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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龙门石窟是北魏与唐朝两代皇家经营的典范之作,不仅对中国地域文化有著极为深远的影响,在石窟造像艺术变革中也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就龙门石窟的美学价值而言,不论是其线条的造型、超现实的意象美,还是与自然融合之美,都与佛家“大圆若缺”的美学内涵不谋而合。文章结合龙门石窟的时代背景,探讨龙门石窟造像艺术风格与表现手法。
关键词:龙门石窟;造像;艺术风格;表现手法
造像是带着明显情感色彩的一种艺术创作活动,对泥、石头、金属、木等进行雕塑,进而塑造物体形象。以佛造像为例,佛教造像最早出现于印度西北部犍陀罗地区,公元1世纪,佛教传入中国后,中国的佛造像艺术逐渐发展起来。在将佛教高深的哲理转化为艺术形象后,佛造像艺术不断吸收、融入中国文化艺术,逐步发展成为具有鲜明时代风格、中国文化艺术内涵、不同地区特色的中国佛造像艺术体系。造像工艺手法多种多样,分析造像艺术风格与表现手法,是探讨造像艺术的重要内容之一。本文以龙门石窟为例,探讨其造像艺术风格与表现手法,以供参考。
一、龙门石窟简介
龙门石窟位于我国四大古都之一的洛阳,堪称是一座大型的石刻艺术博物馆。龙门自古为险要关隘,属兵家必争之地,又因气候宜人,环境清幽,成为文人墨客的观游胜地。龙门山与香山对望,伊河自山间北流,而龙门石窟就密布于伊水两岸长达1公里的崖壁之上。龙门石窟开凿于北魏孝文帝年间,之后历经东魏、西魏、北齐、隋、唐、五代、宋等朝代连续大规模营造达400余年之久。龙门石窟的石刻艺术,既是佛教文化的一种艺术表现形式,也折射出了那个时期的政治、经济以及世俗文化。龙门石窟与莫高窟、云冈石窟、麦积山石窟并称中国四大石窟。
龙门石窟跨越的朝代多,延续的时间长,以大量的实物形象以及文字资料,从不同角度反映了中国古代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宗教等诸多领域的发展与变化,对中国石窟艺术的研究、发展与创新做出了卓越贡献。龙门石窟今存窟龛2345个,造像10万余尊,碑刻题记2800余品。其中“龙门二十品”是书法魏碑精华,褚遂良所书的“伊阙佛龛之碑”则是初唐楷书艺术的典范。
二、龙门石窟的艺术地位
龙门石窟是北魏以及唐朝王室贵族开凿造像最为集中的石窟,带有明显的宗教风情以及皇家风范。龙门石窟艺术大致可以分为石刻造像、装饰雕刻、石刻建筑、碑刻题记、伎乐舞蹈五个部分,延续至今,仍然保存着大量的宗教、书法、美术、服饰、音乐、医药、建筑等方面的事物史料。
在天人合一的传统哲学思想下,中国艺术的审美意趣也受到了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重自然、重神的审美趋势较为明显,反映到佛教造像上,是一种秀骨清相的艺术风格;发展到唐朝,俗世生活逐渐成为艺术活动的主题,佛教造像的体态逐渐与世俗生活同步。但不论是哪个时期,龙门石窟的造像艺术,都是介于精神文化与物质生活之间,在各种艺术形式中,充分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密切关系。与西方重客观、重理性的写实艺术不同,中国佛教的神灵形象是从自然生命造型转化中形成的洗练形象,夸大了现实人体的比例,体现了一种超现实意象美。此外,在中国古代艺术中,线条是一种独特的造型语言,对书法、绘画以及建筑等领域均有重要的作用。龙门石窟的佛像雕刻也不例外,通过线条造型,刻画出服饰的纹样以及质感,无疑是线条造型意象美的具体体现。
除了龙门石窟的意象之美外,龙门石窟的残缺美,也是其美学价值的重要体现。不论是龙门石窟高大、庄严的主体造像,还是精巧、细腻的背光、头光、莲座、边饰,都包含着残缺、剥蚀的岁月感以及历史厚度。那些被岁月侵蚀后的残缺之味,与儒家的以和弥缺、道家的抱残守缺以及佛家的大圆若缺不谋而合。
三、龙门石窟造像艺术风格与表现手法
与我国其他的大型石窟相比,龙门石窟存在着显著的特点。其中,龙门石窟跨越朝代多,又是皇家石窟这两个特点,对当时石窟造像的艺术风格以及表现手法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一方面,跨越多个朝代的大规模营造,决定了龙门石窟造像的表现手法以及艺术风格带有明显的时代烙印,通过风格与手法的分析,能够看出不同时代艺术风格以及表现手法的演变痕迹;另一方面,龙门石窟是北魏以及唐代黄石贵族发愿造像最为集中的石窟,可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同时期石窟造像艺术的最高水平。以下结合美学设计的相关概念,就北魏以及唐代两个时期的差异入手,对龙门石窟造像的艺术风格与表现手法进行分析。
(一)北魏王朝的造像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的审美标准也有所不同。得益于龙门石窟的多朝代大规模营造,每个时代的造像,都较好地反映了当时的审美标准以及时代特点,而其艺术风格与表现手法,同时代的变迁密不可分。石窟艺术是卓越的艺术珍品,不仅凝聚了同一时期人们的深厚宗教感情,也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点,为后世展现了一幅完整的历史画卷。作为时代变迁的重要体现,时代的崇尚、社会的风俗以及民族风情等方面的作用与影响,都为那一时期的石窟艺术打上了时代的烙印。但同时龙门石窟也是佛教影响下的产物之一,其兴衰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制约。
北魏以前,佛教造像的重点在于体现神灵形象的庄严与伟岸,因而造像的面相多丰盈,神态也多为温和宁静。公元493年,北魏孝文帝为了控制北方地区,决定将都城迁至洛阳,并实施了一系列汉化改革。受此影响,造像早期造型中衣纹紧窄、偏袒右肩式袈裟逐渐被褒衣博带式服装替代,通过通体流畅、疏密间杂的衣饰线条以及衣裙的层层垂悬达到一种豪迈、飘逸的艺术效果,是那个时代对美的最高标准。基于这一审美标准,石窟造像的艺术风格开始从富有神秘色彩、浑厚粗犷向着细致写实、精致入微发展,雕刻的手法也逐渐由云冈石窟中的直平刀法向着圆刀刀法过渡。艺术风格与表现手法发生改变,是受到南北艺术交流以及审美标准变化的影响,而孝文帝推行的汉化政策,迁都洛阳等举动,以及对东晋南朝、中原汉文化的吸收与借鉴,也为其作出了巨大贡献。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北魏时期龙门石窟的艺术风格,是在北魏迁都洛阳的背景下,民族融合与文化交流的产物,同时也是中原汉文化与北方鲜卑族文化,中国传统艺术风格与外来佛教艺术融合发展的重要成果。以著名的莲花洞、宾阳中洞、古阳洞等大型的洞窟为例,开凿于北魏时期,其造像艺术风格以及表现手法也秉承着皇室的意志。这些洞窟中的造像,不仅反映了北魏王朝的雕刻水平、艺术风格、审美标准,还反映了当时社会佛教艺术的发展情况,从洞窟造像以及相关文献记载,不难看出,北魏王朝的统治者们,对佛法秉持的是一种敬仰、推崇的态度。受此影响,佛教文化、佛教艺术在北魏时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兴盛,甚至在文成帝时期,部分佛像开始效仿皇帝的形象进行雕凿。 (二)唐朝盛世的造像
北魏时期的造像艺术对当时社会乃至后世的石窟造像、雕塑、绘画等艺术的发展均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北魏末期,在新的艺术风格的冲击下,具有北魏特色的开窟造像逐渐走向衰落。随之而来的,是隋唐时期极为活跃的造像活动。从唐太宗始,直至唐玄宗的开元盛世,一百余年见,造像活动一直不断,尤其是唐高宗、武则天时期,得益于佛教在规模以及技术层面上的空前发展,石窟造像艺术迎来了其灿烂辉煌的时代。从唐代石窟造像不难看出,佛教造像充分体现了那个时代的精神——雄健、饱满、奔放、瑰丽,无论是天王、力士,还是罗汉、菩薩、佛,都是健康与美丽的化身,而佛陀的形象,则更加和蔼慈祥。与北魏时期的石窟造像相比,唐朝石窟造像艺术有了更多的亲切感、人情味,更加符合俗世生活,更能体现中国化特色。这一时期的造像风格达到了形似完美的高峰,虽面相圆润,体态丰腴,但毫无臃肿、繁缛之感,典雅端庄,精雕细刻。基于唐代的圆刀法,石窟造像中,形体的优美以及人物的性格都被巧妙如实地表达了出来,进而营造出了一种更高的意境。
公元1世纪,佛教刚刚传入中国,佛像的造型不断融汇吸收中国古代艺术的精华,逐步形成具有中国文化内涵、地区特色以及鲜明时代风格的中国佛造像的艺术体系。公元4世纪左右,作为佛教传入必经之地的新疆对造像艺术进行了发展,其佛造像艺术风格已经基本脱离了印度佛造像的风格影响,在表现手法上也开始以泥塑和彩绘为主。发展至唐朝,受到大型石窟造像艺术的影响,彩塑佛造像成为主流,而石窟造像艺术也迎来了它的鼎盛时代。与北魏王朝的造像艺术相比,唐朝的造像则更加生动地诠释了中国化艺术的风采与魅力,其塑像的姿态也更加丰富。佛造像从寺院向现实生活的重要转变,在这一时期得到了最好的体现。
如果说北魏统治者对佛教是推崇的态度,唐代的统治者们则更加理性,注重的是对佛教的整治与利用。进入唐代以后,佛教造像活动较为频繁。据相关统计数据,龙门石窟中的造像,超过60%是开凿于唐朝。尤其是在唐高宗、武则天时期,无论是造像的数量,还是造像的艺术造诣,都已达到了鼎盛时期,如著名的看经寺、万佛洞、潜溪寺等。唐高宗、武则天时期造像的另一大特征,即是出现了一批以弥勒佛为主佛的洞窟,如极南洞、千佛洞等,反映了当时统治者对弥勒佛的信仰。就统治者进行造像活动的目的而言,不难看出,唐朝统治者们不仅在表现手法上更进一步,也更加懂得如何利用佛教。
四、结语
龙门石窟是北魏王朝与唐朝两代皇家经营的典范制作,是一座大型的石刻艺术博物馆,为世界石窟艺术添上了辉煌、壮美的篇章。在造像的艺术风格与表现手法上,其既遵循着经典,又突破了仪规。多种文化与风格的融合,审美标准的变化,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作用,最终造就了龙门石窟的璀璨绚烂。跨越多个时代的大规模营造,给龙门石窟造像艺术烙下了时代的印记,夸张、写实的适度运用,不同性格的塑造,则增强了龙门石窟造像的艺术感染力,为石窟造像艺术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参考文献:
[1]姜文.浅析北魏时期云冈石窟与龙门石窟佛像造像风格的比较[J].美与时代·城市,2014(2):87.
[2]曾莉.“秀骨清像 褒衣博带”——论北魏晚期云冈石窟与龙门石窟佛像造型艺术[D].四川美术学院,2016.
[3]刘芳.论龙门石窟造像中唐朝服饰的文化体现[J].现代国企研究,2015(2):240.
作者单位:
西南大学
关键词:龙门石窟;造像;艺术风格;表现手法
造像是带着明显情感色彩的一种艺术创作活动,对泥、石头、金属、木等进行雕塑,进而塑造物体形象。以佛造像为例,佛教造像最早出现于印度西北部犍陀罗地区,公元1世纪,佛教传入中国后,中国的佛造像艺术逐渐发展起来。在将佛教高深的哲理转化为艺术形象后,佛造像艺术不断吸收、融入中国文化艺术,逐步发展成为具有鲜明时代风格、中国文化艺术内涵、不同地区特色的中国佛造像艺术体系。造像工艺手法多种多样,分析造像艺术风格与表现手法,是探讨造像艺术的重要内容之一。本文以龙门石窟为例,探讨其造像艺术风格与表现手法,以供参考。
一、龙门石窟简介
龙门石窟位于我国四大古都之一的洛阳,堪称是一座大型的石刻艺术博物馆。龙门自古为险要关隘,属兵家必争之地,又因气候宜人,环境清幽,成为文人墨客的观游胜地。龙门山与香山对望,伊河自山间北流,而龙门石窟就密布于伊水两岸长达1公里的崖壁之上。龙门石窟开凿于北魏孝文帝年间,之后历经东魏、西魏、北齐、隋、唐、五代、宋等朝代连续大规模营造达400余年之久。龙门石窟的石刻艺术,既是佛教文化的一种艺术表现形式,也折射出了那个时期的政治、经济以及世俗文化。龙门石窟与莫高窟、云冈石窟、麦积山石窟并称中国四大石窟。
龙门石窟跨越的朝代多,延续的时间长,以大量的实物形象以及文字资料,从不同角度反映了中国古代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宗教等诸多领域的发展与变化,对中国石窟艺术的研究、发展与创新做出了卓越贡献。龙门石窟今存窟龛2345个,造像10万余尊,碑刻题记2800余品。其中“龙门二十品”是书法魏碑精华,褚遂良所书的“伊阙佛龛之碑”则是初唐楷书艺术的典范。
二、龙门石窟的艺术地位
龙门石窟是北魏以及唐朝王室贵族开凿造像最为集中的石窟,带有明显的宗教风情以及皇家风范。龙门石窟艺术大致可以分为石刻造像、装饰雕刻、石刻建筑、碑刻题记、伎乐舞蹈五个部分,延续至今,仍然保存着大量的宗教、书法、美术、服饰、音乐、医药、建筑等方面的事物史料。
在天人合一的传统哲学思想下,中国艺术的审美意趣也受到了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重自然、重神的审美趋势较为明显,反映到佛教造像上,是一种秀骨清相的艺术风格;发展到唐朝,俗世生活逐渐成为艺术活动的主题,佛教造像的体态逐渐与世俗生活同步。但不论是哪个时期,龙门石窟的造像艺术,都是介于精神文化与物质生活之间,在各种艺术形式中,充分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密切关系。与西方重客观、重理性的写实艺术不同,中国佛教的神灵形象是从自然生命造型转化中形成的洗练形象,夸大了现实人体的比例,体现了一种超现实意象美。此外,在中国古代艺术中,线条是一种独特的造型语言,对书法、绘画以及建筑等领域均有重要的作用。龙门石窟的佛像雕刻也不例外,通过线条造型,刻画出服饰的纹样以及质感,无疑是线条造型意象美的具体体现。
除了龙门石窟的意象之美外,龙门石窟的残缺美,也是其美学价值的重要体现。不论是龙门石窟高大、庄严的主体造像,还是精巧、细腻的背光、头光、莲座、边饰,都包含着残缺、剥蚀的岁月感以及历史厚度。那些被岁月侵蚀后的残缺之味,与儒家的以和弥缺、道家的抱残守缺以及佛家的大圆若缺不谋而合。
三、龙门石窟造像艺术风格与表现手法
与我国其他的大型石窟相比,龙门石窟存在着显著的特点。其中,龙门石窟跨越朝代多,又是皇家石窟这两个特点,对当时石窟造像的艺术风格以及表现手法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一方面,跨越多个朝代的大规模营造,决定了龙门石窟造像的表现手法以及艺术风格带有明显的时代烙印,通过风格与手法的分析,能够看出不同时代艺术风格以及表现手法的演变痕迹;另一方面,龙门石窟是北魏以及唐代黄石贵族发愿造像最为集中的石窟,可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同时期石窟造像艺术的最高水平。以下结合美学设计的相关概念,就北魏以及唐代两个时期的差异入手,对龙门石窟造像的艺术风格与表现手法进行分析。
(一)北魏王朝的造像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的审美标准也有所不同。得益于龙门石窟的多朝代大规模营造,每个时代的造像,都较好地反映了当时的审美标准以及时代特点,而其艺术风格与表现手法,同时代的变迁密不可分。石窟艺术是卓越的艺术珍品,不仅凝聚了同一时期人们的深厚宗教感情,也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点,为后世展现了一幅完整的历史画卷。作为时代变迁的重要体现,时代的崇尚、社会的风俗以及民族风情等方面的作用与影响,都为那一时期的石窟艺术打上了时代的烙印。但同时龙门石窟也是佛教影响下的产物之一,其兴衰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制约。
北魏以前,佛教造像的重点在于体现神灵形象的庄严与伟岸,因而造像的面相多丰盈,神态也多为温和宁静。公元493年,北魏孝文帝为了控制北方地区,决定将都城迁至洛阳,并实施了一系列汉化改革。受此影响,造像早期造型中衣纹紧窄、偏袒右肩式袈裟逐渐被褒衣博带式服装替代,通过通体流畅、疏密间杂的衣饰线条以及衣裙的层层垂悬达到一种豪迈、飘逸的艺术效果,是那个时代对美的最高标准。基于这一审美标准,石窟造像的艺术风格开始从富有神秘色彩、浑厚粗犷向着细致写实、精致入微发展,雕刻的手法也逐渐由云冈石窟中的直平刀法向着圆刀刀法过渡。艺术风格与表现手法发生改变,是受到南北艺术交流以及审美标准变化的影响,而孝文帝推行的汉化政策,迁都洛阳等举动,以及对东晋南朝、中原汉文化的吸收与借鉴,也为其作出了巨大贡献。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北魏时期龙门石窟的艺术风格,是在北魏迁都洛阳的背景下,民族融合与文化交流的产物,同时也是中原汉文化与北方鲜卑族文化,中国传统艺术风格与外来佛教艺术融合发展的重要成果。以著名的莲花洞、宾阳中洞、古阳洞等大型的洞窟为例,开凿于北魏时期,其造像艺术风格以及表现手法也秉承着皇室的意志。这些洞窟中的造像,不仅反映了北魏王朝的雕刻水平、艺术风格、审美标准,还反映了当时社会佛教艺术的发展情况,从洞窟造像以及相关文献记载,不难看出,北魏王朝的统治者们,对佛法秉持的是一种敬仰、推崇的态度。受此影响,佛教文化、佛教艺术在北魏时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兴盛,甚至在文成帝时期,部分佛像开始效仿皇帝的形象进行雕凿。 (二)唐朝盛世的造像
北魏时期的造像艺术对当时社会乃至后世的石窟造像、雕塑、绘画等艺术的发展均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北魏末期,在新的艺术风格的冲击下,具有北魏特色的开窟造像逐渐走向衰落。随之而来的,是隋唐时期极为活跃的造像活动。从唐太宗始,直至唐玄宗的开元盛世,一百余年见,造像活动一直不断,尤其是唐高宗、武则天时期,得益于佛教在规模以及技术层面上的空前发展,石窟造像艺术迎来了其灿烂辉煌的时代。从唐代石窟造像不难看出,佛教造像充分体现了那个时代的精神——雄健、饱满、奔放、瑰丽,无论是天王、力士,还是罗汉、菩薩、佛,都是健康与美丽的化身,而佛陀的形象,则更加和蔼慈祥。与北魏时期的石窟造像相比,唐朝石窟造像艺术有了更多的亲切感、人情味,更加符合俗世生活,更能体现中国化特色。这一时期的造像风格达到了形似完美的高峰,虽面相圆润,体态丰腴,但毫无臃肿、繁缛之感,典雅端庄,精雕细刻。基于唐代的圆刀法,石窟造像中,形体的优美以及人物的性格都被巧妙如实地表达了出来,进而营造出了一种更高的意境。
公元1世纪,佛教刚刚传入中国,佛像的造型不断融汇吸收中国古代艺术的精华,逐步形成具有中国文化内涵、地区特色以及鲜明时代风格的中国佛造像的艺术体系。公元4世纪左右,作为佛教传入必经之地的新疆对造像艺术进行了发展,其佛造像艺术风格已经基本脱离了印度佛造像的风格影响,在表现手法上也开始以泥塑和彩绘为主。发展至唐朝,受到大型石窟造像艺术的影响,彩塑佛造像成为主流,而石窟造像艺术也迎来了它的鼎盛时代。与北魏王朝的造像艺术相比,唐朝的造像则更加生动地诠释了中国化艺术的风采与魅力,其塑像的姿态也更加丰富。佛造像从寺院向现实生活的重要转变,在这一时期得到了最好的体现。
如果说北魏统治者对佛教是推崇的态度,唐代的统治者们则更加理性,注重的是对佛教的整治与利用。进入唐代以后,佛教造像活动较为频繁。据相关统计数据,龙门石窟中的造像,超过60%是开凿于唐朝。尤其是在唐高宗、武则天时期,无论是造像的数量,还是造像的艺术造诣,都已达到了鼎盛时期,如著名的看经寺、万佛洞、潜溪寺等。唐高宗、武则天时期造像的另一大特征,即是出现了一批以弥勒佛为主佛的洞窟,如极南洞、千佛洞等,反映了当时统治者对弥勒佛的信仰。就统治者进行造像活动的目的而言,不难看出,唐朝统治者们不仅在表现手法上更进一步,也更加懂得如何利用佛教。
四、结语
龙门石窟是北魏王朝与唐朝两代皇家经营的典范制作,是一座大型的石刻艺术博物馆,为世界石窟艺术添上了辉煌、壮美的篇章。在造像的艺术风格与表现手法上,其既遵循着经典,又突破了仪规。多种文化与风格的融合,审美标准的变化,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作用,最终造就了龙门石窟的璀璨绚烂。跨越多个时代的大规模营造,给龙门石窟造像艺术烙下了时代的印记,夸张、写实的适度运用,不同性格的塑造,则增强了龙门石窟造像的艺术感染力,为石窟造像艺术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参考文献:
[1]姜文.浅析北魏时期云冈石窟与龙门石窟佛像造像风格的比较[J].美与时代·城市,2014(2):87.
[2]曾莉.“秀骨清像 褒衣博带”——论北魏晚期云冈石窟与龙门石窟佛像造型艺术[D].四川美术学院,2016.
[3]刘芳.论龙门石窟造像中唐朝服饰的文化体现[J].现代国企研究,2015(2):240.
作者单位:
西南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