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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中国电影的情况比较复杂。究竟该怎么看中国电影？有几个评价体系，各说各的。比如行政管理部门，以GDP来衡量，谈到所谓电影的繁荣，先说影片产量、银幕数量、票房收入（不是利润，只是营业额）等等。管理者最关心的是政绩，而在文化产业时代，政绩具体地转化成用GDP来说话，这几年电影每年有25%到35%的增长，这个行业说起来就很有面子。今年初正式公布的数字是，去年大陆市场全年票房为二十六点一亿元，可以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高纪录，同时，中国电影的海外收入是十九点一亿元，两项收入相加就是四十五亿元。再加上电影频道的广告收入——大概是十一到十二亿元，那么，今年电影的产出大概是六十五亿左右，这个数字比去年增长了大约20%。当然，这一数字还是留有余地的，比如故事片产量三百三十部，是截止到二○○六年十二月九日为止的统计。这样的强调增长，通过数字来看问题，是一种价值观。
但是，业内人士其实也都清楚，这些数字如果放在整个世界电影工业的背景里看，实际是很低的水平。例如韩国的人口是四千万，但仅仅前年的影院票房折合人民币就有六十八亿元，一部热门电影的观众人次可以达到一千多万，也就是全韩国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老百姓去看；我们最火的电影，比如《夜宴》，票房一点四亿元，已经是全年排行第二了，而在十三亿人当中，走进电影院的观众才六百万人，二百分之一不到。所以，如果做横向的比较，其实我们没有理由得意。再如香港地区，以前电影业最兴旺的时候，一年票房总收入曾经超过二十亿港币，现在的票房低了一些，降到八亿港币左右，但如果按人均来讲，香港电影的单片收入比内地还是高得多。
还有，作为产品，讲数字要讲投入与产出。比如大陆电影市场的票房份额，国产电影占55%，外国片占45%，听起来这很不简单。原先全世界能够以本土电影战胜美国电影的国家，大概只有印度一个，韩国直到去年、今年两年，才做到本土电影的市场占有量超过50%。在其他国家，都是美国电影占大头（这里不算那些根本不放美国片的国家如伊朗、朝鲜）。我们引进大片的前十年，也一直是国产影片不如好莱坞的，到二○○五年才首次比例倒过来。然而，具体看一看这个份额比例，各自是由多少产品创造出来的呢？根据WTO协议，内地一年只能进口二十部分账影片，即俗称的美国“大片”，再加上一点欧美“小片”，就是说，那将近一半的进口份额，只是几十部电影的票房。而去年和前年我们生产了六百多部电影，即使按放映年度算也有三四百部，同样的产出，产品却是将近十倍的数量。
再往下分析，二○○六年的二十六亿元票房中，十四亿元来自国产片，其中，票房排名前十的十部电影就占了大约八点五亿元，剩下三百多部片子的票房凑一块才五亿多。这也太悬殊了吧？实际的情况是，大量拍出来的电影并没有能进入电影院。导演协会做过一个统计，二○○五年实际进入电影院上映的国产电影只有四十五部。所以，数字是有意义的，但可以有不同的读解，把数字一加分析，电影工业发展不平衡的各种问题就浮出了水面。
为什么能在电影院上映的国产电影如此有限？因为，现在所有的票房都来自于若干条城市院线。这是些跨省跨城市的院线，例如北京，现在就是五条大院线分别占据着首都的各大影院。有人谈到，许多中小城市，像汾阳这样的地方已经没有电影院了。为什么会如此？实情就在于，不管三十个大中城市只占中国人口的比例多少，但是，只有城市里才拥有着有一定看电影消费能力的人群。像在北京，社会上多次出现抵制高票价、呼吁电影票降价的呼声，但是，进电影院看电影的人群其实不在乎这个问题，而且很多人都是一年看好多次电影。相反，在乎票价的人几乎不进电影院，不管怎样宣传一部电影有多好，他也照样不去。对于这个票房主要来源的观众群体，他们进电影院要看的东西，也就基本影响了电影投资的方向。
除了有票房的大片以外，现在国产电影实际上也是各种各样的。比如，每年我们都有一批并不在意票房的影片，是由于各种意识形态功利的需求而制作的，它们由各地政府或潜在的摊派企业掏钱，基本上不计回报，只求宣传效果，以最后能在大会堂开一个新闻发布会为最高目标。还有一类数量更多，投入五十万至八十万元人民币，用数码机器，就可以拍一部小电影——租一座别墅，花七天到十天拍完，再用七天到十天做后期。这样粗糙的作品，卖给院线人家不要，如果卖给电影频道，售价最低就是七十万元，如果你片子的成色好一点，还能有更多的收益，不但能保底，还有小赚。这种片子基本上是“北漂”们在做，一些小老板，跟电影八竿子打不着，发现这是一条财路，不需要任何资质和特别的批准。这些电影跟中国电影基本上没什么关系，却要占到年产量的一半甚至更多，就像报纸旮旯经常登的那种小广告：“给你支一个致富招儿。”拍烂电影已经成了中国大地上一门新的营生，有趣的是，恰恰是国家办的电影频道支撑了这样一种市场需求。
不过这类片子不能跟因为没有艺术院线而进不了影院的艺术片或文艺片混在一起——这是特别容易搞混杂的。将它们排除在外之后，那么，剩下还有五十部左右是比较严肃的，真正想表达一点什么，想按电影艺术规律来做的作品。我想，这些严肃的影片才应该是我们讨论的重心，或者说是我们最希望关注的电影，因为它们还能够代表一些思考，代表一些文化价值，或者说这样的电影还能从文化角度来看待。这一批电影同样是参差不齐的，有一些是瞄准了国际电影节，通过这样的途径来收回一点投资，特别是如果能够参加戛纳、威尼斯、柏林电影节的话，由此获得的海外收入大致可以补回几百万元的成本。有一些导演有一点名气，拍之前就可以有外资注入，来自外资的资金高一些的可能达到八百万至一千万元人民币，而且有这样背景的影片在电影节上获奖的可能性也会高一些。这些影片可以走国际片商的路线，如欧洲的艺术院线提供的收购价可能高到几十万美元。有些电影节对青年导演还设立一些鼓励措施，比如有一种方式，是给获奖影片导演的下一部电影一笔资金，作为制作费。总之，这些电影一定要通过在国外的运作，才能获得投资回报，包括回来再进入国内的院线，就靠在国际上的反响，应该说，我们现在比较有潜质的创作者，如果拍不到商业大片，基本上都被逼到了这条路上。
这就说到我们的院线，为什么不可能上映一些有文化、讲求艺术的电影？因为电影的真正市场化到现在为止才没有几年，还处于原始积累的状态。在原始积累期，对于电影院来说，一切以多卖出票为原则，这也顺理成章。因此，什么电影赚钱就演什么电影，只要来了一部赚钱的大片就拼命演，八个厅十个厅都放这一部。贾樟柯这次的行动应该说是很悲壮的事情。其实，我们这里的这种情况，全世界都不大有——一年当中，有几个档期好片子演不过来，另外的几个档期则没片子可演。其实，就是抢观众会进影院的时间热点所产生的暴利。
现在的问题是，这个原始积累期要持续多长？中国目前的电影放映场所，一部分是原来的国有电影院线，翻了个牌子；还有一类是民营院线，是企业家们进入电影发行领域试分一杯羹，比如大连万达院线现在已经覆盖全国，它就是大企业辟一个分支来做新行业，大家都知道它的主业是房地产，并不指望靠办院线赚多少钱。另外，情况最复杂的是电影院，目前全国有所谓一千多个银幕，今年可能扩大到三千多个银幕——现在不能再讲电影院的数目，因为好电影院都改多厅了——这些电影院中80% 为国有，就是以前资产属于当地区政府、市政府的电影院。对于这些电影院的经理来说，他们的目标，与独资的、外资的影院完全不一样。人家自己盖了影院，就准备在行业里长期营销，就像连锁超市一样，会考虑信誉、发展等等，是长线思路。而中国80%以上电影院的经理是国家干部，是三年任期制，对一个年轻经理来说，要在这三年内做到效益最大化，包括职工福利等等，都要做到最好，如果他的影院在同行当中效益最高，不光电影院的职工对他满意，下一步很可能他就会受到提拔。所以，在这个体制下的经营理念，当然与文化人所希望的有很大差距，仿佛他专门愿意演那些没有价值的东西似的。比如现在媒体批评《满城尽带黄金甲》搞垄断，但是，实际情况是三十一条院线一起在“垄断”，所有院线只演“黄金甲”，不演别的片子，那么，究竟是谁在垄断？并不是新画面公司，也不是电影局。所有院线只演一部电影，其实是每一个电影院都力争效益最大化之后，稀里糊涂地形成了一种合力所造成的垄断效果。
因此，我一直认为，院线也好，电影院也好，一定要转移为私有化的形式，或者说至少像现在北京世纪金源的星美那样采用股份制，既有国有股也有私有股，于是经营理念就会发生变化。可以预想，将来，在多个放映厅当中，专门为文艺电影开辟空间，一定主要是由理念和体制都比较先进的一些电影院来进行，但是，目前还不太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只要重要院线和电影院两级的老板不改变思维，中国电影文化的前景就不容乐观。
还有一条路，比如创办大学院线的可能性。在中国能不能办大学院线呢？在全国来说，开大学院线的最理想之处当然就在北京的海淀区，这是一个大学如此集中的地方。对此，我们不是没有尝试过，比如十多年前，我们把这一设想与海淀区发行公司的经理交流，能不能单独组织片源，找几家影院专演知识分子爱看的电影。谢飞老师还到国外打听过，比如把黑泽明的所有片子都租来大概要多少钱。这位经理对此很感兴趣，他就把这个方案上报给他的上级单位北京市发行公司，结果上级却认为他是想闹独立，不支持，说你要自己排片，那以后我们最卖座的片子就不供你。后来我们又想过直接去联络各大学管放电影的人，我们原本想象，他们一听说你要办一个大学院线，肯定特别高兴，结果根本不是如此，校园内那些能够放映电影的场所，甚至比街上的电影院对文化还更不感兴趣，因为它也有经营盈利的指标。由此我明白，不能以西方的理念来想象中国的事，这件事不是努力往前推进就可以成功的。其实，这才是文化电影所面临的一个大问题，而且，类似的问题远远不止于电影领域，只是恰好在电影问题上特别突出地呈现出来。
当然，这就也涉及到观众。我曾经在巴黎的晚上去看电影，巴黎最大的电影院有十八个厅，我去的那家是高蒙院线的，十个厅演不同层次的十部电影，时间是晚上十八点，结果影院前十个买票队伍几乎一样长，既有为新的美国大片而排的队伍，也有来看很实验的艺术影片的队伍。在这样的情况下，自然就不需要来讨论影院该放什么影片的问题，因为观众自己形成了选择的习惯。国内目前如果真的安排一家电影院专放艺术电影，顶多搞一个月就得黄。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在上海搞过一次艺术院线，结果，三个月以后就没有合适的影片可放了，向电影公司询问还有什么作品可以提供？电影公司的片库也没有。
电影的运营成本很高，我们还处在形成产业的初级阶段，以目前的资本和市场的成熟程度，都远远无法让投资者理性地将之承担起来，投资者都在冒险，盈利也是朝不保夕。中国的大片拍到目前这个程度，是一部片子要有四五个大明星砸进去，这是美国好莱坞都没有的做法。全国人口十三亿，就按二十元钱一张票计算，一个人一年看一次电影，收入就应该有二百六十亿元。但是，我们一年的票房才二十六亿元，等于每个人十年进一次电影院。于是乎，一次得凑四个以上的明星，不热闹到这种地步，就没人去看。于是投资者也是强努着投钱，而且主要靠香港地区几个大老板，其实，他们心里也明白，不是每部电影都这么做就一定能赚钱，但是，不砸这么多钱，就可能赔得更惨。连带着出现很多问题，比如档期、演员等等都得提前订。今年内地与香港两方面影界商量都希望搞一点自律，约定这种大片一年只拍一部，如果一年搞两三部，那局面就不可收拾了。那些明星参加大片，上戏之后自己都后悔，三代不同的明星怎么挤在一部戏里呢？其实，这么搞下去，这样的影片自己也会贬值，贬值之后，影界就不得不约束自己。但是，目前来讲，总体上仍然是投的钱越多就收入越多，特别是明星的市场效益还是很高，于是大片投资的热潮还退不下来，不管我们怎样骂，“大片经济”本身还是在上升，但是饱和点快到了，中国不可能更长期地支付这么大成本的影片。圈里的人也都知道，票房和实际收入的比例应该是三比一，票房要比投资高三倍才能算是赚钱。一部大片如果真的投资两三个亿，那么即使国内的票房收入超过《泰坦尼克号》的三点五亿，也未必就能够赚回成本。所以，大片繁荣的背后，其实并不一定有多么理想的效益。
当电影作为一个不成熟的产业走向成形的时候，体制就上升为主要问题、主要障碍了。比如说我们影片进口只有“中影”独家操持的体制，在世界上也是独一无二的。这种种方面考察起来比较庞杂，但却是现在实际发生的情况。对此，并不是说找到一个方法就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也并非从国外拿来现成的方法实行一下就能奏效。而是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包括观众在内，各方面逐步变化和改进。
但是，业内人士其实也都清楚，这些数字如果放在整个世界电影工业的背景里看，实际是很低的水平。例如韩国的人口是四千万，但仅仅前年的影院票房折合人民币就有六十八亿元，一部热门电影的观众人次可以达到一千多万，也就是全韩国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老百姓去看；我们最火的电影，比如《夜宴》，票房一点四亿元，已经是全年排行第二了，而在十三亿人当中，走进电影院的观众才六百万人，二百分之一不到。所以，如果做横向的比较，其实我们没有理由得意。再如香港地区，以前电影业最兴旺的时候，一年票房总收入曾经超过二十亿港币，现在的票房低了一些，降到八亿港币左右，但如果按人均来讲，香港电影的单片收入比内地还是高得多。
还有，作为产品，讲数字要讲投入与产出。比如大陆电影市场的票房份额，国产电影占55%，外国片占45%，听起来这很不简单。原先全世界能够以本土电影战胜美国电影的国家，大概只有印度一个，韩国直到去年、今年两年，才做到本土电影的市场占有量超过50%。在其他国家，都是美国电影占大头（这里不算那些根本不放美国片的国家如伊朗、朝鲜）。我们引进大片的前十年，也一直是国产影片不如好莱坞的，到二○○五年才首次比例倒过来。然而，具体看一看这个份额比例，各自是由多少产品创造出来的呢？根据WTO协议，内地一年只能进口二十部分账影片，即俗称的美国“大片”，再加上一点欧美“小片”，就是说，那将近一半的进口份额，只是几十部电影的票房。而去年和前年我们生产了六百多部电影，即使按放映年度算也有三四百部，同样的产出，产品却是将近十倍的数量。
再往下分析，二○○六年的二十六亿元票房中，十四亿元来自国产片，其中，票房排名前十的十部电影就占了大约八点五亿元，剩下三百多部片子的票房凑一块才五亿多。这也太悬殊了吧？实际的情况是，大量拍出来的电影并没有能进入电影院。导演协会做过一个统计，二○○五年实际进入电影院上映的国产电影只有四十五部。所以，数字是有意义的，但可以有不同的读解，把数字一加分析，电影工业发展不平衡的各种问题就浮出了水面。
为什么能在电影院上映的国产电影如此有限？因为，现在所有的票房都来自于若干条城市院线。这是些跨省跨城市的院线，例如北京，现在就是五条大院线分别占据着首都的各大影院。有人谈到，许多中小城市，像汾阳这样的地方已经没有电影院了。为什么会如此？实情就在于，不管三十个大中城市只占中国人口的比例多少，但是，只有城市里才拥有着有一定看电影消费能力的人群。像在北京，社会上多次出现抵制高票价、呼吁电影票降价的呼声，但是，进电影院看电影的人群其实不在乎这个问题，而且很多人都是一年看好多次电影。相反，在乎票价的人几乎不进电影院，不管怎样宣传一部电影有多好，他也照样不去。对于这个票房主要来源的观众群体，他们进电影院要看的东西，也就基本影响了电影投资的方向。
除了有票房的大片以外，现在国产电影实际上也是各种各样的。比如，每年我们都有一批并不在意票房的影片，是由于各种意识形态功利的需求而制作的，它们由各地政府或潜在的摊派企业掏钱，基本上不计回报，只求宣传效果，以最后能在大会堂开一个新闻发布会为最高目标。还有一类数量更多，投入五十万至八十万元人民币，用数码机器，就可以拍一部小电影——租一座别墅，花七天到十天拍完，再用七天到十天做后期。这样粗糙的作品，卖给院线人家不要，如果卖给电影频道，售价最低就是七十万元，如果你片子的成色好一点，还能有更多的收益，不但能保底，还有小赚。这种片子基本上是“北漂”们在做，一些小老板，跟电影八竿子打不着，发现这是一条财路，不需要任何资质和特别的批准。这些电影跟中国电影基本上没什么关系，却要占到年产量的一半甚至更多，就像报纸旮旯经常登的那种小广告：“给你支一个致富招儿。”拍烂电影已经成了中国大地上一门新的营生，有趣的是，恰恰是国家办的电影频道支撑了这样一种市场需求。
不过这类片子不能跟因为没有艺术院线而进不了影院的艺术片或文艺片混在一起——这是特别容易搞混杂的。将它们排除在外之后，那么，剩下还有五十部左右是比较严肃的，真正想表达一点什么，想按电影艺术规律来做的作品。我想，这些严肃的影片才应该是我们讨论的重心，或者说是我们最希望关注的电影，因为它们还能够代表一些思考，代表一些文化价值，或者说这样的电影还能从文化角度来看待。这一批电影同样是参差不齐的，有一些是瞄准了国际电影节，通过这样的途径来收回一点投资，特别是如果能够参加戛纳、威尼斯、柏林电影节的话，由此获得的海外收入大致可以补回几百万元的成本。有一些导演有一点名气，拍之前就可以有外资注入，来自外资的资金高一些的可能达到八百万至一千万元人民币，而且有这样背景的影片在电影节上获奖的可能性也会高一些。这些影片可以走国际片商的路线，如欧洲的艺术院线提供的收购价可能高到几十万美元。有些电影节对青年导演还设立一些鼓励措施，比如有一种方式，是给获奖影片导演的下一部电影一笔资金，作为制作费。总之，这些电影一定要通过在国外的运作，才能获得投资回报，包括回来再进入国内的院线，就靠在国际上的反响，应该说，我们现在比较有潜质的创作者，如果拍不到商业大片，基本上都被逼到了这条路上。
这就说到我们的院线，为什么不可能上映一些有文化、讲求艺术的电影？因为电影的真正市场化到现在为止才没有几年，还处于原始积累的状态。在原始积累期，对于电影院来说，一切以多卖出票为原则，这也顺理成章。因此，什么电影赚钱就演什么电影，只要来了一部赚钱的大片就拼命演，八个厅十个厅都放这一部。贾樟柯这次的行动应该说是很悲壮的事情。其实，我们这里的这种情况，全世界都不大有——一年当中，有几个档期好片子演不过来，另外的几个档期则没片子可演。其实，就是抢观众会进影院的时间热点所产生的暴利。
现在的问题是，这个原始积累期要持续多长？中国目前的电影放映场所，一部分是原来的国有电影院线，翻了个牌子；还有一类是民营院线，是企业家们进入电影发行领域试分一杯羹，比如大连万达院线现在已经覆盖全国，它就是大企业辟一个分支来做新行业，大家都知道它的主业是房地产，并不指望靠办院线赚多少钱。另外，情况最复杂的是电影院，目前全国有所谓一千多个银幕，今年可能扩大到三千多个银幕——现在不能再讲电影院的数目，因为好电影院都改多厅了——这些电影院中80% 为国有，就是以前资产属于当地区政府、市政府的电影院。对于这些电影院的经理来说，他们的目标，与独资的、外资的影院完全不一样。人家自己盖了影院，就准备在行业里长期营销，就像连锁超市一样，会考虑信誉、发展等等，是长线思路。而中国80%以上电影院的经理是国家干部，是三年任期制，对一个年轻经理来说，要在这三年内做到效益最大化，包括职工福利等等，都要做到最好，如果他的影院在同行当中效益最高，不光电影院的职工对他满意，下一步很可能他就会受到提拔。所以，在这个体制下的经营理念，当然与文化人所希望的有很大差距，仿佛他专门愿意演那些没有价值的东西似的。比如现在媒体批评《满城尽带黄金甲》搞垄断，但是，实际情况是三十一条院线一起在“垄断”，所有院线只演“黄金甲”，不演别的片子，那么，究竟是谁在垄断？并不是新画面公司，也不是电影局。所有院线只演一部电影，其实是每一个电影院都力争效益最大化之后，稀里糊涂地形成了一种合力所造成的垄断效果。
因此，我一直认为，院线也好，电影院也好，一定要转移为私有化的形式，或者说至少像现在北京世纪金源的星美那样采用股份制，既有国有股也有私有股，于是经营理念就会发生变化。可以预想，将来，在多个放映厅当中，专门为文艺电影开辟空间，一定主要是由理念和体制都比较先进的一些电影院来进行，但是，目前还不太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只要重要院线和电影院两级的老板不改变思维，中国电影文化的前景就不容乐观。
还有一条路，比如创办大学院线的可能性。在中国能不能办大学院线呢？在全国来说，开大学院线的最理想之处当然就在北京的海淀区，这是一个大学如此集中的地方。对此，我们不是没有尝试过，比如十多年前，我们把这一设想与海淀区发行公司的经理交流，能不能单独组织片源，找几家影院专演知识分子爱看的电影。谢飞老师还到国外打听过，比如把黑泽明的所有片子都租来大概要多少钱。这位经理对此很感兴趣，他就把这个方案上报给他的上级单位北京市发行公司，结果上级却认为他是想闹独立，不支持，说你要自己排片，那以后我们最卖座的片子就不供你。后来我们又想过直接去联络各大学管放电影的人，我们原本想象，他们一听说你要办一个大学院线，肯定特别高兴，结果根本不是如此，校园内那些能够放映电影的场所，甚至比街上的电影院对文化还更不感兴趣，因为它也有经营盈利的指标。由此我明白，不能以西方的理念来想象中国的事，这件事不是努力往前推进就可以成功的。其实，这才是文化电影所面临的一个大问题，而且，类似的问题远远不止于电影领域，只是恰好在电影问题上特别突出地呈现出来。
当然，这就也涉及到观众。我曾经在巴黎的晚上去看电影，巴黎最大的电影院有十八个厅，我去的那家是高蒙院线的，十个厅演不同层次的十部电影，时间是晚上十八点，结果影院前十个买票队伍几乎一样长，既有为新的美国大片而排的队伍，也有来看很实验的艺术影片的队伍。在这样的情况下，自然就不需要来讨论影院该放什么影片的问题，因为观众自己形成了选择的习惯。国内目前如果真的安排一家电影院专放艺术电影，顶多搞一个月就得黄。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在上海搞过一次艺术院线，结果，三个月以后就没有合适的影片可放了，向电影公司询问还有什么作品可以提供？电影公司的片库也没有。
电影的运营成本很高，我们还处在形成产业的初级阶段，以目前的资本和市场的成熟程度，都远远无法让投资者理性地将之承担起来，投资者都在冒险，盈利也是朝不保夕。中国的大片拍到目前这个程度，是一部片子要有四五个大明星砸进去，这是美国好莱坞都没有的做法。全国人口十三亿，就按二十元钱一张票计算，一个人一年看一次电影，收入就应该有二百六十亿元。但是，我们一年的票房才二十六亿元，等于每个人十年进一次电影院。于是乎，一次得凑四个以上的明星，不热闹到这种地步，就没人去看。于是投资者也是强努着投钱，而且主要靠香港地区几个大老板，其实，他们心里也明白，不是每部电影都这么做就一定能赚钱，但是，不砸这么多钱，就可能赔得更惨。连带着出现很多问题，比如档期、演员等等都得提前订。今年内地与香港两方面影界商量都希望搞一点自律，约定这种大片一年只拍一部，如果一年搞两三部，那局面就不可收拾了。那些明星参加大片，上戏之后自己都后悔，三代不同的明星怎么挤在一部戏里呢？其实，这么搞下去，这样的影片自己也会贬值，贬值之后，影界就不得不约束自己。但是，目前来讲，总体上仍然是投的钱越多就收入越多，特别是明星的市场效益还是很高，于是大片投资的热潮还退不下来，不管我们怎样骂，“大片经济”本身还是在上升，但是饱和点快到了，中国不可能更长期地支付这么大成本的影片。圈里的人也都知道，票房和实际收入的比例应该是三比一，票房要比投资高三倍才能算是赚钱。一部大片如果真的投资两三个亿，那么即使国内的票房收入超过《泰坦尼克号》的三点五亿，也未必就能够赚回成本。所以，大片繁荣的背后，其实并不一定有多么理想的效益。
当电影作为一个不成熟的产业走向成形的时候，体制就上升为主要问题、主要障碍了。比如说我们影片进口只有“中影”独家操持的体制，在世界上也是独一无二的。这种种方面考察起来比较庞杂，但却是现在实际发生的情况。对此，并不是说找到一个方法就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也并非从国外拿来现成的方法实行一下就能奏效。而是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包括观众在内，各方面逐步变化和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