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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八岁的韩东作为下放干部家属随父母从南京下放到洪泽县黄集公社。三十余年后,当四十岁的韩东提笔写长篇小说时,他本能地从知青年代讲起。再往后这十年,韩东陆续出了四部长篇小说,除了探讨爱情关系的《你和我》,皆与这段岁月纠缠不休。最新的一本干脆叫《知青变形记》,开宗明义。“《扎根》、《小城好汉之英特迈往》都写了知青岁月,但不全是知青的事,没写透。”韩东说,这次他要把知青的故事讲个痛快。
下放
1969年冬天,韩建国终于收到了下放的通知,他松了一口气。
韩建国笔名方之,是当时著名的小说家,时任南京市团市委宣传部长。1957年,韩建国和陆文夫、叶至诚等几个江苏青年作家听到毛泽东关于文艺作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号召,欢欣鼓舞,立即创办了同人刊物《探求者》,主张“大胆干预生活、反对粉饰”。但是很快,“整风”运动倾斜为“反右”,《探求者》的几个成员相继被审查隔离。事件最终被定性为反革命小团体,韩建国受到的处分是留党察看。
韩建国和妻子李艾华主动要求下放。其时的南京,令8岁的韩东也已经感到恐惧。他在新街口的东风小学上学,有一天早晨,一辆卡车押送着一个身披白布的反革命分子参加武斗,这个人被一圈红卫兵包围着,还有一圈银光凛冽的长矛大刀。一块石头从楼上的窗口扔下来,紧接着那个窗口又被人砸碎了。
下放光荣!东风小学为韩东开了欢送会,别上大红花,还奖励了他一双毛靴。毛靴很快派上了用场。他们被下放到距离南京150公里的洪泽县黄集公社。路程不算遥远,但是一过长江,气温骤降,11月底的苏北农村是韩东之前无法想象的冷。已经下雪了,他们坐着牛车进入村庄,茫茫四野没有看到一个人。
黄集公社涧南大队有一所小学,一共三个年级一个老师。韩东插班读二年级,很快学会了洪泽方言,可以和同学熟练地交谈。老师姓杨,一个转业军人,因为作风问题被下派到农村来当民办教师。他教大家,“尼克松是尼赫鲁的儿子,他们都姓尼。”韩建国听了儿子的复述只能哈哈大笑。
杨老师有自己的自留地,他安排了很多劳动课,带着一队学生浩浩荡荡地去给自己种辣椒。两年之后,杨老师再次栽在了作风问题上。他和一个女知青的关系被村里知道,女知青很快从村庄消失了,而杨老师被抓走了。
村庄给韩东的新鲜感保持了很长时间。他和农村的男孩子一起摸鱼、爬树,尝试下河游泳但怎么也学不会。他最好的朋友始终是一个同样从南京下放来的男孩。在这种不够合群的孤独感中,韩东迷上了画画,他画院子里的泡桐树,给打盹的野狗画速写,临摹《芥子园画谱》。父亲还帮他找过县城里一个美术老师教他。家里人都很支持他画画,在当时,这算有一技傍身。由于“文革”对宣传的需要,会写美术字、画黑板报的人才很吃香。韩东帮母亲工作的供销社写过一幅立体美术字,“农业学大寨”,让母亲很骄傲。
压抑和焦灼
韩东回忆起来,性的压抑是知青岁月的主题词之一。
上大学之前,韩东没有和同龄的女生说过话。不仅是他,所有男生都没有。唯一例外是韩东在洪泽县中念高一时女团支书通知他入团,两人身后立即涌起了让人无地自容的疯狂起哄。不与女生说话的习惯甚至延续到了韩东进入山东大学哲学系。这时已是1978年,从闭塞的小县城到意气风发的大学校园,男女生的关系普遍已变得友好,但听到女生的招呼,韩东会低下头走开,当做什么也没听见。
在当年荒凉的村庄里,古怪的敌意弥漫在少年们之间,说起女性,男孩们态度凶狠,不惜使用各种粗言秽语,他们毫无理由地指着女生叫“破鞋”、“母猴子”、“黑鱼精”,同时带着掩饰不住的兴奋。而对于比少年韩东们年长五六岁、二十出头的知青们来说,性压抑带来的苦闷更为汹涌。每个人的理想都是回城。有男女知青忍不住谈恋爱,结果弄出了孩子,那就只能在这个村庄永远扎根了。
有一件事在村子里流传——隔壁村的一个光棍,居然忍不住去搞了生产队里的母牛。“奸牛犯”被铐走了,罪名是“破坏生产坏分子”,罪大恶极。
写《知青变形记》前,韩东读了很多知青口述史,才发现“奸牛”的事件远非孤立。肇事者有村民,有流浪汉,还有知青。“这是那个年代性压抑的极端爆发。”
韩东把这个情节处理之后写进了《知青变形记》。中学毕业的罗晓飞下放农村成了知青,他和他的伙伴们对性充满憧憬但毫无办法,他们只好想象与村上那头叫“闺女”的牛交配。结果想象成了噩梦,嘴上的兽行竟然将罗晓飞送入充满谎言和报复的政治漩涡。这件事是罗晓飞人生的关键节点,之后其命运的一系列“变形”由此开始。
知青们喜欢上韩东家玩,他们和韩建国夫妇聊天,询问一些关于“上头”的传言,借高尔基的小说和《静静的顿河》读,和韩东的哥哥李潮(随母姓)交流美国之音里偷听来的消息。和李潮关系最好的知青是他的英语老师,姓朱。每天到点了,朱老师就摸出他带皮套的半导体收音机,拔出天线,伴随着有时如打雷有时像刮锅的强烈干扰,一个特别的声音传了出来,有些迷人、有些奸诈,无疑就是美国之声。收听完毕,立刻收起天线,调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所在频道,播音员洪亮的声音立刻将房间充满,美国之音的阴冷之气被一扫而空。关闭时朱老师每次都记得把频道留在中央台,以防被外人打开的不测。这是收听的纪律。
朱老师和一个女知青开始恋爱了。他们是全生产队最著名的一对,其他人都偷偷摸摸,只有朱老师敢带着女人到河堤上散步。漫长的散步多集中在农闲的冬季,但就是夏忙双收时,收工后两人也要在摸黑的田埂上同行一段。天气好的时候,晚霞勾勒出这对情侣的剪影,窝在屋里的农民看到了这幅剪影,这使得他们大开眼界。
但回城的渴盼比爱欲更为迫切。招工组长带人来到生产队选拔工人使这种渴盼达到顶峰,知青们纷纷穷尽自己所能,在那个贫瘠的年代,贡献出香烟、糖果、甚至手表,以换取一个回城做工人的机会。传言中,有的女知青会献出自己。
1971年,韩建国收到口头通知,“探求者”事件的最后处理结果下来了,他被开除党籍。李艾华则被卷入了她从未参加过的“516反革命集团”,被专案组带到公社审查。两个知青被要求看好李艾华防止她自杀。
韩东印象深刻的死亡有两起。一是李艾华一度工作过的农具厂厂长畏罪自杀,他贪污了100块钱,被发现后便“自绝于人民”。另一个人的死比较蹊跷。是村上一户姓许的人家,兄弟吵架哥哥失手打死了弟弟,按照法律,哥哥要被抓走,这户可怜的人家就会一夜之间失去了两个全劳力。于是村民们找了个流浪汉来顶替死者,从此相安无事。
“《扎根》主要也是以我家所在的黄集公社的背景写的,但那是一个比较常态的故事。常态的故事写起来总是不够过瘾,这次想写一个非常态的故事。”于是这起死亡进入了《知青变形记》,成为了罗晓飞的后半生。村民们一致决定让“奸牛”后本该受刑的罗晓飞顶替被兄弟误伤致死的范为国,并制造了罗晓飞畏罪自杀的假象。于是罗晓飞消失了,范为国重生了。罗晓飞接管了范为国的一切——包括寡妇继芳、儿子正月子、甚至把范为国杀死的兄弟范为好以及所有的社会关系。而知青罗晓飞的命运彻底被抛弃,甚至父母都接受了他“畏罪自杀”的结局。罗晓飞再也不会回城,作为农民范为国,他将永远扎根在这块土地上。
难写的小说,好看的小说
韩东认为,历史有两种。一种是历史学家的历史,放在图书馆里供知识分子们日后参阅;一种是文艺家的历史,老百姓对沧桑巨变的认知往往来自于此——来自于《三国演义》而不是《三国志》,来自于俄罗斯小说而非俄罗斯通史。“知青的历史距今已有四十个年头了,对于孩子们来说,它却已像唐、宋一样遥远。”
韩东把这种陌生感归结于文艺作品的功力不足,知青题材的小说和影视剧充斥眼球,但大多让人兴味索然。“文艺作品贡献的东西或许可以叫做历史表情。”他打比方,写这本《知青变形记》的目的,就是要为这段面目模糊的岁月贡献一个生动的表情。
洪晃认为《知青变形记》是“很神奇、很怪异的小说”,她向年轻人推荐——“比《鬼吹灯》还惊悚”。老诗人于坚则有个习惯,清晨坐在马桶上看书,看开头,等到通体舒畅的时候,他就知道这本书好不好了。《知青变形记》让于坚在马桶上差点起不来。“一看就放不下,简直比卡夫卡的《变形记》还好看。”
歌手小河说:“我以后有机会要把《知青变形记》的高潮部分唱出来!”
知青运动从1968年开始到1980年结束,历时13年,波及到2000万青年和他们亲属的命运。80年代初,韩东的哥哥李潮以知青生活为背景的小说《夕阳夕阳》、《面对共同世界》反响热烈,收到的读者来信有几千封。梁晓声、叶辛、史铁生陆续推出《今夜有暴风雪》、《孽债》等作品,而随之改编的电视剧更是引发万人空巷。
小说家马原认为和以往的知青文学相比,《知青变形记》中“我要写出一个时代的伤痛”的期待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不经意的个人命运与历史的恰巧相遇”。“这要归功于时间的沉淀。如果韩东是80年代写这本小说,即使他本人当时已经是个很成熟作家,也不可能达到现在的高度。”
《知青变形记》里除了宣判罗晓飞“奸牛罪”的王助理之外没有恶人。即使最后他不得不以另一个人的面目生活终身,也得到了其他一些珍贵的回报,生活荒诞却也慷慨。
“我是有意识这样写的,”韩东说,“如果是年轻时可能会往死里写,人性的恶、极端的东西那时候很刺激我。但现在不会了。人都是可怜人。我喜欢消极的、顺从的、和解的态度。”
“最大的超越还是技法上的超越。写一个人变成另一个人这种命运转折太难写了!”马原惊叹,但是韩东写得如此准确而自然。
“写变形确实是巨大的挑战。”韩东说。“变形是急速的,但必须很慢很慢地写。”在罗晓飞变成范为国的关键点上,他先后设置了四次障碍。罗晓飞被村里人赶进了范为国寡妇继芳的房里,他想走,先是被继芳拦住了。他反抗,被误杀卫国的大哥为好拦住。然后是村里权威最大的福爷爷,最后是意味着“政治压力”的村长。在众人的围堵下,罗晓飞无处可逃,顺从命运的安排是他唯一的选择。
和韩东本人之前的知青题材小说相比,马原认为《知青变形记》要“好看太多”。“韩东的文风比较冷峻,有幽默感但也是冷的,像《扎根》还是属于需要琢磨的、耐人寻味的小说。”而《知青变形记》“是纯粹的好看”,“整个故事跌宕离奇又异常缜密,一口气看完,中间停都停不下来。”
“《知青变形记》里面既有熟悉的韩东——极其冷静地说出极荒诞的事儿,也有新鲜的韩东——这一回,故事性方面惊心动魄。”诗人尹丽川说。
在给一家报纸写的评论里,马原宣称《知青变形记》“是一部伟大的小说”,他以一个曾经的知青和曾经的小说家的双重身份起誓,发稿时“伟大”二字却被编辑改成了“优秀”。“可能他们觉得伟大只能是对死人的盖棺论定吧。”
下放
1969年冬天,韩建国终于收到了下放的通知,他松了一口气。
韩建国笔名方之,是当时著名的小说家,时任南京市团市委宣传部长。1957年,韩建国和陆文夫、叶至诚等几个江苏青年作家听到毛泽东关于文艺作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号召,欢欣鼓舞,立即创办了同人刊物《探求者》,主张“大胆干预生活、反对粉饰”。但是很快,“整风”运动倾斜为“反右”,《探求者》的几个成员相继被审查隔离。事件最终被定性为反革命小团体,韩建国受到的处分是留党察看。
韩建国和妻子李艾华主动要求下放。其时的南京,令8岁的韩东也已经感到恐惧。他在新街口的东风小学上学,有一天早晨,一辆卡车押送着一个身披白布的反革命分子参加武斗,这个人被一圈红卫兵包围着,还有一圈银光凛冽的长矛大刀。一块石头从楼上的窗口扔下来,紧接着那个窗口又被人砸碎了。
下放光荣!东风小学为韩东开了欢送会,别上大红花,还奖励了他一双毛靴。毛靴很快派上了用场。他们被下放到距离南京150公里的洪泽县黄集公社。路程不算遥远,但是一过长江,气温骤降,11月底的苏北农村是韩东之前无法想象的冷。已经下雪了,他们坐着牛车进入村庄,茫茫四野没有看到一个人。
黄集公社涧南大队有一所小学,一共三个年级一个老师。韩东插班读二年级,很快学会了洪泽方言,可以和同学熟练地交谈。老师姓杨,一个转业军人,因为作风问题被下派到农村来当民办教师。他教大家,“尼克松是尼赫鲁的儿子,他们都姓尼。”韩建国听了儿子的复述只能哈哈大笑。
杨老师有自己的自留地,他安排了很多劳动课,带着一队学生浩浩荡荡地去给自己种辣椒。两年之后,杨老师再次栽在了作风问题上。他和一个女知青的关系被村里知道,女知青很快从村庄消失了,而杨老师被抓走了。
村庄给韩东的新鲜感保持了很长时间。他和农村的男孩子一起摸鱼、爬树,尝试下河游泳但怎么也学不会。他最好的朋友始终是一个同样从南京下放来的男孩。在这种不够合群的孤独感中,韩东迷上了画画,他画院子里的泡桐树,给打盹的野狗画速写,临摹《芥子园画谱》。父亲还帮他找过县城里一个美术老师教他。家里人都很支持他画画,在当时,这算有一技傍身。由于“文革”对宣传的需要,会写美术字、画黑板报的人才很吃香。韩东帮母亲工作的供销社写过一幅立体美术字,“农业学大寨”,让母亲很骄傲。
压抑和焦灼
韩东回忆起来,性的压抑是知青岁月的主题词之一。
上大学之前,韩东没有和同龄的女生说过话。不仅是他,所有男生都没有。唯一例外是韩东在洪泽县中念高一时女团支书通知他入团,两人身后立即涌起了让人无地自容的疯狂起哄。不与女生说话的习惯甚至延续到了韩东进入山东大学哲学系。这时已是1978年,从闭塞的小县城到意气风发的大学校园,男女生的关系普遍已变得友好,但听到女生的招呼,韩东会低下头走开,当做什么也没听见。
在当年荒凉的村庄里,古怪的敌意弥漫在少年们之间,说起女性,男孩们态度凶狠,不惜使用各种粗言秽语,他们毫无理由地指着女生叫“破鞋”、“母猴子”、“黑鱼精”,同时带着掩饰不住的兴奋。而对于比少年韩东们年长五六岁、二十出头的知青们来说,性压抑带来的苦闷更为汹涌。每个人的理想都是回城。有男女知青忍不住谈恋爱,结果弄出了孩子,那就只能在这个村庄永远扎根了。
有一件事在村子里流传——隔壁村的一个光棍,居然忍不住去搞了生产队里的母牛。“奸牛犯”被铐走了,罪名是“破坏生产坏分子”,罪大恶极。
写《知青变形记》前,韩东读了很多知青口述史,才发现“奸牛”的事件远非孤立。肇事者有村民,有流浪汉,还有知青。“这是那个年代性压抑的极端爆发。”
韩东把这个情节处理之后写进了《知青变形记》。中学毕业的罗晓飞下放农村成了知青,他和他的伙伴们对性充满憧憬但毫无办法,他们只好想象与村上那头叫“闺女”的牛交配。结果想象成了噩梦,嘴上的兽行竟然将罗晓飞送入充满谎言和报复的政治漩涡。这件事是罗晓飞人生的关键节点,之后其命运的一系列“变形”由此开始。
知青们喜欢上韩东家玩,他们和韩建国夫妇聊天,询问一些关于“上头”的传言,借高尔基的小说和《静静的顿河》读,和韩东的哥哥李潮(随母姓)交流美国之音里偷听来的消息。和李潮关系最好的知青是他的英语老师,姓朱。每天到点了,朱老师就摸出他带皮套的半导体收音机,拔出天线,伴随着有时如打雷有时像刮锅的强烈干扰,一个特别的声音传了出来,有些迷人、有些奸诈,无疑就是美国之声。收听完毕,立刻收起天线,调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所在频道,播音员洪亮的声音立刻将房间充满,美国之音的阴冷之气被一扫而空。关闭时朱老师每次都记得把频道留在中央台,以防被外人打开的不测。这是收听的纪律。
朱老师和一个女知青开始恋爱了。他们是全生产队最著名的一对,其他人都偷偷摸摸,只有朱老师敢带着女人到河堤上散步。漫长的散步多集中在农闲的冬季,但就是夏忙双收时,收工后两人也要在摸黑的田埂上同行一段。天气好的时候,晚霞勾勒出这对情侣的剪影,窝在屋里的农民看到了这幅剪影,这使得他们大开眼界。
但回城的渴盼比爱欲更为迫切。招工组长带人来到生产队选拔工人使这种渴盼达到顶峰,知青们纷纷穷尽自己所能,在那个贫瘠的年代,贡献出香烟、糖果、甚至手表,以换取一个回城做工人的机会。传言中,有的女知青会献出自己。
1971年,韩建国收到口头通知,“探求者”事件的最后处理结果下来了,他被开除党籍。李艾华则被卷入了她从未参加过的“516反革命集团”,被专案组带到公社审查。两个知青被要求看好李艾华防止她自杀。
韩东印象深刻的死亡有两起。一是李艾华一度工作过的农具厂厂长畏罪自杀,他贪污了100块钱,被发现后便“自绝于人民”。另一个人的死比较蹊跷。是村上一户姓许的人家,兄弟吵架哥哥失手打死了弟弟,按照法律,哥哥要被抓走,这户可怜的人家就会一夜之间失去了两个全劳力。于是村民们找了个流浪汉来顶替死者,从此相安无事。
“《扎根》主要也是以我家所在的黄集公社的背景写的,但那是一个比较常态的故事。常态的故事写起来总是不够过瘾,这次想写一个非常态的故事。”于是这起死亡进入了《知青变形记》,成为了罗晓飞的后半生。村民们一致决定让“奸牛”后本该受刑的罗晓飞顶替被兄弟误伤致死的范为国,并制造了罗晓飞畏罪自杀的假象。于是罗晓飞消失了,范为国重生了。罗晓飞接管了范为国的一切——包括寡妇继芳、儿子正月子、甚至把范为国杀死的兄弟范为好以及所有的社会关系。而知青罗晓飞的命运彻底被抛弃,甚至父母都接受了他“畏罪自杀”的结局。罗晓飞再也不会回城,作为农民范为国,他将永远扎根在这块土地上。
难写的小说,好看的小说
韩东认为,历史有两种。一种是历史学家的历史,放在图书馆里供知识分子们日后参阅;一种是文艺家的历史,老百姓对沧桑巨变的认知往往来自于此——来自于《三国演义》而不是《三国志》,来自于俄罗斯小说而非俄罗斯通史。“知青的历史距今已有四十个年头了,对于孩子们来说,它却已像唐、宋一样遥远。”
韩东把这种陌生感归结于文艺作品的功力不足,知青题材的小说和影视剧充斥眼球,但大多让人兴味索然。“文艺作品贡献的东西或许可以叫做历史表情。”他打比方,写这本《知青变形记》的目的,就是要为这段面目模糊的岁月贡献一个生动的表情。
洪晃认为《知青变形记》是“很神奇、很怪异的小说”,她向年轻人推荐——“比《鬼吹灯》还惊悚”。老诗人于坚则有个习惯,清晨坐在马桶上看书,看开头,等到通体舒畅的时候,他就知道这本书好不好了。《知青变形记》让于坚在马桶上差点起不来。“一看就放不下,简直比卡夫卡的《变形记》还好看。”
歌手小河说:“我以后有机会要把《知青变形记》的高潮部分唱出来!”
知青运动从1968年开始到1980年结束,历时13年,波及到2000万青年和他们亲属的命运。80年代初,韩东的哥哥李潮以知青生活为背景的小说《夕阳夕阳》、《面对共同世界》反响热烈,收到的读者来信有几千封。梁晓声、叶辛、史铁生陆续推出《今夜有暴风雪》、《孽债》等作品,而随之改编的电视剧更是引发万人空巷。
小说家马原认为和以往的知青文学相比,《知青变形记》中“我要写出一个时代的伤痛”的期待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不经意的个人命运与历史的恰巧相遇”。“这要归功于时间的沉淀。如果韩东是80年代写这本小说,即使他本人当时已经是个很成熟作家,也不可能达到现在的高度。”
《知青变形记》里除了宣判罗晓飞“奸牛罪”的王助理之外没有恶人。即使最后他不得不以另一个人的面目生活终身,也得到了其他一些珍贵的回报,生活荒诞却也慷慨。
“我是有意识这样写的,”韩东说,“如果是年轻时可能会往死里写,人性的恶、极端的东西那时候很刺激我。但现在不会了。人都是可怜人。我喜欢消极的、顺从的、和解的态度。”
“最大的超越还是技法上的超越。写一个人变成另一个人这种命运转折太难写了!”马原惊叹,但是韩东写得如此准确而自然。
“写变形确实是巨大的挑战。”韩东说。“变形是急速的,但必须很慢很慢地写。”在罗晓飞变成范为国的关键点上,他先后设置了四次障碍。罗晓飞被村里人赶进了范为国寡妇继芳的房里,他想走,先是被继芳拦住了。他反抗,被误杀卫国的大哥为好拦住。然后是村里权威最大的福爷爷,最后是意味着“政治压力”的村长。在众人的围堵下,罗晓飞无处可逃,顺从命运的安排是他唯一的选择。
和韩东本人之前的知青题材小说相比,马原认为《知青变形记》要“好看太多”。“韩东的文风比较冷峻,有幽默感但也是冷的,像《扎根》还是属于需要琢磨的、耐人寻味的小说。”而《知青变形记》“是纯粹的好看”,“整个故事跌宕离奇又异常缜密,一口气看完,中间停都停不下来。”
“《知青变形记》里面既有熟悉的韩东——极其冷静地说出极荒诞的事儿,也有新鲜的韩东——这一回,故事性方面惊心动魄。”诗人尹丽川说。
在给一家报纸写的评论里,马原宣称《知青变形记》“是一部伟大的小说”,他以一个曾经的知青和曾经的小说家的双重身份起誓,发稿时“伟大”二字却被编辑改成了“优秀”。“可能他们觉得伟大只能是对死人的盖棺论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