕孑立。
关键字：抗战；口述史；老兵；婚姻
中图分类号：K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5）12-0000-06
“婚姻是人为的仪式，用以结合男女为夫妇，在社会公认下，约定以永久共处的方式来共担抚育子女的责任。”[1]婚姻的社会属性，使得“它的产生与发展、性质与特点为生活资料生产所决定，在根本上受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制约”[2]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区域，婚姻表现出的不同的形式。近代新旧文明更迭，这一时期的婚姻形态既表现出了对传统媒妁婚姻模式的继承，也展露出时代气息，新的自由恋爱婚姻模式逐渐兴起。
当前对于抗战时期婚姻情况的研究，学术界有一些成果。如《抗战时期广东妇女婚姻状况探析》从大的时代背景考察整个社会的婚姻情况，《抗战前知识女性婚姻观探析》一文则是从特殊群体考察相关婚姻问题。《传统、革命与性别：华北根据地‘妻休夫”现象评析（1941一1949）》《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婚姻制度改革》《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女性婚姻问题的考察》等着重考察某一区域内抗战时期的婚姻情况，还有从政策、法律角度分析如《抗战·军婚·人权——我国近代军人婚姻立法初探》。这些文章都有助于我们了解抗战时期的婚姻状况。然而，这些文章多数是从法律、制度层面或者女性视角宏观考察此时期婚姻状况。 目前尚未有人专门从口述史角度考察原国民党抗战将士的婚姻情况。
对于曾经参加过抗战的国民党抗战将士，他们的婚姻在近代社会转型期大的时代背景下，受到其自身抗战经历的巨大影响。研究他们的婚姻生活，可以让我们从另一个更感性的角度去感受抗战对其人生经历的影响，同时也是对近代婚姻问题研究的补充。
一、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孟子·滕文公》“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中国古代传统的婚姻制度，是中国长期存在的婚俗体现，是指婚姻由父母做主并通过媒妁来缔结婚姻，父母对儿女的婚姻具有决定权。到了近代，“议婚之初，择门第相当，媒妁通言”[3]仍旧非常普遍。在所采访的抗战老兵中，多数人的婚姻模式是传统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这也符合上个世纪30、40年代的社会现状，尽管新式“自由恋爱”兴起，但传统的婚姻模式仍旧占主流，尤其是在广大农村，有着广泛影响力。国民革命军38军17师51旅101团3营的老兵薛民勇2，回忆自己在抗战期间结婚，当时22岁，老伴是本村人，两人经过媒人介绍结婚。“那个时候结婚，礼是银元，13块”而同村的老兵李文义2却直到抗战结束后个人问题才勉强解决，“我回来，我妈赶紧给我问媳妇，我问媳妇那个时候没钱，那时候就是粮食，八担麦子，八担麦问个媳妇，娶回来，给人家一人四担……媳妇跟我就两人…可怜”老人回忆时痛哭流涕。抗战爆发前，陕西关中地区，彩礼的支付基本以银元，铜钱为主，在陕西扶风县“男女聘礼以十六两为全礼，无论贫富皆如一”。抗战爆发后，通货膨胀，货币贬值彩礼以实物（小麦或玉米）代之。定个媳妇，一般男方需出5-10石（每石300市斤）小麦，有的高达36石。正礼之外，尚有20-40斤棉花，鞋脚钱、衣料钱、首饰钱等，统称为“押彩钱”。世俗端见，认为彩礼钱的钱越多，说明姑娘越值钱，彩礼少日后过了门，也要招来“拾来的媳妇”、“贱买的货”等闲言碎语，被人瞧不起。[4]
参加过抗战、解放战争、朝鲜战争的老兵王柏树3老人回忆，自己当年复员回家时年龄较大，经济条件也有限，找不到合适的配偶。于是在当地一个叫黄兰娃的介绍下认识了妻子。妻子当时因为前任丈夫在溺水而死，成为了寡妇。而他恰好也没有对象，于是两人结成眷属。青年远征军老兵张耀4回忆，建国以后，当时母亲写信言病重，召他回家，他匆匆赶回家才发现“好好的，都没病，就是干啥呢…说对象呢……（母亲说）你都这么老了，三十多了，底下一个媳妇都没有。”于是母亲连着几天，让他见了好几位姑娘“今天来一个，坐着好好看看，明个来一个坐着好好看看”在家住了九天，张耀实在忍不住就回北京部队了。然而没多久，父母却在西安找了一个姑娘，直接送去北京。“我就没见过，我爸直接给送来了，他们说家里没人伺候他们”尽管是父母之命，但张耀和妻子婚后感情很好，不久就有了女儿。黄埔军校十八期学员饶平如，抗战胜利后，父亲从江西老家来信，让饶平如赶紧请假回家结婚。父亲当年的赠诗里还有一句“功成儿解甲，宜室拜重慈”。饶平如1948年和妻子毛美棠结婚。婚后两人相爱，相守六十年，一同经历了国共內战和后来一次次政治运动，熬过了饥荒，度过了贫寒，共同见证了二十世纪中国的动荡与不安，艰难和坎坷。在老伴美棠去世后，饶平如每天笔耕不辍，手绘了18本画册，记述了他与美棠从初识到相处的近六十年时光，取名为《平如美棠——我俩的故事》，并在扉页上题写“同生死，共患难，以沫相濡，天若有情天亦老；三载隔幽冥，绝音问，愁肠寸断，相思始觉海非深”[5] 国民革命军38军117师补充团通信排排长的老兵李寿5在其自传中写道“余年十七与青羊庄女子王氏方兰结。”3
问：您跟大陆的妻子是怎么认识的呢
答：啊，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问：那您大陆那个老伴性格怎样？
答：彼此不和
问：彼此不和？彼此不和是怎样，为什么不合？
答：不是自己原因，结婚就陪俺过
问：没有共同语言？ 答：没有，没有
问：后来台湾那个老伴是自由恋爱，感情很好吗？
答：啊…嗯。4
李寿和原配王氏的结合，属于标准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种传统的婚姻模式，夫妻双方二人一般没有感情基础，也谈不上志趣相投，李寿自己“私塾苦读多年……余曾读民为邦本，本国邦宁之句，而阐释之，放榜之日，幸被录取，且名在前茅。报到之后，又参加升级考试，亦勉列榜尾，由二十八级升晋二十七级。”而妻子王氏却目不识丁。这样的婚姻更需要婚后长时间相处磨合，然而，当时李寿和妻子没有相处多久就参军去了，后来辗转各地。
根据采访的统计结果来看，在参军前已经结婚的老兵，其参军行为几乎不受婚姻关系影响，妻子在丈夫是否参军上没有话语权，参军与否更多的是丈夫个人选择。在参军抗日后结婚的人，其参军行为对婚姻的影响有两面性，有人因为参军耽误年纪、或者从军几年仍旧贫困，只能降低择偶标准。但也有人因为参军经历，在婚姻市场上处于优势地位，尤其是对于志愿军而言的人，如高陵抗战老兵张宏远。
问：您是什么时候成家的？
答：那是回来之后，那到啥时候27吧，1944年，6月收麦回来的。
问：我刚才听您说，您结婚都27岁了？
答：嗯，晚婚，回来都那么大年龄了。
问：那当时你们这种回来的士兵好找对象吗？
答：好嘛，咋不好。一听我是志愿军，当远征军回来的。当兵的回来的，那个时候，都是有个口号嘛。“一合缘（音）8，二蓝、三黑。”当兵的，都愿意跟当兵的。当时咱农村，一般都愿意跟当兵的。一合缘，二蓝、三黑。黑就是教书的，最低等，蓝就是这公务人员。所以，我就是当兵回来的。
问：那您当时是自由恋爱还是介绍的？
答：都有，也有介绍，两人见面。同意就结合嘛。呵呵。情投意合那就对了。吃苦耐劳过日子，那就好着呢。9
造成这种差异原因多种，和所处的部队待遇，士兵自身军功晋升等诸多原因有关，不能一概而论。
二、战火冲击，促成姻缘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传统的婚姻模式，在上个世纪非常普遍，但因为战争的客观原因及抗战动员需要，这一时期的婚姻情况也存在对传统婚姻模式的冲击。如为了实践中共妇女解放理念以及让女性走出家门、服务抗战的需要，各根据地自1940年初陆续颁布了新的婚姻法规，《西北婚姻暂行条例》（1941年4月1日）、《晋察冀边区婚姻条例草案》（1944年7月7日）、《晋冀鲁豫边区婚姻暂行条例》（1942年1月5日）、《晋察冀边区婚姻条例》（1943年2月4日）和《山东省婚姻暂行条例》（1945年3月16日），上述条例均强调婚姻自由，对于解除婚姻关系有明确规定，夫妻均有权向司法机关提出离婚请求，对妇女权益予以重视与保护。到现实中，因为战争导致颠沛流离，人口流动，也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传统的地域或者阶层限制，反而使得不少年轻人因此结缘。
抗战将士异地结缘与抗战时期的人口流动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抗战时期大量人口内迁。这一时期大量高校、文化机构内迁，对于文化的传承有着巨大的贡献，大量工厂以及相关技术人员迁往西南、西北地区，对抗战后方进行军需民用产品的生产有重要意义。甚至抗战时期底层难民的内迁也有重要意义。战时，国民政府为了避免难民返乡被敌伪伪军利用，参与对抗战不利的因素，采取一些列措施阻止難民返乡，并加强对难民的训导，增强国家、民族意义。这些难民，多集中在重庆、成都、西安、昆明桂林等地，对西部的开发，当地城市的发展都有重要意义。[6]
西安抗战老兵李向荣和为同为抗战老兵的妻子赵群英的相遇、相知与抗战有关。赵群英祖籍湖南，因为战争导致亲人离散，她辗转逃亡来到成都。与此时在成都黄埔军校读书的李向荣相遇，两人志同道合，结为连理。婚后，高中学历的赵群英也一直在空军后勤部从事财务工作，并且随军辗转，从四川到南京再到上海。陕西安康的周秀英，1944年与川军士兵何俊武结婚，后随夫充当随军护士，离开故土，再未回过家乡。类似的因抗战结缘的夫妻，还有南京发现的黄埔13期抗战老兵陈世勋和妻子战干三团毕业黄埔16期的何静芳。
除了客观战乱，导致的人口流动外，抗战时期，社会阶层之间流动也加剧，普通将士官兵，可以通过军官晋升，提高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这点在抗战将士婚姻问题上也有所体现。陕西乾县抗战老兵俱文义，因家贫替兄从军后，跟随部队开始在河北、云南对日作战。期间因俱老表现良好，反应迅捷，作为普通兵员被推荐入黄埔军校第五分校学习，后随军经缅甸入越南驻防，在越南接受日军投降。后来，俱文义结识了太太，太太是上海人，家境优越，家里开了间珠宝行。1949年上海战役，时俱文义已升任连长，他当时的部队奉命从上海吴淞港撤离。妻子家已经买好去台湾船票，妻子因为等俱老没有和家人离开，俱文义因为寻失联的妻子也未随部队赴台。后来，夫妻两人相遇，并很快被华东解放军俘虏，接受教育后两人一起被遣返回到了陕西关中农村，此后，俱老和夫人一直在乾县农村务农为生。
从口述采访的结果来看，这种在战争年代因战结缘的婚姻，多数在日后的生活中夫妻双方能够，相濡以沫，相互支持，包括在建国后遇到一些政治冲击的时候，也能同甘共苦，共同进退。在采访中，几乎所有的抗战老兵，对于妻子感情深厚，即使老妻亡故，老兵们仍以自己方式表达对亡妻的思念。抗战老兵王从义10在悼念亡妻的《悼妻词》中写道“妻生天津市，家在名城。看是小姐身，实系丫鬟命……结婚仅一年，我脱戎衣踏归程，妻随我回家来务农，俸父母，养儿女，学纺织习针缝……呕心沥血，历经风霜。克勤克俭，任劳任怨，积劳成疾归西天，我却一夜伴泪眠。有妻常觉三冬暖，妻去谁问六月寒。我心碎！我心碎！”5
也有老兵在军队驻地，与当地姑娘结缘。在章东磐的《父亲的战场——中国远征军滇西抗战田野调查笔记》一书中讲述了一则与关于远征军的爱情故事。远征军八十七师二六○团二营机关枪连长杨兆勤的营地驻在怒江东岸一个叫五里凹的小村庄，与当地姑娘“老五”相恋，两人在战前一夜对天盟誓，定下婚约。战事的突变，由于重机枪是由进攻仓促转入防御的远征军最重要的火力资源，本来伤亡并不太高的重机枪连，成了试图突破远征军阵地日军的最大障碍，敌人所有火炮第一要消灭的目标，战况激烈，杨连长此战斗中英勇牺牲。而他的恋人“老五”却并不知道杨兆勤的阵亡消息，于是15、16岁的女孩一直等待未婚夫，从少女等到中年人，等到42岁那年，父母双亡，一个人孤苦伶仃，再也等不下去的时候，接受了未婚夫阵亡的现实，和邻村一位年长的人结婚，婚后过继了一个孩子。直到1900年，四十五年后，“老五”才从杨兆勤战友姚上尉那里核实了杨兆勤当年阵亡的消息。[7]在采访过程中，也遇到一位陕西咸阳抗战老兵朱云6，1943年西南联大经济系毕业后，考入军事委员会战地服务团，前往云南沾溢机场，担任美军飞虎队地勤，并与当地白族姑娘结为连理，夫妻二人感情极好，朱云说自己“最大的收获是在云南取到了白族漂亮姑娘” 通过对于抗战将士婚姻状况的研究，我们可以了解到抗战，打破了原有的地域限制、加速了阶级的流动，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旧的婚姻制度，而抗战经历对于抗战将士个人婚姻的影响则是多样的，除了多数传统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之外，还有一些抗战将士因抗战结缘认识了妻子。抗战经历对于原国民党抗战将士的婚姻也会带来消极因素，有人因为抗战致使夫妻双方异地相隔，乃至海峡相离，甚至有很多人因为抗战经历而导致茕茕孑立，一生未婚。研究原国民党抗战老兵的家庭婚姻问题，对于我们从更细致的角度考察二十世纪的社会生活史有重要意义。
注释：
[1] 薛民勇， 1923年生，陕西户县人，1939年参加国民革命军38军，隶属38军17师51旅101团3营，传令兵。参加过中条山保卫战，广武战役，灵宝会战等。
[1]薛民勇，1923年生，陕西户县人，1939年参加国民革命军38军，隶属38军17师51旅101团3营，传令兵。参加过中条山保卫战，广武战役，灵宝会战等。
[2]李文义，1924年生，陕西户县人，1940年参加傅作义革命军35军， 101师，303团2营6连，参加紧随战役等。
[3]王柏树，1924年生，陕西汉中洋县人，1942年，加入国民革命军90军61师181团，任团部警卫员。1944参加豫西鄂北会战。1949年河南洛阳起义，加入人民解放军72师23团。1951年3月参加抗美援朝，参加了第五次战役，与美军争夺汉城，后来因负伤进入黑龙江后防医院治疗，并最终因伤于1952年4月复员，回乡后普通农民。
[4]张耀，1927年生，陕西西安人，青年远征军，后编为新一军 坦克3团1营3连，坦克驾驶员，二等兵。后随傅作义部队起义，建国后在北京给解放军当坦克教员。
[5]李寿，1914年生，陕西蓝田人。曾从国民革命军陆军第38军无线电人员养成所、国民党西安军需学校学员班毕业，任38军177师无线大队少尉通信排长，赴中条山抗日作战。1949年赴台湾，先后任邮政局、中国时报雇员，1987年退休，1995年返乡定居西安。
[6][13][17][18][19]《李寿自传》，未刊，由李寿书写，贾琳珂，王海广，杨劼整理成电子版。本文中引用的关于李寿老人经历，均来自其自传内容，后不一一注明。
[7][14]李寿采访：贾琳珂、杨劼采访，杨劼整理、录文，未刊。
[8]因为老人年纪大，吐字不清，外加方言等一系列原因，“合缘”二字为笔者，根据读音推测，也可能是“合眼”。根据其他内容推测，也可能是是代指“从军”的某个词汇。具体细节，有待考证。
[9]张宏远采访：贾琳珂、韩世阳采访，贾琳珂整理、录文，未刊。
[10]王从义，1941年西安战干团5期学习毕业，进入16军预3师做指导员，1944年，参加豫中会战。 1945年抗战胜利后，移防北平进入101军272师814团2营4连任连长。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脱离部队回家务农。
[11]王从义：《悼妻词》，韩世阳，贾琳珂搜集、整理，未刊。
[12]朱云，19198年生，军事委员会战地服务团，美军空军第15航空队，云南沾益机场，从事后勤财务管理工作。贾琳珂，采访、整理，未刊。
[15]张根过， 1926年出生，陕西韩城人，1941年10月在韩城参加国军22军86（87？）师22军86师257团。后一直驻防榆林，直到1948年3月因负伤原因回乡修养。
[3]王柏树，1924年生，陕西汉中洋县人，1942年，加入国民革命军90军61师181团，任团部警卫员。1944参加豫西鄂北会战。1949年河南洛阳起义，加入人民解放军72师23团。1951年3月参加抗美援朝，参加了第五次战役，与美军争夺汉城，后来因负伤进入黑龙江后防医院治疗，并最终因伤于1952年4月复员，回乡后普通农民。
[4]张耀，1927年生，陕西西安人，青年远征军，后编为新一军 坦克3团1营3连，坦克驾驶员，二等兵。后随傅作义部队起义，建国后在北京给解放军当坦克教员。
[5]李寿，1914年生，陕西蓝田人。曾从国民革命军陆军第38军无线电人员养成所、国民党西安军需学校学员班毕业，任38军177师无线大队少尉通信排长，赴中条山抗日作战。1949年赴台湾，先后任邮政局、中国时报雇员，1987年退休，1995年返乡定居西安。
[6][13][17][18][19]《李寿自传》，未刊，由李寿书写，贾琳珂，王海广，杨劼整理成电子版。本文中引用的关于李寿老人经历，均来自其自传内容，后不一一注明。
[7][14]李寿采访：贾琳珂、杨劼采访，杨劼整理、录文，未刊。
[8]因为老人年纪大，吐字不清，外加方言等一系列原因，“合缘”二字为笔者根据读音推测，也可能是“合眼”。根据其他内容推测，也可能是代指“从军”的某个词汇。具体细节，有待考证。
[9]张宏远采访：贾琳珂、韩世阳采访，贾琳珂整理、录文，未刊。
[10]王从义，1941年西安战干团5期学习毕业，进入16军预3师做指导员，1944年，参加豫中会战。 1945年抗战胜利后，移防北平进入101军272师814团2营4连任连长。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脱离部队回家务农。
[11]王从义：《悼妻词》，韩世阳，贾琳珂搜集、整理，未刊。
[12]朱云，19198年生，軍事委员会战地服务团，美军空军第15航空队，云南沾益机场，从事后勤财务管理工作。贾琳珂，采访、整理，未刊。
[15]张根过，1926年出生，陕西韩城人，1941年10月在韩城参加国军22军86（87？）师22军86师257团。后一直驻防榆林，直到1948年3月因负伤原因回乡修养。 [16]赵斌（赵重兴）：1922年生，陕西华阴人，国民党1军1师，1942年赴黄埔七分校国民战干训练团第四期培训，1944年毕业留校成为到导练员。1949年，中共渭南第委干校学习，后分配至胡宗南西北野战军，到潼关做军需后勤工作。1951年，赴丹东，为西北野战军运输连四连，医疗军需连长。1958年复员，黑龙江北大荒农场。1964年，因病回乡
[20]荣民，全称为“荣誉国民”，台湾地区指的1949年后随国民党来台的60多万士兵，由于国民党1950年在台湾实行义务兵制，这些随国民党到台湾的大陆士兵逐渐被台湾本省新兵取代。大批士兵退伍，他们在台湾没有亲人，自己也身无长技，退伍后的生活成了一个大问题。在这个背景下，台湾当局于1954年11月设立了“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简称“退辅会”，以安置和辅导这些退伍士兵转业。抗日战争8年，解放战争4年，退伍的“台湾荣民”中，可能有一些荣民没有参加过抗日战争。但笔者资料有限，不做具体区分。参加过抗日战争的“台湾荣民”普遍年纪偏大，因此年长荣民成为考察重点，即由年长荣民的婚姻状况，基本可以推测出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赴台国民党官兵的婚姻状况。
[21]杨德全：1924年生，陕西商洛人，1944年，入孙立人的新1军新编37师，炮兵。1946年4月14日至18日，东北民主联军经过激战，解放了长春。后随部队南下，打到了海南岛。1955年退伍复员。
[20] 荣民，全称为“荣誉国民”，台湾地区指的1949年后随国民党来台的60多万士兵，由于国民党1950年在台湾实行义务兵制，这些随国民党到台湾的大陆士兵逐渐被台湾本省新兵取代，因此退伍，“荣民”这个指代退伍士兵的概念由此产生。大批士兵退伍，他们在台湾没有亲人，自己也身无长技，退伍后的生活成了一个大问题。在这个背景下，台湾当局于1954年11月设立了“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简称“退辅会”，以安置和辅导这些退伍士兵转业。抗日战争8年，解放战争4年，退伍的“台湾荣民”中，可能有一些荣民没有参加过抗日战争。但笔者资料有限，不做具体区分。参加过抗日战争的“台湾荣民”普遍年纪偏大，因此年长荣民成为考察重点，即由年长荣民的婚姻状况，基本可以推测出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赴台国民党官兵的婚姻状况。
[21] 杨德全， 1924年生，陕西商洛人，1944年，入孙立人的新1军新编37师，炮兵。1946年4月14日至18日，东北民主联军经过激战，解放了长春。后随部队南下，打到了海南岛。1955年退伍复员。
参考文献
[1]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444页。
[2]张颜修：《婚姻 家庭 氏族与文明：<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研究>》，中国：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2页。
[3]（民国）《宝鸡县志》，卷十二，风俗。
[4]郝明丽：《民国时期陕西关中传统婚俗研究》，陕西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论文，2013年，第15-16頁。
[5]饶平如：《平如美棠——我俩的故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页。
[6]程朝云：《抗日战争时期人口内迁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234-244页。
[7]章东磐：《父亲的战场——中国远征军滇西抗战田野调查笔记》，山西人民出版社
[8]陈肖英：《“台湾老兵”的婚姻状况调查及原因分析——以浙江籍“台湾老兵”为个案》，《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
[9]（台湾）王云东、杨培珊、黄竹萱： 《台湾地区年长荣民生活照顾与婚姻状况的研究——社会排除观点的探析》，《东吴社会工作学报》，民国96年12月，第17期，33-64页。
[10][11]韩延龙、常兆儒主编：《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法制文献选编》（第四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807页、810页。
[12]腾讯网：“温州抗战老兵和前妻梦圆七夕 失散70年后再聚首”
[13]腾讯网：“组图：抗战老兵为保卫南京牺牲 妻子寻夫77年”
[14]新华网：“抗战老兵与妻子海峡相隔41年 身份被女儿"抱怨
[15]（台湾）王云东、杨培珊、黄竹萱： 《台湾地区年长荣民生活照顾与婚姻状况的研究——社会排除观点的探析》，《东吴社会工作学报》，民国96年12月，第17期，33-64页。
[16]陈肖英：《“台湾老兵”的婚姻状况调查及原因分析——以浙江籍“台湾老兵”为个案》，《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
[17]张典婉：《“爱情买卖”：台湾老兵“收尸队”》，《.看历史》，2012，第6期、
[18]方军：《最后的抗战老兵》，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2年，第74-79页。
作者简介：贾琳珂，陕西西安人，2015年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现就职于西安曲江出版传媒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注：本文为2014年陕西师范大学勤助科研创新基金项目：《西安抗战老兵口述史》阶段成果。项目编号：QZZD14002
关键字：抗战；口述史；老兵；婚姻
中图分类号：K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5）12-0000-06
“婚姻是人为的仪式，用以结合男女为夫妇，在社会公认下，约定以永久共处的方式来共担抚育子女的责任。”[1]婚姻的社会属性，使得“它的产生与发展、性质与特点为生活资料生产所决定，在根本上受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制约”[2]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区域，婚姻表现出的不同的形式。近代新旧文明更迭，这一时期的婚姻形态既表现出了对传统媒妁婚姻模式的继承，也展露出时代气息，新的自由恋爱婚姻模式逐渐兴起。
当前对于抗战时期婚姻情况的研究，学术界有一些成果。如《抗战时期广东妇女婚姻状况探析》从大的时代背景考察整个社会的婚姻情况，《抗战前知识女性婚姻观探析》一文则是从特殊群体考察相关婚姻问题。《传统、革命与性别：华北根据地‘妻休夫”现象评析（1941一1949）》《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婚姻制度改革》《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女性婚姻问题的考察》等着重考察某一区域内抗战时期的婚姻情况，还有从政策、法律角度分析如《抗战·军婚·人权——我国近代军人婚姻立法初探》。这些文章都有助于我们了解抗战时期的婚姻状况。然而，这些文章多数是从法律、制度层面或者女性视角宏观考察此时期婚姻状况。 目前尚未有人专门从口述史角度考察原国民党抗战将士的婚姻情况。
对于曾经参加过抗战的国民党抗战将士，他们的婚姻在近代社会转型期大的时代背景下，受到其自身抗战经历的巨大影响。研究他们的婚姻生活，可以让我们从另一个更感性的角度去感受抗战对其人生经历的影响，同时也是对近代婚姻问题研究的补充。
一、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孟子·滕文公》“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中国古代传统的婚姻制度，是中国长期存在的婚俗体现，是指婚姻由父母做主并通过媒妁来缔结婚姻，父母对儿女的婚姻具有决定权。到了近代，“议婚之初，择门第相当，媒妁通言”[3]仍旧非常普遍。在所采访的抗战老兵中，多数人的婚姻模式是传统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这也符合上个世纪30、40年代的社会现状，尽管新式“自由恋爱”兴起，但传统的婚姻模式仍旧占主流，尤其是在广大农村，有着广泛影响力。国民革命军38军17师51旅101团3营的老兵薛民勇2，回忆自己在抗战期间结婚，当时22岁，老伴是本村人，两人经过媒人介绍结婚。“那个时候结婚，礼是银元，13块”而同村的老兵李文义2却直到抗战结束后个人问题才勉强解决，“我回来，我妈赶紧给我问媳妇，我问媳妇那个时候没钱，那时候就是粮食，八担麦子，八担麦问个媳妇，娶回来，给人家一人四担……媳妇跟我就两人…可怜”老人回忆时痛哭流涕。抗战爆发前，陕西关中地区，彩礼的支付基本以银元，铜钱为主，在陕西扶风县“男女聘礼以十六两为全礼，无论贫富皆如一”。抗战爆发后，通货膨胀，货币贬值彩礼以实物（小麦或玉米）代之。定个媳妇，一般男方需出5-10石（每石300市斤）小麦，有的高达36石。正礼之外，尚有20-40斤棉花，鞋脚钱、衣料钱、首饰钱等，统称为“押彩钱”。世俗端见，认为彩礼钱的钱越多，说明姑娘越值钱，彩礼少日后过了门，也要招来“拾来的媳妇”、“贱买的货”等闲言碎语，被人瞧不起。[4]
参加过抗战、解放战争、朝鲜战争的老兵王柏树3老人回忆，自己当年复员回家时年龄较大，经济条件也有限，找不到合适的配偶。于是在当地一个叫黄兰娃的介绍下认识了妻子。妻子当时因为前任丈夫在溺水而死，成为了寡妇。而他恰好也没有对象，于是两人结成眷属。青年远征军老兵张耀4回忆，建国以后，当时母亲写信言病重，召他回家，他匆匆赶回家才发现“好好的，都没病，就是干啥呢…说对象呢……（母亲说）你都这么老了，三十多了，底下一个媳妇都没有。”于是母亲连着几天，让他见了好几位姑娘“今天来一个，坐着好好看看，明个来一个坐着好好看看”在家住了九天，张耀实在忍不住就回北京部队了。然而没多久，父母却在西安找了一个姑娘，直接送去北京。“我就没见过，我爸直接给送来了，他们说家里没人伺候他们”尽管是父母之命，但张耀和妻子婚后感情很好，不久就有了女儿。黄埔军校十八期学员饶平如，抗战胜利后，父亲从江西老家来信，让饶平如赶紧请假回家结婚。父亲当年的赠诗里还有一句“功成儿解甲，宜室拜重慈”。饶平如1948年和妻子毛美棠结婚。婚后两人相爱，相守六十年，一同经历了国共內战和后来一次次政治运动，熬过了饥荒，度过了贫寒，共同见证了二十世纪中国的动荡与不安，艰难和坎坷。在老伴美棠去世后，饶平如每天笔耕不辍，手绘了18本画册，记述了他与美棠从初识到相处的近六十年时光，取名为《平如美棠——我俩的故事》，并在扉页上题写“同生死，共患难，以沫相濡，天若有情天亦老；三载隔幽冥，绝音问，愁肠寸断，相思始觉海非深”[5] 国民革命军38军117师补充团通信排排长的老兵李寿5在其自传中写道“余年十七与青羊庄女子王氏方兰结。”3
问：您跟大陆的妻子是怎么认识的呢
答：啊，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问：那您大陆那个老伴性格怎样？
答：彼此不和
问：彼此不和？彼此不和是怎样，为什么不合？
答：不是自己原因，结婚就陪俺过
问：没有共同语言？ 答：没有，没有
问：后来台湾那个老伴是自由恋爱，感情很好吗？
答：啊…嗯。4
李寿和原配王氏的结合，属于标准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种传统的婚姻模式，夫妻双方二人一般没有感情基础，也谈不上志趣相投，李寿自己“私塾苦读多年……余曾读民为邦本，本国邦宁之句，而阐释之，放榜之日，幸被录取，且名在前茅。报到之后，又参加升级考试，亦勉列榜尾，由二十八级升晋二十七级。”而妻子王氏却目不识丁。这样的婚姻更需要婚后长时间相处磨合，然而，当时李寿和妻子没有相处多久就参军去了，后来辗转各地。
根据采访的统计结果来看，在参军前已经结婚的老兵，其参军行为几乎不受婚姻关系影响，妻子在丈夫是否参军上没有话语权，参军与否更多的是丈夫个人选择。在参军抗日后结婚的人，其参军行为对婚姻的影响有两面性，有人因为参军耽误年纪、或者从军几年仍旧贫困，只能降低择偶标准。但也有人因为参军经历，在婚姻市场上处于优势地位，尤其是对于志愿军而言的人，如高陵抗战老兵张宏远。
问：您是什么时候成家的？
答：那是回来之后，那到啥时候27吧，1944年，6月收麦回来的。
问：我刚才听您说，您结婚都27岁了？
答：嗯，晚婚，回来都那么大年龄了。
问：那当时你们这种回来的士兵好找对象吗？
答：好嘛，咋不好。一听我是志愿军，当远征军回来的。当兵的回来的，那个时候，都是有个口号嘛。“一合缘（音）8，二蓝、三黑。”当兵的，都愿意跟当兵的。当时咱农村，一般都愿意跟当兵的。一合缘，二蓝、三黑。黑就是教书的，最低等，蓝就是这公务人员。所以，我就是当兵回来的。
问：那您当时是自由恋爱还是介绍的？
答：都有，也有介绍，两人见面。同意就结合嘛。呵呵。情投意合那就对了。吃苦耐劳过日子，那就好着呢。9
造成这种差异原因多种，和所处的部队待遇，士兵自身军功晋升等诸多原因有关，不能一概而论。
二、战火冲击，促成姻缘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传统的婚姻模式，在上个世纪非常普遍，但因为战争的客观原因及抗战动员需要，这一时期的婚姻情况也存在对传统婚姻模式的冲击。如为了实践中共妇女解放理念以及让女性走出家门、服务抗战的需要，各根据地自1940年初陆续颁布了新的婚姻法规，《西北婚姻暂行条例》（1941年4月1日）、《晋察冀边区婚姻条例草案》（1944年7月7日）、《晋冀鲁豫边区婚姻暂行条例》（1942年1月5日）、《晋察冀边区婚姻条例》（1943年2月4日）和《山东省婚姻暂行条例》（1945年3月16日），上述条例均强调婚姻自由，对于解除婚姻关系有明确规定，夫妻均有权向司法机关提出离婚请求，对妇女权益予以重视与保护。到现实中，因为战争导致颠沛流离，人口流动，也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传统的地域或者阶层限制，反而使得不少年轻人因此结缘。
抗战将士异地结缘与抗战时期的人口流动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抗战时期大量人口内迁。这一时期大量高校、文化机构内迁，对于文化的传承有着巨大的贡献，大量工厂以及相关技术人员迁往西南、西北地区，对抗战后方进行军需民用产品的生产有重要意义。甚至抗战时期底层难民的内迁也有重要意义。战时，国民政府为了避免难民返乡被敌伪伪军利用，参与对抗战不利的因素，采取一些列措施阻止難民返乡，并加强对难民的训导，增强国家、民族意义。这些难民，多集中在重庆、成都、西安、昆明桂林等地，对西部的开发，当地城市的发展都有重要意义。[6]
西安抗战老兵李向荣和为同为抗战老兵的妻子赵群英的相遇、相知与抗战有关。赵群英祖籍湖南，因为战争导致亲人离散，她辗转逃亡来到成都。与此时在成都黄埔军校读书的李向荣相遇，两人志同道合，结为连理。婚后，高中学历的赵群英也一直在空军后勤部从事财务工作，并且随军辗转，从四川到南京再到上海。陕西安康的周秀英，1944年与川军士兵何俊武结婚，后随夫充当随军护士，离开故土，再未回过家乡。类似的因抗战结缘的夫妻，还有南京发现的黄埔13期抗战老兵陈世勋和妻子战干三团毕业黄埔16期的何静芳。
除了客观战乱，导致的人口流动外，抗战时期，社会阶层之间流动也加剧，普通将士官兵，可以通过军官晋升，提高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这点在抗战将士婚姻问题上也有所体现。陕西乾县抗战老兵俱文义，因家贫替兄从军后，跟随部队开始在河北、云南对日作战。期间因俱老表现良好，反应迅捷，作为普通兵员被推荐入黄埔军校第五分校学习，后随军经缅甸入越南驻防，在越南接受日军投降。后来，俱文义结识了太太，太太是上海人，家境优越，家里开了间珠宝行。1949年上海战役，时俱文义已升任连长，他当时的部队奉命从上海吴淞港撤离。妻子家已经买好去台湾船票，妻子因为等俱老没有和家人离开，俱文义因为寻失联的妻子也未随部队赴台。后来，夫妻两人相遇，并很快被华东解放军俘虏，接受教育后两人一起被遣返回到了陕西关中农村，此后，俱老和夫人一直在乾县农村务农为生。
从口述采访的结果来看，这种在战争年代因战结缘的婚姻，多数在日后的生活中夫妻双方能够，相濡以沫，相互支持，包括在建国后遇到一些政治冲击的时候，也能同甘共苦，共同进退。在采访中，几乎所有的抗战老兵，对于妻子感情深厚，即使老妻亡故，老兵们仍以自己方式表达对亡妻的思念。抗战老兵王从义10在悼念亡妻的《悼妻词》中写道“妻生天津市，家在名城。看是小姐身，实系丫鬟命……结婚仅一年，我脱戎衣踏归程，妻随我回家来务农，俸父母，养儿女，学纺织习针缝……呕心沥血，历经风霜。克勤克俭，任劳任怨，积劳成疾归西天，我却一夜伴泪眠。有妻常觉三冬暖，妻去谁问六月寒。我心碎！我心碎！”5
也有老兵在军队驻地，与当地姑娘结缘。在章东磐的《父亲的战场——中国远征军滇西抗战田野调查笔记》一书中讲述了一则与关于远征军的爱情故事。远征军八十七师二六○团二营机关枪连长杨兆勤的营地驻在怒江东岸一个叫五里凹的小村庄，与当地姑娘“老五”相恋，两人在战前一夜对天盟誓，定下婚约。战事的突变，由于重机枪是由进攻仓促转入防御的远征军最重要的火力资源，本来伤亡并不太高的重机枪连，成了试图突破远征军阵地日军的最大障碍，敌人所有火炮第一要消灭的目标，战况激烈，杨连长此战斗中英勇牺牲。而他的恋人“老五”却并不知道杨兆勤的阵亡消息，于是15、16岁的女孩一直等待未婚夫，从少女等到中年人，等到42岁那年，父母双亡，一个人孤苦伶仃，再也等不下去的时候，接受了未婚夫阵亡的现实，和邻村一位年长的人结婚，婚后过继了一个孩子。直到1900年，四十五年后，“老五”才从杨兆勤战友姚上尉那里核实了杨兆勤当年阵亡的消息。[7]在采访过程中，也遇到一位陕西咸阳抗战老兵朱云6，1943年西南联大经济系毕业后，考入军事委员会战地服务团，前往云南沾溢机场，担任美军飞虎队地勤，并与当地白族姑娘结为连理，夫妻二人感情极好，朱云说自己“最大的收获是在云南取到了白族漂亮姑娘” 通过对于抗战将士婚姻状况的研究，我们可以了解到抗战，打破了原有的地域限制、加速了阶级的流动，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旧的婚姻制度，而抗战经历对于抗战将士个人婚姻的影响则是多样的，除了多数传统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之外，还有一些抗战将士因抗战结缘认识了妻子。抗战经历对于原国民党抗战将士的婚姻也会带来消极因素，有人因为抗战致使夫妻双方异地相隔，乃至海峡相离，甚至有很多人因为抗战经历而导致茕茕孑立，一生未婚。研究原国民党抗战老兵的家庭婚姻问题，对于我们从更细致的角度考察二十世纪的社会生活史有重要意义。
注释：
[1] 薛民勇， 1923年生，陕西户县人，1939年参加国民革命军38军，隶属38军17师51旅101团3营，传令兵。参加过中条山保卫战，广武战役，灵宝会战等。
[1]薛民勇，1923年生，陕西户县人，1939年参加国民革命军38军，隶属38军17师51旅101团3营，传令兵。参加过中条山保卫战，广武战役，灵宝会战等。
[2]李文义，1924年生，陕西户县人，1940年参加傅作义革命军35军， 101师，303团2营6连，参加紧随战役等。
[3]王柏树，1924年生，陕西汉中洋县人，1942年，加入国民革命军90军61师181团，任团部警卫员。1944参加豫西鄂北会战。1949年河南洛阳起义，加入人民解放军72师23团。1951年3月参加抗美援朝，参加了第五次战役，与美军争夺汉城，后来因负伤进入黑龙江后防医院治疗，并最终因伤于1952年4月复员，回乡后普通农民。
[4]张耀，1927年生，陕西西安人，青年远征军，后编为新一军 坦克3团1营3连，坦克驾驶员，二等兵。后随傅作义部队起义，建国后在北京给解放军当坦克教员。
[5]李寿，1914年生，陕西蓝田人。曾从国民革命军陆军第38军无线电人员养成所、国民党西安军需学校学员班毕业，任38军177师无线大队少尉通信排长，赴中条山抗日作战。1949年赴台湾，先后任邮政局、中国时报雇员，1987年退休，1995年返乡定居西安。
[6][13][17][18][19]《李寿自传》，未刊，由李寿书写，贾琳珂，王海广，杨劼整理成电子版。本文中引用的关于李寿老人经历，均来自其自传内容，后不一一注明。
[7][14]李寿采访：贾琳珂、杨劼采访，杨劼整理、录文，未刊。
[8]因为老人年纪大，吐字不清，外加方言等一系列原因，“合缘”二字为笔者，根据读音推测，也可能是“合眼”。根据其他内容推测，也可能是是代指“从军”的某个词汇。具体细节，有待考证。
[9]张宏远采访：贾琳珂、韩世阳采访，贾琳珂整理、录文，未刊。
[10]王从义，1941年西安战干团5期学习毕业，进入16军预3师做指导员，1944年，参加豫中会战。 1945年抗战胜利后，移防北平进入101军272师814团2营4连任连长。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脱离部队回家务农。
[11]王从义：《悼妻词》，韩世阳，贾琳珂搜集、整理，未刊。
[12]朱云，19198年生，军事委员会战地服务团，美军空军第15航空队，云南沾益机场，从事后勤财务管理工作。贾琳珂，采访、整理，未刊。
[15]张根过， 1926年出生，陕西韩城人，1941年10月在韩城参加国军22军86（87？）师22军86师257团。后一直驻防榆林，直到1948年3月因负伤原因回乡修养。
[3]王柏树，1924年生，陕西汉中洋县人，1942年，加入国民革命军90军61师181团，任团部警卫员。1944参加豫西鄂北会战。1949年河南洛阳起义，加入人民解放军72师23团。1951年3月参加抗美援朝，参加了第五次战役，与美军争夺汉城，后来因负伤进入黑龙江后防医院治疗，并最终因伤于1952年4月复员，回乡后普通农民。
[4]张耀，1927年生，陕西西安人，青年远征军，后编为新一军 坦克3团1营3连，坦克驾驶员，二等兵。后随傅作义部队起义，建国后在北京给解放军当坦克教员。
[5]李寿，1914年生，陕西蓝田人。曾从国民革命军陆军第38军无线电人员养成所、国民党西安军需学校学员班毕业，任38军177师无线大队少尉通信排长，赴中条山抗日作战。1949年赴台湾，先后任邮政局、中国时报雇员，1987年退休，1995年返乡定居西安。
[6][13][17][18][19]《李寿自传》，未刊，由李寿书写，贾琳珂，王海广，杨劼整理成电子版。本文中引用的关于李寿老人经历，均来自其自传内容，后不一一注明。
[7][14]李寿采访：贾琳珂、杨劼采访，杨劼整理、录文，未刊。
[8]因为老人年纪大，吐字不清，外加方言等一系列原因，“合缘”二字为笔者根据读音推测，也可能是“合眼”。根据其他内容推测，也可能是代指“从军”的某个词汇。具体细节，有待考证。
[9]张宏远采访：贾琳珂、韩世阳采访，贾琳珂整理、录文，未刊。
[10]王从义，1941年西安战干团5期学习毕业，进入16军预3师做指导员，1944年，参加豫中会战。 1945年抗战胜利后，移防北平进入101军272师814团2营4连任连长。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脱离部队回家务农。
[11]王从义：《悼妻词》，韩世阳，贾琳珂搜集、整理，未刊。
[12]朱云，19198年生，軍事委员会战地服务团，美军空军第15航空队，云南沾益机场，从事后勤财务管理工作。贾琳珂，采访、整理，未刊。
[15]张根过，1926年出生，陕西韩城人，1941年10月在韩城参加国军22军86（87？）师22军86师257团。后一直驻防榆林，直到1948年3月因负伤原因回乡修养。 [16]赵斌（赵重兴）：1922年生，陕西华阴人，国民党1军1师，1942年赴黄埔七分校国民战干训练团第四期培训，1944年毕业留校成为到导练员。1949年，中共渭南第委干校学习，后分配至胡宗南西北野战军，到潼关做军需后勤工作。1951年，赴丹东，为西北野战军运输连四连，医疗军需连长。1958年复员，黑龙江北大荒农场。1964年，因病回乡
[20]荣民，全称为“荣誉国民”，台湾地区指的1949年后随国民党来台的60多万士兵，由于国民党1950年在台湾实行义务兵制，这些随国民党到台湾的大陆士兵逐渐被台湾本省新兵取代。大批士兵退伍，他们在台湾没有亲人，自己也身无长技，退伍后的生活成了一个大问题。在这个背景下，台湾当局于1954年11月设立了“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简称“退辅会”，以安置和辅导这些退伍士兵转业。抗日战争8年，解放战争4年，退伍的“台湾荣民”中，可能有一些荣民没有参加过抗日战争。但笔者资料有限，不做具体区分。参加过抗日战争的“台湾荣民”普遍年纪偏大，因此年长荣民成为考察重点，即由年长荣民的婚姻状况，基本可以推测出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赴台国民党官兵的婚姻状况。
[21]杨德全：1924年生，陕西商洛人，1944年，入孙立人的新1军新编37师，炮兵。1946年4月14日至18日，东北民主联军经过激战，解放了长春。后随部队南下，打到了海南岛。1955年退伍复员。
[20] 荣民，全称为“荣誉国民”，台湾地区指的1949年后随国民党来台的60多万士兵，由于国民党1950年在台湾实行义务兵制，这些随国民党到台湾的大陆士兵逐渐被台湾本省新兵取代，因此退伍，“荣民”这个指代退伍士兵的概念由此产生。大批士兵退伍，他们在台湾没有亲人，自己也身无长技，退伍后的生活成了一个大问题。在这个背景下，台湾当局于1954年11月设立了“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简称“退辅会”，以安置和辅导这些退伍士兵转业。抗日战争8年，解放战争4年，退伍的“台湾荣民”中，可能有一些荣民没有参加过抗日战争。但笔者资料有限，不做具体区分。参加过抗日战争的“台湾荣民”普遍年纪偏大，因此年长荣民成为考察重点，即由年长荣民的婚姻状况，基本可以推测出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赴台国民党官兵的婚姻状况。
[21] 杨德全， 1924年生，陕西商洛人，1944年，入孙立人的新1军新编37师，炮兵。1946年4月14日至18日，东北民主联军经过激战，解放了长春。后随部队南下，打到了海南岛。1955年退伍复员。
参考文献
[1]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444页。
[2]张颜修：《婚姻 家庭 氏族与文明：<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研究>》，中国：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2页。
[3]（民国）《宝鸡县志》，卷十二，风俗。
[4]郝明丽：《民国时期陕西关中传统婚俗研究》，陕西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论文，2013年，第15-16頁。
[5]饶平如：《平如美棠——我俩的故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页。
[6]程朝云：《抗日战争时期人口内迁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234-244页。
[7]章东磐：《父亲的战场——中国远征军滇西抗战田野调查笔记》，山西人民出版社
[8]陈肖英：《“台湾老兵”的婚姻状况调查及原因分析——以浙江籍“台湾老兵”为个案》，《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
[9]（台湾）王云东、杨培珊、黄竹萱： 《台湾地区年长荣民生活照顾与婚姻状况的研究——社会排除观点的探析》，《东吴社会工作学报》，民国96年12月，第17期，33-64页。
[10][11]韩延龙、常兆儒主编：《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法制文献选编》（第四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807页、810页。
[12]腾讯网：“温州抗战老兵和前妻梦圆七夕 失散70年后再聚首”
[13]腾讯网：“组图：抗战老兵为保卫南京牺牲 妻子寻夫77年”
[14]新华网：“抗战老兵与妻子海峡相隔41年 身份被女儿"抱怨
[15]（台湾）王云东、杨培珊、黄竹萱： 《台湾地区年长荣民生活照顾与婚姻状况的研究——社会排除观点的探析》，《东吴社会工作学报》，民国96年12月，第17期，33-64页。
[16]陈肖英：《“台湾老兵”的婚姻状况调查及原因分析——以浙江籍“台湾老兵”为个案》，《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
[17]张典婉：《“爱情买卖”：台湾老兵“收尸队”》，《.看历史》，2012，第6期、
[18]方军：《最后的抗战老兵》，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2年，第74-79页。
作者简介：贾琳珂，陕西西安人，2015年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现就职于西安曲江出版传媒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注：本文为2014年陕西师范大学勤助科研创新基金项目：《西安抗战老兵口述史》阶段成果。项目编号：QZZD14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