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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寇倭魔爪舞湘乡，掳我父亲烧我房。抗敌大哥前线死，逃奸伯母水中亡。南疆北域张恢网，黑水黄河葬恶狼，今日妖氛犹未净，家仇国恨怎能忘。”湘乡一位受害的耄耋老者撰写的七律，真实记录了日本军国主义者对湖南狂轰滥炸、杀人放火、奸淫掳掠的罪恶事实。八年抗战，直接造成湖南无辜平民伤亡262万多人，财产损失12万多亿元（法币），间接损失与伤害则无法估量。
日机狂轰滥炸，城不再是城，村不再是村，满眼废墟，难民成群
长沙是湖南省会，也是中国军队第九战区长官部所在地，自然成了日军飞机轰炸的重点之一。据1946年12月湖南省政府统计室编印的《日军飞机轰炸地区表》，1937年7月起，长沙开始遭到日军飞机的轰炸。
1938年8月17日上午，18架日军飞机3架一组，呈品字形，对长沙进行狂轰滥炸、机枪扫射。顿时，火光冲天，浓烟滚滚，中山路、宝南街等20余处繁华市区和南门外东瓜山、中六铺一带贫民区哀鸿遍地，惨不忍睹。这次轰炸，日机共投弹120多枚，炸毁民房、商店300余栋，炸死民众833人。是长沙遭受100多次轰炸中范围最大、死伤最多、损失最惨重的一次。
日机轰炸不分时间、不分场合、不分军民，连文化教育机关、文物古迹等都不放过。1941年8月，湖南省防空司令部在《湖南省空袭概况》中，对此特别标注：“学校多成轰炸目标，充分表现敌机之兽性”。据湖南省防空司令部统计，日机轰炸湖南共计686次，炸死民众13322人、炸伤14864人，炸毁房屋66685栋。而据近年有关专家学者考证研究，八年抗战期间，日军飞机共轰炸了湖南59个市县、轰炸次数不少于1630次。
日军杀人放火，制造的惨案骇人听闻，白骨垒垒，血流成河
抗日战争期间，日本军国主义者的铁蹄践踏了大半个湖南，他们嗜杀成性，制造了一系列令人发指的重大血案。
1940年秋冬之际，日军指挥机关竟丧心病狂地下令：“凡是敌人区域内的人，不问男女老幼，应全部杀死，所有房屋，应一律烧毁，所有粮秣，其不能运输的，亦一律烧毁，锅碗要一律打碎，井要一律掩埋或投入毒药……”
1943年5月5日，日军集结第3师团、第13师团、独立混成第17旅团等部重兵，向驻防洞庭湖西北地区的中国军队发动了疯狂的进攻。8日，日军包围了厂窖大垸（今属益阳南县）。中国守军第七十三军主力1万多人和武汉、长沙、安乡、华容等沦陷区难民2万多人，加上本地15000名居民，除少数突围逃出外，绝大多数被合围在这个东西宽约5公里、南北约长10公里的陀螺形口袋中。9日上午，日军指挥官下达了屠杀命令：“当杀人时，应尽可能将其聚集在一块地方，节省子弹和劳力”“无论什么时候，须以不令一兵漏网，全部歼灭，不留痕迹为主旨。”短短3天时间，日军共屠杀我同胞3万余人，还有3000多人被打伤致残，制造了一个仅次于南京大屠杀的大惨案。当时，报纸称日军的这次大屠杀“堪比扬州十日”。
此外，日军在岳阳新墙、临湘洪山、湘阴营田、新化洋溪等地制造屠杀惨案多达130余起，杀害我同胞乡亲57万多人，涉及67个市县。
日军使用细菌战、毒气战，灭绝人性，贻害至深
日军公然蔑视国际法，不仅对中国军队大量、频繁地使用毒气，而且对手无寸铁的无辜平民也使用毒气，甚至在常德附近投放鼠疫细菌，实施了灭绝人性的生物化学战。
1941年9月中旬，日军进攻湘阴周家嘴时，发现24个村民躲进了洞内，即用棉絮堵住洞口，再注入毒气，将村民全部毒死洞中。1944年11月3日，日军到道县楼田村骚扰，发现村民躲在黑岩洞中，便用风车向洞内吹燃烧的干辣椒和化学毒物，致568人中毒死亡。
最令人发指的，还是日军第731部队远征队和总部设在南京的“荣”字第1644部队，联手对常德及其周边地区发动的惨无人道的细菌攻击。1941年11月4日，“早上六时许，……日寇飞机一架由东向西低飞，在常德市上空盘旋，……在市内鸡鹅巷、关庙街、法院街、高山巷以及东门外五铺街、水府庙一带，投下大量的谷、麦、豆子、高粱和烂棉絮块、碎布条、稻草屑等物。”11月12日，家住城中关庙街的蔡桃儿被送至广德医院，经多方抢救无效死亡，此时距发病时间仅36小时。蔡桃儿是第一个有记录的鼠疫受害者。
鼠疫不仅在常德城区肆虐，而且向周边地区蔓延。日军对此进行了跟踪。《井本日记》记载：“常德附近开始菌疫流行，至25日已发现患者44例，死亡40人。1942年鼠疫再度流行，仅这年就有患者76例，死亡66人，共计死亡106人。”20世纪90年代，美国、日本、中国等国专家学者对此进行了实地调查，经过大量走访、取证，得出了1941年11月鼠疫流行两年，常德受害者达七千多人的结论。这就是2002年8月常德诉讼团向日本呈交的“7643人的死亡名单”，受害区域波及13个县、70个乡、486个村，其中因疫死亡30人以上的村子多达60余个。
日军侵湘罪行累累，罄竹难书。其疯狂恶行不仅直接给湖南造成了巨大的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而且导致生态环境急剧恶化，“鱼米之乡”连年瘟疫流行，灾民饿殍载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日机狂轰滥炸，城不再是城，村不再是村，满眼废墟，难民成群
长沙是湖南省会，也是中国军队第九战区长官部所在地，自然成了日军飞机轰炸的重点之一。据1946年12月湖南省政府统计室编印的《日军飞机轰炸地区表》，1937年7月起，长沙开始遭到日军飞机的轰炸。
1938年8月17日上午，18架日军飞机3架一组，呈品字形，对长沙进行狂轰滥炸、机枪扫射。顿时，火光冲天，浓烟滚滚，中山路、宝南街等20余处繁华市区和南门外东瓜山、中六铺一带贫民区哀鸿遍地，惨不忍睹。这次轰炸，日机共投弹120多枚，炸毁民房、商店300余栋，炸死民众833人。是长沙遭受100多次轰炸中范围最大、死伤最多、损失最惨重的一次。
日机轰炸不分时间、不分场合、不分军民，连文化教育机关、文物古迹等都不放过。1941年8月，湖南省防空司令部在《湖南省空袭概况》中，对此特别标注：“学校多成轰炸目标，充分表现敌机之兽性”。据湖南省防空司令部统计，日机轰炸湖南共计686次，炸死民众13322人、炸伤14864人，炸毁房屋66685栋。而据近年有关专家学者考证研究，八年抗战期间，日军飞机共轰炸了湖南59个市县、轰炸次数不少于1630次。
日军杀人放火，制造的惨案骇人听闻，白骨垒垒，血流成河
抗日战争期间，日本军国主义者的铁蹄践踏了大半个湖南，他们嗜杀成性，制造了一系列令人发指的重大血案。
1940年秋冬之际，日军指挥机关竟丧心病狂地下令：“凡是敌人区域内的人，不问男女老幼，应全部杀死，所有房屋，应一律烧毁，所有粮秣，其不能运输的，亦一律烧毁，锅碗要一律打碎，井要一律掩埋或投入毒药……”
1943年5月5日，日军集结第3师团、第13师团、独立混成第17旅团等部重兵，向驻防洞庭湖西北地区的中国军队发动了疯狂的进攻。8日，日军包围了厂窖大垸（今属益阳南县）。中国守军第七十三军主力1万多人和武汉、长沙、安乡、华容等沦陷区难民2万多人，加上本地15000名居民，除少数突围逃出外，绝大多数被合围在这个东西宽约5公里、南北约长10公里的陀螺形口袋中。9日上午，日军指挥官下达了屠杀命令：“当杀人时，应尽可能将其聚集在一块地方，节省子弹和劳力”“无论什么时候，须以不令一兵漏网，全部歼灭，不留痕迹为主旨。”短短3天时间，日军共屠杀我同胞3万余人，还有3000多人被打伤致残，制造了一个仅次于南京大屠杀的大惨案。当时，报纸称日军的这次大屠杀“堪比扬州十日”。
此外，日军在岳阳新墙、临湘洪山、湘阴营田、新化洋溪等地制造屠杀惨案多达130余起，杀害我同胞乡亲57万多人，涉及67个市县。
日军使用细菌战、毒气战，灭绝人性，贻害至深
日军公然蔑视国际法，不仅对中国军队大量、频繁地使用毒气，而且对手无寸铁的无辜平民也使用毒气，甚至在常德附近投放鼠疫细菌，实施了灭绝人性的生物化学战。
1941年9月中旬，日军进攻湘阴周家嘴时，发现24个村民躲进了洞内，即用棉絮堵住洞口，再注入毒气，将村民全部毒死洞中。1944年11月3日，日军到道县楼田村骚扰，发现村民躲在黑岩洞中，便用风车向洞内吹燃烧的干辣椒和化学毒物，致568人中毒死亡。
最令人发指的，还是日军第731部队远征队和总部设在南京的“荣”字第1644部队，联手对常德及其周边地区发动的惨无人道的细菌攻击。1941年11月4日，“早上六时许，……日寇飞机一架由东向西低飞，在常德市上空盘旋，……在市内鸡鹅巷、关庙街、法院街、高山巷以及东门外五铺街、水府庙一带，投下大量的谷、麦、豆子、高粱和烂棉絮块、碎布条、稻草屑等物。”11月12日，家住城中关庙街的蔡桃儿被送至广德医院，经多方抢救无效死亡，此时距发病时间仅36小时。蔡桃儿是第一个有记录的鼠疫受害者。
鼠疫不仅在常德城区肆虐，而且向周边地区蔓延。日军对此进行了跟踪。《井本日记》记载：“常德附近开始菌疫流行，至25日已发现患者44例，死亡40人。1942年鼠疫再度流行，仅这年就有患者76例，死亡66人，共计死亡106人。”20世纪90年代，美国、日本、中国等国专家学者对此进行了实地调查，经过大量走访、取证，得出了1941年11月鼠疫流行两年，常德受害者达七千多人的结论。这就是2002年8月常德诉讼团向日本呈交的“7643人的死亡名单”，受害区域波及13个县、70个乡、486个村，其中因疫死亡30人以上的村子多达60余个。
日军侵湘罪行累累，罄竹难书。其疯狂恶行不仅直接给湖南造成了巨大的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而且导致生态环境急剧恶化，“鱼米之乡”连年瘟疫流行，灾民饿殍载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