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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宽容的实用哲学思想，支撑着一个小而多样化的国家，
能够始终与人和平共处。”
刚出苏黎世机场，就接到一份瑞士外国人办公室鲁斯阿姨递过来的行程单。长达数页，居然是以15分钟计的，最多的一天要跑三个城市。接下来的一周，我几乎是小跑着才完成了这趟行程。
鲁斯阿姨来自瑞士德语区，这里的人更是龟毛的瑞士人里的极品。文具店里最热销的是那种带日历的笔记本，每天几点到几点干什么，要提前写在本子上。对于瑞士人来说，生活就是完成本子上的计划。每工作4个小时，约有15分钟可以休息或者喝咖啡;累计工作8小时，就有30分钟的休息。虽然绝对工作时长短，假期多，但是工作效率却很高。每个员工每周都需要把自己做过的事情条分缕析地列出来，精确到每小时甚至每10分钟，以便人力部门能精准地考核，并判断哪些工作是有效率的，哪些工作是效率低下应当剔除的。
行程的首站是首都伯尔尼，离苏黎世一个小时车程。到达伯尔尼已是夜晚，石头砌的建筑不高耸，但体量感很强，里面透出来的昏暗的灯光需要放大瞳孔才能看清。路同样是石头铺的，走起来深一脚浅一脚，对双腿并不友好。
瑞士人严守秩序的结果，就是夜晚的街上一个人都没有。因为除了车站内的商店外，所有商店都在下班的同一时间关门，只有一些商店会在周四延长一个小时的营业时间（追问瑞士人后也没有说清为什么是周四），这导致瑞士人下班之后除了回家没有其他选项。
瑞士人发明了瑞士。就像他们擅长制造的钟表一样，瑞士人始终按自己的节奏前进。关于瑞士国名，有几种解读。一种解读认为，在德语中，瑞士全名为“Schweizerische Eidgenossenschaft”，可以简单地将其翻译为“瑞士联邦”，但该词实际意为“几个具有手足情意的男人站在田野上，发誓维持彼此之间永恒的合作和友谊关系”。总之，在发明瑞士之前，瑞士人先发明了自己。
在瑞士人看来，秩序就是维持系统运转的良方。瑞士人不仅自己将守秩序奉为信仰，也以此培训初来乍到的新人。欧洲核子研究组织（CERN）的宿舍楼里有一间很大的公用厨房，里面一尘不染，墙上贴着“须知”，如不得在周末使用割草机、不得在夜里10点之后冲马桶等。
在滑雪胜地圣莫里茨，我们遇到一位来自瑞士意大利语区的导游。这里只有冬季营业，他有半年住在意大利，和乔治·克鲁尼离得很近。他说起意大利人的办事效率时摊手又摇头，吐槽在邮局被他们的混乱耽误了一个小时。
瑞士不仅海拔比法国、意大利、德国这几个邻国高，收入也高，物价更是高了两三倍。法国和德国人在边境开设超市，吸引了很多瑞士人去购物。但有些瑞士人特别是老年人对此很不以为然，在他们看来，把税交给瑞士才是理所应当。同行的翻译是旅居瑞士多年的中国人，他说有一次做了酱肘子送给一位年长的同事，对方先要问清猪肉是不是瑞士产的，否则就不吃。
瑞士聯邦政府规定，只有80%以上零部件都在瑞士生产的产品才有资格叫做“瑞士制造”。 如此严苛的标准为“瑞士制造”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品牌价值。手表、军刀、装饰品等产品上随处可见瑞士国旗的图案，世界上除了美国的星条旗外，大概只有瑞士可以让国旗的设计具有商业价值。
瑞士制造不仅包括有形的物品，还包括无形的制度。久负盛名或者说屡遭诟病的银行保密系统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瑞士法律规定，禁止银行职员将顾客信息泄露给第三方（包括政府当局）。如果触犯了这条法律，将会被判刑，也绝不可能再在金融界任职。而且，瑞士银行的账户一律是数字命名，除了具体操作人员，无人知晓账户属于何人。正因如此，瑞士银行曾被称为犯罪者的温床。
德国海关在与瑞士交界的国境上配备了经过特殊训练的警犬。这种警犬不同于一般的缉毒犬，而是能嗅出藏在汽车行李箱中的钞票的“钞票犬”。身负阻止黑钱流通的重任的它们被称为“小白”，能嗅出欧元、瑞士法郎和美元的钞票捆。瑞士的国境线上活跃着多只这样的钞票犬。
在瑞士，偷税严格意义上并不算刑事犯罪，是可以被当做过失来处理的。位于瑞士与意大利边境线上的小城卢加诺曾被称为“逃税之窗”，那里甚至有一座“走私博物馆”。这座博物馆里收藏着瑞士唯一一艘潜水艇，尽管瑞士是一个没有海的国度。这艘潜水艇曾经往返于瑞士和意大利之间的日内瓦湖运送钞票，后来它被税务机关没收。
不知是不是为了方便现钞运输，瑞士的最大现金面额是1000瑞郎（约相当于6900人民币）。不过这种面额的纸币在瑞士商店内很可能会被拒收，因为营业员通常碰到的最大面额是100瑞郎，200的都少见，更别说1000的，没法辨别真伪。
在瑞士，大学升学率不足20%，而且还包括了高等专科学校这类，所以进入真正综合性大学的，10个人中只有一个人而已。很多孩子在小学的高年级阶段就已经决定了自己将来的道路，只有少部分人才会去读专门为了升大学而设立的中学。
在生产食品机械的布勒集团，我们采访了一个18岁的学徒罗宾。学徒有三年制，也有四年制，取决于工作的复杂程度，像机械制图、数控机床这些就需要四年。学徒期间的收入虽没有正式人员高。罗宾14岁当学徒，月薪700瑞郎（4800人民币），第二年900瑞郎（6200人民币），第三年1100瑞郎（7500人民币），第四年1300瑞郎（8900人民币）。他现在已学徒期满，就变成4200瑞郎（合人民币29000元）。职业教育结束后，可以正式就业，也可以就读应用科技类大学。罗宾打算留在布勒，这里工资虽然不是最高的，但毕竟是大公司，而且还有出国交流的机会。 如果不当学徒，先读普通高中，再读大学，大概21岁毕业，起薪是6000瑞郎，合人民币41000元。2014年，瑞士人平均税后月收入7176瑞郎，约合人民币5万元，大概是美国人平均月收入的两倍。
瑞士是当仁不让的聚合之地。国际红十字会、联合国、国际劳工局、世界卫生组织和基督教普世教会协都在这里设立了永久会址。这里40%的人口是外国人。联合国日内瓦分部雇佣了24名全职人员，他们的职责仅仅是在一个部门与另一个部门之间传递档案、信函。很多大公司都选择苏黎世作为总部所在，据说原因是“欧美高管都不会拒绝调往瑞士工作”。
日内瓦城上刻着“避难之城”的字样。这座城市收留过许多流亡者，既有新教教徒，也有俄国的革命者;既有逃亡的专制暴君，也有反抗过他们的志士。如今，瑞士还是安乐死法律最宽松的国家之一，许多人从欧洲各地赶来赴死。
许多欧美人都向往瑞士。法国作家雨果曾在给女友的信中描述卢塞恩：“每块岩石是一个字母，每片湖水是一个句子，每个村庄是一个重音号。千百年的叙述像缕缕细烟四处飘荡。这是瑞士的历史。”
对自己的国家“满怀深情的厌倦”的瑞士人自己却酷爱旅行。“他们并不梦想挣脱她的束缚，离开她去寻找更好的居所，相反的，他们以纵横不绝的四处旅行来寻找刺激。”
作为融合的产物的“瑞士艺术”却让人觉得有些矛盾。尽管很多艺术家成名之后来到瑞士，瑞士本土也有许多冉冉升起的艺术大师，但很多艺术家特别是现代艺术家都尽量避免自己的瑞士身份。建筑师设计师勒·柯布西耶1930年成为法国公民，画家克莱认为自己既是瑞士人也是德国人，贾科梅蒂生于瑞士死于瑞士，但卻在法国完成最重要的工作。瑞士当代剧作家赫利曼曾这样阐述自己为何要在异乡书写故乡的故事：审美要隔着一定的距离，你对一些事情的看法反而会更清楚，如果完全深陷材料中，你反而无法创作。
瑞士人深入骨髓的，是对实用主义的完美运用。与欧洲邻国相比，瑞士没有高贵的皇室成员来充当其艺术赞助人。他们认为，有钱就应该拿去做一些有用的事情。在瑞士，只有建筑才是表现艺术的形式，因为只有建筑可以把美学价值与实用性很好地融为一体。
瑞士人的创新在于细微之处。如为卡车装排污检测仪，以落实“谁排放谁买单”;通过实验室科技模拟细胞装置，把其他国家用于人体试验的成本降到最低;模拟高原环境，为体育训练提供科技支持。
瑞士人始终都在寻找一种共存共生的可能性。瑞士像一位温和内敛的女子，无论面对何种情境，她都能低声说出“我知道了”，然后温柔地加上一句：在这儿坐一下，我去看看能给你拿点儿什么过来。他们在高档住宅之间留下了许多宽阔的空地，富人与农人以及脖子上挂着铃铛的奶牛和山羊相安无事。正如《创新的国度：瑞士制造》所总结的：“以宽容的实用哲学思想，支撑着一个小而多样化的国家，能够始终与人和平共处。”
葬在日内瓦的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曾写道：“巴黎始终意识到自己是巴黎，自尊的伦敦知道自己是伦敦，日内瓦却几乎不知道自己是日内瓦。”正是这个不知道自己特色的国度，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来到这里。就像博尔赫斯所写的：“我知道我总要回日内瓦的，也许是在肉体死亡以后。”
能够始终与人和平共处。”
刚出苏黎世机场，就接到一份瑞士外国人办公室鲁斯阿姨递过来的行程单。长达数页，居然是以15分钟计的，最多的一天要跑三个城市。接下来的一周，我几乎是小跑着才完成了这趟行程。
鲁斯阿姨来自瑞士德语区，这里的人更是龟毛的瑞士人里的极品。文具店里最热销的是那种带日历的笔记本，每天几点到几点干什么，要提前写在本子上。对于瑞士人来说，生活就是完成本子上的计划。每工作4个小时，约有15分钟可以休息或者喝咖啡;累计工作8小时，就有30分钟的休息。虽然绝对工作时长短，假期多，但是工作效率却很高。每个员工每周都需要把自己做过的事情条分缕析地列出来，精确到每小时甚至每10分钟，以便人力部门能精准地考核，并判断哪些工作是有效率的，哪些工作是效率低下应当剔除的。
行程的首站是首都伯尔尼，离苏黎世一个小时车程。到达伯尔尼已是夜晚，石头砌的建筑不高耸，但体量感很强，里面透出来的昏暗的灯光需要放大瞳孔才能看清。路同样是石头铺的，走起来深一脚浅一脚，对双腿并不友好。
瑞士人严守秩序的结果，就是夜晚的街上一个人都没有。因为除了车站内的商店外，所有商店都在下班的同一时间关门，只有一些商店会在周四延长一个小时的营业时间（追问瑞士人后也没有说清为什么是周四），这导致瑞士人下班之后除了回家没有其他选项。
瑞士人发明了瑞士。就像他们擅长制造的钟表一样，瑞士人始终按自己的节奏前进。关于瑞士国名，有几种解读。一种解读认为，在德语中，瑞士全名为“Schweizerische Eidgenossenschaft”，可以简单地将其翻译为“瑞士联邦”，但该词实际意为“几个具有手足情意的男人站在田野上，发誓维持彼此之间永恒的合作和友谊关系”。总之，在发明瑞士之前，瑞士人先发明了自己。
在瑞士人看来，秩序就是维持系统运转的良方。瑞士人不仅自己将守秩序奉为信仰，也以此培训初来乍到的新人。欧洲核子研究组织（CERN）的宿舍楼里有一间很大的公用厨房，里面一尘不染，墙上贴着“须知”，如不得在周末使用割草机、不得在夜里10点之后冲马桶等。
在滑雪胜地圣莫里茨，我们遇到一位来自瑞士意大利语区的导游。这里只有冬季营业，他有半年住在意大利，和乔治·克鲁尼离得很近。他说起意大利人的办事效率时摊手又摇头，吐槽在邮局被他们的混乱耽误了一个小时。
瑞士不仅海拔比法国、意大利、德国这几个邻国高，收入也高，物价更是高了两三倍。法国和德国人在边境开设超市，吸引了很多瑞士人去购物。但有些瑞士人特别是老年人对此很不以为然，在他们看来，把税交给瑞士才是理所应当。同行的翻译是旅居瑞士多年的中国人，他说有一次做了酱肘子送给一位年长的同事，对方先要问清猪肉是不是瑞士产的，否则就不吃。
瑞士聯邦政府规定，只有80%以上零部件都在瑞士生产的产品才有资格叫做“瑞士制造”。 如此严苛的标准为“瑞士制造”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品牌价值。手表、军刀、装饰品等产品上随处可见瑞士国旗的图案，世界上除了美国的星条旗外，大概只有瑞士可以让国旗的设计具有商业价值。
瑞士制造不仅包括有形的物品，还包括无形的制度。久负盛名或者说屡遭诟病的银行保密系统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瑞士法律规定，禁止银行职员将顾客信息泄露给第三方（包括政府当局）。如果触犯了这条法律，将会被判刑，也绝不可能再在金融界任职。而且，瑞士银行的账户一律是数字命名，除了具体操作人员，无人知晓账户属于何人。正因如此，瑞士银行曾被称为犯罪者的温床。
德国海关在与瑞士交界的国境上配备了经过特殊训练的警犬。这种警犬不同于一般的缉毒犬，而是能嗅出藏在汽车行李箱中的钞票的“钞票犬”。身负阻止黑钱流通的重任的它们被称为“小白”，能嗅出欧元、瑞士法郎和美元的钞票捆。瑞士的国境线上活跃着多只这样的钞票犬。
在瑞士，偷税严格意义上并不算刑事犯罪，是可以被当做过失来处理的。位于瑞士与意大利边境线上的小城卢加诺曾被称为“逃税之窗”，那里甚至有一座“走私博物馆”。这座博物馆里收藏着瑞士唯一一艘潜水艇，尽管瑞士是一个没有海的国度。这艘潜水艇曾经往返于瑞士和意大利之间的日内瓦湖运送钞票，后来它被税务机关没收。
不知是不是为了方便现钞运输，瑞士的最大现金面额是1000瑞郎（约相当于6900人民币）。不过这种面额的纸币在瑞士商店内很可能会被拒收，因为营业员通常碰到的最大面额是100瑞郎，200的都少见，更别说1000的，没法辨别真伪。
在瑞士，大学升学率不足20%，而且还包括了高等专科学校这类，所以进入真正综合性大学的，10个人中只有一个人而已。很多孩子在小学的高年级阶段就已经决定了自己将来的道路，只有少部分人才会去读专门为了升大学而设立的中学。
在生产食品机械的布勒集团，我们采访了一个18岁的学徒罗宾。学徒有三年制，也有四年制，取决于工作的复杂程度，像机械制图、数控机床这些就需要四年。学徒期间的收入虽没有正式人员高。罗宾14岁当学徒，月薪700瑞郎（4800人民币），第二年900瑞郎（6200人民币），第三年1100瑞郎（7500人民币），第四年1300瑞郎（8900人民币）。他现在已学徒期满，就变成4200瑞郎（合人民币29000元）。职业教育结束后，可以正式就业，也可以就读应用科技类大学。罗宾打算留在布勒，这里工资虽然不是最高的，但毕竟是大公司，而且还有出国交流的机会。 如果不当学徒，先读普通高中，再读大学，大概21岁毕业，起薪是6000瑞郎，合人民币41000元。2014年，瑞士人平均税后月收入7176瑞郎，约合人民币5万元，大概是美国人平均月收入的两倍。
瑞士是当仁不让的聚合之地。国际红十字会、联合国、国际劳工局、世界卫生组织和基督教普世教会协都在这里设立了永久会址。这里40%的人口是外国人。联合国日内瓦分部雇佣了24名全职人员，他们的职责仅仅是在一个部门与另一个部门之间传递档案、信函。很多大公司都选择苏黎世作为总部所在，据说原因是“欧美高管都不会拒绝调往瑞士工作”。
日内瓦城上刻着“避难之城”的字样。这座城市收留过许多流亡者，既有新教教徒，也有俄国的革命者;既有逃亡的专制暴君，也有反抗过他们的志士。如今，瑞士还是安乐死法律最宽松的国家之一，许多人从欧洲各地赶来赴死。
许多欧美人都向往瑞士。法国作家雨果曾在给女友的信中描述卢塞恩：“每块岩石是一个字母，每片湖水是一个句子，每个村庄是一个重音号。千百年的叙述像缕缕细烟四处飘荡。这是瑞士的历史。”
对自己的国家“满怀深情的厌倦”的瑞士人自己却酷爱旅行。“他们并不梦想挣脱她的束缚，离开她去寻找更好的居所，相反的，他们以纵横不绝的四处旅行来寻找刺激。”
作为融合的产物的“瑞士艺术”却让人觉得有些矛盾。尽管很多艺术家成名之后来到瑞士，瑞士本土也有许多冉冉升起的艺术大师，但很多艺术家特别是现代艺术家都尽量避免自己的瑞士身份。建筑师设计师勒·柯布西耶1930年成为法国公民，画家克莱认为自己既是瑞士人也是德国人，贾科梅蒂生于瑞士死于瑞士，但卻在法国完成最重要的工作。瑞士当代剧作家赫利曼曾这样阐述自己为何要在异乡书写故乡的故事：审美要隔着一定的距离，你对一些事情的看法反而会更清楚，如果完全深陷材料中，你反而无法创作。
瑞士人深入骨髓的，是对实用主义的完美运用。与欧洲邻国相比，瑞士没有高贵的皇室成员来充当其艺术赞助人。他们认为，有钱就应该拿去做一些有用的事情。在瑞士，只有建筑才是表现艺术的形式，因为只有建筑可以把美学价值与实用性很好地融为一体。
瑞士人的创新在于细微之处。如为卡车装排污检测仪，以落实“谁排放谁买单”;通过实验室科技模拟细胞装置，把其他国家用于人体试验的成本降到最低;模拟高原环境，为体育训练提供科技支持。
瑞士人始终都在寻找一种共存共生的可能性。瑞士像一位温和内敛的女子，无论面对何种情境，她都能低声说出“我知道了”，然后温柔地加上一句：在这儿坐一下，我去看看能给你拿点儿什么过来。他们在高档住宅之间留下了许多宽阔的空地，富人与农人以及脖子上挂着铃铛的奶牛和山羊相安无事。正如《创新的国度：瑞士制造》所总结的：“以宽容的实用哲学思想，支撑着一个小而多样化的国家，能够始终与人和平共处。”
葬在日内瓦的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曾写道：“巴黎始终意识到自己是巴黎，自尊的伦敦知道自己是伦敦，日内瓦却几乎不知道自己是日内瓦。”正是这个不知道自己特色的国度，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来到这里。就像博尔赫斯所写的：“我知道我总要回日内瓦的，也许是在肉体死亡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