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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儒林外史》以对待功名富贵和文行出处的态度为中心，塑造了一批形形色色的儒士和名士，创造了一幅封建末世的儒林的浮世绘。从吴敬梓塑造的正面人物身上，我们可以清楚的感觉到一股强烈的隐逸之风，小说主要人物在隐逸中坚守自己独立的人格和以儒家仁义礼教救世的理想。本文想要通过对小说的分析，探析一下儒家的隐逸传统。
关键词：隐逸；儒家；文化传统；儒林外史
隐逸文化在中华文明史上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形态。据学者考证，隐逸这种现象在尧舜禹时代就已经出现了。儒家虽倡导积极的入世文化，但是也有很多关于隐逸的思想，主张隐逸是隐以待命的待时之隐；在《儒林外史》中存在着一批隐士，他们有的是大隐，有的小隐，有的在市，有的在野，还有亦官亦隐。
《儒林外史》第三十四、三十五回集中描写了“圣天子求贤问道”，举行征辟大典，庄尚志应荐朝见结果“辞爵还家”，在第三十四回结语道“朝廷有道，修大礼以尊贤；儒者爱身，遇高官而不受。”乍一看是对朝廷的颂词和赞歌，仔细推敲，真觉讽刺意味极大。庄尚志应征到朝廷的时候，皇帝和权臣太保公的一系列表演已经明明白白的告诉我们那个时代的无道。皇帝用“传胪的仪制”举行朝见大典，还在偏殿召见亲自垂询，“特赐禁中乘马”，真是求贤若渴，这些来自最高当局的青睐，引起权臣“大学士太保公”的重视，传语庄尚志，“于收之门墙，以为桃李”，这是朝中权臣拉帮结派的惯用伎俩，庄尚志断然拒绝了。庄尚志的拒绝，断送了自己的仕途前程，他绝不允许自己与“臧仓小人”为伍，并且还说“看来我道不行了”。皇帝摆出了一副尊贤重道的高姿态，却听信太保公“不由进士出身”的谗言，于是降旨庄尚志“允令还山”。可见这只是一种虚心假意的表演，有道尊贤是假，无道弃贤才是真。
在庄尚志归家的途中，所见所闻足以证明那个社会的无道：山东道上响马贼掠夺银鞘，却无人讲究“弥盗安民”的良法；京师彰仪门外一对老夫妇相继死去而没人收殓；爱书的卢信侯因收藏《高青丘文集》而遭到文字狱的牵连……这些现状都表明邦之无道。无道则隐，于是就守着自己所信奉的道，将那些无意义的富贵功名抛得远远的。小说中的杜少卿装病辞征辟，主要就是因为他认为“走出去做不出什么事业”。
儒家主张“士志于道”，应当以“道”的承担者自居，以道自任，整个价值取向都必须以道作为最后的依据。在出世的问题上，所应当考虑的应该是道的得失而不是个人的利益，即所谓的“忧道不忧贫”，进退、出处的大节都应当以道为依归。在《论语·泰伯》中“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是出还是隐，是取富贵还是守贫贱，都是取决于邦是否有道、出仕能否行道。讲究出处之道是儒家最基本的政治伦理准则，也是真儒们立身行事的准则和操守，如果舍去“为道”的原则，就会成为追求功名而不讲文行出处的假儒，受到人们的鄙夷和嘲笑。《孟子·尽心上》有言“王子垫问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曰：‘何谓尚志？’曰：‘仁义而已矣……。’”儒家的“道”就是仁义，不同于道家的“道”。真儒无论是穷达贫贱都以“道”为依归，邦无道，就独善其身，在一方陋室抑或山水田园坚守自己的人格理想。
但是儒家的隐逸不同于平时我们所理解的那种断绝一切人情世故的隐逸。像庄绍光曾说：“我们与山林隐逸不同。既然奉旨召我，君臣之礼是傲不得的。”虞博士是《儒林外史》中最推崇的“真儒”，乃是书中的第一人。他不但没有学博气，尤其没有进士气，却很有隐逸气。余大先生赞他“难进易退，真乃天怀淡定之君子”，杜少卿说他“襟怀冲淡，上而伯夷、柳下惠，下而陶靖节”。虞博士这位隐士，不同于那些性情旷达的名士，那些旷达的名士，既然蔑视功名富贵，那么就恨不得把所有与之有关的东西切断联系，而虞博士不以科名介怀，却终生不放弃举业；他不追慕做官，只把当官当成谋生的手段，他没有不食人间烟火的仙气，襟怀冲淡，和谐安详，不为外物所囿。此乃典型的亦官亦隐的儒家之隐。虞博士是作者所设想的理想人格——人当自立自足，澄怀肃穆，和谐安详，不为外物所囿却又能化育众生。既然邦无道，那么就“乘桴浮于海”，自得其乐。
儒家的隐逸是一种待时之隐，等“邦有道”之时到来，儒家的隐士们就会出来，积极入世，儒家的归隐并没有真正把自己排除在社会之外，相比道家的隐逸，这种隐逸观更符合普通的大众心理。所以相比之下，儒家之隐逸有更大的操作性。所以在《儒林外史》中正面人物更多体现出的是儒家式隐逸。这种待时之隐士后代士人所乐于采取的一种方式，莊绍光、虞博士是儒家之隐逸的典型。儒家乃待时之隐，它在残酷的政治王国与个体的人格天地之间为士人开辟了一个富有弹性的空间，即“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样生命就不会陷入一种绝望和无奈的状态，一旦邦有道之时出现，隐士们就会东山再起，积极入世。
参考文献：
[1]李汉秋著.儒林外史的文化意蕴[M].郑州：大象出版社，2009.
[2]吴敬梓著.儒林外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3]朱一玄，刘毓忱编.儒林外史资料汇编[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
[4]李汉秋编.儒林外史研究论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7.
[5]李泽厚著.论语今读[M].北京：三联书店，2008.
[6]李汉秋.虞博士的文化意蕴[J].中国文化研究，2001（34）.
[7]李汉秋.儒林外史的人生三境界[J].文史知识，2011（11）.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文学院）
关键词：隐逸；儒家；文化传统；儒林外史
隐逸文化在中华文明史上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形态。据学者考证，隐逸这种现象在尧舜禹时代就已经出现了。儒家虽倡导积极的入世文化，但是也有很多关于隐逸的思想，主张隐逸是隐以待命的待时之隐；在《儒林外史》中存在着一批隐士，他们有的是大隐，有的小隐，有的在市，有的在野，还有亦官亦隐。
《儒林外史》第三十四、三十五回集中描写了“圣天子求贤问道”，举行征辟大典，庄尚志应荐朝见结果“辞爵还家”，在第三十四回结语道“朝廷有道，修大礼以尊贤；儒者爱身，遇高官而不受。”乍一看是对朝廷的颂词和赞歌，仔细推敲，真觉讽刺意味极大。庄尚志应征到朝廷的时候，皇帝和权臣太保公的一系列表演已经明明白白的告诉我们那个时代的无道。皇帝用“传胪的仪制”举行朝见大典，还在偏殿召见亲自垂询，“特赐禁中乘马”，真是求贤若渴，这些来自最高当局的青睐，引起权臣“大学士太保公”的重视，传语庄尚志，“于收之门墙，以为桃李”，这是朝中权臣拉帮结派的惯用伎俩，庄尚志断然拒绝了。庄尚志的拒绝，断送了自己的仕途前程，他绝不允许自己与“臧仓小人”为伍，并且还说“看来我道不行了”。皇帝摆出了一副尊贤重道的高姿态，却听信太保公“不由进士出身”的谗言，于是降旨庄尚志“允令还山”。可见这只是一种虚心假意的表演，有道尊贤是假，无道弃贤才是真。
在庄尚志归家的途中，所见所闻足以证明那个社会的无道：山东道上响马贼掠夺银鞘，却无人讲究“弥盗安民”的良法；京师彰仪门外一对老夫妇相继死去而没人收殓；爱书的卢信侯因收藏《高青丘文集》而遭到文字狱的牵连……这些现状都表明邦之无道。无道则隐，于是就守着自己所信奉的道，将那些无意义的富贵功名抛得远远的。小说中的杜少卿装病辞征辟，主要就是因为他认为“走出去做不出什么事业”。
儒家主张“士志于道”，应当以“道”的承担者自居，以道自任，整个价值取向都必须以道作为最后的依据。在出世的问题上，所应当考虑的应该是道的得失而不是个人的利益，即所谓的“忧道不忧贫”，进退、出处的大节都应当以道为依归。在《论语·泰伯》中“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是出还是隐，是取富贵还是守贫贱，都是取决于邦是否有道、出仕能否行道。讲究出处之道是儒家最基本的政治伦理准则，也是真儒们立身行事的准则和操守，如果舍去“为道”的原则，就会成为追求功名而不讲文行出处的假儒，受到人们的鄙夷和嘲笑。《孟子·尽心上》有言“王子垫问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曰：‘何谓尚志？’曰：‘仁义而已矣……。’”儒家的“道”就是仁义，不同于道家的“道”。真儒无论是穷达贫贱都以“道”为依归，邦无道，就独善其身，在一方陋室抑或山水田园坚守自己的人格理想。
但是儒家的隐逸不同于平时我们所理解的那种断绝一切人情世故的隐逸。像庄绍光曾说：“我们与山林隐逸不同。既然奉旨召我，君臣之礼是傲不得的。”虞博士是《儒林外史》中最推崇的“真儒”，乃是书中的第一人。他不但没有学博气，尤其没有进士气，却很有隐逸气。余大先生赞他“难进易退，真乃天怀淡定之君子”，杜少卿说他“襟怀冲淡，上而伯夷、柳下惠，下而陶靖节”。虞博士这位隐士，不同于那些性情旷达的名士，那些旷达的名士，既然蔑视功名富贵，那么就恨不得把所有与之有关的东西切断联系，而虞博士不以科名介怀，却终生不放弃举业；他不追慕做官，只把当官当成谋生的手段，他没有不食人间烟火的仙气，襟怀冲淡，和谐安详，不为外物所囿。此乃典型的亦官亦隐的儒家之隐。虞博士是作者所设想的理想人格——人当自立自足，澄怀肃穆，和谐安详，不为外物所囿却又能化育众生。既然邦无道，那么就“乘桴浮于海”，自得其乐。
儒家的隐逸是一种待时之隐，等“邦有道”之时到来，儒家的隐士们就会出来，积极入世，儒家的归隐并没有真正把自己排除在社会之外，相比道家的隐逸，这种隐逸观更符合普通的大众心理。所以相比之下，儒家之隐逸有更大的操作性。所以在《儒林外史》中正面人物更多体现出的是儒家式隐逸。这种待时之隐士后代士人所乐于采取的一种方式，莊绍光、虞博士是儒家之隐逸的典型。儒家乃待时之隐，它在残酷的政治王国与个体的人格天地之间为士人开辟了一个富有弹性的空间，即“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样生命就不会陷入一种绝望和无奈的状态，一旦邦有道之时出现，隐士们就会东山再起，积极入世。
参考文献：
[1]李汉秋著.儒林外史的文化意蕴[M].郑州：大象出版社，2009.
[2]吴敬梓著.儒林外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3]朱一玄，刘毓忱编.儒林外史资料汇编[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
[4]李汉秋编.儒林外史研究论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7.
[5]李泽厚著.论语今读[M].北京：三联书店，2008.
[6]李汉秋.虞博士的文化意蕴[J].中国文化研究，2001（34）.
[7]李汉秋.儒林外史的人生三境界[J].文史知识，2011（11）.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