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动荡又一次掀起新的焦虑。
　　希腊总统帕普利亚斯2014年12月31日颁布总统令，宣布解散议会，并于2015年1月25日举行议会选举。本来正常任期到2016年6月的希腊议会，在2014年12月29日举行的第三轮、也是最后一轮总统选举投票中，未能选出下一届总统。根据希腊宪法，议会如果经过三轮投票无法选出新总统，则需要解散议会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这个政治乱局发酵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极左政党激进左翼联盟（Syriza）获胜的可能性已不容回避——魅力四射的齐普拉（Alexis Tsipras）率领的左翼联盟党在民调中处于领先位置，而他们高举的政治大旗就是要重新谈判希腊主权债务，并增加公共支出。
　　债务危机爆发后，为避免希腊出现可能危及欧元区稳定的无序债务违约，欧盟、欧洲中央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同意向该国提供两轮共计2400亿欧元的救助贷款，希腊则承诺实施以减薪、裁员、增税和私有化为主的一系列紧缩和改革措施。
　　经过四年多努力，希腊财政状况有所好转，2014年三季度经济同比增长了1.7%，全年有望增长0.6%，可能结束连续六年的经济衰退。不过，救助协议的执行也使希腊付出沉重代价，出现了失业率上升、民众收入下降等负面结果。希腊民众对改革和紧缩措施的忍耐也达到了极限。
　　最近几次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对救助协议持强烈反对立场的激进左翼联盟党支持率，领先于萨马拉斯总理领导的新民主党。如果左翼联盟胜出，希腊放弃紧缩政策、弃用改革蓝图的可能性也将陡然增大。后者会要求希腊放弃财政紧缩和改革，撕毁希腊和“三驾马车”（欧央行、IMF、欧盟委员会）之间的谅解备忘录。
　　希腊去留也将又一次成为欧元区的紧迫问题。
　　2014年12月29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表示，暂停向希腊发放下一拨援款，等待希腊新政府出现。希腊总理称，下次立法大选的关键是“希腊是否留在欧盟”。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资深研究员雅各布·柯克加德（Jacob Kirkegaard）对《财经》记者说，未来希腊面临的政治不稳定会接踵而至，很可能预期的选举之后还有新的选举。总之，这样的结果就是，希腊可能因此而挥霍掉其刚刚赢得的经济稳定，从而有可能滑向更深的经济衰退。如果不幸到了这样的境地，希腊经济复苏的任务将变得更加漫长而艰巨。
　　不过，柯克加德也提到，希腊面临的现实是，已经破产的希腊需要欧元区的支持，而若要获得支持，希腊必须贯彻其亟须的改革。而且希腊的债权人特别是欧元集团，也可能不会对此次希腊大选袖手旁观。

希腊唇亡，欧洲齿不寒

　　2012年在欧元区危机深重之际，希腊就上演过一次政治危机倒逼经济危机的闹剧。当时选民要在两个主流政党和包括新纳粹主义党派和共产党在内的数个民粹主义党派间抉择，齐普拉来势汹汹，把选举变为事实上对欧元的全民公投，希腊退出欧元区的威胁真实而紧迫。好在最终没有任何一个党派获得绝对多数，二个主流政党最终搁置数十年的对抗，建立了联合政府，从而避免了希腊退出欧元区的灾难性后果。
　　希腊债务危机始自2009年10月初。由于其财政状况显著恶化，政府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预计分别达到12.7%和113%，远远超过了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规定的3%和60%的上限，成为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的震中，引发金融市场上整体的信心危机。
　　欧元区特有的制度设计，使得希腊问题的反反复复都牵扯到危机蔓延到整个欧元区的风险，这种担忧导致投资者选择逃离风险较高的资产，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国的借款成本飙升，欧元区反复动荡。
　　瑞银报告指出，截至2014年12月，欧元区股市跌近6%，这主要是因为希腊政治风险升高以及担心油价疲软可能会令该区落入通缩所致。希腊在2015年需要120亿欧元资金到位，市场显然担心旷日持久的谈判可能导致欧元区重演2010年-2012年的动荡。
　　不过柯克加德认为，目前的问题只会局限于希腊自身，如今危机向欧元区蔓延的风险已远低于2012年。2014年底希腊金融市场动荡，雅典证券交易所股指一度下跌近11%，至两年低点，希腊十年期债券收益率飙升至9.8%的2014年高点，但反观西班牙和葡萄牙等被希腊危机拖累数年的国家，此次市场下跌幅度却不大，借款成本也没有大幅增加。
　　好消息是，瑞银财富管理全球首席投资总监马克·海菲尔（Mark Haefele）对《财经》记者说，即使激进左翼联盟获胜，希腊也不会发生债务违约。
　　激进左翼联盟的立场，已经由“威胁违约并退出谈判”，转为愿意“只重新谈判”。他相信，鉴于达成新协议对该联盟以及欧盟等三巨头都具吸引力，因此这应该是最可能发生的情况。
　　通过过去几年的两轮救助，以及2012年对私人部门持有的国债大规模减记重组，希腊国债中80%的比例已不归希腊控制，而是由三驾马车持有。实际上，2013年12月中旬爱尔兰就正式退出了“三驾马车”的资金援助;西班牙紧随其后，在半个月后退出银行业援助计划;约半年后，2014年5月，葡萄牙宣布退出援助计划;所以，希腊成为唯一一个仍在接受救助的欧元区国家。
　　希腊构成欧元区的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降低，欧元区外围国家对希腊局势的敏感度也在减小。欧元区债务危机也在2014年转变为通缩威胁与衰退的危险。
　　不过欧元区的通缩风险还在可控范围之内，短期通胀指标逐渐企稳，局部地区经济好转，也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整个欧洲陷入通缩。海菲尔指出，未计入近期石油崩跌前，欧元区的通胀率就只有0.3%，当然通缩的风险已然上升。然而，因油价下跌而导致一小段时间的通缩，和因需求疲弱所导致的通缩有所不同。因油价下跌而起的通缩应对消费支出提供支持，而且不会引起更广泛的通缩预期。 　　真正令人担心的是欧元区经济发展持续的低增速。需求不振，产出缺口巨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截至2014年欧元区需求减少达到6000亿欧元，生产减少1.4万亿欧元。数据统计公司Markit 1月2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14年12月欧元区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从11月的50.1升至50.6，不及分析师平均预期的50.8。这份数据也预示着12月欧元区工厂活动差不多再次陷入停滞，年初向上的趋势已经退去，下半年经济动力开始熄火。制造业产出的疲软，加之初值显示出来的服务业增长放缓，都意味着欧元区四季度GDP仅能增长0.1%。
　　高失业率及偏高的债务负担也是欧元区经济增长的隐患，欧盟和欧元区2014年10月的失业总人数分别为2441.3万人和1839.5万人，与上个月相比分别增加4.2万人和6万人。
　　面对错综复杂的结构问题和非常脆弱的复苏，欧央行已数次削减利率，采取进一步措施来刺激经济的紧迫性也一再飙升。欧央行行长德拉吉1月2日释放了被认为是迄今为止最强烈的宽松信号，称“不能完全排除”欧元区的通缩风险，此言论传递的信号是，欧洲央行极有可能很快将启动大规模量化宽松措施。
　　此前，有分析认为欧洲央行将在2015年上半年买进公司债券以继续扩大其资产负债表。三菱东京日联银行分析师哈德曼则认为，德拉吉的最新言论意味着，欧央行将很快采取购买主权债的措施，最快可能在1月22日的货币政策会议上作出决定。
　　摩根士丹利的报告认为，鉴于希腊债务违约的可能性已飙升至66%，欧央行可能因此无法按此前规划启动全面QE。
　　不过，柯克加德说，欧元区更大规模的量化宽松，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包括希腊资产的购买，而希腊之外的欧元区其他市场则会得到进一步的支持。更重要的是，经过几年的不懈努力，欧元区通过改革建立了风险管控机构，所以欧元区现在已经搭筑了更高的抗风险能力。
　　无论如何，欧元区经济得以发展的前提是欧元区的稳定。

希腊经济未来暗淡

　　当希腊人用选票决定政治前途时，更准确地说，他们是在为其经济未来下注。
　　作为救助计划的典型案例，虽然几经反复，但希腊似乎已然走在通往成功的大路上。
　　2014年4月，希腊在危机爆发后首次重返国际资本市场，通过发债重建自己的国际信用，其发行的30亿欧元五年期国债吸引认购资金超过了200亿欧元。经济学者解读称，这是市场对希腊逐步摆脱债务危机，重回增长之路的一种事实上的认可。
　　半年后的2014年11月，传来了更鼓舞人心的消息：希腊国家统计局宣布，该国经济三季度同比增长1.7%，在经济连续衰退六年后首次恢复增长。不但希腊三季度经济增幅超过预期，而且领先于欧元区其他国家。
　　布朗兄弟哈里曼（BBH）团队表示，希腊的经济萎缩已经结束，其2014年基本预算盈余占GDP的比重约为1.4%。希腊不包括偿债成本的盈余意味着，该国无需再借新的资金，并处于偿还债务状态。
　　不过2014年底议会选举揭开的政治危机，无情击碎了人们的浪漫幻想。霍特国际商学院教授索拉柯迪斯（Nikos Tsorakidis）对《财经》记者说，这一次政治动荡正在催生希腊经济的不确定性， 选举的种种可能性指向使全球投资者对希腊施加了更多的压力。向好的一面是，如果新当选的希腊政府继续推动结构性改革，希腊已有的盈余已为经济复苏打下了基础，这给我们以时间坐等选举结果揭晓。
　　尽管希腊的经济有所起色，但若把它置于放大镜下，就会发现希腊的经济增长相当缓慢而乏力。经历了危机打击之后，希腊经济已缩水超过25%，投资大跌近三分之二，失业率高企。最新数据显示，在欧盟成员国中，希腊2014年10月失业率最高，为25.9%，而希腊青年的失业率就更触目惊心，高于50%。有机构预测，到2016年希腊的失业率才会降到22%。
　　虽然希腊的整体财政状况有所改善，银行体系已较危机之初强健了许多，政府部门也已创造了更大的制度能力，但希腊的债务水平仍保持在超过170%的高位;另外，尽管开始呈现出微弱的增长苗头，但很大程度上经济的发展都应归因于低工资对旅游业的帮助，而大量拿着低工资为外国游客提供服务的就业机会，显然不足以成为经济的真正可靠基础。
　　欧洲智库布鲁盖尔（Bruegel）经济学家尼古拉斯·韦龙（Nicolas Véron）对《财经》记者说，除了自身结构性改革的勇气和决心，欧元区的外部经济环境也和希腊的经济走势密切相关，那些外围成员国已经进行以出口引领的调整，如果希腊能加强经济治理，会与欧元区其他国家实现良性互动。
　　柯克加德认为，归根结底，希腊别无选择，其结构性经济改革计划不能半途而废，因为它自身缺乏一个现代国家为目前的居民生活水平提供保障所必须的基本要素。
　　希腊的悲剧在于，如果选举产生的政府反对改革举措，则必将会与欧元区产生对抗与冲突，希腊将失去国家仍然需要的政府部门的融资，若没有新的项目续接，希腊政府很快就会耗尽资金。但一旦希腊危机蔓延到欧元区的风险降低，希腊就失去了与欧元区周旋的杠杆，只能等到经济变得足够糟糕，然后迫使新的政策和新的政府出现。
　　长期来看，柯克加德说，希腊可能会变成欧洲的佛罗里达——严重依赖旅游业、物流和其他服务行业， 制造业将变得非常弱小。另外，在希腊继续改革的前提下，希腊的巨额债务将转换成欧元区以低利率贷款，这将减少债务的净现值（NPV）并使其处于可控的水平，但这个时间跨度可能要在80年-1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