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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河村
青城镇城河村的8月炎热而愁闷，白日缩短，夜晚变长。麻雀吵闹着争吃梨树上的青色果实。梨树巨大，爬满裂纹，种在此处已有百年。玉米快成熟了，塑料大棚里，茄子们的紫色身躯越发肿胀。各种小虫子在枝繁叶茂的植物中穿梭嗡鸣。一阵风吹来，被鸟儿和虫子们啄食过的梨子掉落下来，砸在泥地上，发出暗沉的声响，白色果肉迸出的晶莹汁液和早晨未曾散尽的露珠混杂起来，打湿了小草。
种着巨大梨树的果园被高军伟承包下来已有好几年，他在这里开了一个休闲农庄。门口立着大牌子：三炮台、棋牌、承包酒席、停车、住宿。牌子上还有几个更大的字：未曾失去的老味道。高军伟起得晚，头一天夜里，他把电视剧《大宋提刑官》最后几集看了。这几集讲的是明泉寺后山发现死尸，是锦玉班的女旦小桃红，宋慈验尸后，几经周折，找出了真凶。“宋慈还是厉害，那时候还没有DNA技术呢。”高军伟坐在桌子前，抽着“兰州”。
儿子玩电脑至凌晨，仍在熟睡中。他想等儿子起来，跟他聊聊9月份到哪里读书的事情。6月，儿子结束了在白银的初中学业，想去成都读技校。他觉得，要读技校的话，还不如去兰州。兰州离家近，有什么更好照应。他为儿子上学没少费心。儿子不太听话，青城中学没让他在学校继续学业。高军伟把他送到了白银，换了几所学校，总算把初中念完了。
高军伟羡慕邻居高承勇。高承勇的两个儿子读书勤奋自觉，从不用父母操心。从高军伟家楼顶望下去，能清清楚楚看到高承勇家的院子。两个小孩不是在家里写作业，就是在院子或者院子门口的走道玩一下，比如在泥地上画一些格子，在上面蹦跳。他们大多数时候就是两兄弟玩，不会离家门太远。每当看到邻居家的两个小孩，高军伟就想，我儿子能这样就太好了。
青城的家长大都喜欢把自己的小孩送到白银去念中学。青城离白银更近，跟白银的水川镇只隔着一条黄河，从青城去往管辖它的兰州市区都没这么方便。青城在榆中的北边，历史久远。“先有條城，后有兰州。”條城就是青城。
农庄门口的屋子里住着四川来的铺设电缆的工人余力（化名）。他大清早就已出门，开着车干活去了。
余力要去白银，此地对他过于陌生，他在导航里输入“白银”二字，紧接着，一串汉字跳了出来：白银连环凶杀案侦查重启。余力感到好奇，白天干了一天活，晚上回来的时候，坐在农庄的院子里，他把这条新闻仔细读完了。
“20万啊。”余力看着手机说。
“什么20万？”高军伟问。
“提供线索的人可以得到20万。”
余力把手机递了过去。高军伟都快忘了这件事情。最早知道白银有“变态杀手”的时候，他才十多岁。
那年月的傍晚，大家喜欢蹲在家门口吃饭，一条街热热闹闹的，老人、中年人、年轻人、小孩都住在村子里，出去打工的人还不是很多。高军伟怀念那样的时光。“大家边吃饭边说，白银又杀人了。”
矿山
每当听到周围的人说“白银又杀人了”，牛肃（化名）就觉得心里堵着的东西像气球一样被迅速吹大。1988年，他已经在白银市白银区公安局工作，但还不是刑侦人员。永丰街的“小白鞋”被残杀很快就传遍了全市。白银不大，在白银说起一个人，即便自己不知道，问上两三个人，就能打听到了。这是一个熟人社会。
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初，白银市正处在其好时光的尾巴上。比方说，红星街上的白银饭店已经有六十多年历史了，起初是此地最好的国营招待所，承包给私人老板后，又成为此地最好的宾馆。这里的一楼有个舞场，晚上，年轻的工人们脱掉工作服，来到舞池，在忽明忽暗的灯光里，释放掉工厂车间里积压的荷尔蒙。
“戈壁上长大的姑娘们不讲究温婉，每只这样伸出去的手，都要准备好面对冰冷的拒绝。因此很多人在舞池旁整夜徘徊，最终也没能把手从自己坚硬的自尊心里伸出去。”这是民谣歌手张玮玮记忆中白银饭店的舞会。他是舞台上伴奏乐队中的一员。这位音乐老师的儿子每晚要做的事情是：当他们需要灯光看清舞伴时，给他们一首明亮的快曲子;当他们不需要灯光让别人看清自己和舞伴时，给他们一首缠绵的慢曲子。
乐队的灵魂是一架带有“自动节奏”的电子琴，想要什么乐器声，按键就可以了。“我们演奏乐曲的方式很简单：电子琴的自动节奏打底，大家用各自的乐器，把那些曲子的主旋律轮流奏出来就行。别人演奏时，其他人就在台上干站着等着轮到自己。”
当高军伟在城河村的梨树下看到“白银连环凶杀案侦查重启”时，张玮玮也看到了朋友发来的新闻。新闻上列有白银9位受害者的资料。“看到第一个名字时，我的汗毛都倒立起来了。”张玮玮家和“小白鞋”家，都在永丰街上，两家就隔着两排平房。
1988年5月26日下午5时许，白银公司23岁的女职工白某被害于白银区永丰街家中（简称“88·5·26”案件）。受害人“颈部被切开，上衣被推至双乳之上，下身赤裸，上身共有刀伤26处”。
“小白鞋”被杀的案子，在很长时间里都是个案。白银人没有想到，这是28年漫长噩梦的起点。“这个案子难就难在他杀害的人不是特定的人群。他们之间没有情感的关系。碰上谁杀谁，这种恶意很大。”牛肃说，“我们这里曾经发生过一起案子，凶手一晚上杀了4个女工，也是针对不特定人群，比较难破。”
到了1994年，牛肃已经是公安局的刑侦人员，他参与了“白银连环杀人案”第二起案子的侦查。
1994年7月27日下午2时50分，白银供电局19岁女临时工石某在其单身宿舍遇害（简称“94·7·27”案件）。受害人“颈部被切开，上身共有刀伤36处”。
“有些事情我一直想不明白。”牛肃回忆起往事，“1994年这起案子的现场我去看了，她死的时候，二楼斜对面有4个人在打麻将，但没发现。这是很残忍的事情。说实话，我以前从来没想过这是一个农民干的。那个年代，城市里比较乱，但农村是比较淳朴的。”
“小白鞋长得很漂亮呢。”坐在出租车上的乘客对李昌（化名）说。乘客认识“小白鞋”，“小白鞋”是白银公司的女职工。这几天，李昌拉的客人时不时就会说起白银的凶杀案。李昌2006年开始开出租车，他原来是水泥厂的工人，10年前，水泥厂倒闭。
李昌的手机里保留着一张照片，去年拍的，一辆冒着蒸汽的火车正穿过冬天萧瑟的山野。2015年，从白银市区通往矿山的蒸汽火车停运。在那之前，每到冬天，让他拉到矿山的摄影爱好者特别多，包括国外来客。“外国人要去矿山，得办特殊的通行证”，得到允许才能进入矿场。矿山的大门有专门的检查站，离开矿山时，出租车的后备箱要打开检查。
矿山的路边有一些废弃不用的办公楼。眼前的这栋办公楼是苏式的，中间一座主楼，然后向两边展开两只“手臂”。楼内的墙壁有三分之一漆着绿色，外墙裸露着砖体，刷成了白色，这类建筑如今被许多复古风装修采用，然而，这里不是复古，这里本身就是“古”。
楼内空旷，像是住着人，又好像没有，如同来到幽灵盘踞的地方。
一楼有一个小卖部，关着门，窗子上插着一张纸片，上边写着：“如有人买东西，请大声叫，人在二楼呢！”大概是因为夏天的缘故，纸片上特意加了几个字：店内有雪糕，0.6元。这里还有1块钱以下的东西，也和过去的年代相匹配。楼道里泛着黯淡的黄色灯光。楼梯有两条走道，没人走的那一条堆满垃圾。顶楼的一个房间，屎尿遍地，已成厕所。楼顶上有大大小小的各种接收信号的锅，面朝着群山上方的天空，周围是苏式建筑、厂房和烟囱，仿佛是小说《三体》里的红岸基地，可是，这里已经接收不到时代的回音。
整个早上，在通往矿区深处的山道上，我们遇见的汽车很少。没有多少人到山里来了。1980年代的矿山，并不如此清静。那时候热闹得很。春节里，矿山上有社火。白银公司会请人来打鼓助兴。李昌会去到矿山上，打一天的鼓，能赚不少钱。
李昌把我们拉到了矿山上。山上黄色的地方是酸性的，寸草不生。白色的地方是碱性的，长着绿色的水蓬，人们会把水蓬搜集起来，烧成块状，这就是蓬灰了，掺了蓬灰的馍和面条吃起来口感更好。来到废石场，奇异的场景出现在我们面前，巨大的矿坑和周围连绵的群山看上去仿佛是外星球。这里适合拍摄《火星救援》和《星际迷航》那样的电影。矿坑里立着没有拆除的电线杆子，像是高耸的黑色十字架。
矿坑是白银的起点，这是一座城市命运的痕迹，白银时代由此开启。
氟化盐厂
“美国人以为我们试验了原子弹呢。”穆森（化名）用夸张的口气描述1950年代白银矿山上的大爆破。他的眼睛里升起了闪着光的蘑菇云，甚至能闻到蘑菇云的味道。
在很长的年月里，穆森出门闻到的是类似于硝药的味道。白银上空的烟囱不舍昼夜往外排着废气，蓝天是奢侈的。穆森是白银公司氟化盐厂的机械修理工。
在他的对面楼，住着同事崔军（化名）一家，两楼也就隔着十几米。崔军家原本在后面那栋楼。1998年，前面盖了新楼，就准备搬过来。
崔军的女儿崔金萍在氟化盐厂工作。这是白银习以为常的事，子女们往往会进入父母所在的工厂，继续当工人。工厂需要连轴转，工人们三班倒。1998年11月30日，崔金萍头天上的是晚班，早上回到家中准备睡觉。已近中午，她的母亲前往新楼去做饭。院子里显得安静，大多数人上白班去了，下了班的人也都在休息。
整个院子如同过去的每一个寻常日子一样，没有人听到任何异样的声响。当母亲做好饭，回到女儿住的房间时，看到了恐怖的一幕。
1998年11月30日上午11时许，白银公司女青年崔某在白银区东山路的家中被杀害（简称“98·11·30”案件）。受害人“颈部被切开，上身有22处刀伤，下身赤裸，双乳、双手及阴部缺失”。
2016年8月即将结束的时候，崔金萍的弟弟崔向平坐在6楼的办公室里忙着整理资料。已近晚上7点，他仍在忙着月末的工作，他所从事的保险业务才在白银开展不久，需要做的事情很多。每周一晚上7点，老总会召集大家开会。前几天，他得知了高承勇被捕的消息。
我那天特别难过。我们全家哭了一天，我也是。我妈一说话就哭，一说话就哭。我爸就是因为这个事情死的。姐姐走了三年，不到第四年，我爸就死了，才51岁。肝硬化，肝气郁结，造成肝腹水，一夜白头，50岁的人，头发白白的，就跟现在七八十岁的人似的，治了一年多，走啦。那会儿，我妈没工作，我才刚上大学，大一。你说，就这种经济情况，我还上大学。这些事情我都不愿意去回忆。这么多年，我们家人连恨的对象都没有。那时候，都不知道去恨谁。发泄不出来。
高承勇被捕之后，崔向平一天能接到几十个电话。
这个事情让人感觉很不好。以前很多人不知道我们家这个事，现在很多同学朋友打电话给我。我觉得，同情也罢，怎么样也罢，不是很有必要。我现在只想要过以前的生活。这么多年下来了，能改变什么？我们家经济条件不好，能改变吗？我们家的收入就高了？我母亲身体不好，案子破了，我母亲身体就好了？不可能的事情。
在氟化盐厂家属区，太阳开始慢慢西斜，楼房投射的阴影越拉越长，像一块不规则的黑布。穆森坐在太阳下和老头老太太们聊天，他们会说起以前的日子。氟化盐厂好几年前就停工了。
崔家姑娘被害的时候，穆森“还在上班”，他在厂子停产之前两年退休，算是赶在点子上了。许多人没有这样的好运气。他们说不清崔家姑娘遇害的具体时间，“十几年了，十几年了。”家属院里坐在台阶上聊天的人都说不清。时间在这里好像也停止十几年了，院子里的事物十几年也没有什么大变化。房子还是那些房子，人也还是那些人，只是院子里的树长粗了。
这楼出了人命之后，房子就卖出去了。之前买的人不知道，住进去之后，家里小孩哭得不行。请了风水先生来看，说这屋子住不得，有邪气。这家人就把房子卖了。如今这房子里住着人，他们大概也知道这回事，但他们还是住着。人和人总是不一样。
穆森有3个小孩，都结婚生子了，住在这院子里。
氟化盐厂最早的房子是1966年建的。建了以后，没有马上生产，1969年才开始生产。我是1970年来的。我老家在靖远，离这不远。这地方原来是荒山，茫茫戈壁，没有什么东西。1956年来这的人，在山上炸了一个坑。那个大坑还在。白银的厂子是苏联援建起来的。这里铜最多，白银、黄金也多，还有铁、锌什么的。白银公司的铜在世界是有名的，炼铜技术世界领先。现在不行了，效益不行。没矿了。现在，白银公司的矿是外头拉来的。职工没有多少人了，一万多，原来四万多职工呢。2010年，氟化盐厂解散了。我在这干了37年，退休工资太低了，两千多块钱。今年4月份说要涨6.5%，到9月中就能涨，不知道涨不涨。
现在，穆森的退休金是每月15号发放，他等着这天的到来。一位老职工路过，看到穆森在说话，凑了过来，“这里曾经连续18年上交利润同行业全国第一，对，就是你今天坐的这个位置，连续18年第一。我们每个月拿50块钱工资的时候，人均上缴利润有3万多块钱。现在，我们的退休金才拿多少，两千多。”
“辛苦了一辈子，买套房都难。”穆森说，“我家老二这套房子（在穆森说话的这栋楼上），5万首付，完了工资里扣钱，每个月大概扣一千来块钱。”
老二以前在部队上当兵，属于空军部队。他是空军部队运送雷达的。
2002年，儿子从部队回来，在家呆了一年，2003年在氟化盐厂上班，厂子倒闭了，就分流了。他现在第三冶炼厂，炼锌的。这比炼铅和汞的工人要好，那些有毒。他一个月工资两千多块，好一些的时候三千多块。（在白银，这是什么工资水平呢？）吃饭够，买房子根本不行。之前，儿子谈了对象，没房子，人家不结婚。买二手房，便宜点，13万多，那是2007年那会儿，现在要三四十万了。一个月两千来块钱，能干点啥？可怜的。 我们坐在一栋楼下聊天，周围的阳光很好，天空湛蓝，空气清澈。多年前的白银不是这样。“以前污染严重，大烟囱冒烟，早晨出门，闻到一股味道，呛得很。”
白银的许多工厂都倒闭了。资源都枯竭了嘛。说要转型，可怎么转？这里又不是交通要道，又不像四川的九寨沟什么的，有个景点，不像兰州那样有大学，这里没有，白银本来说要和兰州合并，但这事没成。
天色已晚，有风吹来，很凉快。“9月份就凉了，10月份就开始送暖气了。”穆森说，“这地方挺好的，就是收入少了点儿。”
棉纺厂
在8月末9月初的白银待上几天，如同经历了四季。白天夜晚，阴晴风雨，温度在大跨度地跳跃。在棉纺厂小区那些刻着象棋棋盘的露天桌子前，上午还坐满了聊天的人，中午就看不到人了，起风了，冷。
当年，白银公司主要以男性员工为主，为解决这座城市的性别平衡问题，又建了棉纺厂等许多以女员工为主的厂子。和白银的许多厂子一样，棉纺厂如今已经倒闭，厂房的地都卖了，盖起了商品房，只剩下棉纺厂小区。
2000年11月20日上午11时许，白银棉纺厂28岁的女工罗某在家中被人杀害（简称“00·11·20”案件）。受害人“颈部被切开，裤子被扒至膝盖处，双手缺失”。
“他们（被害者的家属）现在到上海去了，房子在这里撂着呢，是空的。”坐在石凳上的退休工人何仁（化名）说，“已经快是16年前的事情了，（被害人的）娃都十七八岁了。”
高承勇在棉纺厂小区住过6年，距离罗某被害的地方只有几百米。
赵君（化名）和丈夫孙武（化名）是这里的住户。他们跟高承勇打过扑克牌，争上游什么的。高承勇跟着自己的老婆去跳舞，他们都一块跳过舞。
“高承勇租住的房子在3号楼，一室一厅。夫妻俩住里面的屋，小孩住外边的厅，上下铺，支一个小桌子吃饭。”孙武去过高家。
租房子给高承勇的户主是棉纺厂的工人，现在到上海打工去了。棉纺厂是2007年倒闭的。“倒闭那会儿，工人每个月领156块，领了一年半。”聚在一块儿聊天的邻居们来自五湖四海，一位老家是甘肃天水的退休职工指着对面的楼说，那边是针织厂，也倒闭了，那里新建的楼盘一平米四千多块。
我在天水乡下插队的时候，白银棉纺厂到我们那招工，就过来了。当时觉得国企有碗饭吃，稳稳当当地，没想到国企会倒闭，这么多人下岗，否则就不来了。
我在小区里没见过高承勇。只知道哪个地方又杀人。杀了谁，谁杀的，我不知道。我不太关心这些事，自己的事都关心不过来呢。
现在最大的好处是比以前自由一点，过去你要是想从这个厂子调去另一个厂子很不容易，不给送礼谁给你办事啊。我老婆也在厂子里，以前我帮她请个假，送了礼，别人礼都收了，最后说，还是请不了假，但礼没还回来。你看他（高承勇）的儿子为什么考大学读研究生，就是想往上走，改变自己的生活。我看电影《南征北战》，觉得特别好，你看那些打了败仗的部队，有坐飞机逃的，有坐汽车逃的，有落在最后用脚走路的。我就是落在最后用脚走路的。
3号楼跟小区里其他楼的外观没有什么差别，红砖外露的墙体，这是那个时代的建筑风格。楼前放着一些破旧的沙发，如同露天客厅。每家的防盗门各式各样，颜色繁多，像是不同颜色的贴纸贴在了一大块暗红色幕布上。3号楼最后一个单元的一层，一共有3家住户。田诚（化名）家和高承勇租住的房子隔着一个楼梯间。工作了一天，田诚很晚才回到家。他没有开灯，电视机的荧幕权当是照明工具，电视里正在播放《人民检察官》，他拿起遥控器，调小了声音。
一般情况下，我跟他不说话。我对他不是很了解。他表面上也不是太冷漠的人，就有点儿内向。他爱人倒是心直口快，以前开个玩笑什么的。他好长时间不在家里，有时在内蒙或者别的地方打工。
他在这里住了好多年，后来搬走了。因为房主要涨租金，房租原来是三百多，后来涨到四百多，他觉得负担不起，就离开了。
棉纺厂倒闭后，我自己找工作，现在公安局上班，负责维修水电。我在公安局见到高承勇了。他被带到公安局的那天，我正好在公安局办公楼一楼大厅，迎面碰上。
他进去以后，把他控制起来了，有手铐，铐到椅子上，脚上也有扣着的东西，怕他自杀。有人跟我说，他脑门上缝了3针，可能是想自杀。椅子上边还有个面儿，面儿是铁的。其他地方都是软的，连墙壁都是软的。
我见到他的时候，感觉他还挺镇定。3个警察，一边一个，后面跟着一个。他块头挺大的，胳膊这么粗，比较有力气（比划了一下）。他们不敢大意。
我一开始没认出来他来。回家以后，看了电视上的新闻，马上知道就是他了。他之前在我们这里住的时候，头发还是黑的，现在都已经白了，有三分之二是白的。
现在回想起来，当年没破案，应该是警力条件不够，加上技术条件不太成熟。1988年的时候，改革开放不久，什么都还不成熟。
这个案子，是用DNA和指纹比对，通过他的家族查出来的。从这么多人里找出来，其实也很费劲，高家的每个人都要查。
白银市公安局的DNA实验室大概是2010年左右建起来的。实验室是封闭的，无菌，有空调，要求很高。DNA技术的人才很稀缺，招来的人工资比普通员工要高。科级大概是三千多块，DNA的技术人员是四千多块，相当于副处级的工资。
被杀的那个女工，住的地方离这里不到500米，那里以前是平房，现在没有了。当时，那里的管线坏了，我的徒弟去维修，正好碰到派出所的人来问情况。徒弟被带走了，问到晚上8点，活儿也没干。那是2000年，说是她（被害女工）的小孩也在屋里边，才两岁，没有被杀。她的男人当时在上班，也被怀疑了。 宋冬梅（另一个邻居）和他（高承勇）一块儿抽过烟。我没跟他们抽过烟，他毕竟是外来的。如果要是本单位还好，他们来这租房子，不稳定，我不想惹麻烦事儿。
我在这里待了三十多年了，1979年来的棉纺厂。我的老家是山东肥城。我父亲原来在河北，支援大西北过来的。来的时候，都是土路，一刮风，满天都是黄的，现在沙尘暴好了很多。1956年，白银刚开发的时候，到处都是狼，现在没有了。我来的时候，狼基本都灭绝了。
棉纺厂是在1990年代末不行的。大概在1998年，棉麻市场一开放，成本变高，工人工资也高了，生产的棉纱太多，卖不出去。现在，除了一个白银公司，其他的厂子差不多都倒闭了。白银公司的效益也不好。
我现在住的房子花钱不多，两个小套加起来两万块钱。儿子到成都工作去了，老婆也在成都，现在这个房子是我一个人住。我就一个小孩，儿媳妇快生孩子了。
高承勇的两个小孩读书不错。老二长得很像他爸，老大个子矮，长得不像。孩子我都见过。我挺喜欢爱学习的孩子，所以对他们印象很深。他妈妈说过，老大学习好，高考考得挺好。
高氏祠堂
8月31日的中午，喷气机拉出的白气从青城镇高氏祠堂的上空划过。白气慢慢散去，像是一尾身型狭长且有鳞的鱼。高氏祠堂的匾额是原文化部常务副部长高占祥所题。
祠堂的墙上写有家训。开篇的第一句话是：“我高姓子孙要善己也要善人，要善家也要善国，力争做一个德行兼备的人。”
家训强调要有“孝悌”精神：“孝敬父母是一切道德的根本。”高承勇被认为很好地体现了家训中的这一点。他是城河村公认的孝子。
“他爹中风了，瘫痪了，别的哥哥姐姐不太管，他那个时候还没有结婚，一个人服侍老爹，端屎端尿的。”高军伟说，“我对他爹印象很深，他爹脾气暴，不刷牙，口臭得很，牙齿黄黄的，胡子很长。我小时候不知道怎么把他得罪了，他把唾沫吐到我脸上，很臭。高承勇的妈去世得早，我对她只有一点印象，大个子，高承勇的脸很像他妈的脸。”
高氏家训第九条写道：“要有勤学精神。”祠堂内挂着进士匾额。高家祖上高鸿钧中过进士。“进士”前边的匾上刻着“才兼文武”。这块匾是后来重新制作的。高氏祠堂当年得以保留下来，是因为紧邻供销社，这里被当作了供销社的仓库。如今，祠堂旁边还是供销社。
青城镇城河村的人几乎都知道，高承勇当年还差几分，没有考上空军学院。大儿子高一山（化名）学习一直很好，考上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现在成都的一家科研机构工作。
2016年8月28日，许多人通过微信看到了高一山接受媒体采访，谈论了他对父亲的看法。
崔向平看了这篇报道。“他（高承勇）儿子接受采访这件事情，很多人都曲解了。我大概看一看，没有特别详细看。对于自己，我们受害人家属这块儿看得比较详细。痛哭流涕也罢，难过也罢，后悔也罢，都不能改变什么了。”
从高氏祠堂再往黄河方向走，可以看到一个院子，院子里的房子堆着许多用来给大棚保温的棉被。门口上方挂着一个褪色的花哨牌子：3D电影院。那里曾经是一个舞厅。
高承勇和妻子来过这里跳舞。有一天，他在这里被几个小年轻用刀给捅了。
“那个捅人的小伙子前两天还在这张桌子上说当年的事情呢。”高军伟从桌子上拿起加了冰糖的绿茶，喝了一口。“当时他们跳完舞了，准备回家。几个小伙子从后边把他老婆错认成别人了，上去推了一下，他把推人的小伙子踢了一脚。七八个小伙子把他围了起来，他的大腿被刀捅了，伤了动脉，流了很多血。他最后没有告这几个人，他们赔了一些钱，私了了。”
此时，白银已经出现连环杀人案。
“我做他邻居这么多年，就没听说他打过架。”高军伟说。
以前，高承勇从白银回来，高军伟就问他，哥，你在白银都干嘛呢？高承勇说，倒金属呢。
“903厂的工人们上班的时候，会偷偷弄点贵重金属出来，他（高承勇）把这些金属收了，再转卖掉，赚点儿差价。我看到过他把金属提回来，体积看上去不是很大，但抱起来很重。他说是飞机上用的。后来，金属掉价了，他也不倒了。娃娃们也大了，他就到处打工挣钱。”
让高军伟印象最深的是，高承勇跟他说过的一句话：人一辈子到80岁，你吃的东西一东风车就能拉完。“我们一辈子能吃多少东西呢？人这一辈子怎么活呢？他想的一些问题，我们都想不到。”
有时候，高承勇会跟高军伟说起自己的孩子。“他会说，娃娃聪明得很。”
1998年7月30日下午6时许，白银供电局职工曾某8岁的女儿凡凡（化名）在家中遇害（简称“98·7·30”案件）。受害人“下身赤裸，颈部系有皮带，阴部被撕裂并检出精子”。
“那个8岁小孩的案子，是我最想不通的。”高军伟说。
供电局
白银供电局的那两栋楼还在，如今都是办公楼。两栋楼之间只隔着二十多米。中间是通往院子的入口。
李彤（化名）是凡凡当年最好的朋友，当她在半个月前看到“白银连环凶手案”关于凡凡的那一部分时，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凡凡的妈妈现在情绪很不稳定，比较激动。我情绪也比较激动，我妈还稍微好一点点，我就让我妈打电话问问阿姨，阿姨一说到凡凡的事情，就开始哭了。 1998年案发当天，我在家，但我妈不让我去看，她知道我很害怕，并且知道我最好的朋友没有了。你知道，在那个年代，我们都是独生子女，有一个像亲妹妹一样的朋友是多么幸福的事。
我爸当时打电话给我妈，说了这件事情，我妈当时还骂我爸胡说，之后我妈又确认了一遍，把我交给我姥姥，就奔过去了。
从那天起，我9天9夜没再见到我妈，中途，我爸回来看了我一次，大概讲了一下，就说，凡凡没了。
这9天，我一直跟姥姥在一起。那些天，我一直在想凡凡，中间几天忽然间反应过来什么了，在被子里哭过几次，偷偷地，怕姥姥看见伤心。姥姥也特别喜欢凡凡，她一直都说，这孩子可惜了。凡凡在姥姥家待过，姥姥给我们快做好饭的时候，凡凡总是会摆好筷子和碗，吃完饭会主动扫地，特别乖，特别懂事。
我们两家是同一个系统的，我家住供电所，她家住供电局，两个院子的孩子很多，跟军队大院似的。我们俩的关系特别好，她总来我家住，住我家的时候，我妈给我俩一人一个被子，等到关了灯，她会钻到我被子里来。第二天早上，我妈会发现我们盖着一个被子，两个人是抱在一起睡的。
我们会讲悄悄话，有些记得不是特别清楚了。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住到最后一天，她会悄悄跟我说，姐姐，你能不能跟我妈妈说，下次我还来你家跟你一起玩。凡凡叫我姐姐，我比她大3岁。在她身上，我学会了分享。那个年代的独生子女，自己喜欢的东西都不会和别人分享，但是她在我们家住，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一定会和她分享我的芭比娃娃和喜欢的玩具。人家说，3岁是一个代沟，但是我和她总能玩到一块儿。
事情发生的当天，我和凡凡没见过，但是前一天见过。她骑小自行车到我们院子门口，她妈妈还叫我们一起去白银的大什字，我们就一起去了。转完回到我们院子门口的时候，凡凡还说，今天能不能住姐姐家？阿姨说第二天还有什么事，就没让住。阿姨然后说，不行的话，让我到他们家去住。我没去，然后说，第二天有时间去找凡凡玩。凡凡和她妈妈就回家了。第二天，凡凡出事了。
那天，我妈去上班了，把我一个人锁在家里。我们家有两道门，一道防盗门，一道木头门。我在家里的时候，无论谁敲门，我都不会去开门的。我们这里的房子家家有厕所，不像凡凡家住的楼，卫生间在外边。我当时就在家等着我妈下班，带我去凡凡家玩。
可是，那天下午，白银下起了小雨，我妈看到下雨，就说，你就在家玩吧。我没有去凡凡家。其实，我现在感到后悔，我妈也后悔。很多事情我们现在很后悔。凡凡出事之后，我妈妈陪了凡凡妈9天9夜。
凡凡去世后不久，她的爸爸妈妈来了我家一次。他们看着我，心里应该会很难受。那时候我小，胆子也小，不敢表达太多，我就说，叔叔阿姨好。我跟他们俩特别亲。我心里知道，凡凡没有了。那天，凡凡爸爸送了我两本书——《孙敬修爷爷讲故事》。那时候，对于孩子来说，这是特别好的故事书。凡凡爸爸跟我妈妈说，凡凡没了，这些书给我看了。长大之后，我想想，这可能是叔叔留给我对于凡凡的思念吧。
事情发生几年之后，我就去上专业学校了，之后就上班了，上班之后，我没有跟任何人说过这个事，但是私底下一直在关注这个事情。我不想让我父母知道，只有极个别朋友听我提起过。以前在网上搜到的资料很少，我很希望破案，很想知道到底是谁害了凡凡，她那时候那么小……
听大人讲，当时门上的锁是好的，他是怎么进去的？大人们还说，桌子上有一杯水，我到现在也在想，这杯水到底是凡凡给他倒的，还是他自己倒的？如果是凡凡给他倒的话，凡凡多懂事啊，家里来人还知道给他倒一杯水呢。凡凡给他倒这杯水就没有让他收手吗？面对这么聪明懂事的孩子，他怎么忍心下得去手呢？
出了这么多命案，刚开始会觉得不安全，但没想过搬家，那个时候，也不知道能搬去哪儿。大人们看孩子更紧了，我爸妈去上班，留我一个人在家的时候，就告诉我：谁敲门都不能开，除了爸爸妈妈！
白银是我出生的地方，小时候的记忆很美好。这么多年了，我还是会回想起和凡凡在一起玩的时候。记得有一次，凡凡住我家，我爸拿回来一个蚕蛹，我们俩就放在我爸妈睡觉的屋子里了。第二天，我俩醒得早，偷偷跑去我爸妈的房间看蚕蛹，我爸妈还没醒，我俩进去后发现录音机上爬了一个硕大带翅膀的虫子，这个虫子是从蚕蛹破壳而出了。
路
白银的大什字是李彤和凡凡最后在一起玩耍的地方。那里是白银的中心地段。2013年，孙莉（化名）在那里租过一个门面，七八平米，月租400块。她在这个比电话亭稍大一些的空间里售卖饮料、食品、礼物之类的东西。刚开始还可以，两年之后，经济不好，扛不住了，她把小店关了。
“那里卖东西的人太多了，我的那个店又小，再说，我又是外地人，没有亲戚朋友来捧场，也没有单位上的人。”孙莉说，“这几年经济萧条，白银许多工厂的工人都失业了，而且，现在管得比较严，铺张浪费、大吃大喝的少了，送礼的也少了。”
2016年4月，房东家的姑娘要结婚，孙莉的住处不能续租了。通过打听，她把家搬到了白银棉纺厂小区3号楼一套一室一厅的房子里。房主要500块月租，经过一番讨价还价，讲到450块。虽然觉得稍微有点贵，但她还是租了下来。她的儿子一个人住里面那间，她和丈夫住外面的厅。厅里有一张小桌子和一张沙发。没有电视和电脑。为了儿子专心上学，他们已经好几年没在家里看电视了。她用的是不能上网的普通手机。
刚开始知道高承勇住过这里的时候，孙莉感到毛骨悚然，但她仔细一想，这并不是凶杀案的现场。
和高承勇家相似，孙莉也是为了儿子的学业，从城河村来到白银，托了关系，让儿子进入白银的初中读书。儿子没考上高中，念了白银公司的一个技校。他刚从技校毕业，现在附近一家比白银饭店还要好的酒店里上班，跟着师傅学厨艺。
儿子的户口还在城河村，现在还不能转到白银。“买了房子才能转户口。”孙莉说，“白银好的地段房子要四千多，偏僻一点的地方便宜些。在偏僻的地方买一套80平米以下的房子，得要18万。”她觉得，自己只有这么一个儿子，得为他努力，努力几年，在偏僻的地方也许能买一套房子。
她丈夫到舟曲打工去了，舟曲的活干完了，又要去玛曲。“他做的是地下埋线的活，到处去，他现在哪里我也不知道。”
孙莉那部不能上网的手机响了，屋里信号不好，她拿着手机走到屋外。是她的一位同事打来的。孙莉是一名清洁工。她的这位同事不想干了，想找一个人顶上。这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情。“扫马路的活，在很多人看来是比较卑微的，跟垃圾打交道的人嘛，别人瞧不起，工资又比较低。”孙莉现在一个月的工资是1300块，在清洁工里算多的。
孙莉的身体不太好。桌子上除了《圣经》（她是基督徒），还有一碗刚熬好的中药。她在农村也交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可是很少，能够享受到的医疗服务并不多。她觉得农村和城市差太远了，“为什么很多农村人把娃娃送到城里，就是想他们接受好一些的教育，将来有更好的前途。”
她担心着儿子的前途。“现在的姑娘们要求高得很，结婚都发麻（兰州话‘发麻’，害怕的意思），没房免谈啊。”
第二天早上，孙莉扛着大笤帚出门扫地去了，和她一块扫地的还有一位来自青城的男同事。这天是9月2日，学校开学了。临近中午的时候，男同事向她借了3块钱，凑上他自己兜里的3块钱，可以去吃一碗6块钱的牛肉面。“他所有的钱都给儿子交学费了，他有两个儿子在上大学。他头发长了，花10块钱理一下都不舍得。他以前爱喝酒，现在不喝了，烟都抽得少了。”
男同事正在一家杂货店门口捡纸盒子和瓶子，这些能换一些钱，但是很少。
白银工业学校旁边有家收废品的店。老板夫妻从河南来到白银已有16年。他们越来越觉得生意不好做。他们和儿子挤在一间屋子里，这里既是客厅，也是卧室，还是厨房。
之前他们并不知道“白银连环杀人案”。“外地人做生意没事聊这个干嘛呀，这个事出来了才知道。”老板光着膀子，坐在屋子中间，他刚吃完晚饭。
高承勇来这里卖过纸皮子，他和妻子在白银工业学校里开了一间小卖部。在废旧店老板娘的记忆里，高承勇今年都没有来卖过纸皮子。“好像是去年了，去年拿了纸皮子过来，纸皮子也不值钱了，几毛钱一公斤，就那点纸皮子卖个几块钱。他过来之后也不爱说话，到我这儿来秤秤，算了账就走人。”
高承勇的妻子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自从前几个月接受验血之后，高承勇就不爱出门了。他跟学校周围的人说话很少，大家对他的印象也很少。“我今天看新闻，他穿的那件衣服是他平时经常穿的衣服，他老穿那件，这我有印象。”收废旧的老板说。
废旧店旁边是理发店。理发店老板娘这天一身大红装束。“我姑娘今天跟我说，杀的就是穿红衣服的，你还穿。早知道我就不穿了，可我喜欢红色。”老板娘一家是1998年来的白银，那是白银的姑娘们最恐慌的一年。
“真是不走运，天天有20万（指的是白银凶杀案的悬赏）在眼前晃着，我们咋不知道呢。”红衣老板娘说。
“你应该庆幸穿红衣服这么多年都没有出事。”
“嗯，这么说来，我还是走运的。想想多危险啊，吓死我了，我今天晕乎乎的，饭都吃不下去。”
理发店旁边的小餐馆老板娘记得，高承勇喜欢到这里吃加工面。“加工面就是加的料比较多的面，12块一碗。他的饭量很大，吃得干干净净的。”
“他吃饭的时候，零钱也不用找，好像从家里出来的时候就都带好了，12块就12块，从来不用找。没见过他拿什么大钱。他吃完饭就走，招呼都不打。”小餐馆的员工说。
高承勇的妻子以前会来小餐馆换零钱，但她已经有好些日子没来了。
小餐馆旁边是小卖部，与白银工业学校一墙之隔。除了高承勇和妻子在校内开的小卖部，这家是离学校最近的小卖部。高承勇会来这里买烟。学校里有规定，校内小卖部不能卖烟。
小英（化名）是白银工业学校刚毕业的学生，她头一天晚上没睡着觉。“他以前就坐在小卖部里卖东西，脸上还带着点笑容。”
“他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小卖部老板娘记得很清楚，高承勇最喜欢买的是6块5一包的白沙烟。
梦
在白银饭店迎宾楼朝内开的门口，有一幅巨大的广告。中间的图片里，北宋名将狄青骑着高头大马，手执红缨枪，威风凛凛。狄青广场是青城镇的一处旅游景点。8月，这里冷冷清清，游客稀落。整个青城镇，看上去都过于空空荡荡，许多门店紧闭，人们更多的是围在一起打牌下棋，或者躺在椅子上打瞌睡，老人占了大多数。
在城河村，人们更愿意谈起山上丢荒的耕地和黄河边因为建水电站挖沙而没有填平的大坑。山上的耕地，原本种着玉米，如今却是满眼的水蓬，绵羊在悠闲地吃着草，仿佛这里是一片草原。村民说，这是因为村里花钱新修的灌溉系统无法把水抽到山上。如此这般，已有6年。黄河边上，挖沙留下的大坑没有填平，占用的耕地无法归还村民，大坑积了很深的水，这些年，淹死了几个人。大坑的路口写着红色的字：严禁在大坑游泳，违者罚款6000元。 村民带着记者到山上，指着一片野草说，你看，那是高承勇家的地。带着记者到大坑边：你看，那也是高承勇家的地。这几天，这里满是记者。
就像村民们更愿意说自己逐渐减少的耕地一样，市里的人更愿意说他们的退休金、房子、工作。他们都关心子女的前途。
高军伟已经有几天没睡好觉了，他在农庄的院子里坐到了天黑，地上满是掉落的梨子，这些天几乎都没有人来这里吃饭和住宿，来的是各地的记者。“真希望一觉睡下去，醒来后发现，这只是一个梦。”
已是晚上8点，白银全民健身广场上，一座城市的欢乐时光开始了。唱歌、跳舞、轮滑、拔河、踢球、骑车、转陀螺……各种晃动的影像交织在一起，音乐此起彼伏。广场旁边是金鱼公园，金鱼在五颜六色的灯光中喷着水。沿着刻有龙凤的台阶往上走，过了龙门，立在眼前的是两位工人把手举向天空的雕像，上面刻着：献给铜城的开拓者。铜城就是白银。深蓝的夜幕降临，闪闪发光的星斗下，雕像上的人仿佛是这座城市的救世主。
在张玮玮那张《白银饭店》专辑里，有一首歌叫《哪位上帝会原谅我们呢？》——
你要向东方去干掉某个人的明天
我要换一个名字我要去南方
收音机里的女人有甜蜜的声音
说着梦中荒野上吹过的风
我们都有着各自的罪啊
哪一位上帝会原谅我们呢
蓝色的帽子是赶路匆忙的早晨
灰色的帽子是荒唐懦弱的夜晚
谁在日夜交替的缝隙里面打牌
我们随他的运气落在地上
全民健身广场的旁边就是公安局的家属院。张国孝年幼的外孙女在院子里玩，看到正走下楼出去散步的牛肃，跑了过去。
“你姥姥呢？”
“姥姥出门转去了。”
“你觉得爷爷（牛肃指的自己）老了没？”牛肃问小姑娘。
“没有。”
“你没觉得爷爷变老？”
“嗯。”
“爷爷老了。”
“爷爷没老！”
“我跟你讲啊，我跟你姥爷一起工作的时候，你妈妈跟你现在差不多大。”
从1988年开始，张国孝参与了白银连环杀人案每一起案子的侦查。1988年，他是白银区公安局刑侦队副队长。张国孝在2009年因癌症去世，去世时，他是白银市公安局副局长。他的遗像挂在家里的墙上。前些天，当这些跨越28年的案子有了眉目的时候，家人在他的遗像前告诉了他。
2010年，李彤结婚了。凡凡的妈妈带着她后来生的小孩来参加婚礼。她过去跟凡凡的妈妈打了招呼，摸了摸孩子的头，就赶紧走开了。“我不敢见阿姨和这个孩子，不知道说什么，我心里不好受，真的不好受。”凡凡若是活着，也已经到了结婚的年龄。
李彤在2012年有了自己的孩子，她自己带孩子的时候，孩子一刻都不会离开她的视线。
1998年，凡凡去世3个月后，李彤做过一个梦。这个梦，多年来，她都不愿去回想。
在梦里，我见到了凡凡。她在金鱼公园的门口找我玩来了。梦里还有别的小朋友，但是很模糊，就凡凡特别清楚。她说：我们来玩化妆游戏吧。她转过头去，给自己化妆，她转过身来，满脸又青又紫。我看着她的脸，特别害怕。没过一会儿，金鱼公园门口的台阶下开来一辆白色的面包车，下来一个男的，穿着黑衣服，戴着白口罩，走上来把凡凡拽走了。凡凡对着我喊，姐姐救我，姐姐救我……
我被吓醒了，从床上坐了起来，眼睛猛地一下睁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