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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1981年8月13日曾到山西高平视察并下榻，他是迄今为止唯一到过高平的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作为当时的高平县委书记，我参与了接待工作，今天回忆起来，仍激动不已。
1981年8月12日晚10点，当时的山西省副省长张建民从晋城给我打来电话，说党中央主席胡耀邦要来高平，吃喝不用我管，只管住宿就行了。
13日上午胡耀邦到达高平前，座机先在阳城、沁水、晋城、陵川四县上空转了一圈。10时左右直升飞机在高平南王庄上空转了一圈后，降落在南王庄东边的丹河边的沙草地上。胡耀邦下机后，早已等候在此的山西省委书记霍士廉、省长罗贵波、副省长张建民，山西省晋东南地委常务副书记白清才、专员赵锐、副书记王林堂、副专员宋志敏、县长赵国发和我上前迎接。随即从南王庄一路坐车到了县招待所。胡耀邦坐定后，拿出了刚才在空中拍的4个县的照片，让我辨认照片分别拍的是哪里。前几张拍的是士敏县（今沁水县东部）东西峪山头，后几张拍的分别是沁水县郑庄和陵川县府城村……
胡耀邦问我：“高平既不高也不平，为什么叫高平？”我回答说：“战国时这里有两个县，一个晋城高都，一个长平，两县合并后，各取一字就叫高平县。这个县志上没有，我在山西省博物馆查出来的。”胡耀邦点了点头，又问我：“沁水县也有平川，为什么县城设在一个沟里，飞机飞高了看不清，飞低了要碰到山。”我回答说：“沁水县面积大，东西300华里长，又很分散，那里是全县的中心。”胡耀邦接着问：“高平历史上出过几个宰相、阁老？”我回答说：“出过一个毕阁老。还有一个祁贡，两广总督，现在祁贡的坟还在，保存得比较完整。”胡耀邦说：“有时间去看一看。”（没有去成）胡耀邦问：“毛主席著作里有3个成语和高平有关，你知道是哪三个？”我回答说：“一个‘纸上谈兵’，说的是赵国与秦国交战，最终导致‘长平大战’；一个‘不遗余力’，也是那时的事，赵国抗秦不遗余力……”胡耀邦点了点头，打断我的话说：“不用再说了。”
午饭安排在招待所二楼。
饭前，我向中办王主任请示如何配合工作。主任说：“主要做好汇报和安全两件事。总书记平易近人。总书记要求实事求是，不能说大概、大约。吃饭上6个盘就行，不要上酒，地方小吃上几个小盘就行了。”
开饭时，我们上瓶红果酒。胡耀邦让拿走。我说：“这是地方上产的饮料，不是酒。”胡耀邦说：“瓶子上写的是酒，拿走拿走。”胡耀邦吃了几样本地特产，喝了几口川汤，吃了几个饺子，又吃了点拉面就离席了，大盘菜一点也没吃。烟、茶都是自己带的。
我问王主任：“汇报时谈些什么？”王主任说：“你汇报时听总书记的插话就明白了。”
汇报时间到了。
到场的有国家经委党组成员赵文成、煤炭部副部长邹桐、财政部副部长田一农、商业部副部长刘毅、山西省委书记霍士廉、省长罗贵波、副省长张建民、山西省晋东南地委常务副书记白清才、专员赵锐和高平县委的常委们。
工作人员把我安排在胡耀邦的对面坐下。汇报开始后，胡耀邦问：“山西多少年来倒过来倒过去，有没有这个情况？文化大革命以后有过几次？现在干部的心情怎么样、大家关系怎么样？我在北京听到过一些反映，不一定准确。心有余悸的问题解决了没有？应该解决了吧？”
等了5分钟没人说话。胡耀邦用手指着我说：“来了这儿，你先说。”我正在想胡耀邦提的这些问题，归根结底还是“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武斗和“善终”等问题。胡耀邦点了我的名。我立即就他的提问一一作答。进行了详细汇报，当我汇报到高平的武斗和“善终”时，胡耀邦坐不住了，在地上边走边说：“落实政策落到哪儿了？”我说：“受过批判的500多人，现在还有33个同志未落实政策，因和案件有关，正在落实。”
胡耀邦又问：“没有分配工作的还有多少？”
我答：“工作是都工作了，但工作不积极的还有10来个。”
胡耀邦：“为什么不积极？是你们对问题没有解决好？还是他们本人有问题？”
这时县委副书记王福堂说：“法院有个院长，让人家当农工部长，人家还要求回法院。贾培宏派性大，不让我参加常委会。”
胡耀邦问我为什么不让王福堂参加常委会，我说：“地委在离高平200多华里以外的地方搞了一个引沁水入丹河的灌溉工程，高平抽了5000个民工参加建设。王福堂同志任总指挥，工作很忙，路途远，又不好走，因此县委召开常委会时，只在研究大事时通知他参加，小事就不一定叫了。”
胡耀邦问王福堂：“你过去是什么职务？”
答：“副书记。”
问：“现在呢？”
答：“副书记。”
胡耀邦说：“党不欠你的账，你王福堂的问题，是非问题，你说不清也清了，你说清了也不清。不清为什么让你当副书记？从这个意义上说就清了，也可能还有些小是小非不清。历史上的问题不可能搞得太细了。我们这些人，革命几十年，谁都有缺点。你们贾培宏、王福堂我都不认识，你们两个工作了几十年，都是好同志，可以肯定也有这样那样的缺点。”
胡耀邦问我：“你们抓了多少人？”我回答：“抓了80人，住看守所的现有128人。”胡耀邦说：“天津一个工人打死厂长，他们过去没什么仇恨，是‘文革’派性引起的，现在又放了这个工人。北京一个学生打死教师被抓起来，过去没仇恨，也是‘文革’派性引起的，也放了。这个问题到解决的时候了。我这次到河南，问张学清同志的情况，这个同志是六八（1968）年周恩来指名让他到平顶山当书记的。听说现在分配他工作，谈了3次，他不去。一个同志给我讲，这个同志工作没少做，冤枉气没少受，错话没有少说。我说‘你归纳得很好，我们几十年来许多同志都是这个情况，这一想就想开了。我对不起你的，我就承担责任；你对不起我的，就主动去谈心，互相之间的问题就这样来解决’；要有无产阶级的广阔胸怀，你们（指县委的同志）对那33个人，要主动做自我批评。你们的威信不会低，会更高。贾培宏同志，你现在是一把手，胸怀要广阔一点嘛！”
胡耀邦接着说：“我们现在做工作，不善于走群众路线，我们还是发扬党的三大作风，不要忘记群众路线，不要忘记批评和自我批评。没有这两条，你很难做到实事求是。像法院那个同志，说他要回法院工作，可以来个民意测验嘛。让大家投票，多数同志愿意他回去他就回去，多数人不同意他回去，他就不要回去。我们办事情都要光明正大，不要搞小动作。搞复查工作不要靠专案组几个人包办代替。开个会，大家讲怎么办，简单明了，又快又好，又搞得比较正确。我们中央书记处就是有事大家商量，大家发表意见。现在密切联系群众，走群众路线事就好办。也难怪，走群众路线这个问题，50年代后期忘了，有些同志忘记了，有些年轻党员不会。毛主席是提倡群众路线的，后来他自己忘了。周恩来一直是好的，经常到群众中去和群众打成一片。”
胡耀邦说了这些后，汇报气氛顿时活跃起来，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向胡耀邦汇报起各自工作中遇到的问题，胡耀邦不时插话予以解答和作出指示。
当霍士廉汇报中讲到一个县总有几个人无理取闹时，胡耀邦插话说：“那不行。我们要维护正常的工作秩序，要维护三大秩序：工作秩序，生产秩序、社会秩序。”
当高平县委副书记郭随信谈到“文化大革命”在干部群众中结下的思想疙瘩还没有解决好时，胡耀邦插话说：“这个提法好，我主张这样提。你讲派性，人家不服，你说他有派性，他说你有派性。应该说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形成的隔阂，结下的疙瘩。我们党60年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思想疙瘩没有这十几年结下的疙瘩多。我们大家都要自觉，所有的共产党员，不管你是中央的、省里的、地区的、县里的，都要有高度的自觉性，消除思想疙瘩。”
当县委常委、人武部部长刘世鸿谈到我们现在有些同志只能批评别人，不能自我批评，这样思想疙瘩就不好解决时，胡耀邦说：“一个叫坚持原则，批评别人；一个承担责任，自我批评。只能批评别人，不能承担责任，那就说你是百分之百正确，这个很难找啊！叶帅、小平同志、先念同志、陈云同志，还有我们都作过自我批评。我们承担责任威信不会低，只会更高。要总结过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教训，过去批评帽子太大，上纲太高。我们要坚持正确的批评，放弃不正确的批评。现在我们敢于批评的太少了，不敢批评不行。既要敢于批评，又要敢于承担责任，更要敢于自我批评。没有必要的自我批评，原则就坚持不了。”
当县委常委、经委主任刘如锦同志谈到生铁积压卖不了时，胡耀邦指出：“销不出去，主要是思想没转过来，方向有问题，有煤、铁的地方要专门开会研究这个问题。”同时还指出，水利建设要总结经验。
胡耀邦最后说：“现在大家都承认，三中全会以来的形势很好。中心问题是要解开思想疙瘩。有什么好办法？根本问题是提高自觉性，坚持原则，依靠大家，批评那些不顾大局的错误思想。但也要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汇报会开完后，胡耀邦在高平住了一晚上。原通知省领导14日早8时为胡耀邦送行，但实际上提前了。胡耀邦早上5点30分就起床了。自己先到饭厅吃了饭，6点和大家照了相，6点30离开招待所，乘车前往南王庄停机点上直升机。到了飞机跟前，胡耀邦登上弦梯，高声问：“高平县委书记来了没有？”我高声答：“来了。”并飞快地跑到胡耀邦跟前。胡耀邦伸出手来和我握手，说：“你们先上车，把车门关好后，我再进飞机。飞机起飞时风很大，你们不进车要吃土的。”去送行的人都上了汽车，胡耀邦才进飞机。飞机起飞了，我的心情异常激动。飞机飞得看不见了，我们才返回县城。
送别了省领导，我反复回忆胡耀邦来高平的每一个细节和说过的的每一句话，从中悟出了许多道理。根据有关领导的指示我们县委成立了两个工作班子，分头落实胡耀邦的有关指示。
经过一个多月不分白天黑夜的工作，全县落实政策工作基本到位了，人心安定了。胡耀邦指示的其他工作，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在省里的帮助下，我们就这一段工作写了1500字的报告寄给了胡耀邦。
1981年8月12日晚10点，当时的山西省副省长张建民从晋城给我打来电话，说党中央主席胡耀邦要来高平，吃喝不用我管，只管住宿就行了。
13日上午胡耀邦到达高平前，座机先在阳城、沁水、晋城、陵川四县上空转了一圈。10时左右直升飞机在高平南王庄上空转了一圈后，降落在南王庄东边的丹河边的沙草地上。胡耀邦下机后，早已等候在此的山西省委书记霍士廉、省长罗贵波、副省长张建民，山西省晋东南地委常务副书记白清才、专员赵锐、副书记王林堂、副专员宋志敏、县长赵国发和我上前迎接。随即从南王庄一路坐车到了县招待所。胡耀邦坐定后，拿出了刚才在空中拍的4个县的照片，让我辨认照片分别拍的是哪里。前几张拍的是士敏县（今沁水县东部）东西峪山头，后几张拍的分别是沁水县郑庄和陵川县府城村……
胡耀邦问我：“高平既不高也不平，为什么叫高平？”我回答说：“战国时这里有两个县，一个晋城高都，一个长平，两县合并后，各取一字就叫高平县。这个县志上没有，我在山西省博物馆查出来的。”胡耀邦点了点头，又问我：“沁水县也有平川，为什么县城设在一个沟里，飞机飞高了看不清，飞低了要碰到山。”我回答说：“沁水县面积大，东西300华里长，又很分散，那里是全县的中心。”胡耀邦接着问：“高平历史上出过几个宰相、阁老？”我回答说：“出过一个毕阁老。还有一个祁贡，两广总督，现在祁贡的坟还在，保存得比较完整。”胡耀邦说：“有时间去看一看。”（没有去成）胡耀邦问：“毛主席著作里有3个成语和高平有关，你知道是哪三个？”我回答说：“一个‘纸上谈兵’，说的是赵国与秦国交战，最终导致‘长平大战’；一个‘不遗余力’，也是那时的事，赵国抗秦不遗余力……”胡耀邦点了点头，打断我的话说：“不用再说了。”
午饭安排在招待所二楼。
饭前，我向中办王主任请示如何配合工作。主任说：“主要做好汇报和安全两件事。总书记平易近人。总书记要求实事求是，不能说大概、大约。吃饭上6个盘就行，不要上酒，地方小吃上几个小盘就行了。”
开饭时，我们上瓶红果酒。胡耀邦让拿走。我说：“这是地方上产的饮料，不是酒。”胡耀邦说：“瓶子上写的是酒，拿走拿走。”胡耀邦吃了几样本地特产，喝了几口川汤，吃了几个饺子，又吃了点拉面就离席了，大盘菜一点也没吃。烟、茶都是自己带的。
我问王主任：“汇报时谈些什么？”王主任说：“你汇报时听总书记的插话就明白了。”
汇报时间到了。
到场的有国家经委党组成员赵文成、煤炭部副部长邹桐、财政部副部长田一农、商业部副部长刘毅、山西省委书记霍士廉、省长罗贵波、副省长张建民、山西省晋东南地委常务副书记白清才、专员赵锐和高平县委的常委们。
工作人员把我安排在胡耀邦的对面坐下。汇报开始后，胡耀邦问：“山西多少年来倒过来倒过去，有没有这个情况？文化大革命以后有过几次？现在干部的心情怎么样、大家关系怎么样？我在北京听到过一些反映，不一定准确。心有余悸的问题解决了没有？应该解决了吧？”
等了5分钟没人说话。胡耀邦用手指着我说：“来了这儿，你先说。”我正在想胡耀邦提的这些问题，归根结底还是“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武斗和“善终”等问题。胡耀邦点了我的名。我立即就他的提问一一作答。进行了详细汇报，当我汇报到高平的武斗和“善终”时，胡耀邦坐不住了，在地上边走边说：“落实政策落到哪儿了？”我说：“受过批判的500多人，现在还有33个同志未落实政策，因和案件有关，正在落实。”
胡耀邦又问：“没有分配工作的还有多少？”
我答：“工作是都工作了，但工作不积极的还有10来个。”
胡耀邦：“为什么不积极？是你们对问题没有解决好？还是他们本人有问题？”
这时县委副书记王福堂说：“法院有个院长，让人家当农工部长，人家还要求回法院。贾培宏派性大，不让我参加常委会。”
胡耀邦问我为什么不让王福堂参加常委会，我说：“地委在离高平200多华里以外的地方搞了一个引沁水入丹河的灌溉工程，高平抽了5000个民工参加建设。王福堂同志任总指挥，工作很忙，路途远，又不好走，因此县委召开常委会时，只在研究大事时通知他参加，小事就不一定叫了。”
胡耀邦问王福堂：“你过去是什么职务？”
答：“副书记。”
问：“现在呢？”
答：“副书记。”
胡耀邦说：“党不欠你的账，你王福堂的问题，是非问题，你说不清也清了，你说清了也不清。不清为什么让你当副书记？从这个意义上说就清了，也可能还有些小是小非不清。历史上的问题不可能搞得太细了。我们这些人，革命几十年，谁都有缺点。你们贾培宏、王福堂我都不认识，你们两个工作了几十年，都是好同志，可以肯定也有这样那样的缺点。”
胡耀邦问我：“你们抓了多少人？”我回答：“抓了80人，住看守所的现有128人。”胡耀邦说：“天津一个工人打死厂长，他们过去没什么仇恨，是‘文革’派性引起的，现在又放了这个工人。北京一个学生打死教师被抓起来，过去没仇恨，也是‘文革’派性引起的，也放了。这个问题到解决的时候了。我这次到河南，问张学清同志的情况，这个同志是六八（1968）年周恩来指名让他到平顶山当书记的。听说现在分配他工作，谈了3次，他不去。一个同志给我讲，这个同志工作没少做，冤枉气没少受，错话没有少说。我说‘你归纳得很好，我们几十年来许多同志都是这个情况，这一想就想开了。我对不起你的，我就承担责任；你对不起我的，就主动去谈心，互相之间的问题就这样来解决’；要有无产阶级的广阔胸怀，你们（指县委的同志）对那33个人，要主动做自我批评。你们的威信不会低，会更高。贾培宏同志，你现在是一把手，胸怀要广阔一点嘛！”
胡耀邦接着说：“我们现在做工作，不善于走群众路线，我们还是发扬党的三大作风，不要忘记群众路线，不要忘记批评和自我批评。没有这两条，你很难做到实事求是。像法院那个同志，说他要回法院工作，可以来个民意测验嘛。让大家投票，多数同志愿意他回去他就回去，多数人不同意他回去，他就不要回去。我们办事情都要光明正大，不要搞小动作。搞复查工作不要靠专案组几个人包办代替。开个会，大家讲怎么办，简单明了，又快又好，又搞得比较正确。我们中央书记处就是有事大家商量，大家发表意见。现在密切联系群众，走群众路线事就好办。也难怪，走群众路线这个问题，50年代后期忘了，有些同志忘记了，有些年轻党员不会。毛主席是提倡群众路线的，后来他自己忘了。周恩来一直是好的，经常到群众中去和群众打成一片。”
胡耀邦说了这些后，汇报气氛顿时活跃起来，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向胡耀邦汇报起各自工作中遇到的问题，胡耀邦不时插话予以解答和作出指示。
当霍士廉汇报中讲到一个县总有几个人无理取闹时，胡耀邦插话说：“那不行。我们要维护正常的工作秩序，要维护三大秩序：工作秩序，生产秩序、社会秩序。”
当高平县委副书记郭随信谈到“文化大革命”在干部群众中结下的思想疙瘩还没有解决好时，胡耀邦插话说：“这个提法好，我主张这样提。你讲派性，人家不服，你说他有派性，他说你有派性。应该说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形成的隔阂，结下的疙瘩。我们党60年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思想疙瘩没有这十几年结下的疙瘩多。我们大家都要自觉，所有的共产党员，不管你是中央的、省里的、地区的、县里的，都要有高度的自觉性，消除思想疙瘩。”
当县委常委、人武部部长刘世鸿谈到我们现在有些同志只能批评别人，不能自我批评，这样思想疙瘩就不好解决时，胡耀邦说：“一个叫坚持原则，批评别人；一个承担责任，自我批评。只能批评别人，不能承担责任，那就说你是百分之百正确，这个很难找啊！叶帅、小平同志、先念同志、陈云同志，还有我们都作过自我批评。我们承担责任威信不会低，只会更高。要总结过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教训，过去批评帽子太大，上纲太高。我们要坚持正确的批评，放弃不正确的批评。现在我们敢于批评的太少了，不敢批评不行。既要敢于批评，又要敢于承担责任，更要敢于自我批评。没有必要的自我批评，原则就坚持不了。”
当县委常委、经委主任刘如锦同志谈到生铁积压卖不了时，胡耀邦指出：“销不出去，主要是思想没转过来，方向有问题，有煤、铁的地方要专门开会研究这个问题。”同时还指出，水利建设要总结经验。
胡耀邦最后说：“现在大家都承认，三中全会以来的形势很好。中心问题是要解开思想疙瘩。有什么好办法？根本问题是提高自觉性，坚持原则，依靠大家，批评那些不顾大局的错误思想。但也要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汇报会开完后，胡耀邦在高平住了一晚上。原通知省领导14日早8时为胡耀邦送行，但实际上提前了。胡耀邦早上5点30分就起床了。自己先到饭厅吃了饭，6点和大家照了相，6点30离开招待所，乘车前往南王庄停机点上直升机。到了飞机跟前，胡耀邦登上弦梯，高声问：“高平县委书记来了没有？”我高声答：“来了。”并飞快地跑到胡耀邦跟前。胡耀邦伸出手来和我握手，说：“你们先上车，把车门关好后，我再进飞机。飞机起飞时风很大，你们不进车要吃土的。”去送行的人都上了汽车，胡耀邦才进飞机。飞机起飞了，我的心情异常激动。飞机飞得看不见了，我们才返回县城。
送别了省领导，我反复回忆胡耀邦来高平的每一个细节和说过的的每一句话，从中悟出了许多道理。根据有关领导的指示我们县委成立了两个工作班子，分头落实胡耀邦的有关指示。
经过一个多月不分白天黑夜的工作，全县落实政策工作基本到位了，人心安定了。胡耀邦指示的其他工作，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在省里的帮助下，我们就这一段工作写了1500字的报告寄给了胡耀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