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钢，彭德怀最小的侄女。彭德怀一生没有子女，彭钢是和他生活时间最长，也是交流最多的晚辈。从12岁住进中南海永福堂开始，她断断续续和伯伯生活了15年。庐山会议后，彭德怀经历了最为惨淡的日子，这些彭钢都历历在目。
　　在部队，提起彭钢，常会听到两种极端的评价:“厉害得很，不讲情面，见到她都躲着走。”“讲原则，办事认真，踏实。很值得交的朋友。”彭钢曾有个外号叫“军中女包公”，从总后勤部的专职纪委副书记到总政治部纪检部部长、中央军委纪委副书记，彭钢干了整整十年，她的认真、较劲，远近闻名。
　　彭钢任总政治部纪检部部长期间，工作职责是监督军以上的干部，常常是在原则、争议和压力面前艰难抉择。人们都说这个官最难当，很烫手。特别是对于彭钢来讲，更难，因为她说：“总有一面镜子在那里照着。”这面镜子就是他的伯伯彭德怀。
　　
　　中南海里的天真少女
　　
　　1938年，彭钢出生在湖南湘潭。从她记事起，家中就动荡不安。“我们不停地躲藏，不停更换姓氏。我从大人们那里听说，大伯搞了平江起义，是‘共匪头子’，国民党扬言要斩草除根，把彭家所有的孩子全杀光。”
　　“国民党派军队驻扎在离我家一里地远的地方，监视我们。为了不连累老乡，我们最后只能躲在山上。”彭钢至今还记得，一个漆黑的晚上，山上下着小雨，阴冷恐怖，她紧紧钻进二姐的怀里，不停地哭喊：“天怎么还不亮……”
　　彭钢的父亲彭荣华和二伯父彭金华很早就参加了共产党，受大伯牵连，他们先后被国民党杀害；彭钢的母亲也受了伤，手腕的骨头被打断了一块。“国民党甚至两次派人来挖了我们的祖坟，连家门都给封了。”
　　1949年，彭德怀的老战友吴德峰，派人将彭德怀的侄子、侄女共5人，接到武汉汉口上学。一年后，他们来到了北京。12岁的彭钢在北京饭店第一次见到了大伯父——时任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的彭德怀。她坦言:“初次见面，挺拘束的。”
　　不久，彭德怀将彭钢接进了中南海永福堂。戒备森严的中南海，与轻松活泼的学校相比，彭钢更喜欢后者。直到上初中，彭钢都一直住校，只有周末回来。“那时伯母经常出差，伯伯回家后总是冷冷清清，他劝我‘还是走读吧，家里热闹些’。我不愿意，觉得不自由。”彭钢提出条件：“走路上学要半个小时，这个时间我还可以看书呢。除非给我买自行车，否则我不走读。”一向节省的彭德怀，真的破例给侄女买了辆自行车。“这辆车是‘永久’牌的，天蓝色，非常好看。”彭钢视其为珍宝。
　　彭德怀总是担心侄女的安全，一到放学时间，就在院子里来回踱步，不停地说：“这丫头怎么还不回来，不要出什么问题啊!”每次彭钢一推开家门，便看到警卫员匆匆赶来，“快上去吧!你伯伯正着急呢!”
　　彭钢说那是她人生“最快乐的时光”。“永福堂里有两棵海棠树、两棵杏树。我看到海棠熟了，就爬上去摘果子。警卫员吓得大喊，‘快下来!’惊动了伯伯。他冲出屋，立即示意警卫员不要喊。我在树上冲他做鬼脸，他在树下冲我笑。等我下了树，他变了脸，狠狠责备我，‘风吹树摆你也摆，吓不吓死人呀?’”
　　1955年9月，彭德怀被授予元帅军衔，位居十大元帅的第二位。彭钢记得，“那天他穿着蓝色的礼服回来，说‘你看，像不像女人穿的衣服啊。’我说，‘你们自己定的，还说什么。’”那时的彭钢对元帅并没有什么概念，她和大部分年轻人一样，梦想当兵。
　　
　　最早明白“沉默是金”
　　
　　1959年，高中毕业的彭钢如愿以偿考取了第一志愿——西安电讯工程学院计算机专业。10年没有回湖南老家的她，利用假期回家，给伯伯带回来一份特殊的礼物。“我早想好了，要带个南瓜给伯伯。因为他总给我讲有关南瓜的故事，说太行山地区的南瓜养活了多少人，湖南老家的南瓜养活了多少人。”回到北京，彭钢一直憧憬着伯伯见到南瓜时的表情。
　　1959年8月19日，彭德怀从庐山开会归来，彭钢兴冲冲地赶到机场迎接伯伯。“以前他开会我也去接过，但那天很奇怪，人们都低着头不吭声，没有人跟他打招呼，他也不跟人家打招呼。他一直拉着我的手，从下了飞机就没有放。他就问了我一句，考的怎么样?我平静地说，考上第一志愿了。他又问，你妈妈在家怎么样?我说，妈妈挺好的，我还给你带了个大南瓜。”伯伯再也没有说话，彭钢期待的情景没有出现，空气像凝固了一样。
　　回到家中，伯母浦安修把彭钢叫到了卫生间，边说边哭起来:“你伯伯被打成‘反党集团’的首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伯母劝彭钢去换个专业，不要读军事院校。话音未落，彭德怀听见了。“伯伯说，‘你跟她说什么呢，一个孩子家，改什么志愿。一人做事一人当，还能把她一个小孩子怎么样。’后来情况说明，伯伯在这方面还是太天真、太单纯了。我在学校确实受到了牵连。”
　　之后的日子，彭钢一辈子也忘不了：“我每天看着伯伯坐在书桌前写信，写了撕，撕了又写。有时候坐在那里不动，有时又在院子里走来走去，一走就是几个小时。”彭钢就坐在屋檐下的藤椅上，默默地陪着伯伯，看着他走。她也想不通，为什么一个正直的人，一夜间就成了反党人士。
　　“在我即将入学的前一天，伯伯走进我的屋里，他说‘我看你东西不多，把我出国时用的小皮箱给你吧，反正我也用不上了’。伯伯的一句话，让我再也忍不住了，眼泪扑扑地往下落。收拾完行李，他突然说，晚饭把你带回来的南瓜吃了吧。”
　　那是一顿异常安静的晚餐，吃南瓜饭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说话。饭后，彭德怀把侄女叫进办公室。“伯伯对我说了很多，他说‘你现在走向社会了，再也不是我身边的小孩子了。你要对自己严格要求，不要为我的事操心。你还要争取入党，要好好学习。’这是伯伯出事以后，讲话最多的一天。”
　　1959年9月，彭钢进入西安电讯工程学院，在北京的彭德怀更为孤单和落寞。9月30日，被罢官的彭德怀举家从中南海迁出，搬往颐和园附近的吴家花园居住。传说，这里曾是吴三桂住过的园林，解甲后的彭德怀在院子里挖地种菜，过上了农民般的生活。
　　彭钢说，她青年时期最先明白的人生道理就是“沉默是金”。“刚上大学，我还和一些同学有来往，后来常有指导员来打听彭钢都讲了些什么，我就再也不说话了，叫我干什么我就干。”那个天真烂漫的小女孩，一下子就变得非常老成。
　　1962年，迫于各方压力，彭钢无奈休学。她放不下伯伯彭德怀，想利用这段时间好好陪陪他。
　　
　　父女，朋友，知己
　　
　　“在吴家花园，我对伯伯有了更深的了解。特别是1962年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在七千人大会上，伯伯又被扣上了‘里通外国’的帽子，这让他更加痛苦。”
　　彭钢清楚地记得，当时文件发下来，伯伯就坐在办公室里发呆。“我进去时，看到他的眼睛里含着泪水。他把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刘少奇的话给我看，意思是别人都能平反就是彭德怀不行，因为他在国内搞颠覆活动，里通外国。我问他打算怎么办，伯伯说他要上诉。”此时的彭德怀，已经把小侄女视为知己。年龄不过二十三四岁的彭钢，成了他唯一的倾诉对象。“考虑几天以后，伯伯告诉我，他要用事实说话。不表功，只说事实。所以他给中央和毛主席写了一封长信，就是人们说的‘八万言书’。后来毛泽东认为这是翻案书，其实他写的都是实情。他在信中有很多地方还做了自我检讨，伯伯一向严于律己，甚至有些不该检讨的地方他都检讨了。”
　　写完八万言书，彭德怀坚持要求侄女认真阅读，他将彭钢带进卧室里，反锁着门，非常谨慎。“我看了一下午，直到六七点钟，把吃饭都耽误了。他再三问我，记住了没有?我奇怪地说，这些事情我又没有经历过，又不像小说那样吸引人，我记不住。”之后，彭德怀总是有意识地反复在侄女面前，讲述他“八万言书”中的内容。
　　彭钢知道，此时无论说什么，也无法排解伯伯的苦闷。她陪伴伯伯一起读书：“我推荐《远离莫斯科的地方》给他看，挺厚的三大本，伯伯看后还和我讨论主人公巴特诺夫，很多外国人的名字他都能记住。伯伯最喜欢《马克思的青少年时代》，还买了很多本送人。他说那本书写得很真实，既写出了马克思的聪明好学和才智过人，也把他童年时代的顽劣和青年时期一度有过的放荡甚至吃喝玩乐、耍酒风，都描写出来了。他称赞这本书表现出马克思是一个从小就有自己独立思想和意志的人，写出了马克思的个性。他认为青年人就应该这样独立思考，而不是人云亦云；伯伯的办公室里放满了书，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也有《二十四史》，还有大量的经济学著作以及文学作品。伯伯很爱看书学习，直到他去世前，还在看一本小说《沸腾的群山》。”
　　彭钢认为，她和伯伯之间的感情既似父女，又似朋友，更似知己。伯伯的无微不至，她一辈子都难忘。“我喜欢游泳，但家里没有热水洗澡，他总是把一盆一盆的水拿到院子里面晒热了，等我游泳回来用。即使父母也很难做到这样。”彭钢工作以后，因为工作地点很远，下班回来后总是疲惫不堪。“伯伯就帮我洗衣服，他说‘反正我闲着也没事’，我听后特别心酸，再也不敢留下脏衣服在屋里。每天上班，伯伯总是一早就把奶粉调好，再把鸡蛋打进去，才敲我的门叫我起来吃；吃完早饭，他会送我到公车站，说就当散步;晚上下班，伯伯已经站在站台上，等着接我了……”每每提起这些往事，彭钢都难掩泪水。
　　
　　侄女的“万言书”
　　
　　1965年，彭德怀被派往成都任三线建设第三副总指挥，两人由此告别。谁也没想到，再见面时，彭德怀已重病缠身。
　　


　　“庐山会议后，伯伯在巨大的痛苦中生活了15年。1967年他被红卫兵揪斗打断肋骨，接着又被专案监禁，直到1973年4月发现癌症晚期入院，我才得到允许去看他。”1974年10月，彭德怀半身瘫痪，他用唯一能动的手紧紧拉着彭钢说：“我想死后和你们的父亲埋在一起，但是他们是光荣的烈士，我却被打成反革命，我怕玷污他们……”说着眼泪流了下来。11月29日，自称“我仅是一个幸存者”的彭德怀辞世，他的骨灰被化名“王川”寄存在成都的一座公墓里。
　　1978年，当彭钢看到很多曾经被打成“右派”和“反革命”的同志都陆续得到平反时，她决定向党中央写信，为伯伯澄清冤屈。“我突然间意识到，伯伯一次次反复向我讲述‘八万言书’，似乎早有用意。我写的就是伯伯‘八万言书’讲的事情。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王震知道了，答应帮助我。我从此一头埋进回忆中，写作的过程非常艰辛。从来不抽烟的我，一夜抽了一盒烟。但我越写越坚定，就是把我打成反革命，我也要这么做。20多页的纸我不知改了多少遍，写了几个月的时间。”
　　在王震的帮助下，彭钢的信终于送到了邓小平手中。不久，党中央为彭德怀平反。1978年12月24日，中共中央在人民大会堂为彭德怀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邓小平致悼词。然而，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征求意见稿中，却未见“庐山会议”的事。彭钢着急了，她去请求黄克诚。“因为当年被定为‘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就剩他一个人还活着。开始黄伯伯认为这是个人问题，不方便出面。后来我急了，我说这不是个人的事，我把八届八中全会的公报拿去给他念，念完跟他说，你看，这里说你不但是‘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你还是‘彭高饶’反党集团的重要成员!这下可把黄伯伯给说动了，他半是无奈半是赞赏地说，‘你这家伙还真有头脑，你伯伯没白疼你。我是应该站出来说话，你也以家属的身份给中央写信。’”彭钢用激将法，说服了黄克诚。功夫不负有心人，彭钢最后终于看到了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谈到：“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同志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不久，彭钢也重返部队，又穿上了久违的军装。1999年，彭德怀的侄子侄女们，实现了彭德怀的遗愿——将骨灰送回湖南湘潭老家，葬在两个弟弟身边。彭钢心中百感交集，“不管怎么样，伯伯终于回家了。”
　　
　　总政第一位女将军部长
　　
　　也许是长期生活在伯伯身边的缘故，彭钢的身上潜移默化地融入了彭老总的一身正气。1990年，总政治部正式设立纪律检查部，彭钢先后被任命为副部长、部长和中央军委纪委副书记。1991年6月27日，时任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签发命令，授予彭钢少将军衔，她成为建国后人民解放军第九位女将军，同时以“第一位女将军部长”的纪录，载入总政治部的历史。
　　做官越久，彭钢越能体会到伯伯的不易和勇气。很多上级领导不好处理的事情，最后就派彭钢去“排雷”。有些本来查好的案子，由于一些原因，上级领导犹豫不决，就让彭钢重新写报告，甚至吃饭时也有领导劝她，“彭部长你手抬一抬就过去了。”彭钢并不据理力争，她只是坚定地说：“首长，这不是抬不抬手的问题。”
　　2007年，有朋友来告诉已经退休的彭钢，原海军副司令员王守业因涉嫌经济犯罪被免职。审判时，他对所有罪行供认不讳，只有一项，死都不承认。他曾给某军事学院批了几千万，凭他一贯的做事方式不可能分文不取。王守业急了，无奈地喊道：“我敢吗?那个‘铁姑奶奶’的侄子在那里工作，我不是往枪口上撞嘛!”王守业提到的“铁姑奶奶”就是彭钢，可见她的威慑力。
　　其实，彭钢并不像外界传言的那么“凶巴巴”，“有就有，没有就没有。纪检部门也负责把你没有的事情，给你更正过来”，这是彭钢查案时经常说的一句话。据说，有一位过去的战斗英雄被告有四项违纪问题。一见面，那人就给彭钢一个下马威：“彭部长，你坐在主审席上，你今天是要审我啊!”彭钢反问道：“我小时候就是听你的英雄事迹长大的，你过去的英雄气概哪去了，怎么成这样了?”接着彭钢又以柔克刚：“咱们先不谈问题，这刚过年，我先给你拜个晚年。”这么一来，两人之间的距离拉近了。彭钢核实后发现，四个问题中的两个问题不存在，剩下的属于管教子女不严。之后，当事人便讲：“你们都说彭部长厉害，她的确也厉害，但是她是讲道理的，没有就没有，她还是公正的。”
　　记者见到彭钢时，她刚刚出差回来，看上去异常忙碌。“今年是抗美援朝胜利55周年和彭德怀诞辰110周年纪念日。我这辈子最后的、最大的愿望，就是想出版彭德怀的文集。虽然有很大难度，但这是我晚年的心愿，也是给伯伯的一份告慰。”
　　（摘自《环球人物》2008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