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初夏，我去纽约参加一个会议。住进酒店房间时，已经有了一位住客，长得眉清目秀，白白净净，举止斯文。 他伸出手来自我介绍：“我叫潘国平。”这不就是40年前在上海家喻户晓的潘司令吗？在这里遇到他，我有点吃惊。
　　“文革”开始时，潘国平才20岁，是上海玻璃机械厂的普通工人。在北京红卫兵的鼓动下，1966年11月初，几个工厂的造反派筹建“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王洪文被推选为主席团主席，潘国平是主席团成员。“工总司”正式成立时已有470家工厂的5万多名造反队员，拉成山头不过几天的事。不久便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安亭事件”，他和“中央文革小组”代表张春桥谈判，后者签字承认了“工总司”是“革命群众组织”。于是“潘司令”的大名在上海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连毛泽东在接见他的时候都当面笑称：“潘司令，久闻大名，如雷贯耳。”
　　在纽约开会期间，潘司令成了“大明星”，被一群学者团团围住听他回忆“造反史”。潘国平的口才也真是了得，吹得天花乱坠。谈到毛泽东钦点王洪文上中央的经过，潘国平说毛曾调阅了上海3个人的档案：王洪文、潘国平与耿金章。耿因为当过国民党的兵而被否定，而王、潘条件差不多，都当过兵、种过田、工人出身，但是“我太年轻了，才二十出头，比王洪文小11岁，这是主要原因”。

　　学者们投去崇敬的目光，我却在一旁暗自发笑。其实，早在1967年初他已淡出了“工总司”核心，原因是吊儿郎当，成天只是忙于集像章、弄戏票。有时候，他主持会议到一半就会溜出去睡觉;带着十多万人游行，走在路上也会扔下队伍不管，自己跑去谈恋爱了。当时上海街头巷尾风传潘司令恋上了扮演“白毛女”的芭蕾舞演员谭圆圆。到了1968年底，潘司令因为利用职权猥亵、奸污多名女性被“工总司”赶回工厂劳动去了。只是王洪文怕“家丑外扬”才没有宣布原因。到了第二年年底又因变卖抄家物资等经济问题而被隔离审查。1974年10月，张春桥点名安排潘国平为总工会常委。可是这个“扶不起的阿斗”一年后又因流氓和经济罪被第三次审查，撤职下放劳动，此后再没回到权力圈。1977年，潘国平因“文革”初期的罪行被判刑8年。出狱后不久又因“投机倒把罪”再度判刑6年，从此销声匿迹。
　　要说潘国平也并非是个草包。上海总工会1975年审查潘的档案显示，他在当时曾私下议论：“如果我掌权的话，就要缩小打击面，减少政治犯，做到人民有言论和行动自由，实行真正的民主。”他还认为经济繁荣必须“积极引进外国资本，不搞单方面援外”，还要“缩减军队，减少开支，增加工资，提高人民生活”。这些思想都具有前瞻性，可见人的复杂性。
　　我因为时差关系，潘國平则要等中国的长途电话，两人到了夜晚都没法安睡，就聊起天来。他说，1996年出狱后，因他和前妻谭圆圆生的女儿在美国，就申请移民到了纽约。这些年做起了古董生意，在地摊上低价淘来旧钢笔、手表和照相机等，卖到香港去;再从香港收购现代名人字画，卖到美国来。现在巴尔迪摩的家里还有慈禧的画和康有为的字，约我散会后去欣赏他的收藏品。看来他的日子过得很滋润。
　　第三天夜里，他又说了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说在提篮桥监狱里和一位同情他的女护士产生了感情，两人偷偷地相爱。但后来被狱方发现了，强迫他们断绝了关系，把女护士调走了。两人分手时曾经山盟海誓，但他获释后就匆匆出国，没能够再找到她。如今回不去了，也不知道这位女护士是否还在痴心等待。我见潘国平说得十分动情，就竭力安慰他，自告奋勇可以在回上海时帮他寻人。潘国平给我留了电话以及那位女护士的姓名。可是我一直没有机会履行诺言，难免有点内疚，也就再也没有和他联系。
　　去年暑假，我和朱学勤一起去东欧旅行。旅途中谈起潘国平，学勤告诉我，几个月前他已在上海一家医院去世。潘国平已经回国3年，二度中风，孤身一人躺在病床上。有朋友去探望时，只见他面色蜡黄，瘦得形销骨立，头发胡子很长，全都白了，整天躺着，表情沮丧，大小便都要靠人搀扶，无人搀扶时就拉在地上。最初他的医疗费和护工费都靠朋友们接济，后来实在不得已家属找到有关部门，才被送进医院，4月18日清晨5时结束了悲剧的一生，时年6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