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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运用文本细读法，梳理了沈从文在物质文化史研究中寄予的文化理想。沈从文在物质文化研究领域对民间手工艺的注重，与他在文学创作方面对民间的“有情”是相通的，可以说延续了文学创作时期对启蒙的“再启蒙”的思路。这使得沈从文洞察到工艺画和文人画的有机互动。沈从文的研究方法被被称为“形象史学”，这种方法具有范式意义；同时，受沈从文影响，实验考古学也在王亚蓉的努力下，得到很好的继承。可以说，沈从文对文化领域研究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
一、以民间立场对启蒙的“再启蒙”
沈从文的文学创作与五四启蒙立场的创作是有差别的。尽管沈从文直言自己深受五四自由、独立精神影响——这在他的文学主张和后半生坚持的学术自由观念上都有所体现，但在他的文学作品中，人们可以发现其创作方式与五四启蒙立场下的文学创作的差别。这样的立场影响到沈从文对“杂文物”的发现和注重。因此，沈从文的物质文化史研究一方面可以说是对五四思想的延续与发展，另一方面是对五四精英立场的反思与再启蒙。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新文学担当了文化启蒙的责任，蒙昧的民众是五四新文学的文化批判、启蒙、救治的对象。沈从文的文学书写方式和启蒙立场下的创作有所不同。沈从文笔下的人物“不是作为愚昧落后中国的代表和象征而无言地承受着‘现代性’的批判，他们是以未经‘现代’洗礼的面貌，呈现着他们自然自在的生活和人性”。沈从文后半生转向物质文化史研究，对器物作“有情”的观看，对民间工艺的注重等都是与其文学创作中的观念是相通的。
沈从文发现通过文字，可以连接历史。他曾经说：“时代过去了，一切英雄豪杰、王侯将相、美人名士，都成尘成土，失去存在意义。另外一些生死两寂寞的人，从文字保留下的东东西西，却成了唯一连接历史沟通人我的工具。因之历史如相连续，为时空所阻隔的情感，千载之下百世之后还如相晤对。”而作为另一种“文”的物之纹案，也具有相同的“连接历史沟通人我”的作用。那么，历史在沈从文的观念里是什么呢？“一本历史书除了告诉我们些另一时代最笨的人相斫杀以外有些什么？但真正的历史是一条河。从那日夜长流千古不变的水里石头和沙子，腐了的草木，破烂的船板，使我触着我们平时所疏忽了若干年代若干人类的哀乐！”“历史书”作为特定时代下的产物，记载更多的是朝代递嬗、政权更替，而丰饶人类历史的文化以及真正的人生，却在另外一本大书里。作为人类心智外化的文字、器物、图案，在沈从文“有情”的关注下，具有别样的意义。对无名款的民间工艺品的注目，也可以说是对“无名”历史的发现。
有学者认为，图像应当是原始先民最主要的语言符号，因为口语时代的图像即原始社会留下的图像，其题材涉及自然和社会、天文和地理、狩猎和农事、祭祀和礼仪、生殖和战争。这些图像和语言的关系明显地表现为“以图言说”的特点，即用图像表达人类的所见所闻、所知所行、所想所信。沈从文认为，在文字发明之前的口语时代，原始人主要以图像符号表达他们对于世界的指认和自己的宗教信仰，描述他们的社会生活和内心世界。“以图言说”说明绘画本身就具有叙事功能，但在写意画兴盛之后，中国绘画的叙述功能被大大弱化。“弱化”不等于“消失”，而是从“庙堂”转向了“民间”，民间美术担当起了图像叙事的主要功能。这是中国民间美术的重要特点，但是并不代表中国美术史和绘画史的主流。如果说图像文化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以鲁迅为代表的“现代转型”下的启蒙运动，那么沈从文对民间工艺及图像的重视，是从民间立场对五四启蒙的再启蒙。沈从文的物质文化研究包含了大量民间工艺，他发现民间工艺有自身的完整性。这些民间工艺不仅有自身的趣味性、充满活力，具有艺术价值，而且可以运用到新的设计上。
（一）民间工艺富有趣味性、活力，具有艺术价值
例如，沈从文谈到湘西苗绣，认为其有自身的艺术完整性。刺绣图案不仅是情感的表现，而且又与古楚文化一脉相承，具有艺术价值。“他们的刺绣图案组织的活泼生动，而又充满了一种创造性的大胆和天真，显然和山歌一样，是共同从一个古老传统人民艺术土壤里发育成长的。这些花样虽完成于十九世纪，但却和二千多年前楚文化中反映到彩绘器和青铜镜子的主题图案一脉相通。同样有青春生命和欢乐情感在飞跃，在旋舞，并且充满一种明确而强烈的韵律节奏感。可见它的产生存在都不是偶然的，实源远流长而永远新鲜。”
（二）民间艺术对新的生产具有借鉴意义
民间艺术和人民生活联系密切，“它虽然不曾埋入地下，虽然历来就不受收藏家的注意，可是它却极容易和活生生的民族生命一样保存下来”，“古典艺术不一定只是博物馆中所有的东东西西”，而且“博物馆中的珍贵美术品，并不一定都是可以转用到新的日用工艺品生产上来的东西”。民间艺术与人们生活联系密切，具有延续性的生命力，对新的生产具有借鉴意义。
二、文人画与工艺美术之间的关联性
柯律格用“图像环路”对明代同主题的绘画与工艺品作了分析，他认为借用这一概念，为图像的交换、移动及传播过程提供了一种研究视角。“图像环路”指一套具象艺术的体系，其中某类特定图像涉及图绘的不同媒介之间流通。沈从文在物质文化研究中，早已发现了图像在不同媒介中的流通。在沈从文的研究视野中，器物打破了传统的绘画优于工艺品的秩序。他发现了二者之间的联系。
中国传统的绘画理论，将绘画的地位置于工艺美术之上。“从苏轼开始至董其昌以至当前的艺術理论，所有关于中国绘画的批评立场都以这一模式为准绳，模拟现实的具象艺术在其中被置于绝对的低等地位。”这样的理论立场能够有力解释以往上千年中的中国绘画经典，并将其转换为历史表述形式，“除了纸张和丝绢上的绘画之外，这一理论立场对数量更多的绘制于其他媒介上的图形和图画都视而不见。在这一庞大的艺术史基层社会中，许多作品都湮没无名。”绘画在美学理论中占据特权地位，进而把一切在瓷器、漆器、织物上的具象艺术打入冷宫，视之为不登大雅之堂。
沈从文对古典绘画有研究，对工艺美术饱含热情，他认为文人画与工艺美术是没有等级差别的。沈从文早年接触绘画，对绘画这种艺术形式喜爱并深有研究，这并不影响他对民间工艺的喜爱。对无名款的工艺品，他也饱含热情。“一切技术上的改进和品质提高，在历史上除二三人偶尔知名，一个大大的群体，便照例永远是在沉默中的无名英雄。”于是，深谙这两种艺术形式的沈从文，发现了它们之间的联系。 （一）工艺画对文人画的画意是有影响的
例如，与绘画相比，清代“最值得称道的，还是工艺图案装饰画，反映于特种工艺品中如丝绣、陶瓷、画珐瑯瓷、描金漆各部门，大都和色秀美，充满青春生命”。沈从文认为，从比较中，人们才明白石涛和八大山人的山水花鸟画，显然是从当时民间工艺画中得到很多启发，才形成一种突破传统的艺术新风格，它不是凭空产生的。民间木刻对绘画也有影响。沈从文指出，陈洪绶处于明清之际，在人物画中作品别具一格，受当时民间木刻影响较多。
（二）文人画常作为“底本”，对工艺图案产生影响
这主要表现在瓷器和刺绣两个方面。
1.绘画对刺绣纹样的影响
明代刺绣中有一种用细如胎发的材料，“如白描画法一般绣故事人物”，这种技法的出现与人物绘画中的技法相关。它是由唐宋以来吴道子、李公麟的白描画，发展到十三世纪的元代王振鹏，明代的丁云鹏、尤求，在绘画技法上就自成一格。“这种游丝描影响到木刻版画，产生过千百种通俗小说和戏剧精美的插图；影响到刺绣部分，则产生了发绣。当时文人画中流行一种重韵味的简单水彩画，如董其昌、陈道复等所绘的条幅，苏州绣工常用这些画来作刺绣的底稿，形成一种新的风格。”
2.文人画对瓷器纹案的影响
沈从文认为，康熙青花瓷特别突出，并非凭空产生，除有个物质基础外，还有许多方面影响的结果。首先它是人们善于继承过去优良传统，在固有底子上不断提高得来的。其次，明代以来，画家如沈周、文征明、陆包山、唐寅、张灵、仇英等山水画，吕纪、林良、边景昭、陆包山、陈白阳、徐青藤等花鸟画，丁云鹏、尤求、崔子中、吴彬等人物画，还各自留下一大堆名迹和墨本，分散国内，各种画谱大量传播流行。
此外，沈从文认为，传统的绘画理论可运用到对工艺纹样的品评上。“齐梁时人谢赫，谈论画中六法时，认为画的成功作品因素之一，是‘气韵生动’。过去我们多以为这一条法则，仅适宜于作人物画好坏的评判。如试从汉代一般造型艺术加以分析，才会明白，照古人说来，‘气韵生动’要求原本是整个的，贯串于绘画各个部门——甚至于工艺装饰各部门的。一幅大型壁画人物形象，可以用它来作标准，一个纯粹用静物组成的工艺图案，同样也应当符合这种标准。最值得注意一点，即大多数工艺图案，几乎都能达到这个要求。汉漆图案，‘气韵生动’四个字，正是最恰当的评语。”
在物质文化史研究方面，沈从文的民间立场与其在文学创作方面对民间的立场是相一致的。沈从文物质文化史书写，包含了他的文化理想，其著作在历史的长河中，无疑也具有“连接历史沟通人我”的意义。
三、文化理想的书写以及研究方法的范式意义
沈从文在1949年后选择“转业”，但他仍然继续为新国家的“远景”而凝眸。他的文化理想包含文学、美术、音乐、戏剧等方面。沈从文开辟的“形象史学”的研究方法，对文化史研究有重要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古典文学的研究需要结合历史形象的研究，才能得到具体印象
例如，出土的楚漆器等工艺品，色彩华美，造形完整，本与文学各有不同的成就，却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热情充沛，而色彩鲜明”。了解屈原文学作品的背景，离不开对这些物质文化的研究。除此之外，沈从文运用图文互证的方法，对《红楼梦》衣物及器物等作了详细的注解。这种将实物、图像与文献进行综合比较的方法，对古典文学名物研究有新的启发。
（二）对历史研究的作用。
图像作为“有意味的形式”，积淀了特定的社会历史内容。由实物、图像和文献出发，人们可以分析出特定时期的思想文化、美学爱好、宗教思想和历史社会现实等。首先，实物、图案是某一时期思想文化、宗教崇拜的具体表现形式。例如，沈从文从大卷云纹、狩猎图纹和不规则点线纹等汉代日用陶器装饰纹样，分析出这些纹样充分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和神仙迷信。其次，实物表现了特定时期的美学爱好。谈到南北朝青瓷的造型，沈从文认为“这个时代对于应用瓷器的造型要求，为秀挺清拔，和当时对于人的美学爱好相一致，所以长颈秀挺玉壶瓶式瓶随之产生。”除此之外，通过对纹样形式的分析，人们可以了解民族文化与中西文化交流的状况。
（三）物质文化史研究对现实生产的作用
“把古代文化神秘化会造成双重损失：艺术品被不必要地置于遥不可及的境地；而历史提供给我们完善行动的结论，也日渐匮乏。”沈从文认为，优秀的图案具有的美感，需要转用到新的设计与生产上来。这也是他寄予文艺复兴理想的一部分，将研究与实际生产相结合的“古为今用”，方能使造型、图案延续新的生命力。“明日一系列轻工业日用品，都需要组织健康颜色明快好看的花朵，才符合新社会人民愉快感情。”
（四）历史形象研究与戏剧、音乐、舞蹈的关系
首先，形象史的研究对戏剧教育和发展有益。沈从文在历史博物馆做说明员时，曾感叹道：“这些年青人太需要从学习上提高了。领导上如更有广泛一些的工作热忱，和对于艺术教育计划，会影响到这些年青女孩子一生，也影响到戏剧史发展。”其次，形象史学研究对音乐舞蹈史研究也有作用。例如，通过实物与图案，可知历代乐器的樣式和使用方法以及舞蹈的直观形象，这对音乐舞蹈的现代发展有借鉴作用。除此之外，绸缎绣花等纹样对于歌舞剧表演艺术也有现代意义。沈从文曾说：“还有各时代的好绸缎、绣花，你们搞歌舞剧服装同志如有兴趣，也不妨同来看看，有些画面或许搞跳舞的也有启发。我总以为它有同一性。”
除了上述几点之外，沈从文运用“文图互证”的研究方法，对古代体育方面、现代电影文化的发展，都有启发意义。
沈从文推动实验考古学的发展。在研究过程中，他意识到丝绸复原的意义。因为当时有些重要材料，“只是衣里子或边沿材料，衬底材料，有些只剩下局部花纹，相当残破，必须加以复原，才能明白它原来的壮丽结构”。在沈从文的影响下，王亚蓉开始以马山楚墓出土的彩绣罗衣为标本，开始致力于研究复制工作，从1983年到1990年完成第一批复原复制工作，1985年时，试制品得到沈从文的指点与鼓励。王亚蓉的复原复制成果在展出时，张光直认为这是“在服饰文化领域开展的实验考古学”。沈从文所主张的丝绸、服饰复原，是与实验考古学的方法相通的。因此，王亚蓉认为，“是沈先生指引我走向传统学习的工作方法，用实验考古学的方法深入开展服饰文化研究。”
201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文化史研究室提出了“形象史学”这一概念。沈从文身体力行的形象史研究是构建形象史学这一新型学科的直接源泉，以图像证史为代表的新文化史学则为之提供了理论支撑。因此，可以说沈从文在物质文化史研究领域中留下了丰富的成果，对文化领域的研究有深远的影响。
四、结语
1949年，沈从文试图在新的社会寻求新生。他“试一试把自己当成一株苹果树”，接枝、移植到新社会的土壤之中。他意识到“苹果树”可能枯萎、被砍伐，但也希求移植后的“苹果树”，“重新移植，结点对下一代还有益的果子”。虽然土壤不同，气候有别，“苹果树”却依旧有自身的生命连续性。沈从文后来转向物质文化史研究，在诸篇章中的文化理想，接续了前半生的思想。沈从文在物质文化史研究中寄予了文化理想，包括文学、历史、美术、设计等方面。可以说，沈从文对文化领域研究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苹果树”经风沐雨，终究结出丰硕的果子。
（吉首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基金项目：本文系湖南省2016年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项目编号：CX2016B62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一、以民间立场对启蒙的“再启蒙”
沈从文的文学创作与五四启蒙立场的创作是有差别的。尽管沈从文直言自己深受五四自由、独立精神影响——这在他的文学主张和后半生坚持的学术自由观念上都有所体现，但在他的文学作品中，人们可以发现其创作方式与五四启蒙立场下的文学创作的差别。这样的立场影响到沈从文对“杂文物”的发现和注重。因此，沈从文的物质文化史研究一方面可以说是对五四思想的延续与发展，另一方面是对五四精英立场的反思与再启蒙。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新文学担当了文化启蒙的责任，蒙昧的民众是五四新文学的文化批判、启蒙、救治的对象。沈从文的文学书写方式和启蒙立场下的创作有所不同。沈从文笔下的人物“不是作为愚昧落后中国的代表和象征而无言地承受着‘现代性’的批判，他们是以未经‘现代’洗礼的面貌，呈现着他们自然自在的生活和人性”。沈从文后半生转向物质文化史研究，对器物作“有情”的观看，对民间工艺的注重等都是与其文学创作中的观念是相通的。
沈从文发现通过文字，可以连接历史。他曾经说：“时代过去了，一切英雄豪杰、王侯将相、美人名士，都成尘成土，失去存在意义。另外一些生死两寂寞的人，从文字保留下的东东西西，却成了唯一连接历史沟通人我的工具。因之历史如相连续，为时空所阻隔的情感，千载之下百世之后还如相晤对。”而作为另一种“文”的物之纹案，也具有相同的“连接历史沟通人我”的作用。那么，历史在沈从文的观念里是什么呢？“一本历史书除了告诉我们些另一时代最笨的人相斫杀以外有些什么？但真正的历史是一条河。从那日夜长流千古不变的水里石头和沙子，腐了的草木，破烂的船板，使我触着我们平时所疏忽了若干年代若干人类的哀乐！”“历史书”作为特定时代下的产物，记载更多的是朝代递嬗、政权更替，而丰饶人类历史的文化以及真正的人生，却在另外一本大书里。作为人类心智外化的文字、器物、图案，在沈从文“有情”的关注下，具有别样的意义。对无名款的民间工艺品的注目，也可以说是对“无名”历史的发现。
有学者认为，图像应当是原始先民最主要的语言符号，因为口语时代的图像即原始社会留下的图像，其题材涉及自然和社会、天文和地理、狩猎和农事、祭祀和礼仪、生殖和战争。这些图像和语言的关系明显地表现为“以图言说”的特点，即用图像表达人类的所见所闻、所知所行、所想所信。沈从文认为，在文字发明之前的口语时代，原始人主要以图像符号表达他们对于世界的指认和自己的宗教信仰，描述他们的社会生活和内心世界。“以图言说”说明绘画本身就具有叙事功能，但在写意画兴盛之后，中国绘画的叙述功能被大大弱化。“弱化”不等于“消失”，而是从“庙堂”转向了“民间”，民间美术担当起了图像叙事的主要功能。这是中国民间美术的重要特点，但是并不代表中国美术史和绘画史的主流。如果说图像文化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以鲁迅为代表的“现代转型”下的启蒙运动，那么沈从文对民间工艺及图像的重视，是从民间立场对五四启蒙的再启蒙。沈从文的物质文化研究包含了大量民间工艺，他发现民间工艺有自身的完整性。这些民间工艺不仅有自身的趣味性、充满活力，具有艺术价值，而且可以运用到新的设计上。
（一）民间工艺富有趣味性、活力，具有艺术价值
例如，沈从文谈到湘西苗绣，认为其有自身的艺术完整性。刺绣图案不仅是情感的表现，而且又与古楚文化一脉相承，具有艺术价值。“他们的刺绣图案组织的活泼生动，而又充满了一种创造性的大胆和天真，显然和山歌一样，是共同从一个古老传统人民艺术土壤里发育成长的。这些花样虽完成于十九世纪，但却和二千多年前楚文化中反映到彩绘器和青铜镜子的主题图案一脉相通。同样有青春生命和欢乐情感在飞跃，在旋舞，并且充满一种明确而强烈的韵律节奏感。可见它的产生存在都不是偶然的，实源远流长而永远新鲜。”
（二）民间艺术对新的生产具有借鉴意义
民间艺术和人民生活联系密切，“它虽然不曾埋入地下，虽然历来就不受收藏家的注意，可是它却极容易和活生生的民族生命一样保存下来”，“古典艺术不一定只是博物馆中所有的东东西西”，而且“博物馆中的珍贵美术品，并不一定都是可以转用到新的日用工艺品生产上来的东西”。民间艺术与人们生活联系密切，具有延续性的生命力，对新的生产具有借鉴意义。
二、文人画与工艺美术之间的关联性
柯律格用“图像环路”对明代同主题的绘画与工艺品作了分析，他认为借用这一概念，为图像的交换、移动及传播过程提供了一种研究视角。“图像环路”指一套具象艺术的体系，其中某类特定图像涉及图绘的不同媒介之间流通。沈从文在物质文化研究中，早已发现了图像在不同媒介中的流通。在沈从文的研究视野中，器物打破了传统的绘画优于工艺品的秩序。他发现了二者之间的联系。
中国传统的绘画理论，将绘画的地位置于工艺美术之上。“从苏轼开始至董其昌以至当前的艺術理论，所有关于中国绘画的批评立场都以这一模式为准绳，模拟现实的具象艺术在其中被置于绝对的低等地位。”这样的理论立场能够有力解释以往上千年中的中国绘画经典，并将其转换为历史表述形式，“除了纸张和丝绢上的绘画之外，这一理论立场对数量更多的绘制于其他媒介上的图形和图画都视而不见。在这一庞大的艺术史基层社会中，许多作品都湮没无名。”绘画在美学理论中占据特权地位，进而把一切在瓷器、漆器、织物上的具象艺术打入冷宫，视之为不登大雅之堂。
沈从文对古典绘画有研究，对工艺美术饱含热情，他认为文人画与工艺美术是没有等级差别的。沈从文早年接触绘画，对绘画这种艺术形式喜爱并深有研究，这并不影响他对民间工艺的喜爱。对无名款的工艺品，他也饱含热情。“一切技术上的改进和品质提高，在历史上除二三人偶尔知名，一个大大的群体，便照例永远是在沉默中的无名英雄。”于是，深谙这两种艺术形式的沈从文，发现了它们之间的联系。 （一）工艺画对文人画的画意是有影响的
例如，与绘画相比，清代“最值得称道的，还是工艺图案装饰画，反映于特种工艺品中如丝绣、陶瓷、画珐瑯瓷、描金漆各部门，大都和色秀美，充满青春生命”。沈从文认为，从比较中，人们才明白石涛和八大山人的山水花鸟画，显然是从当时民间工艺画中得到很多启发，才形成一种突破传统的艺术新风格，它不是凭空产生的。民间木刻对绘画也有影响。沈从文指出，陈洪绶处于明清之际，在人物画中作品别具一格，受当时民间木刻影响较多。
（二）文人画常作为“底本”，对工艺图案产生影响
这主要表现在瓷器和刺绣两个方面。
1.绘画对刺绣纹样的影响
明代刺绣中有一种用细如胎发的材料，“如白描画法一般绣故事人物”，这种技法的出现与人物绘画中的技法相关。它是由唐宋以来吴道子、李公麟的白描画，发展到十三世纪的元代王振鹏，明代的丁云鹏、尤求，在绘画技法上就自成一格。“这种游丝描影响到木刻版画，产生过千百种通俗小说和戏剧精美的插图；影响到刺绣部分，则产生了发绣。当时文人画中流行一种重韵味的简单水彩画，如董其昌、陈道复等所绘的条幅，苏州绣工常用这些画来作刺绣的底稿，形成一种新的风格。”
2.文人画对瓷器纹案的影响
沈从文认为，康熙青花瓷特别突出，并非凭空产生，除有个物质基础外，还有许多方面影响的结果。首先它是人们善于继承过去优良传统，在固有底子上不断提高得来的。其次，明代以来，画家如沈周、文征明、陆包山、唐寅、张灵、仇英等山水画，吕纪、林良、边景昭、陆包山、陈白阳、徐青藤等花鸟画，丁云鹏、尤求、崔子中、吴彬等人物画，还各自留下一大堆名迹和墨本，分散国内，各种画谱大量传播流行。
此外，沈从文认为，传统的绘画理论可运用到对工艺纹样的品评上。“齐梁时人谢赫，谈论画中六法时，认为画的成功作品因素之一，是‘气韵生动’。过去我们多以为这一条法则，仅适宜于作人物画好坏的评判。如试从汉代一般造型艺术加以分析，才会明白，照古人说来，‘气韵生动’要求原本是整个的，贯串于绘画各个部门——甚至于工艺装饰各部门的。一幅大型壁画人物形象，可以用它来作标准，一个纯粹用静物组成的工艺图案，同样也应当符合这种标准。最值得注意一点，即大多数工艺图案，几乎都能达到这个要求。汉漆图案，‘气韵生动’四个字，正是最恰当的评语。”
在物质文化史研究方面，沈从文的民间立场与其在文学创作方面对民间的立场是相一致的。沈从文物质文化史书写，包含了他的文化理想，其著作在历史的长河中，无疑也具有“连接历史沟通人我”的意义。
三、文化理想的书写以及研究方法的范式意义
沈从文在1949年后选择“转业”，但他仍然继续为新国家的“远景”而凝眸。他的文化理想包含文学、美术、音乐、戏剧等方面。沈从文开辟的“形象史学”的研究方法，对文化史研究有重要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古典文学的研究需要结合历史形象的研究，才能得到具体印象
例如，出土的楚漆器等工艺品，色彩华美，造形完整，本与文学各有不同的成就，却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热情充沛，而色彩鲜明”。了解屈原文学作品的背景，离不开对这些物质文化的研究。除此之外，沈从文运用图文互证的方法，对《红楼梦》衣物及器物等作了详细的注解。这种将实物、图像与文献进行综合比较的方法，对古典文学名物研究有新的启发。
（二）对历史研究的作用。
图像作为“有意味的形式”，积淀了特定的社会历史内容。由实物、图像和文献出发，人们可以分析出特定时期的思想文化、美学爱好、宗教思想和历史社会现实等。首先，实物、图案是某一时期思想文化、宗教崇拜的具体表现形式。例如，沈从文从大卷云纹、狩猎图纹和不规则点线纹等汉代日用陶器装饰纹样，分析出这些纹样充分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和神仙迷信。其次，实物表现了特定时期的美学爱好。谈到南北朝青瓷的造型，沈从文认为“这个时代对于应用瓷器的造型要求，为秀挺清拔，和当时对于人的美学爱好相一致，所以长颈秀挺玉壶瓶式瓶随之产生。”除此之外，通过对纹样形式的分析，人们可以了解民族文化与中西文化交流的状况。
（三）物质文化史研究对现实生产的作用
“把古代文化神秘化会造成双重损失：艺术品被不必要地置于遥不可及的境地；而历史提供给我们完善行动的结论，也日渐匮乏。”沈从文认为，优秀的图案具有的美感，需要转用到新的设计与生产上来。这也是他寄予文艺复兴理想的一部分，将研究与实际生产相结合的“古为今用”，方能使造型、图案延续新的生命力。“明日一系列轻工业日用品，都需要组织健康颜色明快好看的花朵，才符合新社会人民愉快感情。”
（四）历史形象研究与戏剧、音乐、舞蹈的关系
首先，形象史的研究对戏剧教育和发展有益。沈从文在历史博物馆做说明员时，曾感叹道：“这些年青人太需要从学习上提高了。领导上如更有广泛一些的工作热忱，和对于艺术教育计划，会影响到这些年青女孩子一生，也影响到戏剧史发展。”其次，形象史学研究对音乐舞蹈史研究也有作用。例如，通过实物与图案，可知历代乐器的樣式和使用方法以及舞蹈的直观形象，这对音乐舞蹈的现代发展有借鉴作用。除此之外，绸缎绣花等纹样对于歌舞剧表演艺术也有现代意义。沈从文曾说：“还有各时代的好绸缎、绣花，你们搞歌舞剧服装同志如有兴趣，也不妨同来看看，有些画面或许搞跳舞的也有启发。我总以为它有同一性。”
除了上述几点之外，沈从文运用“文图互证”的研究方法，对古代体育方面、现代电影文化的发展，都有启发意义。
沈从文推动实验考古学的发展。在研究过程中，他意识到丝绸复原的意义。因为当时有些重要材料，“只是衣里子或边沿材料，衬底材料，有些只剩下局部花纹，相当残破，必须加以复原，才能明白它原来的壮丽结构”。在沈从文的影响下，王亚蓉开始以马山楚墓出土的彩绣罗衣为标本，开始致力于研究复制工作，从1983年到1990年完成第一批复原复制工作，1985年时，试制品得到沈从文的指点与鼓励。王亚蓉的复原复制成果在展出时，张光直认为这是“在服饰文化领域开展的实验考古学”。沈从文所主张的丝绸、服饰复原，是与实验考古学的方法相通的。因此，王亚蓉认为，“是沈先生指引我走向传统学习的工作方法，用实验考古学的方法深入开展服饰文化研究。”
201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文化史研究室提出了“形象史学”这一概念。沈从文身体力行的形象史研究是构建形象史学这一新型学科的直接源泉，以图像证史为代表的新文化史学则为之提供了理论支撑。因此，可以说沈从文在物质文化史研究领域中留下了丰富的成果，对文化领域的研究有深远的影响。
四、结语
1949年，沈从文试图在新的社会寻求新生。他“试一试把自己当成一株苹果树”，接枝、移植到新社会的土壤之中。他意识到“苹果树”可能枯萎、被砍伐，但也希求移植后的“苹果树”，“重新移植，结点对下一代还有益的果子”。虽然土壤不同，气候有别，“苹果树”却依旧有自身的生命连续性。沈从文后来转向物质文化史研究，在诸篇章中的文化理想，接续了前半生的思想。沈从文在物质文化史研究中寄予了文化理想，包括文学、历史、美术、设计等方面。可以说，沈从文对文化领域研究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苹果树”经风沐雨，终究结出丰硕的果子。
（吉首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基金项目：本文系湖南省2016年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项目编号：CX2016B62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