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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粪好脏哦。”孩子说。
“不能这么说，牦牛不喝脏水，也不吃脏草，对于没有上齿的吃草动物来说，粪便不是脏的东西。”母亲一边清洗沾满牛粪的双手，一边说，“如果没有牛粪，我们藏族人是无法在草原上生活的。”
在纪录片《牛粪》中，藏区的牧民们用牦牛粪盖房子、围炉子、搭狗圈甚至是在冬季用来储藏鲜肉的“冰箱”，做成治疗牦牛或马驹的眼药和孩子们在冰冻的河床上玩耍的玩具……
纪录片首映时，一位离开家乡、久居城市的藏族观众几近落泪，“我似乎又闻到了小时候烧牛粪的味道。”
该片入围凤凰网第二届纪录片大奖，而拍摄者兰则却是生平第一次拿起摄像机。
从寺庙毕业还俗后的兰则，平常的生活就是放牧，不看电影，不看电视。从放牧人到纪录片导演，兰则跟“乡村之眼”大部分乡村摄影师一样，只接受了两天的简单培训。
“鄉村之眼”全称为乡村之眼公益影像行动计划，旨在通过把摄像机交给村民，让乡村原住民记录并保存自己家乡的本土文化。
和影视工作者相比，这些乡村学员的拍摄技术可能并不专业，但“乡村之眼”的发起人吕宾并不担心。他更看重的，是村民或牧民拍摄影像的过程，以及影像所传达的意义。
《牛粪》并非兰则为了怀旧而作的文艺表达，回顾传统是为了看清现实。“没有牛粪的日子也是我们自我遗失的日子，是给我们带来灾难的日子，也是我们与大自然为敌的日子。到那时，我们的慈悲心与因果观、善良的品性都将离我们远去。”在影片简介中，兰则如是说。
“《牛粪》这部片子被那么多人认可，外人是拍不出来的。”吕宾说，“相比外来视角，曾经当过喇嘛，并生活在牧区的兰则，才更清楚牧区文化是怎么一回事。”
吕宾毕业于云南大学生物学专业，因为爱好摄影，大学期间即经常组织摄影协会外出采风。长期在藏区和云贵少数民族地区走访，吕宾对那片土地有很深的感情，他认为，那里的人们对土地和自然的敬畏，以及对传统文化的尊重，是与生俱来和发自内心的。而随着经济的粗旷发展，这一切正在发生剧烈的变化。
“处于主流话语体系边缘的中国西部乡村正面临着现代文明的冲击，原有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正在被打破。”吕宾说，“乡村的变化之快让大家目不暇接，很多身边熟悉的东西，甚至来不及记录就已经消失了。”
如何引导村民关注自己身边的生活，影像成为一个积极有效的工具。作为摄影爱好者，吕宾深知，拍摄本身就是让自己聚焦的过程，对于村民来说，平常不拿摄像机，对周围的很多东西是习惯的、是“视而不见”的。而通过镜头，就会特别专注，会引发很多思考。
最初，“乡村之眼”是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在西部地区举办的一个培训班，聚焦生态主题，拍摄内容涉及退化的牧场、污染的河流、濒危的野生动物等等。吕宾为项目主要负责人。
真正让吕宾决心将此作为一项事业的，是村民和牧民们对民族文化的自觉，和对记录的真诚。
时至今日，吕宾回忆起6年前第一次走进青海省果洛州年保玉则地区的情形，仍然觉得动容，那是第一次有人主动找到他，请他给家乡的牧民做拍摄技术指导。“那情景就像打仗时备战一样，所有能拍摄的工具都拿来了有的只有刮胡刀那么大。”
培训开始前，吕宾问学员，“你为什么拿起摄像机？”大部分人都有非常强烈的表达欲望，希望能记录自己生活的变迁和文化的变迁，即便当时他们手里举着的都是最简单的摄像器材。
事后，有人曾问年保玉则生态环境保护协会会长扎西桑俄，为什么当时会主动邀请吕宾前去培训？
“我们的环境变化那么快，有些快得没有办法保护。但我们可以把它记录下来，让以后的人知道现在是怎样的。以前是用文字和照片记录，但我不信任文字，包括藏族的历史也有很多假的（文字记录）。”扎西说。
发达的资讯让大多数没有出过远门的村民长了见识，但是，他们的声音却没有渠道表达。“在文化和自然保护方面，当地社区应该是主体，而不是让一些外来者去‘保护’。”吕宾说。这后来成为“乡村之眼”最基本的工作理念。
最终，经过前后两次培训，年保玉则六位学员交出了包括《牛粪》在内的《鞍子》《陶》《索日家河雪豹》等六部纪录片。这些作品关于他们生长于斯的山川、河流、节日、手艺、家庭，乃至文化变迁及消逝的困惑。作品被吕宾带去“云之南”纪录片影像展，引起轰动。尤其是兰则拍摄的《牛粪》，被很多人视为“乡村之眼”计划中最重要的片子。
看到这些作品，吕宾逐渐意识到，拿起摄像机的村民们，不仅仅是在拍摄一个文艺作品，他们更多地把镜头对准很多社区面临的一些公共话题，如藏区的垃圾和水源污染问题。
甚至，在吕宾看来，村民们能拍摄出什么水平的作品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通过拍摄主题的讨论、拍摄的过程以及片子的放映交流，让村民自发参与到乡村建设与公共治理中去。“我们不是为了拍出多牛的作品，拿到国外获什么奖，结果没有用，产生的影响只是在外部，跟所拍摄地区和所聚焦的社会问题是剥离的。”
正如年保玉则生态保护协会历时三年拍摄的《祈福的忧虑》，起初只是关注人们无节制地向圣湖献祭装满谷物的宝瓶，湖内被垃圾充斥的问题。
在拍摄过程中，通过跟当地牧民的沟通，牧民们意识到原来是自己“破坏了”圣湖，纷纷主动去捡拾垃圾，协会还邀请当地几十位活佛一起参与，在当地引起很大轰动。当牧民开始自觉主动关注身边的生存环境，政府同样也关注到了草原垃圾问题，最终设立了专门的垃圾回收站。
2014年，为应对乡村社区日益增加的影像培训需求，“乡村之眼”在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的支持下，独立注册为一个机构。新注册机构的使命为：与西部乡村社区伙伴合作，以影像为记录手段和启蒙方式，培训在地生态保护和文化传承的力量，促进西部乡村社区的可持续发展和东西部的平等对话。
“乡村之眼”由是从一个简单的培训班，发展为一个公益影像行动，除了为当地人提供影像培训外，还积极为影像的传播寻找渠道，并陆续在云南、青海、西藏等地建立影像工作站。
“从乡村里来，到乡村里去”。村民拍出的片子，“乡村之眼”采用“流动放映车”和“乡村电影节”的形式，放映给当地人看，不仅传达影片本身的意义，也让村民能够聚集起来，关注身边的公共事务，引发思考和讨论，“最终，影片变成了一个自我教育的工具。”
“乡村之眼”既是—双眼睛，也是一座桥梁。除了给内部人看，吕宾还与台湾、加拿大共同组织影像交流节，让外部现代社会了解并关注中国生态系统最宝贵也最脆弱的地区，所面临的自然环境和文化存续等保护问题。
目前吕宾最大的想法，是基于互联网影音盒子的相关技术，定制出一个让乡村观众更便于观影的“乡村之眼盒子”，基于这个盒子，为中国西部乡村建立一个影像库。
这些年，返乡创业、进行乡村建设变成了流行，“有老派的新派的、乡愁派的艺术派的，但最根本的，是要保护原住民的利益，尊重他们的意愿，不要轻易去批判好与坏，毕竟他们才是发展的主体。”吕宾说。
“哪怕他们喜欢‘小苹果’呢，也要尊重他们。也不能说‘小苹果’怎么怎么样，你就应该喜欢那些特别传统的东西。”
“不能这么说，牦牛不喝脏水，也不吃脏草，对于没有上齿的吃草动物来说，粪便不是脏的东西。”母亲一边清洗沾满牛粪的双手，一边说，“如果没有牛粪，我们藏族人是无法在草原上生活的。”
在纪录片《牛粪》中，藏区的牧民们用牦牛粪盖房子、围炉子、搭狗圈甚至是在冬季用来储藏鲜肉的“冰箱”，做成治疗牦牛或马驹的眼药和孩子们在冰冻的河床上玩耍的玩具……
纪录片首映时，一位离开家乡、久居城市的藏族观众几近落泪，“我似乎又闻到了小时候烧牛粪的味道。”
该片入围凤凰网第二届纪录片大奖，而拍摄者兰则却是生平第一次拿起摄像机。
从寺庙毕业还俗后的兰则，平常的生活就是放牧，不看电影，不看电视。从放牧人到纪录片导演，兰则跟“乡村之眼”大部分乡村摄影师一样，只接受了两天的简单培训。
“鄉村之眼”全称为乡村之眼公益影像行动计划，旨在通过把摄像机交给村民，让乡村原住民记录并保存自己家乡的本土文化。
和影视工作者相比，这些乡村学员的拍摄技术可能并不专业，但“乡村之眼”的发起人吕宾并不担心。他更看重的，是村民或牧民拍摄影像的过程，以及影像所传达的意义。
《牛粪》并非兰则为了怀旧而作的文艺表达，回顾传统是为了看清现实。“没有牛粪的日子也是我们自我遗失的日子，是给我们带来灾难的日子，也是我们与大自然为敌的日子。到那时，我们的慈悲心与因果观、善良的品性都将离我们远去。”在影片简介中，兰则如是说。
“《牛粪》这部片子被那么多人认可，外人是拍不出来的。”吕宾说，“相比外来视角，曾经当过喇嘛，并生活在牧区的兰则，才更清楚牧区文化是怎么一回事。”
吕宾毕业于云南大学生物学专业，因为爱好摄影，大学期间即经常组织摄影协会外出采风。长期在藏区和云贵少数民族地区走访，吕宾对那片土地有很深的感情，他认为，那里的人们对土地和自然的敬畏，以及对传统文化的尊重，是与生俱来和发自内心的。而随着经济的粗旷发展，这一切正在发生剧烈的变化。
“处于主流话语体系边缘的中国西部乡村正面临着现代文明的冲击，原有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正在被打破。”吕宾说，“乡村的变化之快让大家目不暇接，很多身边熟悉的东西，甚至来不及记录就已经消失了。”
如何引导村民关注自己身边的生活，影像成为一个积极有效的工具。作为摄影爱好者，吕宾深知，拍摄本身就是让自己聚焦的过程，对于村民来说，平常不拿摄像机，对周围的很多东西是习惯的、是“视而不见”的。而通过镜头，就会特别专注，会引发很多思考。
最初，“乡村之眼”是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在西部地区举办的一个培训班，聚焦生态主题，拍摄内容涉及退化的牧场、污染的河流、濒危的野生动物等等。吕宾为项目主要负责人。
真正让吕宾决心将此作为一项事业的，是村民和牧民们对民族文化的自觉，和对记录的真诚。
时至今日，吕宾回忆起6年前第一次走进青海省果洛州年保玉则地区的情形，仍然觉得动容，那是第一次有人主动找到他，请他给家乡的牧民做拍摄技术指导。“那情景就像打仗时备战一样，所有能拍摄的工具都拿来了有的只有刮胡刀那么大。”
培训开始前，吕宾问学员，“你为什么拿起摄像机？”大部分人都有非常强烈的表达欲望，希望能记录自己生活的变迁和文化的变迁，即便当时他们手里举着的都是最简单的摄像器材。
事后，有人曾问年保玉则生态环境保护协会会长扎西桑俄，为什么当时会主动邀请吕宾前去培训？
“我们的环境变化那么快，有些快得没有办法保护。但我们可以把它记录下来，让以后的人知道现在是怎样的。以前是用文字和照片记录，但我不信任文字，包括藏族的历史也有很多假的（文字记录）。”扎西说。
发达的资讯让大多数没有出过远门的村民长了见识，但是，他们的声音却没有渠道表达。“在文化和自然保护方面，当地社区应该是主体，而不是让一些外来者去‘保护’。”吕宾说。这后来成为“乡村之眼”最基本的工作理念。
最终，经过前后两次培训，年保玉则六位学员交出了包括《牛粪》在内的《鞍子》《陶》《索日家河雪豹》等六部纪录片。这些作品关于他们生长于斯的山川、河流、节日、手艺、家庭，乃至文化变迁及消逝的困惑。作品被吕宾带去“云之南”纪录片影像展，引起轰动。尤其是兰则拍摄的《牛粪》，被很多人视为“乡村之眼”计划中最重要的片子。
看到这些作品，吕宾逐渐意识到，拿起摄像机的村民们，不仅仅是在拍摄一个文艺作品，他们更多地把镜头对准很多社区面临的一些公共话题，如藏区的垃圾和水源污染问题。
甚至，在吕宾看来，村民们能拍摄出什么水平的作品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通过拍摄主题的讨论、拍摄的过程以及片子的放映交流，让村民自发参与到乡村建设与公共治理中去。“我们不是为了拍出多牛的作品，拿到国外获什么奖，结果没有用，产生的影响只是在外部，跟所拍摄地区和所聚焦的社会问题是剥离的。”
正如年保玉则生态保护协会历时三年拍摄的《祈福的忧虑》，起初只是关注人们无节制地向圣湖献祭装满谷物的宝瓶，湖内被垃圾充斥的问题。
在拍摄过程中，通过跟当地牧民的沟通，牧民们意识到原来是自己“破坏了”圣湖，纷纷主动去捡拾垃圾，协会还邀请当地几十位活佛一起参与，在当地引起很大轰动。当牧民开始自觉主动关注身边的生存环境，政府同样也关注到了草原垃圾问题，最终设立了专门的垃圾回收站。
2014年，为应对乡村社区日益增加的影像培训需求，“乡村之眼”在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的支持下，独立注册为一个机构。新注册机构的使命为：与西部乡村社区伙伴合作，以影像为记录手段和启蒙方式，培训在地生态保护和文化传承的力量，促进西部乡村社区的可持续发展和东西部的平等对话。
“乡村之眼”由是从一个简单的培训班，发展为一个公益影像行动，除了为当地人提供影像培训外，还积极为影像的传播寻找渠道，并陆续在云南、青海、西藏等地建立影像工作站。
“从乡村里来，到乡村里去”。村民拍出的片子，“乡村之眼”采用“流动放映车”和“乡村电影节”的形式，放映给当地人看，不仅传达影片本身的意义，也让村民能够聚集起来，关注身边的公共事务，引发思考和讨论，“最终，影片变成了一个自我教育的工具。”
“乡村之眼”既是—双眼睛，也是一座桥梁。除了给内部人看，吕宾还与台湾、加拿大共同组织影像交流节，让外部现代社会了解并关注中国生态系统最宝贵也最脆弱的地区，所面临的自然环境和文化存续等保护问题。
目前吕宾最大的想法，是基于互联网影音盒子的相关技术，定制出一个让乡村观众更便于观影的“乡村之眼盒子”，基于这个盒子，为中国西部乡村建立一个影像库。
这些年，返乡创业、进行乡村建设变成了流行，“有老派的新派的、乡愁派的艺术派的，但最根本的，是要保护原住民的利益，尊重他们的意愿，不要轻易去批判好与坏，毕竟他们才是发展的主体。”吕宾说。
“哪怕他们喜欢‘小苹果’呢，也要尊重他们。也不能说‘小苹果’怎么怎么样，你就应该喜欢那些特别传统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