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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紧随时代发展需要，华裔文学研究领域对文化身份的探讨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姿态。差异性可视为促成美国华裔文学中文化身份构建的基础元素之一，探究华裔文学中体现的文化身份差异性，既能有效加强读者对中美文化的理解和认识，又能通过中美文化间的文化冲突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提高大众跨文化交际的意识。
关键词：华裔文学；文化身份；差异性
中图分类号：I71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8）10-0094-04
随着美国华裔文学研究领域的日益深入，许多学者紧跟全球化趋势下多元文化迅速发展的步伐，从不同的视角对华裔文学中的文化身份进行解析。因此，有关华裔文学中的文化身份研究的作品如雨后春笋般，源源不断地涌现在读者的视野当中。一些美国华裔文学中文化身份的差异性进行了系统性的论述。管建明就对美国华裔文学文化身份的认同及其危机等进行过讨论，表现出华裔作家在错综复杂的跨文化交际的语境中谋求对自身文化身份认同的共同追求[1]。梁艳从后殖民主义、本民族文化及主流文化三个不同的层面对华裔文学与非华裔文学中文化身份构建进行相对的比较，同时又通过强调两种文化之间相互兼容的重要性来突显文化身份地建立[2]。徐颖果则从文化政治化的角度出发，对美国华裔文学作品中的族裔文化身份进行一定的思考与探索[3]。在多元文化背景的诸多关照下，美国华裔文学中文化身份的差异性研究，不仅能体现华裔作家在文化冲突的矛盾中对自身作品里隐含的文化身份有更理性的认识，还能将跨文化交际意识的基础加以巩固。
一、文化身份的界定
著名學者理查德·汉德勒（Richard Handler）指出：“20世纪中叶，在美国众多的社会科学领域中，身份已经在众多学术、文化研究领域成为炙手可热的架构。”论起身份，其范畴既可小到个人，又可大至整个民族，而国家的身份则对某群体或民族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文化身份的内涵概念则要宽泛于国家身份。一个民族所具有的文化身份通常会牵涉到某个国家或是这个国家中国民的特点、特征或者是某些特性等内容；而就个人身份而言，涉及的内容更加复杂。
威廉·布鲁姆（Williams Bloom）指出：“对身份进行确认是每个人都会产生的内在的、本能的一种行为要求，并且以此种行为来获得心里安全感，也设法努力维护、保持及巩固身份，以此来加强安全感，稳定个性，保护心灵健康，至关重要。”[4]从约翰·汤林森（John Tomlinson）对“文化身份”的定义所做出的具体阐述可知，“文化身份”在本质上论，可划分于现代一种“组织”范畴，围绕某些特定的，并且通常受政治影响的不同分类进行自我及共同界定。若暂且撇开“文化身份”中的“身份”不谈，“文化”自身就有着诸多不同意义，即“特性”与“一般性”；但“身份”本身也具有矛盾性，既是“个性”的代表，又代表着“类似性”。也就是“文化身份”与生俱来的模糊不清的特点，文坛领域中对于文化身份问题的探讨才会如此激烈。要想以不偏不倚的态度对文化身份的问题进行解析，就必须从与之紧密相连的“地方”入手。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地方乃是万物之源。”[5]
在美国，文化身份不仅仅只是一个学术研究的对象，同时也是各个少数族裔关注的一个现实问题。美国华裔文学作家作品中所彰显出的文化身份与社会地位息息相关，紧密相连，且其身份会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发生相应的转变，这就促使华裔的身份处于不断变化当中，差异性也就此而生。
二、文化身份的差异性的表现
华裔文学自问世起，就处于两种不同文化的交接处，左右为难，任何一方的文化身份都是他们可望不可及的。与生俱来的混血背景本应该成为华裔作家完成两种不同文化进行跨文化交际的桥梁，而文化话语权的不平等性致使他们一面被美国的主流文化所梳理，一面又不自觉地主动疏离中华传统文化，精神上甚至处于一种无可皈依的流浪状态，同时也成了代表性的不被认可的边缘人[6]。
（一）男性刻板形象之“异”
美国华裔文学文化身份的差异性可体现在华裔作品中所塑造的男性刻板形象的差异性。在赵健秀看来，华裔作家在白人杜撰的白纸黑字中种族主义和对其他种族歧视法律的压迫下，身不由己地生活在自我否定、自我藐视的各种人格缺残当中，且这样一种自我人格摈弃心态相当严重，以至于存在某些华裔作家偏向认可，作为华裔作家的一员，自身的存在既不具有完整的文化性，也没有亚洲人或美国人的身份，甚至都不算是白人或华人的模糊混合体[7]。故此，分清楚华裔文学文化身份之“异”迫在眉睫。
在美国白人的主流社会环境中，借助不同通俗文化的表现形式，将华裔男性形象的刻板进行加深，不断强化。如电影中陈查里、傅满洲等人物歪曲不正的负面形象，赋予华裔男性阴阳怪气、缺乏男子气概的弱势群体，可就其本质而言，这二者无非是“几近相同的迷思制造的幻象，属于白人基督徒种族潜意识逐渐酝酿而现的。”[8]事实是，在华裔文学作品中，一些男性的文化身份所展现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神话或伟大英雄人物，并非只是具有丑恶行径的华人。如关龙曼的妻子曾说，“华人绝不可能在好莱坞电影中主演华人，他们更愿意让白人妇女饰演华人侦探也不会相信华人！他们更愿意让被人妇女主演华人男子也不会让华人男子本性出演！他们宁愿让华人同性恋来充当银幕大明星，也不会去找华人男子！”[9]华裔男性无力像白人那般扮演真真正正的英雄人物，无力对自我文化进行再现。从某种层面而言，在白人的主流文化中，娘娘腔的、唯唯诺诺的陈查里虽是一位聪明的侦探，却也正是一个经过基督徒洗礼的、备受垂青的对象，属于唐人街一类的一昧博求白人喜爱的马屁精。此种被扭曲过了的华裔男子形象对美国华裔而言是一种直面而来的侮辱，是对美国华裔文学文化身份的一种威胁，是白人主流文化排除异己的充分体现。实则，小说《甘加丁之路》中的甘加丁是出自诺贝尔文学得主、英国作家迪亚德·吉卜林（1865-1936）笔下的长诗《甘加丁》。诗中的甘加丁是一名英勇的战士，为保卫国家，无所不用其能地用自己卑微的生命捍卫国家尊严的勇士。而华裔文学作品《甘加丁之路》与电影《甘加丁》有着相似的故事结尾，而人物形象的刻画却大相径庭。 在中华传统文化的颂歌里，比如关公，男性形象虽曾一度强硬刻板，但在父权社会的影响下，男子一直被塑造为救世救难的民族英雄，刚直不阿。并非披着狡黠奸诈、女性化外衣下陈查理般的小丑摸样。华裔男子虽算不上纯粹中国人，可其华人血统无可非议，也就是在白人主流文化不同程度上的丑化，华裔男子与其本身应有的文化身份不同步，差异性也就显而易见了。
（二）女性主体意识之“异”
美国华裔文学文化身份的差异性还可体现在华裔作品所展现出来的女性主体意识的差异性。在美国主流文化的凝视下，华裔女性主体意识的自我蘇醒及构建，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华裔文学在主流文化中的地位日益提升。
华裔文学女性主体意识的差异性离不开华裔女作家共同的坚持与努力。如著名华裔女作家的汤亭亭就对同为华裔女作家黄雨雪赞不绝口，对黄雨雪为唤醒华裔女性主体意识打造的一个自力更生、自强不息的优良榜样拍案叫绝[9]。黄雨雪撰写的《华女阿五》曾为华裔文学更好的发展开创了新局面，但黄雨雪尴尬的文化身份却不断受到来自中美两个不同国家文学界的深深质疑与严厉批判。当时的香港人就对该书所讲述内容的真实性大为怀疑，并认为该书具有美国自身捏造故事的嫌疑；而许多的亚裔文学作家也对黄雨雪借助美国提供的大力支持对“美国梦”进行的正面宣传做出过负面评价，批判其默认少数族裔在美国不能取得成功的原因归咎于少数族裔本身的行径[10]。
在华裔文坛家喻户晓的汤亭亭笔下的《女勇士》更是颠覆了美国主流文化对东方主义中的传统保守、自卑自怜的女性形象，并在主流文化中站稳自己的脚跟。对《女勇士》的性别歧视致使美国评论界对其产生误解，忽视《女勇士》内含女性主体意识偏向，误读为华裔女子对中国长辈制、父权制以及对美国男性主权社会的反抗。在美国传统式的对东方女性主体意识的认知思维中，女子地位卑贱低下，受限于中国父权制的强制压迫，并成为对其无条件地惟命是从的“小奴隶”，而汤亭亭的初衷旨在塑造隐匿于加利福尼亚的华裔女性英勇无畏的高大形象，通过颇具异国情调的故事情节给读者耳目一新的新鲜感使得与时代发展不同向的女性主体意识的理念悄无声息地深入人心[11]。再如谭恩美的首部小说《喜福会》更是让女性在理想的世界里重新活了一次，真切地赋予女性主体意识的内涵意义。随着女性主义运动的尘埃落定，思维方式就会走上渴求变革的道路，女性主体意识不自觉地油然而生，可由于华裔作家的双重文化身份，人们站在中美两国文化的冲突与碰撞的十字路口，女性主体意识的认识便出现的分界线，承载不同文化身份的学者也好作家也罢，对女性主体意识所表达的意义也发出了不同的声音。不同性质的文化一旦相汇总会擦出异样火花，就如不同的文化身份就会对女性主体意识之“异”从不同层面来界定。
三、文化身份差异性地消解
美国华裔文化身份的差异性将双重文化身份的美国华裔作家一直夹在两种不同文化的狭缝中求生存，这使得华裔寻求自我文化身份的重建及文化身份差异性的消解刻不容缓。美国华裔文化身份是受到美国主流文化驱使再现的、边缘化的文化身份，摆脱刻板化的文化身份，置换被白人主流文化歪曲的文化身份形象，使华裔在美国文学界中获得平等的国家身份与广泛认可，消除文化身份的差异性是重中之重。
（一）解构男性刻板形象
名噪一时的“赵汤争论”成功地吸引了美国华裔文学界以及海外文学界对华裔文学的真切关注和思考，这一项壮举有利于找回并重建华裔历史，刺激华裔坚决颠覆美国主流文化施加给华裔男性刻板形象，并且以不同的方式致力于消除美国华裔男性生硬刻板的形象[12]。比如赵健秀为解构华裔男性的刻板形象，对美国白人主流文化赋予华裔男子刻板形象的行径一直秉持非苟同之态。众所周知，美国历史上华裔被消音的最直接的方法便是将华裔男性女性化，消除被主流文化所歪曲的华裔形象，书写华裔本身的神话和英雄事迹才是正确之道。此外，赵健秀在文学批评中亘古不变的主题乃是坚持华裔美国人的感性，反抗美国人的种族歧视，唾弃虚假的刻板形象，倡导勇往直前的战斗态度。他通过不同的文学选集痛斥白人种族主义者以捏造傅满洲、陈查理等具有明显种族歧视性的华人男性刻板形象的方式对华人自带的文化传统进行惨不忍睹地阉割，进而从思想层面上对华裔的丑恶行径进行同化，在小说《甘加丁之路》（1994）中出现的好莱坞神话，一直都是不遗余力对其进行一丝不苟的修正，并借以带有讽刺或夸张性的语言竭尽全力地消解各种扭曲化、有害性的刻板形象，致力于美国华裔男性男子气概地重塑。
为解构被丑化了的华裔男性刻板形象，赵健秀为此灵活地运用英雄传统式的写作方式，坚持借用英雄气质重构故事对抗已存的错误记忆，恢复华裔在美国文学历史上最真实的面貌。美国华裔从一开始就是带着英雄传统的情结来到美国，中国的古老经典的名著《三国演义》《水浒传》和《西游记》都将英雄传统展现得酣畅淋漓，这种英雄传统不但造就了土生土长的中国本土国人，还对久居他乡、带有中国血性的美国华裔影响巨大。故此，赵健秀巧妙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优点，从中不断汲取营养成分，引用关公清廉正直的人物形象，充分利用《三国演义》中著名的“桃园三结义”情节，有力地驳斥被美国种族主义者捏造而生的华裔男性阴柔服从的刻板形象，恢复中国移民历史和优秀文化传统，力求从最大限度上构建美国华裔英雄传统和男子气概，对白人心中华裔男性刻板形象进行强有力地反击，让美国华裔勇敢自信的真实本性足以揭穿美国白人主流社会的谎言，最后将美国主流文化中美国华裔的消极形象取而代之。
（二）渲染女性主体意识
全球化视角下多元文化发展的跌宕起伏，混血文化身份的华裔作家在敏感的文化环境中开始找寻自我文化的自觉性，尤其是对于华裔女性作家而言，一边要说服自己适应消化文化移位的失落感，一边还要唤醒沉睡中的女性主体意识，这种使命感无形之中成为她们完成整个创作的初衷。
黄雨雪著作里的《华女阿五》是基于自我成长道路上的所见所闻而汇编的一部自传体式的故事集，该书表达出来的观点曾被加州的一些中学采纳并作为亚裔文学最佳范例适用于课堂教学，获得了广泛的认可[13]。黄雨雪本身出生在美国，从小深受美国家庭对于情感表达方式、潜藏创造力地挖掘和个体自我意识的尊重的影响，从内心深处强烈渴望摆脱华人家庭与华人社会强加给女性的种种禁锢，凭借自己作为双重文化的使者优势抹平白人主流社会对华裔女性的种种非议，在文化冲撞与融合的平衡环境中，文明的、创造性的及保守不妥协的女性主体意识能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拥有自己的话语权。 被视为华裔文学的领头军和代表人物的汤亭亭杜撰的《女勇士》令人瞩目。其中最让人过目不忘的最属汤亭亭对于“花木兰”这一角色的诠释，女性主体意识得以强化渲染；她打破了华裔女子属性或是美国本土女性的极度沉默，为消音了的、不被待见的女子争夺了发言权，并使得女子成为时代道德楷模、战乱时期为国为民挺身而出的战无不胜攻無不克的女勇士、大英雄。中国的学者赵文书提出：“汤亭亭笔下的以强调凸显女性主体意识为主《女勇士》虽然缺少明显的反抗种族歧视的相关内容，而且对于性别歧视的批判性内容仅局限于中国社会及中国文化对女性的压迫，甚至对美国主流社会中出现的性别歧视只有只言片语，但其采用的却是第一世界主流社会女性主义的立场，这与东方主义在某一思想层面上达成共识，即女性主体意识主导下女性主义的东方主义。”（2008）
游离于对中国故事的丰富想象和自身在美国成长的真实经历，汤亭亭灵巧运用“以退为进”策略始终探索对自我的认知，对女性主体意识的深深思考，期望拥有完整灵魂的女性能挣脱来自中国传统社会和美国主流社会的桎梏，建立起完完全全独立自主的女性主体意识，化解美国主流文化对华裔女子的恶意丑化和侮辱。与黄雨雪、汤亭亭不同的是，谭恩美从一个截然不同的视角恰如其分地提出了加强女性主体意识的诉求，表现了对双重文化身份的反认同。谭恩美借用《喜福会》起伏不定的故事情节凸显女性主体意识觉醒的重要性，而《喜福会》中的各种“记忆”对中国传统文化地展现、对美国华裔文学在美国主流文化社会中地位地奠定，及其对华裔女性主体意识建构地宣扬意义非凡。
四、结语
多元文化主义承认文化身份的差异性，尊重文化差异，且真正的多元文化既是实现世界各族文化和谐的强大内动驱力，又是突出不同文化差异性的独特力量。美国华裔文学文化身份差异性可体现在很多方面，而男性刻板形象和女性主体意识之“异”是展现华裔文化身份的典型代表。华裔作家积极投身于美国华裔文学文化身份书写和反思，努力消除美国主流文化社会强加在华裔男性身上刻板形象的偏见，恢复华裔男性的男子气概，揭开湮没在美国华裔历史中华裔女性主体意识的神秘面纱，升华华裔文学作家的归属感、亲切感，化解读者对美国华裔文学作家文化身份的误解，促使跨文化交际意识从国际大门迈入平凡大众读者之家。
参考文献：
〔1〕管建明.华裔美国文学中文化身份的认同危机及其文化生存策略[J].广西社会学科，2003，（02）：1-3.
〔2〕梁艳.美国华裔文学和非裔文学中文化身份建构比较[J].大连海事大学学报，2013，（06）：1-3.
〔3〕徐颖果.文化政治化——美国华裔文学中的身份思考[J].西北大学学报，2002，（01）：1-2.
〔4〕乐黛云.文化传递与文化形象[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6〕约翰·汤林森.全球化与文化分析[C].全球化与跨国民族主义经典文论.晓煌，何成洲，主编.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
〔7〕赵黎颖.华裔文学研究——以汤亭亭、谭恩美、任璧莲为例[D].云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5.
〔8〕赵健秀.甘加丁之路[M].赵文书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
〔9〕张卓.美国华裔文学中的社会性别身份建构[D].苏州大学硕士论文，2006.
〔10〕谭恩美.喜福会[M].田青译.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2.
〔11〕汤亭亭.女勇士[M].李剑波，陆承毅译.桂林：漓江出版社，1998.
〔12〕单德兴.对话与交流：当代中外作家、批评家访谈录[A].台北：麦田出版社，2001.
〔13〕黄玉雪.华女阿五[M].张龙海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 （责任编辑 赛汉其其格）
关键词：华裔文学；文化身份；差异性
中图分类号：I71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8）10-0094-04
随着美国华裔文学研究领域的日益深入，许多学者紧跟全球化趋势下多元文化迅速发展的步伐，从不同的视角对华裔文学中的文化身份进行解析。因此，有关华裔文学中的文化身份研究的作品如雨后春笋般，源源不断地涌现在读者的视野当中。一些美国华裔文学中文化身份的差异性进行了系统性的论述。管建明就对美国华裔文学文化身份的认同及其危机等进行过讨论，表现出华裔作家在错综复杂的跨文化交际的语境中谋求对自身文化身份认同的共同追求[1]。梁艳从后殖民主义、本民族文化及主流文化三个不同的层面对华裔文学与非华裔文学中文化身份构建进行相对的比较，同时又通过强调两种文化之间相互兼容的重要性来突显文化身份地建立[2]。徐颖果则从文化政治化的角度出发，对美国华裔文学作品中的族裔文化身份进行一定的思考与探索[3]。在多元文化背景的诸多关照下，美国华裔文学中文化身份的差异性研究，不仅能体现华裔作家在文化冲突的矛盾中对自身作品里隐含的文化身份有更理性的认识，还能将跨文化交际意识的基础加以巩固。
一、文化身份的界定
著名學者理查德·汉德勒（Richard Handler）指出：“20世纪中叶，在美国众多的社会科学领域中，身份已经在众多学术、文化研究领域成为炙手可热的架构。”论起身份，其范畴既可小到个人，又可大至整个民族，而国家的身份则对某群体或民族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文化身份的内涵概念则要宽泛于国家身份。一个民族所具有的文化身份通常会牵涉到某个国家或是这个国家中国民的特点、特征或者是某些特性等内容；而就个人身份而言，涉及的内容更加复杂。
威廉·布鲁姆（Williams Bloom）指出：“对身份进行确认是每个人都会产生的内在的、本能的一种行为要求，并且以此种行为来获得心里安全感，也设法努力维护、保持及巩固身份，以此来加强安全感，稳定个性，保护心灵健康，至关重要。”[4]从约翰·汤林森（John Tomlinson）对“文化身份”的定义所做出的具体阐述可知，“文化身份”在本质上论，可划分于现代一种“组织”范畴，围绕某些特定的，并且通常受政治影响的不同分类进行自我及共同界定。若暂且撇开“文化身份”中的“身份”不谈，“文化”自身就有着诸多不同意义，即“特性”与“一般性”；但“身份”本身也具有矛盾性，既是“个性”的代表，又代表着“类似性”。也就是“文化身份”与生俱来的模糊不清的特点，文坛领域中对于文化身份问题的探讨才会如此激烈。要想以不偏不倚的态度对文化身份的问题进行解析，就必须从与之紧密相连的“地方”入手。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地方乃是万物之源。”[5]
在美国，文化身份不仅仅只是一个学术研究的对象，同时也是各个少数族裔关注的一个现实问题。美国华裔文学作家作品中所彰显出的文化身份与社会地位息息相关，紧密相连，且其身份会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发生相应的转变，这就促使华裔的身份处于不断变化当中，差异性也就此而生。
二、文化身份的差异性的表现
华裔文学自问世起，就处于两种不同文化的交接处，左右为难，任何一方的文化身份都是他们可望不可及的。与生俱来的混血背景本应该成为华裔作家完成两种不同文化进行跨文化交际的桥梁，而文化话语权的不平等性致使他们一面被美国的主流文化所梳理，一面又不自觉地主动疏离中华传统文化，精神上甚至处于一种无可皈依的流浪状态，同时也成了代表性的不被认可的边缘人[6]。
（一）男性刻板形象之“异”
美国华裔文学文化身份的差异性可体现在华裔作品中所塑造的男性刻板形象的差异性。在赵健秀看来，华裔作家在白人杜撰的白纸黑字中种族主义和对其他种族歧视法律的压迫下，身不由己地生活在自我否定、自我藐视的各种人格缺残当中，且这样一种自我人格摈弃心态相当严重，以至于存在某些华裔作家偏向认可，作为华裔作家的一员，自身的存在既不具有完整的文化性，也没有亚洲人或美国人的身份，甚至都不算是白人或华人的模糊混合体[7]。故此，分清楚华裔文学文化身份之“异”迫在眉睫。
在美国白人的主流社会环境中，借助不同通俗文化的表现形式，将华裔男性形象的刻板进行加深，不断强化。如电影中陈查里、傅满洲等人物歪曲不正的负面形象，赋予华裔男性阴阳怪气、缺乏男子气概的弱势群体，可就其本质而言，这二者无非是“几近相同的迷思制造的幻象，属于白人基督徒种族潜意识逐渐酝酿而现的。”[8]事实是，在华裔文学作品中，一些男性的文化身份所展现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神话或伟大英雄人物，并非只是具有丑恶行径的华人。如关龙曼的妻子曾说，“华人绝不可能在好莱坞电影中主演华人，他们更愿意让白人妇女饰演华人侦探也不会相信华人！他们更愿意让被人妇女主演华人男子也不会让华人男子本性出演！他们宁愿让华人同性恋来充当银幕大明星，也不会去找华人男子！”[9]华裔男性无力像白人那般扮演真真正正的英雄人物，无力对自我文化进行再现。从某种层面而言，在白人的主流文化中，娘娘腔的、唯唯诺诺的陈查里虽是一位聪明的侦探，却也正是一个经过基督徒洗礼的、备受垂青的对象，属于唐人街一类的一昧博求白人喜爱的马屁精。此种被扭曲过了的华裔男子形象对美国华裔而言是一种直面而来的侮辱，是对美国华裔文学文化身份的一种威胁，是白人主流文化排除异己的充分体现。实则，小说《甘加丁之路》中的甘加丁是出自诺贝尔文学得主、英国作家迪亚德·吉卜林（1865-1936）笔下的长诗《甘加丁》。诗中的甘加丁是一名英勇的战士，为保卫国家，无所不用其能地用自己卑微的生命捍卫国家尊严的勇士。而华裔文学作品《甘加丁之路》与电影《甘加丁》有着相似的故事结尾，而人物形象的刻画却大相径庭。 在中华传统文化的颂歌里，比如关公，男性形象虽曾一度强硬刻板，但在父权社会的影响下，男子一直被塑造为救世救难的民族英雄，刚直不阿。并非披着狡黠奸诈、女性化外衣下陈查理般的小丑摸样。华裔男子虽算不上纯粹中国人，可其华人血统无可非议，也就是在白人主流文化不同程度上的丑化，华裔男子与其本身应有的文化身份不同步，差异性也就显而易见了。
（二）女性主体意识之“异”
美国华裔文学文化身份的差异性还可体现在华裔作品所展现出来的女性主体意识的差异性。在美国主流文化的凝视下，华裔女性主体意识的自我蘇醒及构建，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华裔文学在主流文化中的地位日益提升。
华裔文学女性主体意识的差异性离不开华裔女作家共同的坚持与努力。如著名华裔女作家的汤亭亭就对同为华裔女作家黄雨雪赞不绝口，对黄雨雪为唤醒华裔女性主体意识打造的一个自力更生、自强不息的优良榜样拍案叫绝[9]。黄雨雪撰写的《华女阿五》曾为华裔文学更好的发展开创了新局面，但黄雨雪尴尬的文化身份却不断受到来自中美两个不同国家文学界的深深质疑与严厉批判。当时的香港人就对该书所讲述内容的真实性大为怀疑，并认为该书具有美国自身捏造故事的嫌疑；而许多的亚裔文学作家也对黄雨雪借助美国提供的大力支持对“美国梦”进行的正面宣传做出过负面评价，批判其默认少数族裔在美国不能取得成功的原因归咎于少数族裔本身的行径[10]。
在华裔文坛家喻户晓的汤亭亭笔下的《女勇士》更是颠覆了美国主流文化对东方主义中的传统保守、自卑自怜的女性形象，并在主流文化中站稳自己的脚跟。对《女勇士》的性别歧视致使美国评论界对其产生误解，忽视《女勇士》内含女性主体意识偏向，误读为华裔女子对中国长辈制、父权制以及对美国男性主权社会的反抗。在美国传统式的对东方女性主体意识的认知思维中，女子地位卑贱低下，受限于中国父权制的强制压迫，并成为对其无条件地惟命是从的“小奴隶”，而汤亭亭的初衷旨在塑造隐匿于加利福尼亚的华裔女性英勇无畏的高大形象，通过颇具异国情调的故事情节给读者耳目一新的新鲜感使得与时代发展不同向的女性主体意识的理念悄无声息地深入人心[11]。再如谭恩美的首部小说《喜福会》更是让女性在理想的世界里重新活了一次，真切地赋予女性主体意识的内涵意义。随着女性主义运动的尘埃落定，思维方式就会走上渴求变革的道路，女性主体意识不自觉地油然而生，可由于华裔作家的双重文化身份，人们站在中美两国文化的冲突与碰撞的十字路口，女性主体意识的认识便出现的分界线，承载不同文化身份的学者也好作家也罢，对女性主体意识所表达的意义也发出了不同的声音。不同性质的文化一旦相汇总会擦出异样火花，就如不同的文化身份就会对女性主体意识之“异”从不同层面来界定。
三、文化身份差异性地消解
美国华裔文化身份的差异性将双重文化身份的美国华裔作家一直夹在两种不同文化的狭缝中求生存，这使得华裔寻求自我文化身份的重建及文化身份差异性的消解刻不容缓。美国华裔文化身份是受到美国主流文化驱使再现的、边缘化的文化身份，摆脱刻板化的文化身份，置换被白人主流文化歪曲的文化身份形象，使华裔在美国文学界中获得平等的国家身份与广泛认可，消除文化身份的差异性是重中之重。
（一）解构男性刻板形象
名噪一时的“赵汤争论”成功地吸引了美国华裔文学界以及海外文学界对华裔文学的真切关注和思考，这一项壮举有利于找回并重建华裔历史，刺激华裔坚决颠覆美国主流文化施加给华裔男性刻板形象，并且以不同的方式致力于消除美国华裔男性生硬刻板的形象[12]。比如赵健秀为解构华裔男性的刻板形象，对美国白人主流文化赋予华裔男子刻板形象的行径一直秉持非苟同之态。众所周知，美国历史上华裔被消音的最直接的方法便是将华裔男性女性化，消除被主流文化所歪曲的华裔形象，书写华裔本身的神话和英雄事迹才是正确之道。此外，赵健秀在文学批评中亘古不变的主题乃是坚持华裔美国人的感性，反抗美国人的种族歧视，唾弃虚假的刻板形象，倡导勇往直前的战斗态度。他通过不同的文学选集痛斥白人种族主义者以捏造傅满洲、陈查理等具有明显种族歧视性的华人男性刻板形象的方式对华人自带的文化传统进行惨不忍睹地阉割，进而从思想层面上对华裔的丑恶行径进行同化，在小说《甘加丁之路》（1994）中出现的好莱坞神话，一直都是不遗余力对其进行一丝不苟的修正，并借以带有讽刺或夸张性的语言竭尽全力地消解各种扭曲化、有害性的刻板形象，致力于美国华裔男性男子气概地重塑。
为解构被丑化了的华裔男性刻板形象，赵健秀为此灵活地运用英雄传统式的写作方式，坚持借用英雄气质重构故事对抗已存的错误记忆，恢复华裔在美国文学历史上最真实的面貌。美国华裔从一开始就是带着英雄传统的情结来到美国，中国的古老经典的名著《三国演义》《水浒传》和《西游记》都将英雄传统展现得酣畅淋漓，这种英雄传统不但造就了土生土长的中国本土国人，还对久居他乡、带有中国血性的美国华裔影响巨大。故此，赵健秀巧妙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优点，从中不断汲取营养成分，引用关公清廉正直的人物形象，充分利用《三国演义》中著名的“桃园三结义”情节，有力地驳斥被美国种族主义者捏造而生的华裔男性阴柔服从的刻板形象，恢复中国移民历史和优秀文化传统，力求从最大限度上构建美国华裔英雄传统和男子气概，对白人心中华裔男性刻板形象进行强有力地反击，让美国华裔勇敢自信的真实本性足以揭穿美国白人主流社会的谎言，最后将美国主流文化中美国华裔的消极形象取而代之。
（二）渲染女性主体意识
全球化视角下多元文化发展的跌宕起伏，混血文化身份的华裔作家在敏感的文化环境中开始找寻自我文化的自觉性，尤其是对于华裔女性作家而言，一边要说服自己适应消化文化移位的失落感，一边还要唤醒沉睡中的女性主体意识，这种使命感无形之中成为她们完成整个创作的初衷。
黄雨雪著作里的《华女阿五》是基于自我成长道路上的所见所闻而汇编的一部自传体式的故事集，该书表达出来的观点曾被加州的一些中学采纳并作为亚裔文学最佳范例适用于课堂教学，获得了广泛的认可[13]。黄雨雪本身出生在美国，从小深受美国家庭对于情感表达方式、潜藏创造力地挖掘和个体自我意识的尊重的影响，从内心深处强烈渴望摆脱华人家庭与华人社会强加给女性的种种禁锢，凭借自己作为双重文化的使者优势抹平白人主流社会对华裔女性的种种非议，在文化冲撞与融合的平衡环境中，文明的、创造性的及保守不妥协的女性主体意识能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拥有自己的话语权。 被视为华裔文学的领头军和代表人物的汤亭亭杜撰的《女勇士》令人瞩目。其中最让人过目不忘的最属汤亭亭对于“花木兰”这一角色的诠释，女性主体意识得以强化渲染；她打破了华裔女子属性或是美国本土女性的极度沉默，为消音了的、不被待见的女子争夺了发言权，并使得女子成为时代道德楷模、战乱时期为国为民挺身而出的战无不胜攻無不克的女勇士、大英雄。中国的学者赵文书提出：“汤亭亭笔下的以强调凸显女性主体意识为主《女勇士》虽然缺少明显的反抗种族歧视的相关内容，而且对于性别歧视的批判性内容仅局限于中国社会及中国文化对女性的压迫，甚至对美国主流社会中出现的性别歧视只有只言片语，但其采用的却是第一世界主流社会女性主义的立场，这与东方主义在某一思想层面上达成共识，即女性主体意识主导下女性主义的东方主义。”（2008）
游离于对中国故事的丰富想象和自身在美国成长的真实经历，汤亭亭灵巧运用“以退为进”策略始终探索对自我的认知，对女性主体意识的深深思考，期望拥有完整灵魂的女性能挣脱来自中国传统社会和美国主流社会的桎梏，建立起完完全全独立自主的女性主体意识，化解美国主流文化对华裔女子的恶意丑化和侮辱。与黄雨雪、汤亭亭不同的是，谭恩美从一个截然不同的视角恰如其分地提出了加强女性主体意识的诉求，表现了对双重文化身份的反认同。谭恩美借用《喜福会》起伏不定的故事情节凸显女性主体意识觉醒的重要性，而《喜福会》中的各种“记忆”对中国传统文化地展现、对美国华裔文学在美国主流文化社会中地位地奠定，及其对华裔女性主体意识建构地宣扬意义非凡。
四、结语
多元文化主义承认文化身份的差异性，尊重文化差异，且真正的多元文化既是实现世界各族文化和谐的强大内动驱力，又是突出不同文化差异性的独特力量。美国华裔文学文化身份差异性可体现在很多方面，而男性刻板形象和女性主体意识之“异”是展现华裔文化身份的典型代表。华裔作家积极投身于美国华裔文学文化身份书写和反思，努力消除美国主流文化社会强加在华裔男性身上刻板形象的偏见，恢复华裔男性的男子气概，揭开湮没在美国华裔历史中华裔女性主体意识的神秘面纱，升华华裔文学作家的归属感、亲切感，化解读者对美国华裔文学作家文化身份的误解，促使跨文化交际意识从国际大门迈入平凡大众读者之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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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梁艳.美国华裔文学和非裔文学中文化身份建构比较[J].大连海事大学学报，2013，（06）：1-3.
〔3〕徐颖果.文化政治化——美国华裔文学中的身份思考[J].西北大学学报，2002，（01）：1-2.
〔4〕乐黛云.文化传递与文化形象[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6〕约翰·汤林森.全球化与文化分析[C].全球化与跨国民族主义经典文论.晓煌，何成洲，主编.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
〔7〕赵黎颖.华裔文学研究——以汤亭亭、谭恩美、任璧莲为例[D].云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5.
〔8〕赵健秀.甘加丁之路[M].赵文书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
〔9〕张卓.美国华裔文学中的社会性别身份建构[D].苏州大学硕士论文，2006.
〔10〕谭恩美.喜福会[M].田青译.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2.
〔11〕汤亭亭.女勇士[M].李剑波，陆承毅译.桂林：漓江出版社，1998.
〔12〕单德兴.对话与交流：当代中外作家、批评家访谈录[A].台北：麦田出版社，2001.
〔13〕黄玉雪.华女阿五[M].张龙海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 （责任编辑 赛汉其其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