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延安木刻，有两位版画家几乎是延安木刻的代名词，这就是古元和彦涵，这两位版画家也成了延安时期木刻版画的典型代表。
　　彦涵1916年7月出生于江苏连云港农村的一个贫穷家庭，后来由在上海经商的舅父的资助，于1935年考入林风眠担任校长的国立杭州艺专，师从法国留学回来的方干民学习素描水彩，并跟随国画家潘天寿学习中国画。抗战爆发后，他的人生道路发生了根本的改变，1938年夏，到了延安。在鲁艺经过三个月的培训学习，参加了鲁艺木刻工作团（木刻团只有四人：团长是胡一川，成员有彦涵、罗工柳和华山），奔赴太行山八路军抗日根据地，从此，以刻刀为武器，投入到抗日的宣传生活中。
　　在太行山的四年，彦涵为报纸做了大量的插图，还创作了许多木刻，最著名的作品是《彭德怀将军在前线》（1941）：彭德怀在前线手握望远镜，正聚精会神地观察敌情。这幅木刻版画，彭德怀本人也很喜欢，彭的夫人浦安修也来找彦涵索要了一张。之后，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也向彦涵要了一张。当时，罗瑞卿很欣赏彦涵，想提拔彦涵到政治部当宣传科的副科长，彦涵拒绝了，因为他还是喜欢画画，不想去机关，恐怕干不好。
　　1943年初，彦涵回到了延安。四年的太行山生活给了他太多的创作题材，回到延安的彦涵，在鲁艺当教员，生活安定了，也有了创作的环境，他也迎来了木刻创作上的高峰期。他刻的第一幅木刻是《當敌人搜山的时候》（1943），这幅作品也成了抗战木刻作品中的代表作。之后，他又创作了《不让敌人抢走粮食》、《来了亲人八路军》、《奋勇出击》等。
　　1949年夏，彦涵随同艾青、江丰参加了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文管会的接收工作，并参加了第一届全国文代会，迎来了新中国的成立。那一年，彦涵33岁，正是意气风发的年龄。稍后就跟随江丰回杭州接管了杭州艺专，之后又调回北京，担任中央美院教授，并调至中国美协。从新中国成立到1957年之前，彦涵是顺利的，是延安出来的版画家中的佼佼者。但1957年的反右运动，让彦涵厄运临头，他成为美术界以江丰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骨干成员，被打入了另册，承受了屈辱的人生。
　　彦涵之所以被打成“右派”，直接原因是在“整风”过程中替江丰辩护，从延安时代起，江丰就非常器重彦涵，新中国成立后，江丰不管是南下接收杭州艺专，还是回到北京中央美院，都是带着彦涵。当然，彦涵为江丰辩护，不仅仅是基于这种“知遇”之情，更是出于仗义执言。据说在周扬主持的文联党组划定右派的会上，先讨论古元的问题，认为古元在“整风”座谈会上发言有错误，但还够不上右派，决定不划，给了党内处分。接着讨论彦涵，一些人说彦涵和古元的问题差不多，古元不划，彦涵也不应该划。更有人为彦涵说情：两个人都留下来吧。但是，周扬说：彦涵不行。两个人不要都划，也不能都留，只能留一个划一个。于是，“老实人古元”被留下了，彦涵被打成右派。
　　在“反右”运动中被批斗的日子里，彦涵创作了木刻《老羊倌》。他创作的这幅《老羊倌》木刻作品。画面上，陕北牧羊老人怀抱着小羊羔，面向天空，俯身前往，神情中充满了善良和喜悦。彦涵说，他在刻画这幅作品时，好像忘掉了个人的痛苦，和老羊倌息息相通，和老羊倌笑在一起。
　　彦涵的木刻在新中国成立后直到“文革”，即便在厄运屈辱的日子里，他始终没停下木刻创作，但他最好的作品，就是这一幅《老羊倌》。
　　“文革”后的彦涵迎来人生和木刻的新生。
　　感谢苦难，彦涵的生命力和创作力都是很强的人。晚年的彦涵，创作了许多很有现代意味的木刻作品，在版画风格和表现上与彦涵的“延安版画”判若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