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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唐朝西州地区与中原地区一样都非常注重孝道，百姓孝养观念浓厚。此外，在佛教的影响下，西州地区的孝养观念中又出现了报恩及善报思想、父母转世升天的祈愿等思想，而在丧葬习俗中亦出现了佛教元素。唐朝西州地区“孝养”行为及观念在与中原文化保持大体一致的基础上呈现出“儒释相融”的特色。
[关键词]孝观念；西州；唐朝；佛教
西州地处边陲，少数民族人数众多，受多种宗教影响。唐朝西州地区孝观念在与中原文化保持大体一致的基础上又呈现出明显的地方特色。西州地区有很大一部分民众，在接受传统儒家思想的同时也受到了佛教思想的影响。在吐鲁番地区出土的文书、墓志中也常有佛教元素、佛家语的出现，这说明唐朝时期西州地区佛教已经深入影响到普通民众及上层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在佛教影响下，唐朝西州地区的孝养观念及行为也体现着佛教特色。
一、因果业报：报恩与善报思想
在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中一直非常强调子女要孝顺父母，对长辈老人尽孝。佛教传入中国后，为了促进其在中原地区的传播，必须适应中原文化，所以中国化后的佛教也非常重视孝道。但儒家的孝养观念和佛教的孝养观念在内涵上还是有区别的。儒家的孝道建立在宗法制度之上，孝养观念强调对父母尽孝是子女的责任与义务。而佛教孝养观念中突出的是父母对儿女的恩情和儿女对父母报恩的思想。
唐西州地区民众认为，如果子女对父母尽孝那么子女就会得到好报。在吐鲁番出土文献中亦有提到子女要对父母尽孝，回报父母的恩情。
《唐赵义深自洛阳致西州阿婆家书》载：
□口云道：共两个儿诵经念佛。义深承知阿婆语也。
问讯弟张隆训，妹连尽得平安已否？两个兄弟语弟
□□□□□深等作兄弟时，努力慈孝，看阿婆阿兄，莫辞辛苦。脱为□相
□□□□□□□々力々天能报人。①
这是身在洛阳的儿子给住在西州的母亲寄去的一封家书。这份家书反映了赵义深感激父母和大哥养育之恩及向父母报恩的思想。书信中“□々力々天能报人”第一个字缺失。笔者认为所缺的那个字应该是“努”字。在《唐李贺子上阿郎阿婆书三》中亦有类似用法：“语□□□好努々力々看侍阿郎阿婆”。②在家书中还提到“共两个儿诵经念佛。义深承知阿婆语也”。赵义深母亲不仅自己信奉佛教并且还要求孩子诵经念佛。这说明赵义深的家庭里是有比较浓厚的佛教氛围的，受佛教影响较深。在这种环境下，赵义深的孝养观念中出现了佛教色彩就不足为奇了。
唐朝西州地区一些民众还认为父母对子女的养育之恩能够使父母能得到长命的好报。《唐李贺子上阿郎阿婆书四》载：
“得长命果报”是佛教用语，表示人因为做了好事能够得到长寿的报应。在这里指的是阿郎阿婆养育子女非常尽责，因此能够得到长寿的好报。笔者认为，李贺子在书信中的这句话的意思也可以理解为：父母对我和大哥有养育恩情，所以我应该向父母报恩，要孝顺父母并向上天祈愿父母得长命果报。
二、生死轮回：转世升天的祈愿
唐时佛教在西州地区的广泛传播，使得轮回转世、修行成佛等佛教观念对西州百姓的人生观产生了一定影响。在佛教轮回观念的影响下，子女对父母的孝不仅只局限于现世之孝，而且更加突出了来世之孝。即在父母死后，子女会向上天祈愿希望父母死后能够转世升天，永远脱离生死轮回之苦。
佛教把人生的本质归结为苦。而生死来去之苦，对于凡夫俗子来说是不能避免的。对于生死轮回之苦，西州地区的民众有较为深刻的理解。
西州地区出土的《唐开元七年张行伦墓志》载：“隙影倏流，若□飞星之过目。且□诸天劫寿，犹不晚于三灾；岂我凡夫，而无去来之□苦。一河生死，贵贱同归，勒此志铭，记斯年代者。”4这段墓志铭反映了墓志撰写者对生死的看法。他认为人生“若飞星之过目”，是短暂的。无论贵贱，生死轮回对于凡夫俗子来说都是不能避免的。但是佛教认为现世的生死轮回是无可避免的，但是来世摆脱轮回之苦是有可能实现的。这就给女子对父母尽孝提供了一条新的途径，即祈愿父母死后能转世升天。
阿斯塔那29号墓出土的《唐咸亨三年新妇为阿公录在生功德疏》载：
这份功德疏是一位儿媳为其公公生前所做的功德而写的功德疏。功德疏中提到 “谨录此簿，分强分柬。出离三界，求胜上界”，说明儿媳写这份功德疏的目的就是希望公公死后能升入天堂（上界），并希望在公公升入天堂后能够托梦告诉后人。此外，儿媳认为公公生前所拥有的田园、宅舍、妻子、奴婢等产业“并是虚花”，并且劝诫公公“生死道殊”不要留恋生前的这些东西以免“致落下道”。可以看到当时西州地区部分民众对佛学思想的理解还是较为深刻的。
三、做佛事以行孝
受佛教影响，西州地区的子女还通过做佛事来践行孝道。例如父母生病后去寺庙为父母烧香诵经，做功德。这在吐鲁番出土的多份功德疏中，都有较为详细的记载。阿斯塔那29号墓出土的《唐咸亨三年新妇为阿公录在生功德疏》载：
这份功德疏记载了儿子在父亲患病时为父亲烧香诵经、绘佛像，以祈求父亲早日康复等行为。
子女为死去的父母举行丧葬仪式是孝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受儒、释文化影响，西州地区的部分民众在举行丧葬仪式时，在传统丧葬仪式中又加入了诵经、布施、塑佛像及撰写功德疏等佛教仪式和行为。
《武周长安三年张礼臣墓志铭》载：“君讳礼忠字崇让，南阳白水生也 …… 温枕扇席，爱敬之性纯深。共被同车，友于之情敦睦。而辅仁无验，早之过庭之训。服礼绕阙，续丁膝下之忧。泣血绝浆，毁悴过礼。亲友晓喻，曾不慰心。罄竭家资，祷经造像。以为出财披读，未怄追远之情。克己懃功，将覆慎终之望。于是哭临之暇，扶力自强。奉为尊灵，敬读一切经一遍。手熏释卷，晚夜忘疲。半偈捐躯，乍可方其重法。”7
墓主张礼臣早年受“过庭之训”，在儒家文化影响下长大。墓志中记载张礼臣“温枕扇席，爱敬之性纯深。共被同车，友于之情敦睦”，也是其践行传统儒家孝悌观念的表现。“服礼绕阙，续丁膝下之忧”，体现了儒家传统孝道思想中对儿子延续香火、繁衍子孙的要求。但是张礼臣不仅接受儒家教育，同时也信奉佛教，修习佛学。在张礼臣死后，亲友为其举办的丧礼中明显体现了佛教特色。诵经是佛教为死者举行丧礼中最常见的仪式。此外，墓志中也记载了亲友为张礼臣“奉为尊灵，敬读一切经一遍。手熏释卷，晚夜忘疲”。除了诵经以外，其亲友更是为张礼臣“罄竭家资，祷经造像”，这是为了张礼臣在死后能到极乐世界，体现了佛教轮回转世、修行成佛等观念对西州普通民众的影响。 为死去的父母撰写功德疏，在中国传统丧葬仪式中是没有的。在佛教的影响下，唐朝西州地区出现了子女为父母（公婆）撰写功德疏的事迹。后人把死者生前做的功德记录在册，期望其能转世升入上天，即“谨录此簿，分强分柬。出离三界，求胜上界”。8在吐鲁番出土文书中笔者找到了两则功德疏，分别是媳妇和儿子为刚故去的母亲和公公所写。
第一则是阿斯塔那29号墓出土的《唐咸亨三年新妇为阿公录在生功德疏》。这份功德疏是儿媳为死去的公公所写，主要记载了公公生前所做的功德及公公死后家人为其做的一些法事。在这份功德疏也记载了家人为死者在其墓地建造佛像并在佛堂中塑泥质佛像的事迹。功德疏载：“遣家人祀德向冢间堀底作佛，至其月十八日，记成佛一万二千五百四十佛，于后更向堀门裹北畔新塔厅上佛堂中东壁上泥素弥勒上生变，并菩萨、侍者、天神等一捕”。9
第二则是阿斯塔那201号墓出土的《唐咸亨五年儿为阿婆录在生及亡没所修功德牒》。这份功德疏的后半部分记录了阿婆死后儿子为其所做的功德及法事。在阿婆死后，他的儿子为其请来延僧诵随愿往生经和大波若经。此外儿子还在阿婆下葬日布施众僧捐赠三百文银钱。诵经和布施在儒家传统丧葬仪式中是没有的。丧葬仪式中增加了诵经和布施行为，也正说明了西州地区儒学与佛教的交融。
四、结语
唐朝时期西州地区佛教已经深入影响到普通民众及上层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在佛教影响下，唐朝西州地区的孝养观念及行为也体现着佛教特色。首先，西州地区孝养观念中出现了报恩及善报思想。其次，唐朝时期佛教在西州地区的广泛传播，使得轮回转世、修行成佛等佛教观念对西州百姓的生死观亦产生了一定影响，从而西州地区的孝养观念中增加了子女对父母转世升天的祈愿。最后，西州地区民众受儒释双重文化影响，使得西州地区丧葬习俗中也出现了佛教元素。唐朝西州地区“孝养”行为及观念在与中原文化保持大体一致的基础上呈现出“儒释相融”的特色。
[注释]
①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等编：《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五册，文物出版社1983年版版，第10页。
②3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等编：《吐鲁番出土文书》第六册，文物出版社1983年版，第395页、第397页。
47侯灿：《吐鲁番出土砖志集注》，巴蜀书社出版社2004年版，第635页、第304页。
5689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等编：《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七册，文物出版社1983版，第71～72页、第71～72页、第72页、第66～74页。
[关键词]孝观念；西州；唐朝；佛教
西州地处边陲，少数民族人数众多，受多种宗教影响。唐朝西州地区孝观念在与中原文化保持大体一致的基础上又呈现出明显的地方特色。西州地区有很大一部分民众，在接受传统儒家思想的同时也受到了佛教思想的影响。在吐鲁番地区出土的文书、墓志中也常有佛教元素、佛家语的出现，这说明唐朝时期西州地区佛教已经深入影响到普通民众及上层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在佛教影响下，唐朝西州地区的孝养观念及行为也体现着佛教特色。
一、因果业报：报恩与善报思想
在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中一直非常强调子女要孝顺父母，对长辈老人尽孝。佛教传入中国后，为了促进其在中原地区的传播，必须适应中原文化，所以中国化后的佛教也非常重视孝道。但儒家的孝养观念和佛教的孝养观念在内涵上还是有区别的。儒家的孝道建立在宗法制度之上，孝养观念强调对父母尽孝是子女的责任与义务。而佛教孝养观念中突出的是父母对儿女的恩情和儿女对父母报恩的思想。
唐西州地区民众认为，如果子女对父母尽孝那么子女就会得到好报。在吐鲁番出土文献中亦有提到子女要对父母尽孝，回报父母的恩情。
《唐赵义深自洛阳致西州阿婆家书》载：
□口云道：共两个儿诵经念佛。义深承知阿婆语也。
问讯弟张隆训，妹连尽得平安已否？两个兄弟语弟
□□□□□深等作兄弟时，努力慈孝，看阿婆阿兄，莫辞辛苦。脱为□相
□□□□□□□々力々天能报人。①
这是身在洛阳的儿子给住在西州的母亲寄去的一封家书。这份家书反映了赵义深感激父母和大哥养育之恩及向父母报恩的思想。书信中“□々力々天能报人”第一个字缺失。笔者认为所缺的那个字应该是“努”字。在《唐李贺子上阿郎阿婆书三》中亦有类似用法：“语□□□好努々力々看侍阿郎阿婆”。②在家书中还提到“共两个儿诵经念佛。义深承知阿婆语也”。赵义深母亲不仅自己信奉佛教并且还要求孩子诵经念佛。这说明赵义深的家庭里是有比较浓厚的佛教氛围的，受佛教影响较深。在这种环境下，赵义深的孝养观念中出现了佛教色彩就不足为奇了。
唐朝西州地区一些民众还认为父母对子女的养育之恩能够使父母能得到长命的好报。《唐李贺子上阿郎阿婆书四》载：
“得长命果报”是佛教用语，表示人因为做了好事能够得到长寿的报应。在这里指的是阿郎阿婆养育子女非常尽责，因此能够得到长寿的好报。笔者认为，李贺子在书信中的这句话的意思也可以理解为：父母对我和大哥有养育恩情，所以我应该向父母报恩，要孝顺父母并向上天祈愿父母得长命果报。
二、生死轮回：转世升天的祈愿
唐时佛教在西州地区的广泛传播，使得轮回转世、修行成佛等佛教观念对西州百姓的人生观产生了一定影响。在佛教轮回观念的影响下，子女对父母的孝不仅只局限于现世之孝，而且更加突出了来世之孝。即在父母死后，子女会向上天祈愿希望父母死后能够转世升天，永远脱离生死轮回之苦。
佛教把人生的本质归结为苦。而生死来去之苦，对于凡夫俗子来说是不能避免的。对于生死轮回之苦，西州地区的民众有较为深刻的理解。
西州地区出土的《唐开元七年张行伦墓志》载：“隙影倏流，若□飞星之过目。且□诸天劫寿，犹不晚于三灾；岂我凡夫，而无去来之□苦。一河生死，贵贱同归，勒此志铭，记斯年代者。”4这段墓志铭反映了墓志撰写者对生死的看法。他认为人生“若飞星之过目”，是短暂的。无论贵贱，生死轮回对于凡夫俗子来说都是不能避免的。但是佛教认为现世的生死轮回是无可避免的，但是来世摆脱轮回之苦是有可能实现的。这就给女子对父母尽孝提供了一条新的途径，即祈愿父母死后能转世升天。
阿斯塔那29号墓出土的《唐咸亨三年新妇为阿公录在生功德疏》载：
这份功德疏是一位儿媳为其公公生前所做的功德而写的功德疏。功德疏中提到 “谨录此簿，分强分柬。出离三界，求胜上界”，说明儿媳写这份功德疏的目的就是希望公公死后能升入天堂（上界），并希望在公公升入天堂后能够托梦告诉后人。此外，儿媳认为公公生前所拥有的田园、宅舍、妻子、奴婢等产业“并是虚花”，并且劝诫公公“生死道殊”不要留恋生前的这些东西以免“致落下道”。可以看到当时西州地区部分民众对佛学思想的理解还是较为深刻的。
三、做佛事以行孝
受佛教影响，西州地区的子女还通过做佛事来践行孝道。例如父母生病后去寺庙为父母烧香诵经，做功德。这在吐鲁番出土的多份功德疏中，都有较为详细的记载。阿斯塔那29号墓出土的《唐咸亨三年新妇为阿公录在生功德疏》载：
这份功德疏记载了儿子在父亲患病时为父亲烧香诵经、绘佛像，以祈求父亲早日康复等行为。
子女为死去的父母举行丧葬仪式是孝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受儒、释文化影响，西州地区的部分民众在举行丧葬仪式时，在传统丧葬仪式中又加入了诵经、布施、塑佛像及撰写功德疏等佛教仪式和行为。
《武周长安三年张礼臣墓志铭》载：“君讳礼忠字崇让，南阳白水生也 …… 温枕扇席，爱敬之性纯深。共被同车，友于之情敦睦。而辅仁无验，早之过庭之训。服礼绕阙，续丁膝下之忧。泣血绝浆，毁悴过礼。亲友晓喻，曾不慰心。罄竭家资，祷经造像。以为出财披读，未怄追远之情。克己懃功，将覆慎终之望。于是哭临之暇，扶力自强。奉为尊灵，敬读一切经一遍。手熏释卷，晚夜忘疲。半偈捐躯，乍可方其重法。”7
墓主张礼臣早年受“过庭之训”，在儒家文化影响下长大。墓志中记载张礼臣“温枕扇席，爱敬之性纯深。共被同车，友于之情敦睦”，也是其践行传统儒家孝悌观念的表现。“服礼绕阙，续丁膝下之忧”，体现了儒家传统孝道思想中对儿子延续香火、繁衍子孙的要求。但是张礼臣不仅接受儒家教育，同时也信奉佛教，修习佛学。在张礼臣死后，亲友为其举办的丧礼中明显体现了佛教特色。诵经是佛教为死者举行丧礼中最常见的仪式。此外，墓志中也记载了亲友为张礼臣“奉为尊灵，敬读一切经一遍。手熏释卷，晚夜忘疲”。除了诵经以外，其亲友更是为张礼臣“罄竭家资，祷经造像”，这是为了张礼臣在死后能到极乐世界，体现了佛教轮回转世、修行成佛等观念对西州普通民众的影响。 为死去的父母撰写功德疏，在中国传统丧葬仪式中是没有的。在佛教的影响下，唐朝西州地区出现了子女为父母（公婆）撰写功德疏的事迹。后人把死者生前做的功德记录在册，期望其能转世升入上天，即“谨录此簿，分强分柬。出离三界，求胜上界”。8在吐鲁番出土文书中笔者找到了两则功德疏，分别是媳妇和儿子为刚故去的母亲和公公所写。
第一则是阿斯塔那29号墓出土的《唐咸亨三年新妇为阿公录在生功德疏》。这份功德疏是儿媳为死去的公公所写，主要记载了公公生前所做的功德及公公死后家人为其做的一些法事。在这份功德疏也记载了家人为死者在其墓地建造佛像并在佛堂中塑泥质佛像的事迹。功德疏载：“遣家人祀德向冢间堀底作佛，至其月十八日，记成佛一万二千五百四十佛，于后更向堀门裹北畔新塔厅上佛堂中东壁上泥素弥勒上生变，并菩萨、侍者、天神等一捕”。9
第二则是阿斯塔那201号墓出土的《唐咸亨五年儿为阿婆录在生及亡没所修功德牒》。这份功德疏的后半部分记录了阿婆死后儿子为其所做的功德及法事。在阿婆死后，他的儿子为其请来延僧诵随愿往生经和大波若经。此外儿子还在阿婆下葬日布施众僧捐赠三百文银钱。诵经和布施在儒家传统丧葬仪式中是没有的。丧葬仪式中增加了诵经和布施行为，也正说明了西州地区儒学与佛教的交融。
四、结语
唐朝时期西州地区佛教已经深入影响到普通民众及上层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在佛教影响下，唐朝西州地区的孝养观念及行为也体现着佛教特色。首先，西州地区孝养观念中出现了报恩及善报思想。其次，唐朝时期佛教在西州地区的广泛传播，使得轮回转世、修行成佛等佛教观念对西州百姓的生死观亦产生了一定影响，从而西州地区的孝养观念中增加了子女对父母转世升天的祈愿。最后，西州地区民众受儒释双重文化影响，使得西州地区丧葬习俗中也出现了佛教元素。唐朝西州地区“孝养”行为及观念在与中原文化保持大体一致的基础上呈现出“儒释相融”的特色。
[注释]
①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等编：《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五册，文物出版社1983年版版，第10页。
②3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等编：《吐鲁番出土文书》第六册，文物出版社1983年版，第395页、第397页。
47侯灿：《吐鲁番出土砖志集注》，巴蜀书社出版社2004年版，第635页、第304页。
5689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等编：《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七册，文物出版社1983版，第71～72页、第71～72页、第72页、第66～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