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溯源于古典经济学，以马克思再生产理论为指导，系统回答了为什么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略任务、怎样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价值取向、策略方法和改革方向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成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
关键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新性
中图分类号：F1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21）20-0001-04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 年11 月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首次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重大命题。党的十九大提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入新发展阶段，“十四五”乃至今后更长时期，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都将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主题”、“主线”。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综合研判国内外发展环境的深刻复杂变化，特别是深刻分析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下面临的突出矛盾问题后，对我国经济发展思路的战略谋划，对主要工作着力点的战略调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特有范畴，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成果，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韩保江，2018）。
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溯源
（一）古典经济学构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直接理论源头
威廉·配第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是他的名言。除了最早提出商品的价值是由劳动创造的外，威廉·配第还进一步分析认为，劳动分工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降低生产成本。马克思对配第的这个思想给予高度评价：“配第也把分工当做生产力来阐述，而且他的构想比亚当·斯密还要宏大。”威廉·配第还正确地认识到，改进资源配置方式也能够提高效率，增加供给和收入。
亚当·斯密是公认的现代经济学鼻祖，他著名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的理论体系是从分析分工开始的，因而也是从供给角度来探寻财富增长的。斯密也认为劳动是财富增加的源泉，同时提出，增加国民财富，除了雇佣更多劳动力外，还可以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来实现。资本积累有助于雇用更多劳动力，分工的发展、劳动力配置的优化以及机器的使用等都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因此，斯密认为，财富增长取决于分工的发展速度和资本的积累量。显然，斯密从供给的角度对财富增加（经济发展）进行了较为系统、深刻的分析和阐述。这些思想对今天我们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仍颇具借鉴价值。
李嘉图是古典经济学的集大成者，其劳动价值说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直接理论来源。古典经济学研究财富增加，现在看，就是关注价值创造和生产发展，本質上是从供给角度思考问题，重视生产端的研究。古典经济学对供给及其决定因素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关注要素投入和劳动分工，注重产品结构和产业升级，从而构成供给侧管理的直接基础（朱富强，2016）。
（二）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理论指导
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强调生产的决定作用。在英法古典经济学之后，马克思对总供给的决定因素、总供给（生产）与总需求（消费）的关系作了深刻论述。马克思在其论著《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分析揭示了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个环节之间的辩证关系。马克思认为，生产起决定性作用，再生产过程总是从生产重新开始。显然，这里的生产就是指供给，消费就是指需求，再生产就是基于扩大再生产的长期生产过程（方福前，2017）。马克思关于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辩证关系的论述，对于我们分析经济运行状况和经济关系具有重要指导意义（逄锦聚，2016）。
马克思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强调结构均衡的特殊意义。在《资本论》第二卷关于“再生产”的论述中，马克思将社会生产分成两大部类：第Ⅰ部类是生产资料的部类，这里的生产资料是必须进入或至少能够进入生产消费的形式的商品;第Ⅱ部类是生产消费资料的部类，这里的消费资料是必须进入资本家和工人两个阶级的个人消费的形式的商品。根据马克思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第Ⅰ部类所生产的全部生产资料必须同整个社会对生产资料的需求保持平衡，第Ⅱ部类所生产的全部消费资料必须同整个社会对消费资料的需求保持平衡。马克思所论述的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的两大部类比例关系以及部类内部的比例关系，本质上就是现代社会经济供给结构的问题。显然，与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侧重于社会总供求的均衡分析不同，马克思对社会总供给以及供求关系的分析更加重视供求结构比例关系的分析。马克思以劳动价值论为重要基础，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出发对资本主义矛盾进行研究，认为经济危机是因为生产的相对过剩造成的。马克思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和对供求的结构性分析，以及对经济危机原因的剖析，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战略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成果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战略思想系统回答了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成果。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政策更多地是在需求侧发挥作用。实事求是地讲，需求侧管理确实刺激过经济增长，也平抑过通货膨胀，但需求侧管理的后遗症十分明显。一是全面刺激政策的边际效应明显下降，经济调控周期越来越短。二是刺激投资带来重复建设，导致落后产能过剩，不利于产业转型升级，资源环境压力剧增。三是供给侧调整滞后，有效和中高端供给不足，不能适应和满足需求侧对高质量高品质产品服务的需求。我们实施的需求侧管理，尤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供求结构的质量和平衡问题”（洪银兴，2018）。 （一）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的问题导向，回答了为什么要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问题
“经济新常态”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的现实基础。经济新常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表现出的普遍性现象和问题，突出表现为“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阶段”的状况。经济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呈现出一系列新变化、新情况、新问题;过去的海量模仿消费阶段基本结束，差异化、个性化、品质化消费渐成主流;传统落后产能相对过剩，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方兴未艾;全球总需求不旺，我国低成本优势正在转化;劳动力成本上升，技术创新要素地位提高;市场竞争加剧，数量扩张和价格竞争正向质量型、差异化转化;高消耗、粗放型发展导致资源和生态环境压力凸显，旧的发展方式难以为继等。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直面我国经济在新常态下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和新矛盾，“是对我国经济发展思路和工作着力点的重大调整，是化解我国经济发展面临困难和矛盾的重大举措”，及时回答了“为什么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重大现实问题。习近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战略思想坚持了马克思主义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认识路线，从在经济新常态中分析问题、认识问题，到贯彻新发展理念、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解决问题，形成了现实与逻辑相统一的完整理论体系。
（二）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回答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战略任务的问题
生产力水平是社会总供给的根本决定力量。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推进供给结构性改革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发展规律，又着眼当代中国客观现实。“我国供给体系产能十分强大，但大多数只能满足中低端、低质量、低价格的需求”，很多人民需要的高质量产品和服务却不能提供，导致消费外溢，“海淘”用外国产品已成为高端消费的代名词。同时，许多停产、半停产、连年亏损、资不抵债的僵尸企业主要靠政府补贴和银行贷款存续经营，占用了大量资源，导致人力、资金、土地等成本居高不下，制约了新经济发展空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战略任务主要有三点，一是引导生產要素向创新经济转移，尽快完成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二是显著降低高行政管理成本、高融资企业成本和高税收环境成本等约束;三是着力激发财富创造活力，提高全要素生产效率（王义娜，2017）。
目前，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大力发展生产力仍是我们的根本任务。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求我们从生产端入手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在新兴领域、创新领域培育新产能、发现增长点，同时有效化解过剩产能、淘汰落后产能，以供给结构调整主动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以高质量产品服务满足人民需求，实现高质量发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出就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基本国情和根本任务，主动运用社会生产力发展规律的鲜活案例。
（三）坚持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回答了怎样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问题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当前突出表现在需求侧人民多层次个性化的需求和供给侧产品服务品质不高、品种不全的严重不协调，并且这一矛盾的主要方面在生产服务供给侧不能满足需求侧的变化和经济发展规律的要求。中国现在不是需求不足，而是需求变化了，消费者对产品的质量、性能及设计都较以前有了更高的要求，而供给没有相应跟上来，不适应需求的变化，供需脱节了，人民需要的质量、服务供应不上。因此，供需错配是当前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方面。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抓住了新发展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构成了当前和今后相当长时期内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工作主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因素，供给和需求两侧都有，但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
如何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是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从调结构入手。调结构，当前要更加注重加减乘除多措并举。“加法”就是优化产业升级，培育新兴产业，发展新增长点，“强身健体”;“减法”就是压缩淘汰落后产能，改造传统产业，“刮骨疗伤”;“乘法”就是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科技驱动和创新引领，依靠技术进步来提高质量、效益和竞争力，释放“乘数效应”;“除法”就是打破部门和行业垄断，鼓励市场竞争，简政放权，提升市场化程度，回答好中国经济的“投入产出”问题，以尽量少的投入换取尽可能高的效益，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资本回报率。做好经济新常态下结构调整的“四则运算”，尤其要处理好加法和减法的关系，实现该加的加，该减的减，做加法不搞一拥而上，做减法不能“一刀切”。
（四）坚持人民至上，回答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了谁、依靠谁的价值取向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落实好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新时代，面对新变化、新矛盾，通过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供给结构的调整主动适应需求结构变化，提高供给体系对社会需求的敏感性和适应性，显著改善供给结构、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回应人民群众现实需求和潜在需求，更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是使我国供给能力更好满足广大人民日益增长、不断升级和个性化的物质文化和生态环境需要，从而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财富的创造者，理应是发展成果的受益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为了人民推进改革，推进改革服务人民，始终把更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作为自身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价值取向，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五）坚持辩证统一，回答了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策略方法问题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战略思想蕴含着丰富的辩证思维，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的方法论。如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用“破”、“立”、“降”定调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化的方向，习近平强调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短期和长期”、“减法和加法”、“供给和需求”关系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强调淘汰化解落后产能又注重发现培育新的增长点;既强调改善供给结构，提高供给质量，又关注需求侧变化，强调需求侧管理和需求侧改革;既突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又注重完善生产关系，特别是制度供给与制度创新;既注重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强调重视政府作用和宏观调控效果;既立足当前，解决现实问题，又立足长远，关注高质量持续发展。“供给和需求是市场经济内在关系的两个基本方面，是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必须统筹考虑，“放弃需求侧谈供给侧或放弃供给侧谈需求侧都是片面的，”要着力形成需求引导新供给、供给创造新需求的动态平衡。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场硬仗，也是一场持久战，会碰到各种困难和问题。坚持辩证思维，能够让我们既立足当前，又着眼长远;既重视改革的力度，又注意把握改革的节奏;既紧紧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不放，又不忽视次要矛盾和矛盾的次要方面;既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能发挥好政府宏观调控的引导作用。辩证法的广泛应用，为我们顺利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了策略方法保证。辩证思维和辩证法的充分运用在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西方供给学派之间划出一道明显的分界线，西方“供给学派强调的重点是减税，过分突出税率的运用，并且思想方法比较绝对，只注重供给而忽视需求、只注重市场功能而忽视政府作用”。
（六）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回答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向的问题
黨的十九大报告明确要求，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遵循，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本遵循。生产资料公有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制度基础，必须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国有资本的主导作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坚持和完善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绝不能照搬西方资本主义的做法、照抄西方市场经济的制度，要充分发挥以国有资本为主体的公有资本的引导作用，优化产业供给结构，减少无效和低效供给，增加有效供给。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特别是地方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进一步完善市场机制，让市场机制真正发挥好决定性作用，同时发挥好政府对市场的监督调节作用。
在生产力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提高我国物质文化产品的供给能力和质量，实现高质量发展;在生产关系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调整，是完善收入分配关系、健全产权制度。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化改革是根本手段，完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体制机制是根本途径，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高质量发展是根本要求。要通过深化市场化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深化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配置改革，逐步形成适应、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体制机制，“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让各种财富创造的积极要素竞相迸发。
三、结论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提高供给质量为主攻方向，以结构调整为重点，以深化改革为根本途径，以满足人民需求为最终目的，是新发展阶段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战略，也是落实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突破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战略思想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理论指导，立足经济新常态，深刻分析了我国经济发展的新情况、新矛盾、新问题;贯彻新发展理念，系统回答了新时代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伟大实践，丰富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理论创新。
参考文献：
[1] 韩宝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治经济学释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研究[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8，（1）：10-18.
[2] 方福前.寻找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源头[J].中国社会科学，2017，（7）：49-70.
[3] 逄锦聚.马克思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关系的原理及其在经济新常态下的现实意义[J].经济学家，2016，（2）：5-15.
[4] 洪银兴.40年经济改革逻辑和政治经济学领域的重大突破[J].经济学家，2018，（12）：14-21.
[5] 王义娜.正确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J].兵团党校学报，2017，（3）：63-67.
[6] 韩克勇.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谈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51（2）：31-38.
[7] 邱海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J].政治经济学评论，2016，（3）：204-207.
[8] 刘凤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原则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指向[J].政治经济学评论，2016，（3）：211-214.
[9] 盖凯程，冉梨.《资本论》视域下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基于马克思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J].财经科学，2019，（8）：42-54.
Abstract： Promot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s the theme and deepening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as the main line are the keys to grasping the development thought during the 14th five-year plan period and to doing well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work during the 14th five-year plan period. The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theory traces back to classical economics and is guided by Marxism’s reproduction theory.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answers such import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questions as why to promote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the strategic task of promoting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how to carry out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and the value orientation， strategic methods and reform direction of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etc. It has opened up a new horizon for the Marxian Economics and formed the latest achievements of the Socialist economic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hich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Xi Jinping’s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Key words：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innovation
[责任编辑 柯 黎]
关键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新性
中图分类号：F1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21）20-0001-04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 年11 月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首次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重大命题。党的十九大提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入新发展阶段，“十四五”乃至今后更长时期，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都将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主题”、“主线”。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综合研判国内外发展环境的深刻复杂变化，特别是深刻分析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下面临的突出矛盾问题后，对我国经济发展思路的战略谋划，对主要工作着力点的战略调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特有范畴，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成果，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韩保江，2018）。
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溯源
（一）古典经济学构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直接理论源头
威廉·配第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是他的名言。除了最早提出商品的价值是由劳动创造的外，威廉·配第还进一步分析认为，劳动分工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降低生产成本。马克思对配第的这个思想给予高度评价：“配第也把分工当做生产力来阐述，而且他的构想比亚当·斯密还要宏大。”威廉·配第还正确地认识到，改进资源配置方式也能够提高效率，增加供给和收入。
亚当·斯密是公认的现代经济学鼻祖，他著名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的理论体系是从分析分工开始的，因而也是从供给角度来探寻财富增长的。斯密也认为劳动是财富增加的源泉，同时提出，增加国民财富，除了雇佣更多劳动力外，还可以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来实现。资本积累有助于雇用更多劳动力，分工的发展、劳动力配置的优化以及机器的使用等都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因此，斯密认为，财富增长取决于分工的发展速度和资本的积累量。显然，斯密从供给的角度对财富增加（经济发展）进行了较为系统、深刻的分析和阐述。这些思想对今天我们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仍颇具借鉴价值。
李嘉图是古典经济学的集大成者，其劳动价值说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直接理论来源。古典经济学研究财富增加，现在看，就是关注价值创造和生产发展，本質上是从供给角度思考问题，重视生产端的研究。古典经济学对供给及其决定因素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关注要素投入和劳动分工，注重产品结构和产业升级，从而构成供给侧管理的直接基础（朱富强，2016）。
（二）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理论指导
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强调生产的决定作用。在英法古典经济学之后，马克思对总供给的决定因素、总供给（生产）与总需求（消费）的关系作了深刻论述。马克思在其论著《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分析揭示了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个环节之间的辩证关系。马克思认为，生产起决定性作用，再生产过程总是从生产重新开始。显然，这里的生产就是指供给，消费就是指需求，再生产就是基于扩大再生产的长期生产过程（方福前，2017）。马克思关于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辩证关系的论述，对于我们分析经济运行状况和经济关系具有重要指导意义（逄锦聚，2016）。
马克思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强调结构均衡的特殊意义。在《资本论》第二卷关于“再生产”的论述中，马克思将社会生产分成两大部类：第Ⅰ部类是生产资料的部类，这里的生产资料是必须进入或至少能够进入生产消费的形式的商品;第Ⅱ部类是生产消费资料的部类，这里的消费资料是必须进入资本家和工人两个阶级的个人消费的形式的商品。根据马克思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第Ⅰ部类所生产的全部生产资料必须同整个社会对生产资料的需求保持平衡，第Ⅱ部类所生产的全部消费资料必须同整个社会对消费资料的需求保持平衡。马克思所论述的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的两大部类比例关系以及部类内部的比例关系，本质上就是现代社会经济供给结构的问题。显然，与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侧重于社会总供求的均衡分析不同，马克思对社会总供给以及供求关系的分析更加重视供求结构比例关系的分析。马克思以劳动价值论为重要基础，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出发对资本主义矛盾进行研究，认为经济危机是因为生产的相对过剩造成的。马克思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和对供求的结构性分析，以及对经济危机原因的剖析，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战略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成果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战略思想系统回答了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成果。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政策更多地是在需求侧发挥作用。实事求是地讲，需求侧管理确实刺激过经济增长，也平抑过通货膨胀，但需求侧管理的后遗症十分明显。一是全面刺激政策的边际效应明显下降，经济调控周期越来越短。二是刺激投资带来重复建设，导致落后产能过剩，不利于产业转型升级，资源环境压力剧增。三是供给侧调整滞后，有效和中高端供给不足，不能适应和满足需求侧对高质量高品质产品服务的需求。我们实施的需求侧管理，尤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供求结构的质量和平衡问题”（洪银兴，2018）。 （一）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的问题导向，回答了为什么要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问题
“经济新常态”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的现实基础。经济新常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表现出的普遍性现象和问题，突出表现为“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阶段”的状况。经济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呈现出一系列新变化、新情况、新问题;过去的海量模仿消费阶段基本结束，差异化、个性化、品质化消费渐成主流;传统落后产能相对过剩，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方兴未艾;全球总需求不旺，我国低成本优势正在转化;劳动力成本上升，技术创新要素地位提高;市场竞争加剧，数量扩张和价格竞争正向质量型、差异化转化;高消耗、粗放型发展导致资源和生态环境压力凸显，旧的发展方式难以为继等。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直面我国经济在新常态下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和新矛盾，“是对我国经济发展思路和工作着力点的重大调整，是化解我国经济发展面临困难和矛盾的重大举措”，及时回答了“为什么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重大现实问题。习近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战略思想坚持了马克思主义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认识路线，从在经济新常态中分析问题、认识问题，到贯彻新发展理念、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解决问题，形成了现实与逻辑相统一的完整理论体系。
（二）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回答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战略任务的问题
生产力水平是社会总供给的根本决定力量。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推进供给结构性改革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发展规律，又着眼当代中国客观现实。“我国供给体系产能十分强大，但大多数只能满足中低端、低质量、低价格的需求”，很多人民需要的高质量产品和服务却不能提供，导致消费外溢，“海淘”用外国产品已成为高端消费的代名词。同时，许多停产、半停产、连年亏损、资不抵债的僵尸企业主要靠政府补贴和银行贷款存续经营，占用了大量资源，导致人力、资金、土地等成本居高不下，制约了新经济发展空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战略任务主要有三点，一是引导生產要素向创新经济转移，尽快完成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二是显著降低高行政管理成本、高融资企业成本和高税收环境成本等约束;三是着力激发财富创造活力，提高全要素生产效率（王义娜，2017）。
目前，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大力发展生产力仍是我们的根本任务。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求我们从生产端入手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在新兴领域、创新领域培育新产能、发现增长点，同时有效化解过剩产能、淘汰落后产能，以供给结构调整主动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以高质量产品服务满足人民需求，实现高质量发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出就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基本国情和根本任务，主动运用社会生产力发展规律的鲜活案例。
（三）坚持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回答了怎样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问题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当前突出表现在需求侧人民多层次个性化的需求和供给侧产品服务品质不高、品种不全的严重不协调，并且这一矛盾的主要方面在生产服务供给侧不能满足需求侧的变化和经济发展规律的要求。中国现在不是需求不足，而是需求变化了，消费者对产品的质量、性能及设计都较以前有了更高的要求，而供给没有相应跟上来，不适应需求的变化，供需脱节了，人民需要的质量、服务供应不上。因此，供需错配是当前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方面。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抓住了新发展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构成了当前和今后相当长时期内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工作主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因素，供给和需求两侧都有，但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
如何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是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从调结构入手。调结构，当前要更加注重加减乘除多措并举。“加法”就是优化产业升级，培育新兴产业，发展新增长点，“强身健体”;“减法”就是压缩淘汰落后产能，改造传统产业，“刮骨疗伤”;“乘法”就是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科技驱动和创新引领，依靠技术进步来提高质量、效益和竞争力，释放“乘数效应”;“除法”就是打破部门和行业垄断，鼓励市场竞争，简政放权，提升市场化程度，回答好中国经济的“投入产出”问题，以尽量少的投入换取尽可能高的效益，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资本回报率。做好经济新常态下结构调整的“四则运算”，尤其要处理好加法和减法的关系，实现该加的加，该减的减，做加法不搞一拥而上，做减法不能“一刀切”。
（四）坚持人民至上，回答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了谁、依靠谁的价值取向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落实好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新时代，面对新变化、新矛盾，通过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供给结构的调整主动适应需求结构变化，提高供给体系对社会需求的敏感性和适应性，显著改善供给结构、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回应人民群众现实需求和潜在需求，更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是使我国供给能力更好满足广大人民日益增长、不断升级和个性化的物质文化和生态环境需要，从而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财富的创造者，理应是发展成果的受益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为了人民推进改革，推进改革服务人民，始终把更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作为自身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价值取向，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五）坚持辩证统一，回答了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策略方法问题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战略思想蕴含着丰富的辩证思维，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的方法论。如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用“破”、“立”、“降”定调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化的方向，习近平强调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短期和长期”、“减法和加法”、“供给和需求”关系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强调淘汰化解落后产能又注重发现培育新的增长点;既强调改善供给结构，提高供给质量，又关注需求侧变化，强调需求侧管理和需求侧改革;既突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又注重完善生产关系，特别是制度供给与制度创新;既注重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强调重视政府作用和宏观调控效果;既立足当前，解决现实问题，又立足长远，关注高质量持续发展。“供给和需求是市场经济内在关系的两个基本方面，是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必须统筹考虑，“放弃需求侧谈供给侧或放弃供给侧谈需求侧都是片面的，”要着力形成需求引导新供给、供给创造新需求的动态平衡。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场硬仗，也是一场持久战，会碰到各种困难和问题。坚持辩证思维，能够让我们既立足当前，又着眼长远;既重视改革的力度，又注意把握改革的节奏;既紧紧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不放，又不忽视次要矛盾和矛盾的次要方面;既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能发挥好政府宏观调控的引导作用。辩证法的广泛应用，为我们顺利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了策略方法保证。辩证思维和辩证法的充分运用在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西方供给学派之间划出一道明显的分界线，西方“供给学派强调的重点是减税，过分突出税率的运用，并且思想方法比较绝对，只注重供给而忽视需求、只注重市场功能而忽视政府作用”。
（六）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回答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向的问题
黨的十九大报告明确要求，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遵循，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本遵循。生产资料公有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制度基础，必须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国有资本的主导作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坚持和完善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绝不能照搬西方资本主义的做法、照抄西方市场经济的制度，要充分发挥以国有资本为主体的公有资本的引导作用，优化产业供给结构，减少无效和低效供给，增加有效供给。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特别是地方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进一步完善市场机制，让市场机制真正发挥好决定性作用，同时发挥好政府对市场的监督调节作用。
在生产力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提高我国物质文化产品的供给能力和质量，实现高质量发展;在生产关系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调整，是完善收入分配关系、健全产权制度。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化改革是根本手段，完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体制机制是根本途径，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高质量发展是根本要求。要通过深化市场化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深化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配置改革，逐步形成适应、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体制机制，“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让各种财富创造的积极要素竞相迸发。
三、结论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提高供给质量为主攻方向，以结构调整为重点，以深化改革为根本途径，以满足人民需求为最终目的，是新发展阶段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战略，也是落实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突破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战略思想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理论指导，立足经济新常态，深刻分析了我国经济发展的新情况、新矛盾、新问题;贯彻新发展理念，系统回答了新时代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伟大实践，丰富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理论创新。
参考文献：
[1] 韩宝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治经济学释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研究[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8，（1）：10-18.
[2] 方福前.寻找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源头[J].中国社会科学，2017，（7）：49-70.
[3] 逄锦聚.马克思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关系的原理及其在经济新常态下的现实意义[J].经济学家，2016，（2）：5-15.
[4] 洪银兴.40年经济改革逻辑和政治经济学领域的重大突破[J].经济学家，2018，（12）：14-21.
[5] 王义娜.正确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J].兵团党校学报，2017，（3）：63-67.
[6] 韩克勇.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谈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51（2）：31-38.
[7] 邱海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J].政治经济学评论，2016，（3）：204-207.
[8] 刘凤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原则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指向[J].政治经济学评论，2016，（3）：211-214.
[9] 盖凯程，冉梨.《资本论》视域下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基于马克思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J].财经科学，2019，（8）：42-54.
Abstract： Promot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s the theme and deepening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as the main line are the keys to grasping the development thought during the 14th five-year plan period and to doing well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work during the 14th five-year plan period. The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theory traces back to classical economics and is guided by Marxism’s reproduction theory.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answers such import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questions as why to promote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the strategic task of promoting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how to carry out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and the value orientation， strategic methods and reform direction of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etc. It has opened up a new horizon for the Marxian Economics and formed the latest achievements of the Socialist economic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hich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Xi Jinping’s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Key words：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innovation
[责任编辑 柯 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