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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经济新常态下人力资本增值正在形成新动能。西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人力资源开发建设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运用信息网络技术创新农民工教育培训以促进区域人力资本红利释放值得探索。
【关键词】新常态;民族地区;人力资源;开发建设
【作者】宋志生，广西广播电视大学副校长、高级经济师;陆璐珂，广西广播电视大学党办副主任、高级经济师;蒙华川，广西广播电视大学招生办系统建设科科长、工程师。南宁，530022
【中图分类号】F249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54X（2015）03-0157-010
AN EXPLORATION TO THE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
OF HUMAN RESOURCES IN WESTERN MINORITY AREAS IN
THE NEW NORMAL： A Case Study on the Education and
Training of Migrant Workers in Guangxi
Song Zhisheng，Lu Luke，Meng huachuan
Abstract： Human capital appreciation has been forming the new momentum under the new normal economic state The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 of human resources is facing new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in western minority areas It is worthy of studying and probing into the innovative use of information network technology in the education and training of migrant workers， thus helping to promote the release of regional human capital dividends
Key Words： the new normal; minority areas; human resources;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
2010年9月10日，国务院新闻办发布《中国的人力资源状况》白皮书，首先公布和评价我国人力资源开发利用情况，包括人口资源、劳动力资源、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源开发建设的保障条件等。白皮书数据表明：2009年底，中国人口1335亿人，其中劳动力资源占801%;劳动力资源中就业人员占584%，其中城镇就业人员占399%。作为人力资源中的首位是人才资源，到2010年，全国人才资源总量达到12亿人，占人力资源（劳动力资源）的比重达到111%，包括了企业经营管理人才（占248%）、专业技术人才（占462%）、高技能人才（占239%）和农村实用人才（占87%）。人才资源开发建设表现在素质水平：主要劳动年龄人口受过高等教育比例为125%，高技能人才占技能劳动者的256%，每万名劳动力中研发人员达到336人。同时，人力资本投资占GDP的120%、人才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266%。在此基础上，《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持续推进，到2014年，因65岁以上老龄人口比重上升，劳动力资源占比下降;就业人员占比上升（农村劳动力转移与新增长劳动力增长原因）;人才资源水平提升，初中以上文化程度人口比重上升，而且中高等教育辐射人口扩大。
其中，农民工新增人数从2010年最高峰的1245万人逐年下降到2014年的510万人，返乡农民工持续增加，就业难和招工难结构性矛盾突出，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极需高素质农民工补充。在2014年9月第三十个教师节，习近平总书记在与北师大师生座谈时提出：世界各国的相互竞争与经济增长，都依赖于人力资本，而教师则是人力资本的生产者。2014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总书记又指出：经济增长将更多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从“人力资源”到“人力资本”，体现了对劳动者的价值肯定和地位尊重，也是经济新常态下人力资源建设开发工作优化升级的关键。农民工在劳动力资源和人才资源（技术和技能人才）中的比重较大，但受到关注和支持的力度相对较弱，实际上则是对农民工群体作为人力资本考量的缺失，新常态下农民工培训教育稳定队伍和提升素质值得探索，因为教育投资是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部分。
一、 西部民族地区人力资源开发建设的意义
我国近十年经济高速发展的动力之一是劳动人口数量红利的释放，农民工群体的作用功不可没。在当前经济发展新常态下，保持稳增长与调结构的平衡、培育和催生经济社会发展新业态及新动力都与人力资源红利持续释放紧密相关。尤其在西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农民工群体素质提升战略成为人力资源开发建设的关键。
1西部人力资源开发建设推动经济社会科学发展
广西属西部边疆少数民族聚居的后发地区，在国家经济发展新常态下面临新机遇和挑战。习近平总书记今年3月8日参加全国人大广西代表团审议时提出：广西要加快形成面向国内国际的开放合作新格局，把转方式调结构摆到更加重要的位置，做好对外开放这篇大文章。他还提出：要把扶贫攻坚抓紧抓准抓到位，要坚持精准扶贫，倒排工期，算好明细账，决不让一个少数民族、一个地区掉队。要帮助贫困地区群众提高身体素质、文化素质、就业能力，打开孩子们通过学习成长、青壮年通过多渠道就业改变命运的扎实通道，坚决阻止贫困现象代际传递。要积极推进全面依法治国，营造公平有序的经济发展法治环境，把加快民族地区发展、维护少数民族群众合法权益纳入法制轨道。这是总书记从全局的战略高度对新常态下广西最明确最全面的定位和区域发展的精准把握，也是西部民族地区科学发展的重要指导和根本遵循。不论是利用区域优势对外开放合作、克难攻坚实现减贫脱贫、还是依法治国彰显公平正义，都离不开人力资源开发建设的水平提升，因为这是社会生产的先决条件，也是经济发展新常态下释放红利的源泉、创新驱动的引擎。劳动力资源增长推动GDP增长，调结构促转型新常态下更需劳动力资源的拉动，在人口规模控制而引发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的新形势下，人力资源开发建设也有提质增量的战略调整，在保持现有人才水平提升和教育规模稳定的基础上，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农民素质提升迫在眉睫。广西经过多年努力，在人力资源开发建设的提质增量上成绩显著。首先表现在人才引进、培养和使用上，166个省市级人才小高地引进1300多名高层次人才，八桂学者、特聘专家和外国专家等重大人才工程形成优秀人才聚集洼地。其次是义务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强基提速提高了人口素质，形成7019万在校大学生和8966万在校中职生的高素质预备劳动大军，正在逐步提升人力资本的增值水平和人力资源的素质水平。再加上城乡劳动者的就业疏导和继续教育，新型职业农民和各大产业的农民工队伍形成人力资源的主力军。以上举措实际上也表现了国家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和积累。 2新常态下农民工培训教育成新动能
国家经济建设正在向保持中高速增长和迈向中高端水平“双目标”转型，曾经的追加投资、消耗资源和派遣廉价劳动力的要素推动增长方式已经过去，改革深化、产业升级、结构调整和创新引领成为新常态。随着劳动密集型低端制造业迁出和高科技产业及高端制造业的流入，拥有知识资本较低的农民工群体受到冲击，保护劳动者最好办法是提高劳动者的知识资本，促进人力资本的增值。比较西部民族地区——广西人力资源开发建设的潜力和优势，农民工群体的规模壮大和素质提升正在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其成因一是广西的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潜力巨大;二是广西新型工业化和开放合作的产业结构调整极需人力资本支撑;三是广西城镇化提速快进取决于高素质农业人口的融入;四是广西扶贫攻坚需要人口迁移支撑;五是缩小城乡差别和提高农民收入要依靠进城务工。因此，广西人力资源开发建设重点倾斜于加大人力资本投入强化农民工的培训教育，可以激发劳动力潜能、提高劳动生产率、满足产业优化提质增效的要求，也符合用工单位和农民工的愿望，是西部地区民族团结及和谐社会建设的需要，是一发而动全身、一子而活全局的重要举措。
二、西部民族地区农民工的现状和问题
1劳动力资源相对萎缩
民族经济研究
依据国家统计局和人社部的数据，全国人口1368亿人，就业人口772亿人，农民工总量为274亿人。农民工占总人口的200%、占就业人口的355%，占同龄农村从业人员的655%;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为373岁，而且逐年上升;农民工中文盲占15%、小学文化程度占143%、初中文化程度程度占605%、高中文化程度占133%、中专以上文化程度占104%;数据还显示西部827%的农民工流向东部地区。2014年农村新增富余劳动力转移约为510万人。此外，人口结构中16-59岁劳动年龄段人口所占总人口比例已经连续三年下降;农民工规模增速从2010年的1200万人下滑至2014年的510万人，年度同比增长19%也创新低。而各行业“招工难”和“用工荒”现象也前所未有，就业与求职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素质较高、技能较好的农民工稀缺困扰企业，也是人力资本投入不足的效应体现。
2西部民族地区农民工队伍规模、结构和素质失衡
西部民族地区的人力资源新常态也具特点（见表1）。依据广西统计局和人社厅的统计数据，广西人口5475万人，其中少数民族人口2160万人，占人口比重为379%;从业人口2795万人，农民工总量为1211万人，占人口比重为221%、占从业人口比重为422%，其中外出农民工有929万人[1]，可见农民工的规模相当可观，但是与东部农民工比例比较所占从业人口比重仍然偏小。同时，2013年全区农村劳动力新增转移就业比上年下降81%、返乡农民工比上年增长106%，广西移动大数据（图1）也显示除了沿海农村人口少且工业园区多的特殊情况，西部山区和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农民工规模小比重低，不足30岁的农民工比例较上年下降41个百分点，65岁以下农民工的比例也相应减少。广西农民工文化学历和技能水平偏低，平均年龄偏大，从事劳动密集型产业（如建筑业）比例大、薪酬低，成为东部地区的廉价劳动力，面对东部的产业优化升级处于择业就业两难境地，也是他们不能稳定就业和居住的重要原因。但是，2013年度，广西人力资源需求1419万人、求职者1008万人，供求比为071，劳动力依然短缺，也成为投资环境和企业运营的评估难点。还有，劳动者素质水平和劳动者薪酬意愿差别较大。
三、西部民族地区人力资源开发建设的抉择
1西部民族地区农民工工作牵涉全局
西部民族地区农村流动人口的趋势和影响反映出农民工群体的现状。农民工规模和素质决定了区域人力资源开发建设的水平，也是新常态下西部地区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因素。
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对农民工的重视和关注是普遍的。2006年国务院颁布《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2014年又颁布《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民工工作的意见》，国务院成立了农民工工作领导小组，由人力资源部门主持日常工作。2012年党的十八大和2013年十二届全国人大规定了“农民工代表”的界别，2015年的全国劳模（先进）评选大幅提高农民工的比例。西部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和政府于2014年6月召开“全区扶贫开发暨农民工工作电视电话会”，将扶贫与农民工工作结合共同攻坚，意义重大而具特色。[4]彭清华书记指出，农民工是现代化建设进程中涌现的重要新生力量，是推进新型城镇化、加快农村脱贫致富的主力军。[5]要把农民工工作放在全局工作的重要位置来抓。在重视关注和加强领导的基础上，如何引导协调农民工走向城镇和通过培训教育提高技能及素质考验各级政府、各类学校、各种企业，发达地区有先见有经验，但在新常态下也应变不足。以人力资本理论为指导，加大以教育培训为主的投入，促进农民工群体的人力资本增值，通过人力资本质量提升来推动技术进步和创业创新，这是新常态下人力资源结构调整及素质优化的转型发展之路。
2农民工在西部民族地区社会发展的研究共识
西部民族地区的农民工问题也纳入民族事务的研究视野。卢献匾主编的《广西世居少数民族特殊需求研究》一书对广西壮、瑶、苗、仫佬、京、回等6个少数民族的发展需求分析，这6个少数民族都有教育资源稀缺、人才队伍结构不全和素质偏低的现象，其中壮族和苗族有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和技能提升的需求。[6]178，186，234王朋岗《我国少数民族人口发展分析：来自“六普”数据的初步分析》一文得出结论：与全国及汉族人口平均水平比较，少数民族人口更趋向年轻（可能与计生政策有关），而从业人口比重比全国低，未来的人力资源开发潜力大;少数民族人口小学和小学以下文化程度比例较高，而初中和初中以上，尤其是大学文化程度比例较低;少数民族人口在第一产业就业的比例较高，在第二和第三产业就业的比重较低。为此，必须加快发展民族地区的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事业，加强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工作，大力推进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增大二、三产业从业人员比例，这有助于实现少数民族人口发展的现代化。[7]高永久和曹爱平《少数民族人口流动的驱动因素和社会效应》一文，以及邓作勇和高文进《西部少数民族人口流动的趋势分析》一文都认为民族地区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利大于弊，局部和短期的负面影响可以妥善解决。[8]麻文秀《开展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促进农民收入倍增工作调研报告》一文，对壮族聚居的国家级贫困县天等县的调研分析：全县447万人口，少数民族人口占987%，劳动力279万人，其中农村劳动力259万人，已累计转移农村劳动力15万人（占比为579%），使农村劳动力的就业构成改变为第一产业劳动力占250%、第二产业劳动力占45%、第三产业占30%，教育培训起重要作用，天等农民工走进了北大“百年讲堂”，“天等桂林米粉”遍布北京。黄润柏《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壮族乡村文化的影响——以广西板隆村为例》则全面解剖了国家级贫困县广西东兰县长江乡一个壮族行政村的农民工现象：3403人的村庄、1877个劳动力，人均耕地仅035亩，2007年人均纯收入1800元（2014年东兰县农民人均纯收入4790元），当年农民工630人、占劳动人口的3356%，其中出县外农民工441人，占农民工人数的70%，务工收入283万，人均4000元。文章认为，从城镇化角度来说，农民工有利于缩小城乡差距，加快城镇化进程;从乡村传统文化传承的角度来说，负面作用较大。但不可否定农民工的作用与成就，这是农民和农村从传统到现代转变的必然过程，负面影响只是民族乡村现代化进程中不可避免的阵痛，可以积极解决。[9]廖杨、付广华《桂林市城市化进程中的民族问题及其对策研究》一文肯定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持续增长促进旅游业和工商业，增进多种民族文化交融，但是给城市的社会治安、计划生育带来挑战，也给少数民族合法权益保护带来困难，甚至引发民族问题，需要高度重视、加强管理，妥善处理。[10]梁银湘《树木与树人——关于广西8县实施生态教育移民的调查报告》，调研通过资助贫困地区学生到县城或县外接受初中或高中阶段教育，提高素质后立足城市发展，或者继续接受高等教育。文章高度肯定这样一种“生态教育移民模式”，并推崇为国家扶贫工作的科学举措。[11]陈石磊《从语言经济学的视角看广西京族地区的“越南语热”现象》分析了语言技能培训的成本和收益，认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社会经济效益明显，不仅提高了各民族学员的技能和收入，还有利于开放合作和国际交流。综上所述，西部民族地区农民工群体的形成有效推动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进程，加快扶贫攻坚步伐，有利于地方的改革开放和产业结构调整。应该从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的角度重新认识民族地区农民工工作，2013年国务院成立农民工工作领导小组时没有民委部门参与;2014年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民族工作的意见》，明确民族事务部门协助推进农村少数民族劳动力转移和少数民族群众就业工作。新常态下农民工的结构会随产业优化调整而变化，扩大规模和提升素质是民族地区农民工工作抓住机遇迎接挑战的重点，在民委系统可增设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监管机构，建立健全各民族农民工合理流动和便捷就业的协调机制及扶持机构，迎合加快户籍改革、土地流转、社会保障、权益保护、住房改善和子女教育等一系列城市融入政策的落实，疏通农民工“进厂入城”的渠道，迅速引导民族地区更多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创业，持续保障民族地区经济建设的人力资源不枯竭、继续释放人口红利。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彭清华《田阳农民工调查》一文就促进和引导农民工就业创业提出良策并已有序推进。[5]同时，客观面对民族地区农民工文化素质和职业技能偏低的实际，加大投入增强教育培训力度，提高人力资本素质，适应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新常态的人才需求，增强创新动力，促进转型增效。 四、西部民族地区农民工教育培训的现状
1农民工教育培训的国家部署
2003年9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农业部等部门2003-2010年全国农民工培训规划的通知》，提出对6000万农村劳动力开展转移就业前的引导培训，对已进入非农产业就业的2亿多农民开展岗位培训。2010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民工培训工作的指导意见》，进一步强调农民工培训的重要意义和任务目标。据国家统计局的监测调研，2013年接受过技能培训的农民工占327%，比上一年提高19个百分点;80后新生代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占128%，高中学历占205%，初中以下学历仅占61%，21-30岁的农民工接受非农技能培训的达到346%。但是，培训覆盖面显然没有达到2亿多农民工的程度。
2西部民族地区农民工教育培训概况
广西农民工教育培训最早从20世纪90年代城镇失业人员就业上岗培训开始，劳动部门（现为人社部门）牵头协调，逐渐联手农业、扶贫和教育部门一起共同实施农民工教育培训，曾经以数量规模领先西部和民族地区。首先是农业部门牵头组织实施农村劳动力转移技能培训的“阳光工程”，全国年计划培训600万人，因为农村农业劳动力规模速减，农业部门的培训主业转向农业技能的人才培养。其次是人力资源（人社）部门的“春潮行动”，广西2014年筹资1亿元培训了新增农民工7486万人次，但同比规模却下降了。三是教育部门，专门实施农村新成长劳动力的职业教育培训，以农村户籍初中和职业中专生为主，每年教育培训约30万人，仅财政补贴学费一项就达45亿元，未包括校舍和教学设施等重大项目的财政投入。再有是扶贫部门专司农村贫困家庭适龄就业人员的职业技能培训，又称“雨露计划”，从2011年以来，广西面向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的贫困家庭资助了49万人接受职业学历教育、72万人次接受就业培训;精准扶贫策略直接惠及农村贫困家庭子女的中高等职业教育培训，仅2014年下半年，有89万职业教育学生受助，金额达178亿元。还有相关部门负责对管辖单位包括农村户籍从业人员的业务培训。这些培训项目均有国家财政预算安排用于师资队伍、教育设备和场地建设。同时，民营培训机构（学校、中心、公司等）从政府公共服务购买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项目，而且逐步扩大规模成培训主流。以上农民工教育培训业务对提高农民工素质、对接企业用工渠道帮助农民工上岗就业、提高劳动力市场就业率和劳动者素质有重要作用，也是西部民族地区人力资源开发建设的重要支撑。但也有不足：一是投入不平衡，从广西教育和扶贫部门对在校生的投入额度看，国家财政投入偏向于在校劳动预备役人员，虽然也是人力资源开发建设规划的必要投入，相比在岗就业创造价值的现役农民工培训投入则有失公平。二是培养对象定位也有缺失，重视了上岗前的就业培训，忽视了在岗员工的继续教育培训，也许与业主（企业）用工成本核算及人文理念有关，还涉及农民工接受继续教育的法规执行力度及经济补偿机制。尽管各级政府均有要求，企业也有专项经费成本分摊，依然打不开局面。三是教育培训机构教学规模及内容并不适应在岗人员的学习意愿、时间安排和职业需求，教学方式陈旧不灵活，教学内容更新慢，教育培训与岗位业务脱节。
多方因素造成在农民工教育培训问题上政府不重视、企业不支持、员工不接受。据调查，新生代农民工中18%从未参加过职业技能培训，67%仅参加过一次上岗培训，15%表示曾参加过多次培训。
五、广西农民工远程教育培训的探索
1 远程网络教育对农民工教育培训的创新作用
现代远程网络教育是基于互联网技术的新的教育形态，具有远程传输、资源丰富、快捷方便、个性化的优势，适合现代社会工作节奏快、知识积累更新迅速、职业适岗素质要求全面的人才培养需求，而且最早应用于农村人才培养，促进边远和贫困地区的教育公平。西部的广西有电大、农广校和远程办较早涉足农村学员的远程教学，广西电大已有6千多农村基层干部参加教育培训;广西农广校每年招收6千人;广西远程办每年培训77万名村干部和300万农村党员，农民不离家就共享优质教育资源，部分农民工参加远程培训后进城上岗就业。当然，既要有学员适应网络教育的过程，也要求教育机构在教学理念、教育技术、教学模式、实习实训、质量保证等方面来一次全新的构建。
2广西“农民工圆梦大学行动”的新探索
广西属西部少数民族后发展地区，人力资源开发建设任务繁重，突破常规创新发展十分关键。早在2004年，由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牵头、五部委厅办联合实施并资助，采用信息技术手段培养农村基层政权人才和农村实用人才，以教育部“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项目为依托，在包括12个民族自治县的广西农村培养了6000多农民大学生（也称“村官大学生”），一批壮、苗、瑶、侗等少数民族村干完成大学学业，广西的毛南、仫佬和京族等人口较少民族也有了自己的乡土大学生，并与农广校“一村多名中专生计划”、远程办“百万农民实用技能远程培训”共同构建了全区农村农民从实用技能人才到中等、再到高等实用人才的远程教育培训体系，对农村农民教育发挥了普及性和实效性作用。从“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到“农民工圆梦大学行动”，是广西远程网络教育从农村向工业园区及城镇的实用人才培养的转型，保持了基于互联网技术的远程教育形态理念和技术，对象则是从农村迁移到产业园区的农民。由广西共青团发起的“万名农民工圆梦大学行动”，资助进城务工青年参加教育机构的“技能+学历”教育培训，提高素质增强融入城市的能力。广西电大作为这一项目的合作高校，将农民工教育培训作为人力资本的投资和开发行为，以在岗员工为教育对象增强人才培养的时效性，依靠电大办学系统在广西7个地级市的工业园区资助1500多名农民工在岗进修大学学业，学员中的少数民族占345%，广西籍的占907%，平均年龄302岁，其中在南宁经开区的798位“圆梦”学员中，少数民族学员的比例达到738%，表现了民族地区工业园区的“人才吸引”和“民族聚集”效应，企图构建一种“依托教育培训，实现产业人口转移”的生态移民机制，可以视为工业化带来民族振兴和进步的机遇。首届试点班学员从南宁高新区学成毕业，按时毕业率为600%，能完成学业的占860%，辍学率为140%;以后届次学员各科平均及格率约为852%、补考率约为100%、辍学率约为48%;农民工学员学有所成可以期待。其中学员最多的南宁经开区有高达738%的少数民族学员比例;党的十八大广西农民工代表黄文宣（南丹县壮族矿工）2014年5月已完成了大学学业;广西—东盟经开区将培训教育列入员工福利，企业员工共享教育成果。广西电大在“圆梦行动”受训学员中进行了多个专项调查，详细了解了他们的学习需求、学习兴趣、学习方法和学习工具等，相关信息已反馈到教学和招生中。[12] 六、广西“农民工圆梦大学行动”的启示
西部民族地区农民工教育培训，首先要明晰目标、加强领导、增加投入，形成工作机制和社会氛围。其次要摸清企业和员工的学习需求，建立就业与培训链接、企业支持与员工意愿相结合的联动机制。再有是适应职业发展和农民工特点，创新教育培训的内容和模式，增强学员的信心和能力，实现教学效果和学业进步。“农民工圆梦大学行动”以先就业再培训教育避免学用脱节、以技能+学历培训实现整体素质提升、运用远程网络教育形式缓解学员工学矛盾，以及构建社会多方投入减轻农民工负担等方面进行了有益尝试。
1西部民族地区农民工的教育培训作用独特
西部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人口、农业人口和贫困人口的比重较大，现阶段通过考入高校读书走出大山的毕竟是少数;除国家重大项目外，就地扶贫开发受自然条件制约;移民搬迁又遇观念、习俗、资金等困难;进城务工成为青壮年农民的首选，也是区域农村人口变迁和现代化进程的机遇。近期的农民工返乡大潮表面看是务工“求近舍远”，实际上是农民工包括智力、体力和健康的人力资本衰退而归乡之路，也是农民工结构更新的反应（或机遇）。但是，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政策的落地，他们对融入城市有强烈意愿，也是社会发展进步的趋势。尤其是在新常态下，广西的工业化水平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64%;农民人均纯收入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765%，其中工资性收入比重低于家庭经营收入比重;全区城镇化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9个百分点，预计到2020年有600万农村人口转移城镇。另外，广西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低于全国102个百分点。劳动谋得幸福、知识改变命运、教育助力进步。应该引导和扶持少数民族农村人口“入城进厂”，投身区域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建设，增加第二、第三产业的人力资源，完成民族地区脱贫致富和现代化的历史过渡，特别是要增加投入，着力提升农民工综合素质，加强职业教育培训，积极扶助农民工就业创业，适应新常态的经济转型，参与改革开放和创新发展的科学实践，主动融入城市生活，以劳动收入和知识技能等人力资本的增值赢得社会地位及职业成果。广西“圆梦大学行动”的受益员工大多数都选择了城市发展道路，是教育帮助他们进步，是知识给予他们自信，这也是民族地区发展进步的一种服务模式。
2以理念和技术创新提高农民工教育培训实效
“互联网+”的组合发展模式正受追捧，互联网技术应用于学历和非学历教育是时代的进步，远程网络教育发挥了远程传输、资源整合、方便快捷、师生互动的优势，还首创了“以学生学习为中心”的理念，兴建了移动学习平台，颠覆了传统（面授）教育模式。“翻转课堂”的革新帮助学员形成自主学习的习惯和能力，“碎片化”课程设计适应在岗成人的理解掌握，“弹性学制”又缓解学员的工学矛盾。广西远程教育的优势在农村、山区、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发挥得淋漓尽致，资源共享彰显了教育公平，是扶持弱势群体的服务良器，也是新常态下科教给力、创新驱动的内涵体现，极大地缩短了民族地区人力资源开发建设的历程，迅速扩大少数民族实用技能人才队伍，较快提升少数民族人口素质，有效充实经济社会发展的人力资源，保持民族地区人口红利的不断释放。
3创新西部民族地区人力资源开发建设的模式
现存的人才培养方式确有值得商榷之处：重视引进人才、忽视本土人才，重视技能培训、轻视素质教育，重视学校教育、轻视业余教育。如此短视行为并不符合人力资本价值规律和人力资源成长发展规律，特别是不利于少数民族人才成长，将在职场打拼的1211万广西各族农民工[1]与广西159万大中专在校生（每年毕业生为43万）[13]比较，财政对两部分人力资本的投入确有偏颇。“农民工圆梦大学行动”立足于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建设和人才培养，争取了政府主导、企业支持、社会资助的组织协调机制，建立了“知识改变命运”的圆梦氛围，坚持了在岗学习、市场导向、就业优先、技能为主、兼顾素质的教育理念，开辟了从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村屯经电大延伸到开发区企业，集招聘、培训、就业及安居为一体的服务渠道;改革了传统教学内容、方式和手段，强化了在岗在职学习、线上线下融通、师生和谐互动的网上大学环境，适应了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需求和日常习惯，学历和非学历教育培训结合，引导学员的素质提升和人生进步，符合以人为本的教育规律。
4 远程网络教育融合职业教育的转型
电大远程教育坚持立足于信息技术创新运用的同时，紧密联系国家人力资源开发建设发展规划，关注社会大众阶层和弱势群体的教育需求，明确办学围绕职业能力和应用性人才培养目标，在专业设置、教学计划、实训实习和考核管理方面进行改革，融合了职业教育的市场导向、职业能力、操作技能的多种元素，渗透国家行业技能认定，还建立了职业资格认证与学历学分互认等共享机制，加上信息技术的不断应用实践，创新了远程教育的教学和管理模式。目前，正在构建云教室系统、移动学习平台和资源共享平台，丰富职业教育课程资源，积极引进了3D打印、虚拟现实技术、网络游戏模式创新建设数字实验室和模拟实验室，增强学员的实训操作能力和职业发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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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梁银湘树木与树人——关于广西8县实施生态教育移民的调研报告[J]广西民族研究，2013（1）
[12]宋志生广西农民工远程教育培训的调研和启迪 [J]广西电大学报，2014（12）
[13]广西壮族自治区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广西调查总队2014年广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R/OL]（2015-04-23）[2015-04-29] http：//wwwgxtjgovcn/tjsj/tjgb/201504/t20150423_54862html
﹝责任编辑：李妍﹞
【关键词】新常态;民族地区;人力资源;开发建设
【作者】宋志生，广西广播电视大学副校长、高级经济师;陆璐珂，广西广播电视大学党办副主任、高级经济师;蒙华川，广西广播电视大学招生办系统建设科科长、工程师。南宁，530022
【中图分类号】F249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54X（2015）03-0157-010
AN EXPLORATION TO THE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
OF HUMAN RESOURCES IN WESTERN MINORITY AREAS IN
THE NEW NORMAL： A Case Study on the Education and
Training of Migrant Workers in Guangxi
Song Zhisheng，Lu Luke，Meng huachuan
Abstract： Human capital appreciation has been forming the new momentum under the new normal economic state The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 of human resources is facing new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in western minority areas It is worthy of studying and probing into the innovative use of information network technology in the education and training of migrant workers， thus helping to promote the release of regional human capital dividends
Key Words： the new normal; minority areas; human resources;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
2010年9月10日，国务院新闻办发布《中国的人力资源状况》白皮书，首先公布和评价我国人力资源开发利用情况，包括人口资源、劳动力资源、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源开发建设的保障条件等。白皮书数据表明：2009年底，中国人口1335亿人，其中劳动力资源占801%;劳动力资源中就业人员占584%，其中城镇就业人员占399%。作为人力资源中的首位是人才资源，到2010年，全国人才资源总量达到12亿人，占人力资源（劳动力资源）的比重达到111%，包括了企业经营管理人才（占248%）、专业技术人才（占462%）、高技能人才（占239%）和农村实用人才（占87%）。人才资源开发建设表现在素质水平：主要劳动年龄人口受过高等教育比例为125%，高技能人才占技能劳动者的256%，每万名劳动力中研发人员达到336人。同时，人力资本投资占GDP的120%、人才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266%。在此基础上，《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持续推进，到2014年，因65岁以上老龄人口比重上升，劳动力资源占比下降;就业人员占比上升（农村劳动力转移与新增长劳动力增长原因）;人才资源水平提升，初中以上文化程度人口比重上升，而且中高等教育辐射人口扩大。
其中，农民工新增人数从2010年最高峰的1245万人逐年下降到2014年的510万人，返乡农民工持续增加，就业难和招工难结构性矛盾突出，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极需高素质农民工补充。在2014年9月第三十个教师节，习近平总书记在与北师大师生座谈时提出：世界各国的相互竞争与经济增长，都依赖于人力资本，而教师则是人力资本的生产者。2014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总书记又指出：经济增长将更多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从“人力资源”到“人力资本”，体现了对劳动者的价值肯定和地位尊重，也是经济新常态下人力资源建设开发工作优化升级的关键。农民工在劳动力资源和人才资源（技术和技能人才）中的比重较大，但受到关注和支持的力度相对较弱，实际上则是对农民工群体作为人力资本考量的缺失，新常态下农民工培训教育稳定队伍和提升素质值得探索，因为教育投资是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部分。
一、 西部民族地区人力资源开发建设的意义
我国近十年经济高速发展的动力之一是劳动人口数量红利的释放，农民工群体的作用功不可没。在当前经济发展新常态下，保持稳增长与调结构的平衡、培育和催生经济社会发展新业态及新动力都与人力资源红利持续释放紧密相关。尤其在西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农民工群体素质提升战略成为人力资源开发建设的关键。
1西部人力资源开发建设推动经济社会科学发展
广西属西部边疆少数民族聚居的后发地区，在国家经济发展新常态下面临新机遇和挑战。习近平总书记今年3月8日参加全国人大广西代表团审议时提出：广西要加快形成面向国内国际的开放合作新格局，把转方式调结构摆到更加重要的位置，做好对外开放这篇大文章。他还提出：要把扶贫攻坚抓紧抓准抓到位，要坚持精准扶贫，倒排工期，算好明细账，决不让一个少数民族、一个地区掉队。要帮助贫困地区群众提高身体素质、文化素质、就业能力，打开孩子们通过学习成长、青壮年通过多渠道就业改变命运的扎实通道，坚决阻止贫困现象代际传递。要积极推进全面依法治国，营造公平有序的经济发展法治环境，把加快民族地区发展、维护少数民族群众合法权益纳入法制轨道。这是总书记从全局的战略高度对新常态下广西最明确最全面的定位和区域发展的精准把握，也是西部民族地区科学发展的重要指导和根本遵循。不论是利用区域优势对外开放合作、克难攻坚实现减贫脱贫、还是依法治国彰显公平正义，都离不开人力资源开发建设的水平提升，因为这是社会生产的先决条件，也是经济发展新常态下释放红利的源泉、创新驱动的引擎。劳动力资源增长推动GDP增长，调结构促转型新常态下更需劳动力资源的拉动，在人口规模控制而引发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的新形势下，人力资源开发建设也有提质增量的战略调整，在保持现有人才水平提升和教育规模稳定的基础上，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农民素质提升迫在眉睫。广西经过多年努力，在人力资源开发建设的提质增量上成绩显著。首先表现在人才引进、培养和使用上，166个省市级人才小高地引进1300多名高层次人才，八桂学者、特聘专家和外国专家等重大人才工程形成优秀人才聚集洼地。其次是义务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强基提速提高了人口素质，形成7019万在校大学生和8966万在校中职生的高素质预备劳动大军，正在逐步提升人力资本的增值水平和人力资源的素质水平。再加上城乡劳动者的就业疏导和继续教育，新型职业农民和各大产业的农民工队伍形成人力资源的主力军。以上举措实际上也表现了国家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和积累。 2新常态下农民工培训教育成新动能
国家经济建设正在向保持中高速增长和迈向中高端水平“双目标”转型，曾经的追加投资、消耗资源和派遣廉价劳动力的要素推动增长方式已经过去，改革深化、产业升级、结构调整和创新引领成为新常态。随着劳动密集型低端制造业迁出和高科技产业及高端制造业的流入，拥有知识资本较低的农民工群体受到冲击，保护劳动者最好办法是提高劳动者的知识资本，促进人力资本的增值。比较西部民族地区——广西人力资源开发建设的潜力和优势，农民工群体的规模壮大和素质提升正在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其成因一是广西的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潜力巨大;二是广西新型工业化和开放合作的产业结构调整极需人力资本支撑;三是广西城镇化提速快进取决于高素质农业人口的融入;四是广西扶贫攻坚需要人口迁移支撑;五是缩小城乡差别和提高农民收入要依靠进城务工。因此，广西人力资源开发建设重点倾斜于加大人力资本投入强化农民工的培训教育，可以激发劳动力潜能、提高劳动生产率、满足产业优化提质增效的要求，也符合用工单位和农民工的愿望，是西部地区民族团结及和谐社会建设的需要，是一发而动全身、一子而活全局的重要举措。
二、西部民族地区农民工的现状和问题
1劳动力资源相对萎缩
民族经济研究
依据国家统计局和人社部的数据，全国人口1368亿人，就业人口772亿人，农民工总量为274亿人。农民工占总人口的200%、占就业人口的355%，占同龄农村从业人员的655%;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为373岁，而且逐年上升;农民工中文盲占15%、小学文化程度占143%、初中文化程度程度占605%、高中文化程度占133%、中专以上文化程度占104%;数据还显示西部827%的农民工流向东部地区。2014年农村新增富余劳动力转移约为510万人。此外，人口结构中16-59岁劳动年龄段人口所占总人口比例已经连续三年下降;农民工规模增速从2010年的1200万人下滑至2014年的510万人，年度同比增长19%也创新低。而各行业“招工难”和“用工荒”现象也前所未有，就业与求职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素质较高、技能较好的农民工稀缺困扰企业，也是人力资本投入不足的效应体现。
2西部民族地区农民工队伍规模、结构和素质失衡
西部民族地区的人力资源新常态也具特点（见表1）。依据广西统计局和人社厅的统计数据，广西人口5475万人，其中少数民族人口2160万人，占人口比重为379%;从业人口2795万人，农民工总量为1211万人，占人口比重为221%、占从业人口比重为422%，其中外出农民工有929万人[1]，可见农民工的规模相当可观，但是与东部农民工比例比较所占从业人口比重仍然偏小。同时，2013年全区农村劳动力新增转移就业比上年下降81%、返乡农民工比上年增长106%，广西移动大数据（图1）也显示除了沿海农村人口少且工业园区多的特殊情况，西部山区和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农民工规模小比重低，不足30岁的农民工比例较上年下降41个百分点，65岁以下农民工的比例也相应减少。广西农民工文化学历和技能水平偏低，平均年龄偏大，从事劳动密集型产业（如建筑业）比例大、薪酬低，成为东部地区的廉价劳动力，面对东部的产业优化升级处于择业就业两难境地，也是他们不能稳定就业和居住的重要原因。但是，2013年度，广西人力资源需求1419万人、求职者1008万人，供求比为071，劳动力依然短缺，也成为投资环境和企业运营的评估难点。还有，劳动者素质水平和劳动者薪酬意愿差别较大。
三、西部民族地区人力资源开发建设的抉择
1西部民族地区农民工工作牵涉全局
西部民族地区农村流动人口的趋势和影响反映出农民工群体的现状。农民工规模和素质决定了区域人力资源开发建设的水平，也是新常态下西部地区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因素。
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对农民工的重视和关注是普遍的。2006年国务院颁布《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2014年又颁布《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民工工作的意见》，国务院成立了农民工工作领导小组，由人力资源部门主持日常工作。2012年党的十八大和2013年十二届全国人大规定了“农民工代表”的界别，2015年的全国劳模（先进）评选大幅提高农民工的比例。西部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和政府于2014年6月召开“全区扶贫开发暨农民工工作电视电话会”，将扶贫与农民工工作结合共同攻坚，意义重大而具特色。[4]彭清华书记指出，农民工是现代化建设进程中涌现的重要新生力量，是推进新型城镇化、加快农村脱贫致富的主力军。[5]要把农民工工作放在全局工作的重要位置来抓。在重视关注和加强领导的基础上，如何引导协调农民工走向城镇和通过培训教育提高技能及素质考验各级政府、各类学校、各种企业，发达地区有先见有经验，但在新常态下也应变不足。以人力资本理论为指导，加大以教育培训为主的投入，促进农民工群体的人力资本增值，通过人力资本质量提升来推动技术进步和创业创新，这是新常态下人力资源结构调整及素质优化的转型发展之路。
2农民工在西部民族地区社会发展的研究共识
西部民族地区的农民工问题也纳入民族事务的研究视野。卢献匾主编的《广西世居少数民族特殊需求研究》一书对广西壮、瑶、苗、仫佬、京、回等6个少数民族的发展需求分析，这6个少数民族都有教育资源稀缺、人才队伍结构不全和素质偏低的现象，其中壮族和苗族有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和技能提升的需求。[6]178，186，234王朋岗《我国少数民族人口发展分析：来自“六普”数据的初步分析》一文得出结论：与全国及汉族人口平均水平比较，少数民族人口更趋向年轻（可能与计生政策有关），而从业人口比重比全国低，未来的人力资源开发潜力大;少数民族人口小学和小学以下文化程度比例较高，而初中和初中以上，尤其是大学文化程度比例较低;少数民族人口在第一产业就业的比例较高，在第二和第三产业就业的比重较低。为此，必须加快发展民族地区的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事业，加强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工作，大力推进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增大二、三产业从业人员比例，这有助于实现少数民族人口发展的现代化。[7]高永久和曹爱平《少数民族人口流动的驱动因素和社会效应》一文，以及邓作勇和高文进《西部少数民族人口流动的趋势分析》一文都认为民族地区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利大于弊，局部和短期的负面影响可以妥善解决。[8]麻文秀《开展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促进农民收入倍增工作调研报告》一文，对壮族聚居的国家级贫困县天等县的调研分析：全县447万人口，少数民族人口占987%，劳动力279万人，其中农村劳动力259万人，已累计转移农村劳动力15万人（占比为579%），使农村劳动力的就业构成改变为第一产业劳动力占250%、第二产业劳动力占45%、第三产业占30%，教育培训起重要作用，天等农民工走进了北大“百年讲堂”，“天等桂林米粉”遍布北京。黄润柏《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壮族乡村文化的影响——以广西板隆村为例》则全面解剖了国家级贫困县广西东兰县长江乡一个壮族行政村的农民工现象：3403人的村庄、1877个劳动力，人均耕地仅035亩，2007年人均纯收入1800元（2014年东兰县农民人均纯收入4790元），当年农民工630人、占劳动人口的3356%，其中出县外农民工441人，占农民工人数的70%，务工收入283万，人均4000元。文章认为，从城镇化角度来说，农民工有利于缩小城乡差距，加快城镇化进程;从乡村传统文化传承的角度来说，负面作用较大。但不可否定农民工的作用与成就，这是农民和农村从传统到现代转变的必然过程，负面影响只是民族乡村现代化进程中不可避免的阵痛，可以积极解决。[9]廖杨、付广华《桂林市城市化进程中的民族问题及其对策研究》一文肯定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持续增长促进旅游业和工商业，增进多种民族文化交融，但是给城市的社会治安、计划生育带来挑战，也给少数民族合法权益保护带来困难，甚至引发民族问题，需要高度重视、加强管理，妥善处理。[10]梁银湘《树木与树人——关于广西8县实施生态教育移民的调查报告》，调研通过资助贫困地区学生到县城或县外接受初中或高中阶段教育，提高素质后立足城市发展，或者继续接受高等教育。文章高度肯定这样一种“生态教育移民模式”，并推崇为国家扶贫工作的科学举措。[11]陈石磊《从语言经济学的视角看广西京族地区的“越南语热”现象》分析了语言技能培训的成本和收益，认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社会经济效益明显，不仅提高了各民族学员的技能和收入，还有利于开放合作和国际交流。综上所述，西部民族地区农民工群体的形成有效推动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进程，加快扶贫攻坚步伐，有利于地方的改革开放和产业结构调整。应该从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的角度重新认识民族地区农民工工作，2013年国务院成立农民工工作领导小组时没有民委部门参与;2014年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民族工作的意见》，明确民族事务部门协助推进农村少数民族劳动力转移和少数民族群众就业工作。新常态下农民工的结构会随产业优化调整而变化，扩大规模和提升素质是民族地区农民工工作抓住机遇迎接挑战的重点，在民委系统可增设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监管机构，建立健全各民族农民工合理流动和便捷就业的协调机制及扶持机构，迎合加快户籍改革、土地流转、社会保障、权益保护、住房改善和子女教育等一系列城市融入政策的落实，疏通农民工“进厂入城”的渠道，迅速引导民族地区更多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创业，持续保障民族地区经济建设的人力资源不枯竭、继续释放人口红利。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彭清华《田阳农民工调查》一文就促进和引导农民工就业创业提出良策并已有序推进。[5]同时，客观面对民族地区农民工文化素质和职业技能偏低的实际，加大投入增强教育培训力度，提高人力资本素质，适应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新常态的人才需求，增强创新动力，促进转型增效。 四、西部民族地区农民工教育培训的现状
1农民工教育培训的国家部署
2003年9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农业部等部门2003-2010年全国农民工培训规划的通知》，提出对6000万农村劳动力开展转移就业前的引导培训，对已进入非农产业就业的2亿多农民开展岗位培训。2010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民工培训工作的指导意见》，进一步强调农民工培训的重要意义和任务目标。据国家统计局的监测调研，2013年接受过技能培训的农民工占327%，比上一年提高19个百分点;80后新生代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占128%，高中学历占205%，初中以下学历仅占61%，21-30岁的农民工接受非农技能培训的达到346%。但是，培训覆盖面显然没有达到2亿多农民工的程度。
2西部民族地区农民工教育培训概况
广西农民工教育培训最早从20世纪90年代城镇失业人员就业上岗培训开始，劳动部门（现为人社部门）牵头协调，逐渐联手农业、扶贫和教育部门一起共同实施农民工教育培训，曾经以数量规模领先西部和民族地区。首先是农业部门牵头组织实施农村劳动力转移技能培训的“阳光工程”，全国年计划培训600万人，因为农村农业劳动力规模速减，农业部门的培训主业转向农业技能的人才培养。其次是人力资源（人社）部门的“春潮行动”，广西2014年筹资1亿元培训了新增农民工7486万人次，但同比规模却下降了。三是教育部门，专门实施农村新成长劳动力的职业教育培训，以农村户籍初中和职业中专生为主，每年教育培训约30万人，仅财政补贴学费一项就达45亿元，未包括校舍和教学设施等重大项目的财政投入。再有是扶贫部门专司农村贫困家庭适龄就业人员的职业技能培训，又称“雨露计划”，从2011年以来，广西面向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的贫困家庭资助了49万人接受职业学历教育、72万人次接受就业培训;精准扶贫策略直接惠及农村贫困家庭子女的中高等职业教育培训，仅2014年下半年，有89万职业教育学生受助，金额达178亿元。还有相关部门负责对管辖单位包括农村户籍从业人员的业务培训。这些培训项目均有国家财政预算安排用于师资队伍、教育设备和场地建设。同时，民营培训机构（学校、中心、公司等）从政府公共服务购买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项目，而且逐步扩大规模成培训主流。以上农民工教育培训业务对提高农民工素质、对接企业用工渠道帮助农民工上岗就业、提高劳动力市场就业率和劳动者素质有重要作用，也是西部民族地区人力资源开发建设的重要支撑。但也有不足：一是投入不平衡，从广西教育和扶贫部门对在校生的投入额度看，国家财政投入偏向于在校劳动预备役人员，虽然也是人力资源开发建设规划的必要投入，相比在岗就业创造价值的现役农民工培训投入则有失公平。二是培养对象定位也有缺失，重视了上岗前的就业培训，忽视了在岗员工的继续教育培训，也许与业主（企业）用工成本核算及人文理念有关，还涉及农民工接受继续教育的法规执行力度及经济补偿机制。尽管各级政府均有要求，企业也有专项经费成本分摊，依然打不开局面。三是教育培训机构教学规模及内容并不适应在岗人员的学习意愿、时间安排和职业需求，教学方式陈旧不灵活，教学内容更新慢，教育培训与岗位业务脱节。
多方因素造成在农民工教育培训问题上政府不重视、企业不支持、员工不接受。据调查，新生代农民工中18%从未参加过职业技能培训，67%仅参加过一次上岗培训，15%表示曾参加过多次培训。
五、广西农民工远程教育培训的探索
1 远程网络教育对农民工教育培训的创新作用
现代远程网络教育是基于互联网技术的新的教育形态，具有远程传输、资源丰富、快捷方便、个性化的优势，适合现代社会工作节奏快、知识积累更新迅速、职业适岗素质要求全面的人才培养需求，而且最早应用于农村人才培养，促进边远和贫困地区的教育公平。西部的广西有电大、农广校和远程办较早涉足农村学员的远程教学，广西电大已有6千多农村基层干部参加教育培训;广西农广校每年招收6千人;广西远程办每年培训77万名村干部和300万农村党员，农民不离家就共享优质教育资源，部分农民工参加远程培训后进城上岗就业。当然，既要有学员适应网络教育的过程，也要求教育机构在教学理念、教育技术、教学模式、实习实训、质量保证等方面来一次全新的构建。
2广西“农民工圆梦大学行动”的新探索
广西属西部少数民族后发展地区，人力资源开发建设任务繁重，突破常规创新发展十分关键。早在2004年，由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牵头、五部委厅办联合实施并资助，采用信息技术手段培养农村基层政权人才和农村实用人才，以教育部“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项目为依托，在包括12个民族自治县的广西农村培养了6000多农民大学生（也称“村官大学生”），一批壮、苗、瑶、侗等少数民族村干完成大学学业，广西的毛南、仫佬和京族等人口较少民族也有了自己的乡土大学生，并与农广校“一村多名中专生计划”、远程办“百万农民实用技能远程培训”共同构建了全区农村农民从实用技能人才到中等、再到高等实用人才的远程教育培训体系，对农村农民教育发挥了普及性和实效性作用。从“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到“农民工圆梦大学行动”，是广西远程网络教育从农村向工业园区及城镇的实用人才培养的转型，保持了基于互联网技术的远程教育形态理念和技术，对象则是从农村迁移到产业园区的农民。由广西共青团发起的“万名农民工圆梦大学行动”，资助进城务工青年参加教育机构的“技能+学历”教育培训，提高素质增强融入城市的能力。广西电大作为这一项目的合作高校，将农民工教育培训作为人力资本的投资和开发行为，以在岗员工为教育对象增强人才培养的时效性，依靠电大办学系统在广西7个地级市的工业园区资助1500多名农民工在岗进修大学学业，学员中的少数民族占345%，广西籍的占907%，平均年龄302岁，其中在南宁经开区的798位“圆梦”学员中，少数民族学员的比例达到738%，表现了民族地区工业园区的“人才吸引”和“民族聚集”效应，企图构建一种“依托教育培训，实现产业人口转移”的生态移民机制，可以视为工业化带来民族振兴和进步的机遇。首届试点班学员从南宁高新区学成毕业，按时毕业率为600%，能完成学业的占860%，辍学率为140%;以后届次学员各科平均及格率约为852%、补考率约为100%、辍学率约为48%;农民工学员学有所成可以期待。其中学员最多的南宁经开区有高达738%的少数民族学员比例;党的十八大广西农民工代表黄文宣（南丹县壮族矿工）2014年5月已完成了大学学业;广西—东盟经开区将培训教育列入员工福利，企业员工共享教育成果。广西电大在“圆梦行动”受训学员中进行了多个专项调查，详细了解了他们的学习需求、学习兴趣、学习方法和学习工具等，相关信息已反馈到教学和招生中。[12] 六、广西“农民工圆梦大学行动”的启示
西部民族地区农民工教育培训，首先要明晰目标、加强领导、增加投入，形成工作机制和社会氛围。其次要摸清企业和员工的学习需求，建立就业与培训链接、企业支持与员工意愿相结合的联动机制。再有是适应职业发展和农民工特点，创新教育培训的内容和模式，增强学员的信心和能力，实现教学效果和学业进步。“农民工圆梦大学行动”以先就业再培训教育避免学用脱节、以技能+学历培训实现整体素质提升、运用远程网络教育形式缓解学员工学矛盾，以及构建社会多方投入减轻农民工负担等方面进行了有益尝试。
1西部民族地区农民工的教育培训作用独特
西部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人口、农业人口和贫困人口的比重较大，现阶段通过考入高校读书走出大山的毕竟是少数;除国家重大项目外，就地扶贫开发受自然条件制约;移民搬迁又遇观念、习俗、资金等困难;进城务工成为青壮年农民的首选，也是区域农村人口变迁和现代化进程的机遇。近期的农民工返乡大潮表面看是务工“求近舍远”，实际上是农民工包括智力、体力和健康的人力资本衰退而归乡之路，也是农民工结构更新的反应（或机遇）。但是，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政策的落地，他们对融入城市有强烈意愿，也是社会发展进步的趋势。尤其是在新常态下，广西的工业化水平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64%;农民人均纯收入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765%，其中工资性收入比重低于家庭经营收入比重;全区城镇化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9个百分点，预计到2020年有600万农村人口转移城镇。另外，广西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低于全国102个百分点。劳动谋得幸福、知识改变命运、教育助力进步。应该引导和扶持少数民族农村人口“入城进厂”，投身区域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建设，增加第二、第三产业的人力资源，完成民族地区脱贫致富和现代化的历史过渡，特别是要增加投入，着力提升农民工综合素质，加强职业教育培训，积极扶助农民工就业创业，适应新常态的经济转型，参与改革开放和创新发展的科学实践，主动融入城市生活，以劳动收入和知识技能等人力资本的增值赢得社会地位及职业成果。广西“圆梦大学行动”的受益员工大多数都选择了城市发展道路，是教育帮助他们进步，是知识给予他们自信，这也是民族地区发展进步的一种服务模式。
2以理念和技术创新提高农民工教育培训实效
“互联网+”的组合发展模式正受追捧，互联网技术应用于学历和非学历教育是时代的进步，远程网络教育发挥了远程传输、资源整合、方便快捷、师生互动的优势，还首创了“以学生学习为中心”的理念，兴建了移动学习平台，颠覆了传统（面授）教育模式。“翻转课堂”的革新帮助学员形成自主学习的习惯和能力，“碎片化”课程设计适应在岗成人的理解掌握，“弹性学制”又缓解学员的工学矛盾。广西远程教育的优势在农村、山区、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发挥得淋漓尽致，资源共享彰显了教育公平，是扶持弱势群体的服务良器，也是新常态下科教给力、创新驱动的内涵体现，极大地缩短了民族地区人力资源开发建设的历程，迅速扩大少数民族实用技能人才队伍，较快提升少数民族人口素质，有效充实经济社会发展的人力资源，保持民族地区人口红利的不断释放。
3创新西部民族地区人力资源开发建设的模式
现存的人才培养方式确有值得商榷之处：重视引进人才、忽视本土人才，重视技能培训、轻视素质教育，重视学校教育、轻视业余教育。如此短视行为并不符合人力资本价值规律和人力资源成长发展规律，特别是不利于少数民族人才成长，将在职场打拼的1211万广西各族农民工[1]与广西159万大中专在校生（每年毕业生为43万）[13]比较，财政对两部分人力资本的投入确有偏颇。“农民工圆梦大学行动”立足于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建设和人才培养，争取了政府主导、企业支持、社会资助的组织协调机制，建立了“知识改变命运”的圆梦氛围，坚持了在岗学习、市场导向、就业优先、技能为主、兼顾素质的教育理念，开辟了从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村屯经电大延伸到开发区企业，集招聘、培训、就业及安居为一体的服务渠道;改革了传统教学内容、方式和手段，强化了在岗在职学习、线上线下融通、师生和谐互动的网上大学环境，适应了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需求和日常习惯，学历和非学历教育培训结合，引导学员的素质提升和人生进步，符合以人为本的教育规律。
4 远程网络教育融合职业教育的转型
电大远程教育坚持立足于信息技术创新运用的同时，紧密联系国家人力资源开发建设发展规划，关注社会大众阶层和弱势群体的教育需求，明确办学围绕职业能力和应用性人才培养目标，在专业设置、教学计划、实训实习和考核管理方面进行改革，融合了职业教育的市场导向、职业能力、操作技能的多种元素，渗透国家行业技能认定，还建立了职业资格认证与学历学分互认等共享机制，加上信息技术的不断应用实践，创新了远程教育的教学和管理模式。目前，正在构建云教室系统、移动学习平台和资源共享平台，丰富职业教育课程资源，积极引进了3D打印、虚拟现实技术、网络游戏模式创新建设数字实验室和模拟实验室，增强学员的实训操作能力和职业发展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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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