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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他对自己实施了辣手解剖。
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因此有了最像样的个案。
在北大问起钱理群，最常见的回答是：噢，那个讲鲁迅的。
2002年6月27日，北京大学现代文学々业教授钱理群，在北大上完了最后一节课。钱理群做了告别式的总结，“我曾说过，自己是北大校园里的一只‘乌鸦’，经常说些不合时宜的话。理想主义的、具有批判性的，即所谓‘不大讲规矩’的知识分子、教授，在北京大学，以至整个日益功利化的中国大学校吲里，已经难以生存了。我也真该走了。”
钱理群从大学退到了中学，继续讲鲁迅。但听课的学生越来越少，一个学生对他说了实话：钱教授，我们不是不喜欢听你的课，而是因为你的课与高考无关，我们宁愿考上北大以后再来听。钱理群发现，一切不为应试服务的教育根本无立足之地，越是城市里的重点巾学越是如此。他的教育理想再一次落空。
钱理群认为，作为历次运动的幸存者，作为还可以发出一些声音的学者，对十那些曾被毁灭了的生命，对于沉默的大多数，自己多多少少有一科义务与责任。
他曾经在北大百年校庆的时候提出质疑：难道北大百年只有光荣，没有耻辱吗?钱理群表示：“知识分子作为历史的叙述者，他常常有意突出前者而抹杀后者，这样的对历史的遮蔽，就是知识分子的失职。”
2007年底，钱理群先后推出两部作品；一本由香港的牛津大学出版社中国有限公司出版，书名为《拒绝遗忘：1957年学研究笔记》；一本由广两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书名为《我的精神自传》。后者以钱理群的个人经历为典型研究对象，反省了近30年来，中国思想界、知识界、学术界所遭遇的大问题和大困境。
追寻文学背后的人生
80年代后期，钱理群与黄子平、陈平原共同提出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希望“探讨隐藏在大量的文学现象背后的人的生存境遇、体验与困惑，以显示一个历史时代人的生命涌动的轨迹。”他以关键年份为线索，考察了1949年前后半个世纪的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他从作家个体生命的特殊性人手，确信对特殊性的开掘越是深入，便越能揭示出生活在同一时代、处于同一大历史文化背景中，中国现代作家群体的某些一致、相似或相通。 他首先选择的是“1948年”。在《1948：天地玄黄》中，包括郭沫若、丁玲、萧军以及胡风、朱自清、沈从文等在内，每个人在历史转折点播下的种子，都预示了日后结出的迥异的命运之果。《大小舞台之间——曹禺戏剧新论》，则以曹禺跨越两个时代，其创作水平显示了极大的不平衡性为核心，探讨了一个“知识者与文学被‘改造’的标本”。即“一位二十世纪中国的软弱的天才，怎样被一种更强大的意志与力量支配，一步一步地放弃自己的个人的话语方式，丧失独立思考、独立创造的能力，以至‘对不必恐惧的事物恐惧’，‘用虚伪的方式表达他的真诚’，以至到最后‘明白’的时候，人也‘废了’，不仅是身体的老残，更是心灵的残废。”
到《我的精神自传》一书，钱理群的“野心”更大，希望将之作为一部关于80年代以来的中国思想史、学术史、知识分子精神史的研究著作。他把自己作为一类知识分子放在了解剖台上，他以 人的内省，努力延续和丰富着数代人的精神谱系，复杂而天真，悲凉而炽热。
自传背后的精神剖白
《我的精神自传》中，钱理群先从剖析自己的家庭人手，因为这乃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命运的一个高度缩影。钱理群的父亲钱天鹤曾到美国康乃尔大学学农科，曾任国民党政府农业部常务司长；三哥担任过国民政府驻旧金山的领事。钱理群的另外一个哥哥一个姐姐加入了共产党，二姐夫丁毅是《白毛女》的作者之一。“历史就是这样，在20年代初中期大部分最优秀的知识分子站到国民党那边，三四十年代最优秀的到共产党这边来。”
而包括钱理群在内，钱家最小的三个孩子都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念的大学。小哥哥就读于清华大学，姐姐在北京师范大学，钱理群在北大。但三个人的分配去向都很典型地体现了这种家庭出身的人在解放后的命运——他们被分派到福建、新疆和贵州等地。
钱理群曾经在贵州安顺师范学校任教，从21岁到39岁，度过了自己最有活力的岁月，包括积极参加了文化大革命，“不仅曾在社会最底层经历了中国社会的大动乱，而且经历了从狂乱的迷信到清醒的自省的精神的大蜕变。”在文革后期，钱理群结合民间思想，试图从马克思、列宁那里寻找自己的思想资源。钱理群表示，如果自己还有一些理论根底，缘于他当时对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的阅读，而鲁迅著作则是其文革期间研究的另一个重点。
1978年，钱理群考研回到北大，带着丰富的生活经历闯入学术界。他首先遭遇的便是身份的错位。他失去了中年，由于他介入学术界是80年代，很长时期都被称作80年代的“青年学者”。后来突然发现他老了，又把他叫做“老教授”；钱理群遭遇的第二个尴尬是他这代人后来成为了中国学术的中坚力量，但是力不从心。
钱理群总结这代人的悲剧性：“尽管就个人才华、天赋而言，特别是后天努力、勤奋的程度，我们未必就一定逊于前辈与后人，但身受‘书读得越多越蠢’的时代思潮所造成的‘文化断裂’之害，致使我们中间很难出现大师、大家级的人物：非不愿、不为，乃不能也；而这‘不能’又确非自己的责任。”
钱理群表示，这种痛苦是别代人很难理解、体味的。
钱理群认为，他所面对的问题，对问题的思考、处理方式，以及产生的问题，包括遮蔽、失误等等，都具有一定的“典型性”。
“这一代人留给下一代人的遗言”
中国新闻周刊：你的导师王瑶说，“处在历史的进程中，要写出一本高质量的学术思想史或文化史还有很多困难。”你所涉及的问题有很多是正在进行时，有没有碰到困难?
钱理群：在中国要研究活着的人很困难，讲我自己就没关系了。我没有什么顾虑，我把自己全部都端出来，倒出来了。当然这些问题比较近，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被重新认识。它是一个开放性的文本。我并不是有什么现成的经验教训总结出来了，而是把这个过程讲出来，把还没有解决的问题拿出来和大家一起探讨。
中国新闻周刊：作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知识分子，你认为你这代人历史的位置在哪里?
钱理群：从1949年以后到文革是第一个时代。知识分子从追求民主、自由、平等这个理想出发，但最后走到了巴金所说的，“奴在心中”的结果。
到改革开放这20年以来，问题复杂得多。改革经济发展优先导致了两个结果，一个是人民生活水平改善，这是正面意义。一个导致了严重的两极分化，面临市场化带来的诱惑。
对于知识分子来讲，前一个时代是不管 你怎么改造也被排斥在体制之外。但是后一个时代，只要你愿意可以都进来。被利益收编，实际现在是形成了新的科举制度，比如评定职称。当把你内心的物质欲望全部焕发起来以后，那就是另一种形态的奴化。
中国新闻周刊：你对你这代人的评价是什么?
钱理群：我对这一代人的评价是不高的，包括我对自己的评价也是不高的。我们所做的贡献是有限的，具体来说就是这一代人没有出过大师，甚至连思想家都没有，理论家也没有。但是我们有比较丰富的人生经历和生命体验，既有底层生活经验又有上层生活经验，从某种意义上，比老一代还要丰富。
我经常说一个知识分子比较理想的境界就是脚踏大地，仰望星空。这一代人就有这个条件。我认为这是我们这一代人很好的传统。年轻人应该继承。
《我的精神自传》就是把我所经历的写下来，我预设的对象是青年中那些还在思考的年轻人，还在寻找自己道路的年轻人。
中国新闻周刊：但是精神传统的断裂，可能影响到的不是一代人，比如到80后，他们对历史的隔膜，对精神信仰的迷茫，已经无从找起甚至不想去找7。
钱理群：这确实是现在青年人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也许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我觉得青年人是善变的。他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人和动物不一样，会有精神方面的需求。我们成年人应该尽到自己的责任，当他们想追求的时候给他们提供资源。
我曾说得很悲壮，说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留给下一代人的遗言。总有一个时间这些年轻人要来关心这段历史。不要到时候他们说，你们什么都没有留下来，我们什么都不知道。那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失职。
中国新闻周刊：你一直说对年轻人有种还债的感觉，这个债是什么，能还清吗?
钱理群：所谓的欠债可能是我比较极端的一个想法，我觉得80后的很多问题跟我们这一代人都有关系。他们为什么不愿意去追求信仰，因为成年人都对他们说谎。我认为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的最大的标志就是有没有自我反思的能力、自我反省的欲望。所谓的欠债，是出于很强的一个反省能力，就是世界上的一切事情都和我有关系，这个理念也是受鲁迅影响的。
中国新闻周刊：你曾反复讲要有光明的底子，要从小打好精神的底子，为什么?
钱理群：和80年代的学者相比，我比他们都热情，甚至还都天真，都有活力，其中 重要的原因就是成长背景不一样。他们的成长背景是文革。我是1956年高中毕业，是新中国刚成立，我们国家处于蓬勃向上的革命的青春时代的 时期。我有过自由做梦的年代。所以我现在说要打好一个光明的底子。我就有一个非常光明的底子，就是一个充满了幻想、梦想和幸福感的底子。所以理想主义对于我来说不是一个偶然的东西，是我生命里本来就有的。我这一生从来没有觉得空虚过，一直都很充实。
中国新闻周刊：你现在还是一个坚持信仰的人吗?
钱理群：我现在看问题比较复杂化，不像以前那么简单，划清此岸和彼岸。信仰是属于彼岸的。彼岸的作用就是你虽然可能永远都达不到，但是它可以照亮此岸的黑暗，你可以保持批判的力量，你可以不断接近，但是也许永远达不到那个目标。
比如我从小就有一个信仰，这个信仰我现在还是坚持的，凡是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我都反对。我不但反对老师压迫学生，同时我也反对学生压迫老师。但同时我也清醒意识到我这个理想不能完全实现。
用鲁迅的话来说，就是永远的批判者，永远不满足于现状。
我宁可选择在边缘说中心的话。我很清楚自己的位置。我不幻想我这本书被大家都接受，只是要求允许我说话。
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因此有了最像样的个案。
在北大问起钱理群，最常见的回答是：噢，那个讲鲁迅的。
2002年6月27日，北京大学现代文学々业教授钱理群，在北大上完了最后一节课。钱理群做了告别式的总结，“我曾说过，自己是北大校园里的一只‘乌鸦’，经常说些不合时宜的话。理想主义的、具有批判性的，即所谓‘不大讲规矩’的知识分子、教授，在北京大学，以至整个日益功利化的中国大学校吲里，已经难以生存了。我也真该走了。”
钱理群从大学退到了中学，继续讲鲁迅。但听课的学生越来越少，一个学生对他说了实话：钱教授，我们不是不喜欢听你的课，而是因为你的课与高考无关，我们宁愿考上北大以后再来听。钱理群发现，一切不为应试服务的教育根本无立足之地，越是城市里的重点巾学越是如此。他的教育理想再一次落空。
钱理群认为，作为历次运动的幸存者，作为还可以发出一些声音的学者，对十那些曾被毁灭了的生命，对于沉默的大多数，自己多多少少有一科义务与责任。
他曾经在北大百年校庆的时候提出质疑：难道北大百年只有光荣，没有耻辱吗?钱理群表示：“知识分子作为历史的叙述者，他常常有意突出前者而抹杀后者，这样的对历史的遮蔽，就是知识分子的失职。”
2007年底，钱理群先后推出两部作品；一本由香港的牛津大学出版社中国有限公司出版，书名为《拒绝遗忘：1957年学研究笔记》；一本由广两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书名为《我的精神自传》。后者以钱理群的个人经历为典型研究对象，反省了近30年来，中国思想界、知识界、学术界所遭遇的大问题和大困境。
追寻文学背后的人生
80年代后期，钱理群与黄子平、陈平原共同提出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希望“探讨隐藏在大量的文学现象背后的人的生存境遇、体验与困惑，以显示一个历史时代人的生命涌动的轨迹。”他以关键年份为线索，考察了1949年前后半个世纪的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他从作家个体生命的特殊性人手，确信对特殊性的开掘越是深入，便越能揭示出生活在同一时代、处于同一大历史文化背景中，中国现代作家群体的某些一致、相似或相通。 他首先选择的是“1948年”。在《1948：天地玄黄》中，包括郭沫若、丁玲、萧军以及胡风、朱自清、沈从文等在内，每个人在历史转折点播下的种子，都预示了日后结出的迥异的命运之果。《大小舞台之间——曹禺戏剧新论》，则以曹禺跨越两个时代，其创作水平显示了极大的不平衡性为核心，探讨了一个“知识者与文学被‘改造’的标本”。即“一位二十世纪中国的软弱的天才，怎样被一种更强大的意志与力量支配，一步一步地放弃自己的个人的话语方式，丧失独立思考、独立创造的能力，以至‘对不必恐惧的事物恐惧’，‘用虚伪的方式表达他的真诚’，以至到最后‘明白’的时候，人也‘废了’，不仅是身体的老残，更是心灵的残废。”
到《我的精神自传》一书，钱理群的“野心”更大，希望将之作为一部关于80年代以来的中国思想史、学术史、知识分子精神史的研究著作。他把自己作为一类知识分子放在了解剖台上，他以 人的内省，努力延续和丰富着数代人的精神谱系，复杂而天真，悲凉而炽热。
自传背后的精神剖白
《我的精神自传》中，钱理群先从剖析自己的家庭人手，因为这乃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命运的一个高度缩影。钱理群的父亲钱天鹤曾到美国康乃尔大学学农科，曾任国民党政府农业部常务司长；三哥担任过国民政府驻旧金山的领事。钱理群的另外一个哥哥一个姐姐加入了共产党，二姐夫丁毅是《白毛女》的作者之一。“历史就是这样，在20年代初中期大部分最优秀的知识分子站到国民党那边，三四十年代最优秀的到共产党这边来。”
而包括钱理群在内，钱家最小的三个孩子都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念的大学。小哥哥就读于清华大学，姐姐在北京师范大学，钱理群在北大。但三个人的分配去向都很典型地体现了这种家庭出身的人在解放后的命运——他们被分派到福建、新疆和贵州等地。
钱理群曾经在贵州安顺师范学校任教，从21岁到39岁，度过了自己最有活力的岁月，包括积极参加了文化大革命，“不仅曾在社会最底层经历了中国社会的大动乱，而且经历了从狂乱的迷信到清醒的自省的精神的大蜕变。”在文革后期，钱理群结合民间思想，试图从马克思、列宁那里寻找自己的思想资源。钱理群表示，如果自己还有一些理论根底，缘于他当时对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的阅读，而鲁迅著作则是其文革期间研究的另一个重点。
1978年，钱理群考研回到北大，带着丰富的生活经历闯入学术界。他首先遭遇的便是身份的错位。他失去了中年，由于他介入学术界是80年代，很长时期都被称作80年代的“青年学者”。后来突然发现他老了，又把他叫做“老教授”；钱理群遭遇的第二个尴尬是他这代人后来成为了中国学术的中坚力量，但是力不从心。
钱理群总结这代人的悲剧性：“尽管就个人才华、天赋而言，特别是后天努力、勤奋的程度，我们未必就一定逊于前辈与后人，但身受‘书读得越多越蠢’的时代思潮所造成的‘文化断裂’之害，致使我们中间很难出现大师、大家级的人物：非不愿、不为，乃不能也；而这‘不能’又确非自己的责任。”
钱理群表示，这种痛苦是别代人很难理解、体味的。
钱理群认为，他所面对的问题，对问题的思考、处理方式，以及产生的问题，包括遮蔽、失误等等，都具有一定的“典型性”。
“这一代人留给下一代人的遗言”
中国新闻周刊：你的导师王瑶说，“处在历史的进程中，要写出一本高质量的学术思想史或文化史还有很多困难。”你所涉及的问题有很多是正在进行时，有没有碰到困难?
钱理群：在中国要研究活着的人很困难，讲我自己就没关系了。我没有什么顾虑，我把自己全部都端出来，倒出来了。当然这些问题比较近，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被重新认识。它是一个开放性的文本。我并不是有什么现成的经验教训总结出来了，而是把这个过程讲出来，把还没有解决的问题拿出来和大家一起探讨。
中国新闻周刊：作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知识分子，你认为你这代人历史的位置在哪里?
钱理群：从1949年以后到文革是第一个时代。知识分子从追求民主、自由、平等这个理想出发，但最后走到了巴金所说的，“奴在心中”的结果。
到改革开放这20年以来，问题复杂得多。改革经济发展优先导致了两个结果，一个是人民生活水平改善，这是正面意义。一个导致了严重的两极分化，面临市场化带来的诱惑。
对于知识分子来讲，前一个时代是不管 你怎么改造也被排斥在体制之外。但是后一个时代，只要你愿意可以都进来。被利益收编，实际现在是形成了新的科举制度，比如评定职称。当把你内心的物质欲望全部焕发起来以后，那就是另一种形态的奴化。
中国新闻周刊：你对你这代人的评价是什么?
钱理群：我对这一代人的评价是不高的，包括我对自己的评价也是不高的。我们所做的贡献是有限的，具体来说就是这一代人没有出过大师，甚至连思想家都没有，理论家也没有。但是我们有比较丰富的人生经历和生命体验，既有底层生活经验又有上层生活经验，从某种意义上，比老一代还要丰富。
我经常说一个知识分子比较理想的境界就是脚踏大地，仰望星空。这一代人就有这个条件。我认为这是我们这一代人很好的传统。年轻人应该继承。
《我的精神自传》就是把我所经历的写下来，我预设的对象是青年中那些还在思考的年轻人，还在寻找自己道路的年轻人。
中国新闻周刊：但是精神传统的断裂，可能影响到的不是一代人，比如到80后，他们对历史的隔膜，对精神信仰的迷茫，已经无从找起甚至不想去找7。
钱理群：这确实是现在青年人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也许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我觉得青年人是善变的。他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人和动物不一样，会有精神方面的需求。我们成年人应该尽到自己的责任，当他们想追求的时候给他们提供资源。
我曾说得很悲壮，说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留给下一代人的遗言。总有一个时间这些年轻人要来关心这段历史。不要到时候他们说，你们什么都没有留下来，我们什么都不知道。那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失职。
中国新闻周刊：你一直说对年轻人有种还债的感觉，这个债是什么，能还清吗?
钱理群：所谓的欠债可能是我比较极端的一个想法，我觉得80后的很多问题跟我们这一代人都有关系。他们为什么不愿意去追求信仰，因为成年人都对他们说谎。我认为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的最大的标志就是有没有自我反思的能力、自我反省的欲望。所谓的欠债，是出于很强的一个反省能力，就是世界上的一切事情都和我有关系，这个理念也是受鲁迅影响的。
中国新闻周刊：你曾反复讲要有光明的底子，要从小打好精神的底子，为什么?
钱理群：和80年代的学者相比，我比他们都热情，甚至还都天真，都有活力，其中 重要的原因就是成长背景不一样。他们的成长背景是文革。我是1956年高中毕业，是新中国刚成立，我们国家处于蓬勃向上的革命的青春时代的 时期。我有过自由做梦的年代。所以我现在说要打好一个光明的底子。我就有一个非常光明的底子，就是一个充满了幻想、梦想和幸福感的底子。所以理想主义对于我来说不是一个偶然的东西，是我生命里本来就有的。我这一生从来没有觉得空虚过，一直都很充实。
中国新闻周刊：你现在还是一个坚持信仰的人吗?
钱理群：我现在看问题比较复杂化，不像以前那么简单，划清此岸和彼岸。信仰是属于彼岸的。彼岸的作用就是你虽然可能永远都达不到，但是它可以照亮此岸的黑暗，你可以保持批判的力量，你可以不断接近，但是也许永远达不到那个目标。
比如我从小就有一个信仰，这个信仰我现在还是坚持的，凡是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我都反对。我不但反对老师压迫学生，同时我也反对学生压迫老师。但同时我也清醒意识到我这个理想不能完全实现。
用鲁迅的话来说，就是永远的批判者，永远不满足于现状。
我宁可选择在边缘说中心的话。我很清楚自己的位置。我不幻想我这本书被大家都接受，只是要求允许我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