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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飞机没想到有“大家伙”在盯着它
1959年10月7日，我地空导弹部队接到命令：发现大型敌机一架，可能到达北京地区，注意做好准备。虽然是放假，但一大早，营长岳振华就带着值班人员进入阵地，做好兵器功能检查等例行工作，听到警报响，马上进入了一级战备。
朝鲜战争结束后，中国大陆处于相对的和平环境，而空中却出现了紧张局面。在美国支持下，台湾对大陆的袭扰越来越猖狂，从东南沿海扩展到纵深地区，往北发展到酒泉，甚至飞到北京。到了1957年，台湾用改装的Ｂ－17进入大陆侦察53次，我空军出动米格－17型飞机69架次拦截，无一次成功。尤其是当年11月20日夜，台湾一架Ｂ－17型飞机超低空飞越9个省，接近北京地区，在大陆上空旁若无人地活动了9个小时，安然返回。
1959年1－3月，台机对大陆高空侦察了10次，我们起飞米格－19歼击机109批202架次，其中106架次发现了敌机，但敌机飞得太高，我们当时的米格－19型歼击机实际升限不足1．8万米。
要给敌机以毁灭性的惩罚，靠我们的歼击机还不行，必须要有地空导弹。1957年10月15日，新中国同苏联达成进口萨姆二型地空导弹的协议。
这就是代号“543”的半固定全天候中程中高空防空导弹系统，个头不大，细长，银灰色外衣，像一架小飞机，还有机翼。由无线电制导，射程远、速度快、威力大，作战半径最大达30－48公里，高度22－32公里，击毁敌机的概率单发70％，3发97％。也就是说，打3发，敌机也就插翅难逃了。
那时，军委空军专门组建了修建委，修建导弹阵地，术语叫战场准备。同时，从空军各部队抽调优秀干部，高职低配，组成地空导弹部队。
地空导弹进入阵地
1959年距国庆节还有一个多月，地空导弹部队才结束改装训练。中央军委期望地空导弹部队担负保卫首都国庆的任务，而这支刚组建起来的部队，是第一次打实弹，又是在北京，谁都怕出问题：飞机再往前拱一点，就是天安门了，谁担得起这个大责任？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干脆地说：我是战区司令，我同意打，一切后果由我负责。
“543”系统的工作日程从8月2日开始做行军准备，然后是向靶场开进。在靶场先进行以ＲＢ－57Ｄ为战术背景目标的训练和实弹打靶。9月初返回北京，进入阵地，校正雷达。9月21日，正式担负作战任务。
雷达上，飞机碎片的亮点纷纷下降
国庆刚过没几天，台湾的高空侦察机果然来了，一进来就被我们的雷达捉住，空军所有的歼击机部队都进入战备。但因为它飞得太高，越过了空军歼击机的层层拦截。
1959年10月7日上午10点零8分，沉浸在共和国十周年大庆中的北京，依然红火喜庆。而此时，这架高空侦察机以每小时七八百公里的速度，从浙江温岭窜入大陆，沿津浦路，一直往天津方向飞。到了天津稍稍一偏，校正了航线，冲着通县来了。再往前，就是天安门的上空。
北京军区作战部接到北空的空情通报，马上把负责标图情报的参谋贺定一叫来。作战部副部长王锡琴、防空科科长傅暄和参谋刘建林也来了。
当台机到了南京上空时，看着有往北京飞的迹象，作战指挥室就通知了有关首长。杨勇马上说：告诉北京军区空军，进入一级战备，敌机到北京，就打下来。
北京军区空军地空导弹群指挥所专门为地空导弹部队开辟了一个指挥室，苏联专家也在。一看台湾敌机飞那么高，空军指挥所通知，歼击机上不去，这架敌机交给地空导弹部队了。同时通知，上空无我机。意思是你就尽管发射好了。
指挥所标图的化学铅笔有黑蓝红几种，画在有机玻璃板上。有机玻璃板底下衬着五十万分之一的地图。因为是标注敌机，贺定一选了支深咖啡色笔。他戴上耳机，开始标敌机的航线。贺定一业务熟练，密码都装在脑子里，边听边就把无线电信号变成地名、高度、时间等标在图上，一目了然。
11点15分，敌机飞至北京东南480公里时，几个导弹营都进入一级战斗准备。
阵地上肃静极了，只听见作战参谋不停报告的声音。敌机并不知道我们的地空导弹张开了大网，还在得意洋洋地照直飞。100公里了，营长岳振华下达了3发导弹接电准备！70公里了，接通发射架同步！导弹发射架昂起头，随着制导雷达天线，对着敌机转动。60公里了，敌机进入了杨村附近，岳振华定下射击方式：三点法，导弹3发，间隔6秒，28公里，消灭目标！12点零4分，引导技师徐培信使劲把大拇指压向发射按钮。轰一声巨响，接着又是一声，又是一声，3发导弹一个追一个腾空而起，第一发就将这架台湾来的ＲＢ－57Ｄ型高空侦察机击落。
从雷达上看，飞机碎片的亮点在雷达上不再向前移动了，而是纷纷下降。
敌机残骸落入玉米地
杨勇回到作战指挥室，脸上笑开了花。敌机残骸，落入通县东南18公里安平镇河西务村附近的一片玉米地里。现场已经被民兵保护起来了。
杨勇到时，副总参谋长张爱萍已经先到了，正在兴奋地演讲。杨勇下车，二话没说，两只手比划成一个圈，问那个找到没有？大家都莫名其妙，什么东西？杨勇一路上急得火烧火燎，不是急着想看摔坏的飞机，而是急于找到飞机上的高空照相机，看看敌机到底拍走了我们多少资料，把我们的地面状况拍到什么程度，首都应该如何伪装我们的地物地貌。一句话提醒了大家，赶快四处寻找。还不错，找到了。敌机从温州湾直到被击落前拍摄的照片冲出来了，有一二十米长，照片上南京机场停机坪上的飞机一清二楚。
车水马龙，来看残骸的人很多，庄稼地是湿的，踩得乱七八糟。那几天，现场一直保持着，党和国家领导人朱德、李富春、贺龙、徐向前、聂荣臻、杨尚昆、罗瑞卿、蔡畅等都去了现场观看。政府部门也一批批来人。朱德还专门听取了汇报。临时布置的会场，把战士的铺板支起来，铺一条毯子。岳振华坐在朱老总对面，给他讲打下敌机的过程，朱德听得十分认真。
台湾飞高空侦察机的飞行员有12个人，一个大队，一人飞一架。而ＲＢ－57Ｄ美国只给了两架，编制为第五联队六大队四中队，驻桃园机场。事后得知，1955年从美国出厂的这种飞机，1958年交付国民党空军，曾先后窜入大陆15次，被击落时才飞行了836个小时。苏联闻讯来了满满一飞机人，看什么都好，什么都拿。
管理局局长罗铭那天去了，他记得飞机的机翼相当长，摔得这一块那一块，发动机摔到200米外，扎到地底下。作战科参谋张志全说，导弹碎片有3600块，真是粉身碎骨了。但飞行员身上的驾驶证、带的美女照片和美元还完好。最有意思的是飞行员的手表从那么高摔下来，还滴滴答答在走。刘亚楼说，强盗死了，时间还前进。以后，刘亚楼把这件事报告给了毛主席。
飞机上只有一个飞行员，戴着头盔，穿着特制高空抗压飞行服，证件上的名字叫王英钦，27岁，上尉飞行员。据说出这一趟任务，报酬是十两黄金。他身上背的伞绳全部被弹片割断，人还被绑在座椅上，和座椅一起扭曲在离飞机一二十米远的偏坡上，尸体完整。但右腿摔断了，闭着眼睛，脸上有黑有白，嘴角流着血，像是被烟熏过。看样子刚死，就跟睡着了一样，有人摸了摸他的身体，还有热气。
（据《北方时报》）
1959年10月7日，我地空导弹部队接到命令：发现大型敌机一架，可能到达北京地区，注意做好准备。虽然是放假，但一大早，营长岳振华就带着值班人员进入阵地，做好兵器功能检查等例行工作，听到警报响，马上进入了一级战备。
朝鲜战争结束后，中国大陆处于相对的和平环境，而空中却出现了紧张局面。在美国支持下，台湾对大陆的袭扰越来越猖狂，从东南沿海扩展到纵深地区，往北发展到酒泉，甚至飞到北京。到了1957年，台湾用改装的Ｂ－17进入大陆侦察53次，我空军出动米格－17型飞机69架次拦截，无一次成功。尤其是当年11月20日夜，台湾一架Ｂ－17型飞机超低空飞越9个省，接近北京地区，在大陆上空旁若无人地活动了9个小时，安然返回。
1959年1－3月，台机对大陆高空侦察了10次，我们起飞米格－19歼击机109批202架次，其中106架次发现了敌机，但敌机飞得太高，我们当时的米格－19型歼击机实际升限不足1．8万米。
要给敌机以毁灭性的惩罚，靠我们的歼击机还不行，必须要有地空导弹。1957年10月15日，新中国同苏联达成进口萨姆二型地空导弹的协议。
这就是代号“543”的半固定全天候中程中高空防空导弹系统，个头不大，细长，银灰色外衣，像一架小飞机，还有机翼。由无线电制导，射程远、速度快、威力大，作战半径最大达30－48公里，高度22－32公里，击毁敌机的概率单发70％，3发97％。也就是说，打3发，敌机也就插翅难逃了。
那时，军委空军专门组建了修建委，修建导弹阵地，术语叫战场准备。同时，从空军各部队抽调优秀干部，高职低配，组成地空导弹部队。
地空导弹进入阵地
1959年距国庆节还有一个多月，地空导弹部队才结束改装训练。中央军委期望地空导弹部队担负保卫首都国庆的任务，而这支刚组建起来的部队，是第一次打实弹，又是在北京，谁都怕出问题：飞机再往前拱一点，就是天安门了，谁担得起这个大责任？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干脆地说：我是战区司令，我同意打，一切后果由我负责。
“543”系统的工作日程从8月2日开始做行军准备，然后是向靶场开进。在靶场先进行以ＲＢ－57Ｄ为战术背景目标的训练和实弹打靶。9月初返回北京，进入阵地，校正雷达。9月21日，正式担负作战任务。
雷达上，飞机碎片的亮点纷纷下降
国庆刚过没几天，台湾的高空侦察机果然来了，一进来就被我们的雷达捉住，空军所有的歼击机部队都进入战备。但因为它飞得太高，越过了空军歼击机的层层拦截。
1959年10月7日上午10点零8分，沉浸在共和国十周年大庆中的北京，依然红火喜庆。而此时，这架高空侦察机以每小时七八百公里的速度，从浙江温岭窜入大陆，沿津浦路，一直往天津方向飞。到了天津稍稍一偏，校正了航线，冲着通县来了。再往前，就是天安门的上空。
北京军区作战部接到北空的空情通报，马上把负责标图情报的参谋贺定一叫来。作战部副部长王锡琴、防空科科长傅暄和参谋刘建林也来了。
当台机到了南京上空时，看着有往北京飞的迹象，作战指挥室就通知了有关首长。杨勇马上说：告诉北京军区空军，进入一级战备，敌机到北京，就打下来。
北京军区空军地空导弹群指挥所专门为地空导弹部队开辟了一个指挥室，苏联专家也在。一看台湾敌机飞那么高，空军指挥所通知，歼击机上不去，这架敌机交给地空导弹部队了。同时通知，上空无我机。意思是你就尽管发射好了。
指挥所标图的化学铅笔有黑蓝红几种，画在有机玻璃板上。有机玻璃板底下衬着五十万分之一的地图。因为是标注敌机，贺定一选了支深咖啡色笔。他戴上耳机，开始标敌机的航线。贺定一业务熟练，密码都装在脑子里，边听边就把无线电信号变成地名、高度、时间等标在图上，一目了然。
11点15分，敌机飞至北京东南480公里时，几个导弹营都进入一级战斗准备。
阵地上肃静极了，只听见作战参谋不停报告的声音。敌机并不知道我们的地空导弹张开了大网，还在得意洋洋地照直飞。100公里了，营长岳振华下达了3发导弹接电准备！70公里了，接通发射架同步！导弹发射架昂起头，随着制导雷达天线，对着敌机转动。60公里了，敌机进入了杨村附近，岳振华定下射击方式：三点法，导弹3发，间隔6秒，28公里，消灭目标！12点零4分，引导技师徐培信使劲把大拇指压向发射按钮。轰一声巨响，接着又是一声，又是一声，3发导弹一个追一个腾空而起，第一发就将这架台湾来的ＲＢ－57Ｄ型高空侦察机击落。
从雷达上看，飞机碎片的亮点在雷达上不再向前移动了，而是纷纷下降。
敌机残骸落入玉米地
杨勇回到作战指挥室，脸上笑开了花。敌机残骸，落入通县东南18公里安平镇河西务村附近的一片玉米地里。现场已经被民兵保护起来了。
杨勇到时，副总参谋长张爱萍已经先到了，正在兴奋地演讲。杨勇下车，二话没说，两只手比划成一个圈，问那个找到没有？大家都莫名其妙，什么东西？杨勇一路上急得火烧火燎，不是急着想看摔坏的飞机，而是急于找到飞机上的高空照相机，看看敌机到底拍走了我们多少资料，把我们的地面状况拍到什么程度，首都应该如何伪装我们的地物地貌。一句话提醒了大家，赶快四处寻找。还不错，找到了。敌机从温州湾直到被击落前拍摄的照片冲出来了，有一二十米长，照片上南京机场停机坪上的飞机一清二楚。
车水马龙，来看残骸的人很多，庄稼地是湿的，踩得乱七八糟。那几天，现场一直保持着，党和国家领导人朱德、李富春、贺龙、徐向前、聂荣臻、杨尚昆、罗瑞卿、蔡畅等都去了现场观看。政府部门也一批批来人。朱德还专门听取了汇报。临时布置的会场，把战士的铺板支起来，铺一条毯子。岳振华坐在朱老总对面，给他讲打下敌机的过程，朱德听得十分认真。
台湾飞高空侦察机的飞行员有12个人，一个大队，一人飞一架。而ＲＢ－57Ｄ美国只给了两架，编制为第五联队六大队四中队，驻桃园机场。事后得知，1955年从美国出厂的这种飞机，1958年交付国民党空军，曾先后窜入大陆15次，被击落时才飞行了836个小时。苏联闻讯来了满满一飞机人，看什么都好，什么都拿。
管理局局长罗铭那天去了，他记得飞机的机翼相当长，摔得这一块那一块，发动机摔到200米外，扎到地底下。作战科参谋张志全说，导弹碎片有3600块，真是粉身碎骨了。但飞行员身上的驾驶证、带的美女照片和美元还完好。最有意思的是飞行员的手表从那么高摔下来，还滴滴答答在走。刘亚楼说，强盗死了，时间还前进。以后，刘亚楼把这件事报告给了毛主席。
飞机上只有一个飞行员，戴着头盔，穿着特制高空抗压飞行服，证件上的名字叫王英钦，27岁，上尉飞行员。据说出这一趟任务，报酬是十两黄金。他身上背的伞绳全部被弹片割断，人还被绑在座椅上，和座椅一起扭曲在离飞机一二十米远的偏坡上，尸体完整。但右腿摔断了，闭着眼睛，脸上有黑有白，嘴角流着血，像是被烟熏过。看样子刚死，就跟睡着了一样，有人摸了摸他的身体，还有热气。
（据《北方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