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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农民工民间组织的出现让农民工获得了集体话语权，在外部资源依赖下，不同成长模式的农民工民间组织总是依托自身禀赋优势获取环境资源的支持，并表现出不同的行为策略。理性分析农民工民间组织生成模式，对于当下中国发展民间组织和提高农民工组织化程度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关键词】农民工 民间组织 资源依赖 生成模式
随着服务于农民工群体的民间组织不断涌现，农民工也尝试着自己建立民间团体来应对日益复杂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于是农民工民间组织就成为一种新的社会现象。
农民工民间组织的资源依赖
资源依赖理论（Resource Dependency Theory，以下简称RDT）萌芽于20世纪40年代，70年代以来被广泛应用于组织关系的研究，其主要代表著作是Pfeffer和Salancik（1978）出版的《组织的外部控制：一个资源依赖的视角》。RDT提出以下四个重要假设：一，组织最为关注的事情是生存；二，没有任何组织能够完全自给自足，组织需要通过获取环境中的资源来维持生存；三，组织必须与其所依赖环境中的要素发生互动；四，组织的生存建立在控制与其他组织关系的能力基础之上。运用资源依赖理论分析农民工民间组织的制度环境、所需资源、依赖性及策略行为，有助于拓展对农民工民间组织的认识。
制度环境。鉴于苏联“民主主义改革”的失败导致最终解体的教训，以及“西方自由主义”对中国进行“和平演变”的可能，许多官员对民间组织存在着一种惧怕的心理，担心民间组织过分发展会失去控制，成为党和政府的对手。1989年颁布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确立了“分级登记、双重管理”的模式，自实施以来就广受民间组织、学术界甚至执法部门的非议。近年来，我国政治发展的一个重大举措是推行基层自治，积极发展民间自治组织已成为必然趋势。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在全球公民社会和跨国联结理念的引导下，许多国外民间组织进入中国，极大推动了我国与全球公民社会的接轨。在我国境内开展社会活动的非政府组织，其总体规模大约在300多万家，其中境外在华非政府组织大约有1万家。①
所需资源。创办一家真正意义上的农民工民间组织需要多方面的资源要素。王名和刘求实（2007）指出，中国的民间组织在资源方面存在社会资源不足、专业能力缺乏和多元力量难于整合等问题。何增科认为中国民间组织面临八大困境，即注册困境、定位困境、人才困境、资金困境、知识困境、信任困境、参与困境和监管困境。②我国《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规定，成立社会团体应当具有一定会员、场所经费等六大要件，同时，还必须取得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由发起人向登记管理机关申请筹备。
对资源的依赖性分析。一是顾客资源依赖。顾客（农民工）可以决定是否以及加入哪一家民间组织或者接受哪一家的服务，他们由此控制了“需求”形式的资源。同时，农民工民间组织拥有的服务群体（或顾客），是表明其组织存在、取得公信力、承担公共服务和展示社会正当性的基础，也是民间组织取得与政府沟通合作，获得免税身份和资金取得方式的资格条件。顾客依赖特性表现为农民工对民间组织公益理念和公共服务行为的响应和支持程度，体现了民间组织的“社会属性”。二是政府资源依赖。中国是典型的政府主导型的公民社会，具有明显的官民双重性。③民间组织的合法性需要政府认定，为了获得所需的资源（权力、资金、技术、财力等），必须借助政府或政府所属企事业单位组织的力量。政府依赖特性表现为政府依据行政准则对民间组织职能行为的认可和支持程度，体现了民间组织的“政府属性”。
农民工民间组织的生成模式与实证分析
生成模式分析。为建立对民间组织进行理性分类的模型，我们假设每个民间组织都在社会版图中具有一个最佳位置，将民间组织的主要属性—政府属性和社会属性—设为社会版图中的坐标，设X代表社会性选择，Z代表政府性选择。将X和Y划分为0到50和50到100的两部分线段，表示民间组织行为被社会和政府认可与响应的标度，该标度分别用弱段（x1、z1）和强段（x2、z2）表示，就建起一个民间组织成长模式版图。坐标的位移表示这个组织组合模式的变化。（见下图）
在逻辑意义上，形成的a（强-弱）、b（弱-弱）、c（弱-强）、d（强-强）四个象限，可以分别表示四种不同类型的生成模式。
典型案例。一是政府主导型—鲁园劳动力农民工工会。2005年4月沈阳鲁园劳动力市场农民工工会联合会成立，到 2012年鲁园工会会员达4万人。它是在沈阳市民政局注册登记、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社会团体。鲁园工会是以居住地和工作地在外组建工会一种创新型的工会组织模式，主席由劳动局的干部担任。鲁园工会“以发展会员为主线、以维权帮助为重点、以法律援助为立足点、以发布用工信息为平台、以教育培训为基点”，履行服务职能。该工会所需经费由市区总工会承担，工会干部对上级工会负责，工作由上级工会考核。鲁园工会表现出政府性强、社会性较弱的特征。
二是官民结合型—西安市镇安创业者协会。该协会以“镇安籍”在西安市从事清真餐饮的创业群体为主体，于2009年4月正式成立，是在原生态组织“清真寺管委会”的基础上，由劳动部门介入重建，并经民政部门注册登记，目前已发展到500多家会员单位，服务农民工1.5万人。该协会得到两地政府的支持，成功注册了“安业清真”商标，2010年镇安县政府以奖代补100万元，改造包装了100家标准化的品牌门店，会员业主有了行业标准和经营靠山，消费者对品牌质量也很认同。创业者协会具有社会性强、政府性亦强的特征。
三是民间自治型—杭州草根之家。草根之家是由江西打工者徐文财2008年11月在工商部门以企业的名义注册创立的。通过开展文艺活动、法律咨询、职业培训等系列志愿社会工作服务，提升农民工自我服务、自我管理和自我发展的能力，促进农民工更好的融入都市。经费来源为自筹资金和社会捐助，除5名组织者每年每人自掏5000元外，杭州一家民工医院每月捐助2000元，还接受一些社会捐助。这是农民工自发组织的民间组织，社会影响力有限，获得政府的支持也很少。 四是外部输入型—青岛小陈热线。小陈热线是打工青年陈明钰于2000年11月创办，2005年香港乐施会给予青岛小陈热线15万的资金补助。截至2011年，11年累计接听热线电话72702个，代写法律文书830份，调解个案415例，法律援助358例，举办各类培训达1119次，共有近20万人参加。在小陈热线发展过程中，香港乐施会扮演着资源补助者、辅导者以及监督者的角色，香港乐施会与小陈热线联盟的建立，使其获得社会大众和政府部门的支持，并逐渐形成了稳固的社会合法性与法律合法性。
不同的成长模式下的行为策略分析。从上述案例可知：政府主导型农民工民间组织的行为策略是它无处不在的官方背景，基本策略是“政府代言”；官民结合型农民工民间组织将“脚”立在民间，把“头”伸向政府，选择最有利于自己的资源来实现自身发展；民间生发型农民工民间组织以社会资本为主要联系纽带，“老乡帮老乡，很快结成帮”，往往采取“人多势众”和“踩线不越线”等“谈判游说”策略；外部输入型农民工民间组织的发起人多为律师、学者，以及具有社会公民意识的人士引进外部力量得以举办和发展，大多受到国际民间组织的影响指导和项目资助，通过建立联盟伙伴关系，实现社会服务效益的最大化，其策略为“联盟伙伴”。
结论及建议
第一，农民工民间组织是一种新型民间组织，发展数量十分有限而且分布分散。积极引导农民工加入城市正式组织，消除市民对农民工的社会排斥和歧视，能提高农民工文明程度，从而加速农民工市民化。第二，农民工民间组织资源网络化特征，市场化因素和自主性因素导致民间组织相对于资源提供者有了一定的选择性。第三，政府在政策层面应给予农民工组织更多的发展空间。应该以特别宽容和扶持的态度对待那些促进农民工权益进步的力量，放松对农民工组织的注册条件限制，帮助和扶持农民工组织的成长。
（作者单位：陕西西安交通大学、陕西省镇安县人民政府）
注释
①王名，刘秋实：“中国非政府组织发展的制度分析”，《中国非营利评论》（第1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126～131页。
②何增科：“中国公民社会制度环境要素分析”，载俞可平编《中国公民社会的制度环境》，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21～165页。
③俞可平：“中国公民社会研究的若干问题”，《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7年第6期，第14～22页。
责编/边文锋
【关键词】农民工 民间组织 资源依赖 生成模式
随着服务于农民工群体的民间组织不断涌现，农民工也尝试着自己建立民间团体来应对日益复杂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于是农民工民间组织就成为一种新的社会现象。
农民工民间组织的资源依赖
资源依赖理论（Resource Dependency Theory，以下简称RDT）萌芽于20世纪40年代，70年代以来被广泛应用于组织关系的研究，其主要代表著作是Pfeffer和Salancik（1978）出版的《组织的外部控制：一个资源依赖的视角》。RDT提出以下四个重要假设：一，组织最为关注的事情是生存；二，没有任何组织能够完全自给自足，组织需要通过获取环境中的资源来维持生存；三，组织必须与其所依赖环境中的要素发生互动；四，组织的生存建立在控制与其他组织关系的能力基础之上。运用资源依赖理论分析农民工民间组织的制度环境、所需资源、依赖性及策略行为，有助于拓展对农民工民间组织的认识。
制度环境。鉴于苏联“民主主义改革”的失败导致最终解体的教训，以及“西方自由主义”对中国进行“和平演变”的可能，许多官员对民间组织存在着一种惧怕的心理，担心民间组织过分发展会失去控制，成为党和政府的对手。1989年颁布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确立了“分级登记、双重管理”的模式，自实施以来就广受民间组织、学术界甚至执法部门的非议。近年来，我国政治发展的一个重大举措是推行基层自治，积极发展民间自治组织已成为必然趋势。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在全球公民社会和跨国联结理念的引导下，许多国外民间组织进入中国，极大推动了我国与全球公民社会的接轨。在我国境内开展社会活动的非政府组织，其总体规模大约在300多万家，其中境外在华非政府组织大约有1万家。①
所需资源。创办一家真正意义上的农民工民间组织需要多方面的资源要素。王名和刘求实（2007）指出，中国的民间组织在资源方面存在社会资源不足、专业能力缺乏和多元力量难于整合等问题。何增科认为中国民间组织面临八大困境，即注册困境、定位困境、人才困境、资金困境、知识困境、信任困境、参与困境和监管困境。②我国《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规定，成立社会团体应当具有一定会员、场所经费等六大要件，同时，还必须取得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由发起人向登记管理机关申请筹备。
对资源的依赖性分析。一是顾客资源依赖。顾客（农民工）可以决定是否以及加入哪一家民间组织或者接受哪一家的服务，他们由此控制了“需求”形式的资源。同时，农民工民间组织拥有的服务群体（或顾客），是表明其组织存在、取得公信力、承担公共服务和展示社会正当性的基础，也是民间组织取得与政府沟通合作，获得免税身份和资金取得方式的资格条件。顾客依赖特性表现为农民工对民间组织公益理念和公共服务行为的响应和支持程度，体现了民间组织的“社会属性”。二是政府资源依赖。中国是典型的政府主导型的公民社会，具有明显的官民双重性。③民间组织的合法性需要政府认定，为了获得所需的资源（权力、资金、技术、财力等），必须借助政府或政府所属企事业单位组织的力量。政府依赖特性表现为政府依据行政准则对民间组织职能行为的认可和支持程度，体现了民间组织的“政府属性”。
农民工民间组织的生成模式与实证分析
生成模式分析。为建立对民间组织进行理性分类的模型，我们假设每个民间组织都在社会版图中具有一个最佳位置，将民间组织的主要属性—政府属性和社会属性—设为社会版图中的坐标，设X代表社会性选择，Z代表政府性选择。将X和Y划分为0到50和50到100的两部分线段，表示民间组织行为被社会和政府认可与响应的标度，该标度分别用弱段（x1、z1）和强段（x2、z2）表示，就建起一个民间组织成长模式版图。坐标的位移表示这个组织组合模式的变化。（见下图）
在逻辑意义上，形成的a（强-弱）、b（弱-弱）、c（弱-强）、d（强-强）四个象限，可以分别表示四种不同类型的生成模式。
典型案例。一是政府主导型—鲁园劳动力农民工工会。2005年4月沈阳鲁园劳动力市场农民工工会联合会成立，到 2012年鲁园工会会员达4万人。它是在沈阳市民政局注册登记、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社会团体。鲁园工会是以居住地和工作地在外组建工会一种创新型的工会组织模式，主席由劳动局的干部担任。鲁园工会“以发展会员为主线、以维权帮助为重点、以法律援助为立足点、以发布用工信息为平台、以教育培训为基点”，履行服务职能。该工会所需经费由市区总工会承担，工会干部对上级工会负责，工作由上级工会考核。鲁园工会表现出政府性强、社会性较弱的特征。
二是官民结合型—西安市镇安创业者协会。该协会以“镇安籍”在西安市从事清真餐饮的创业群体为主体，于2009年4月正式成立，是在原生态组织“清真寺管委会”的基础上，由劳动部门介入重建，并经民政部门注册登记，目前已发展到500多家会员单位，服务农民工1.5万人。该协会得到两地政府的支持，成功注册了“安业清真”商标，2010年镇安县政府以奖代补100万元，改造包装了100家标准化的品牌门店，会员业主有了行业标准和经营靠山，消费者对品牌质量也很认同。创业者协会具有社会性强、政府性亦强的特征。
三是民间自治型—杭州草根之家。草根之家是由江西打工者徐文财2008年11月在工商部门以企业的名义注册创立的。通过开展文艺活动、法律咨询、职业培训等系列志愿社会工作服务，提升农民工自我服务、自我管理和自我发展的能力，促进农民工更好的融入都市。经费来源为自筹资金和社会捐助，除5名组织者每年每人自掏5000元外，杭州一家民工医院每月捐助2000元，还接受一些社会捐助。这是农民工自发组织的民间组织，社会影响力有限，获得政府的支持也很少。 四是外部输入型—青岛小陈热线。小陈热线是打工青年陈明钰于2000年11月创办，2005年香港乐施会给予青岛小陈热线15万的资金补助。截至2011年，11年累计接听热线电话72702个，代写法律文书830份，调解个案415例，法律援助358例，举办各类培训达1119次，共有近20万人参加。在小陈热线发展过程中，香港乐施会扮演着资源补助者、辅导者以及监督者的角色，香港乐施会与小陈热线联盟的建立，使其获得社会大众和政府部门的支持，并逐渐形成了稳固的社会合法性与法律合法性。
不同的成长模式下的行为策略分析。从上述案例可知：政府主导型农民工民间组织的行为策略是它无处不在的官方背景，基本策略是“政府代言”；官民结合型农民工民间组织将“脚”立在民间，把“头”伸向政府，选择最有利于自己的资源来实现自身发展；民间生发型农民工民间组织以社会资本为主要联系纽带，“老乡帮老乡，很快结成帮”，往往采取“人多势众”和“踩线不越线”等“谈判游说”策略；外部输入型农民工民间组织的发起人多为律师、学者，以及具有社会公民意识的人士引进外部力量得以举办和发展，大多受到国际民间组织的影响指导和项目资助，通过建立联盟伙伴关系，实现社会服务效益的最大化，其策略为“联盟伙伴”。
结论及建议
第一，农民工民间组织是一种新型民间组织，发展数量十分有限而且分布分散。积极引导农民工加入城市正式组织，消除市民对农民工的社会排斥和歧视，能提高农民工文明程度，从而加速农民工市民化。第二，农民工民间组织资源网络化特征，市场化因素和自主性因素导致民间组织相对于资源提供者有了一定的选择性。第三，政府在政策层面应给予农民工组织更多的发展空间。应该以特别宽容和扶持的态度对待那些促进农民工权益进步的力量，放松对农民工组织的注册条件限制，帮助和扶持农民工组织的成长。
（作者单位：陕西西安交通大学、陕西省镇安县人民政府）
注释
①王名，刘秋实：“中国非政府组织发展的制度分析”，《中国非营利评论》（第1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126～131页。
②何增科：“中国公民社会制度环境要素分析”，载俞可平编《中国公民社会的制度环境》，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21～165页。
③俞可平：“中国公民社会研究的若干问题”，《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7年第6期，第14～22页。
责编/边文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