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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伟光着膀子，闷声不响坐在房间一角，他随手操起桌上的二锅头，一口接一口地喝。忽然豪气地说道：“上千万，我那时候至少有上千万，五万算什么？”说完，点燃剩下半截的烟，都宝，软盒，两块五一包，默默地抽完，把烟头弹到不远处的地上，就再也不说话了。
在多数宋庄人眼里，宋伟只是个普通的疯老头。敞胸露怀，只穿一件脏兮兮的大裤衩。光着双脚，在文化广场周围没日没夜地溜达，由于连日暴晒，肩上的皮裂开了一大片，红红的。有钱的时候，他就抱个酒瓶，时不时喝上几口，嘴里念叨宇宙之类没头没脑的话。但是那些住在宋庄、如今身价早已以亿计数的艺术家在发现他的真实身份后，都大为震惊。
1989年，那场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因枪击事件引发世界震惊的“现代艺术大展”是由个体户宋伟出资五万元赞助而举办的。日后，他又出资购买了张晓刚、王广义等众多艺术家的作品。彼时，那些艺术家穷困潦倒，被政府视为盲流。20余年之后，他们早已成为社会名流，而宋伟变成了一个疯子。艺术史上甚至不会有他的名字，他只会成为那些成功艺术家们忆苦思甜时一段模糊的记忆。
“王广义，九千九百九十九；张晓刚，六千；潘德海一万；肖鲁的电话亭子也是一万。”再次见面时，宋伟的精神状态明显好了很多。他光脚踩在地上，低着头，自言自语地回忆人生最辉煌的时刻。宋伟半眯起眼睛，脸上的皱纹像用刀刻的一样，说着含混不清的北京腔，脸上难得泛着些许亮光。
他念叨的是自己当年收购画作的价格。1989年2月举办的“现代艺术大展”上，宋伟成批地买进参展作品，放进他位于新街口的“长城艺术博物馆”。此后不久，中国美术馆举办新文人画展，宋伟刚走进展厅，一挥手，“全部买下来”。
1980年代末，中国没有艺术市场，尤其是当代艺术，没有人相信手里稀奇古怪的作品可以变现。只偶尔有驻华的外国使馆人员零零星星地买几幅画，能让艺术家们激动不已。宋伟是最早收藏当代艺术的中国人。他用开快餐店挣来的钱，以不低的价格买进王广义、张晓刚、丁乙等人的作品。
1989年“现代艺术大展”的举办经历了重重阻碍。这是被视为“怪异”“地下”的现代艺术第一次在主流美术馆亮相，但比起“松了口的政治”，展览经费是另一个让人头疼的问题。展览的挂名主办单位有六个，但提供的只是“道义上的支持”，并没有单位出资。作为筹委会总策划人，如今已是著名学者的高名潞曾到处拉赞助，但收效甚微。“筹集资金的难度，远甚于学术的准备。”他这样回忆。
最后千辛万苦说服了一些人，一家是哈尔滨的《中国市容报》，一家是天津文联主办的《文学自由谈》，分别愿意出资5万和1万。但资金缺口仍然很大。这时的一个消息让高名潞喜出望外，经朋友介绍，一个个体户老板，“听说是卖羊肉串的”，也喜欢艺术，答应赞助5万块举办展览。高名潞把消息告诉了展览筹委会，大家都欢呼雀跃，呼喊“个体户万岁！”
“我就是喜欢艺术品它们都流通起来，”曾经被艺术家们高呼万岁的宋伟，光着膀子一挥大手，意犹未尽地这样说，有些君临天下的味道。
大展因为艺术家肖鲁的枪击事件戛然而止。管理部门发出通告，美术馆的人“只许出，不许进”。一些艺术家固执地留在美术馆里，又饿又渴，后来有人隔着铁门来送饭，著名摄影师肖全拍下了一个人高举着一个装满食物的大盆。照片中的人被认为是宋伟。他包下了美术馆旁边一个餐厅，指挥工作人员往美术馆送饭。
提到1989年那场载入当代艺术史册的大展，宋伟已经无法说出什么细节，只反反复复地重复这几句话，“五万块，卖羊肉串的给的，”这是高名潞的原话，宋伟不知道从哪里听来的，他记得很清楚。“我就是那个卖羊肉串的。”如今，他这样说道。
多数人眼中，现在的宋伟就是个典型的精神病患者。衣着邋遢、面容憔悴，跟艺术、资本这种字眼毫无关系。如今偶尔有人请他吃饭喝酒，都是为数不多的了解宋伟过去的艺术家们，他们同情他的遭遇。那些他曾资助过的“盲流艺术家”，如今很多都已身价过亿，某些人在宋庄的工作室都以亩计算面积。
到现在，有相识的艺术家一起聊天，说到要做展览缺经费，宋伟听到后，还会急急忙忙找来纸笔，大笔一挥“请给×××展览经费一个亿！宋伟”。阿拉伯数字的后面，是一连串的零。“艺术家必须得有钱，没钱怎么做艺术？”宋伟把条子递给对方，很严肃地说。
1989年，宋伟经营着北京第一家连锁快餐店，月收入据说达到百万。彼时，北京市平均月工资170块。如今已定居美国的宋伟的朋友薛明德还清晰地记得，宋伟“很有经济头脑，很会搞”，他配备了几辆“长城快餐车”，用的是白色的进口雪佛莱，高大、封闭，很稀奇的洋车，车上卖现炸的羊肉串。宋伟在西单小学租了个教室，招来三十个安徽农村姑娘，帮他串羊肉串。每个餐车上配三四个工作人员，“忙得满头大汗。”宋伟的快餐车很快成为北京街头一景。“华都快餐”连锁店和“长城”快餐车，让宋伟成为北京最富有的个体户之一。
“现代艺术大展”的时候，宋伟找到批评家栗宪庭开名单，想花十万块买十件参加展览的作品。其中有张晓刚、王广义，也有耿建翌等人。这些作品，后来都堆在宋伟的“长城艺术博物馆”里，宋伟雄心勃勃，他说，要找机会让它们“流通”起来。
1991年秋天，宋伟离开北京去美国，从艺术圈消失。没有人知道他离开的原因，1997年回国时，他说是因为某个事件引发的恐惧感，也还因为那年，著名的个体户“傻子瓜子”老板年广久被抓，他觉得风向不对，很害怕，所以出去躲避。多年之后，说到出去的原因，宋伟又激动起来，“不安全，不安全你知道吧？”他对着《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问道。
1997年，消失很久的宋伟，突然出现在栗宪庭位于后海的家里。曾经意气风发的宋伟穿得“脏兮兮的”，很憔悴，开口就给老栗打一亿元人民币的条子，要资助他办展览。老栗和朋友们才发现，宋伟的精神出了问题。 2003年，宋伟被诊断为狂躁症住院治疗。此时他已经离婚，没有孩子，父亲年近九十。后来，他来到宋庄，因为“老栗在这儿”。到宋庄后，宋伟在朋友们的接济下辗转流浪，后来因为喝酒闹事，先后住进了回龙观精神病院和宋庄敬老院。宋伟的前妻每个月给他五百块左右的生活费，但从今年起也终于停止了资助。几位知情的朋友想办法，免费提供一间空房子给宋伟暂时居住。兴起时，宋伟也开始画画。画架摆放在地上，宋伟站着，右手拿起颜料罐，以一名音乐指挥家激情执棒的手势，用尽全力，将颜料泼洒在画布上。宋伟声称自己学过三年多的音乐指挥，“喜欢那种美妙的感觉”。有时候他走在宋庄的街上，听到音乐声，也会一时兴起两手在空中挥舞。
宋伟。摄影/ 郭少峰
“画画就是要激情，”他一边选颜料一边自言自语，“就是要金色的，金色的有吗？”有时候，他清楚地明白自己的处境，偶尔会蔫下来，老老实实地说，“现在不行了，我画画也就是混口饭吃，没办法。”朋友们希望帮他卖画维持基本生活。头一天问他，他低头，闷声闷气地说，“不卖！多少钱也不卖！”第二天再问，他说，“买了就拿走，快拿走，艺术一定要流通起来。”
现在，宋伟依然在做他的连锁梦。“超市，等我有钱了，要开连锁的大超市，把它开到全宇宙，酒店也要开连锁的。”宋伟走到桌前，翻开一本笔记本，上面龙飞凤舞抄了几十种菜名和酒名。他右手食指蘸蘸口水，一页一页地翻，从头往下认真念起来，“火锅，南方的，这个好；酱豆腐，我是北京人，这个我也爱吃，还有伏特加、鱼子、咖啡，这些我都喜欢。”
宋伟作品。摄影/ 郭少峰
说话的间歇，宋伟频繁地喝酒，像在喝饮料。他还沉浸在自己最辉煌的1980年代的疯狂幻想里。他不知道的是，那些他20多年前的超前想法，如今都已经一一实现，但他被生生地抛在了时代的后面。
在朋友薛明德的记忆里，长城艺术博物馆是个不小的院子，位于新街口的一条胡同里。宋伟搭了个顶棚作大厅，五六间房子呈U型，没有正式挂牌，老板宋伟在这里深居简出。这里也是落魄的艺术家们往来借宿的地方。王广义、丁方都在这住过。
当年，薛明德是宋伟雇来的艺术总监。在现代艺术大展上，薛明德为他物色和挑选作品。然而说起宋伟宏大的艺术商业帝国理想，薛明德至今仍然觉得那都是遥不可及的幻想，“他根本就不像搞生意的。”
宋伟的性格偏执、狂躁，这有点像天才艺术家而非商人。即便经营着快餐店和羊肉串餐车，他也深居简出，很少见人。作为老板的宋伟，当年的穿着极其不讲究，抽几毛钱一包的香山烟。助理买回来进口西装帮他穿上，“怎么看怎么觉得滑稽。”
艺术博物馆一年的租金是三万，薛明德还记得大厅里堆满了油画，“都是从现代艺术大展上买来的”。宋伟把自己闷在屋子里，几乎足不出户，房间里一张方桌，桌下放满一箱一箱的啤酒，他经常对着酒瓶咕嘟咕嘟喝酒，“从来没见他正常吃过饭”，薛明德回忆，当年的宋伟总是一根接一根地点烟，刚吸两口就掐灭，弹到前面的地上。
当时，有外国记者来采访，说到激动处，宋伟会狂妄地说，“中国当代艺术的价格将来要由我来定。”对方愕然，问他凭什么。他一声不吭地走了。过了一支烟的工夫又回来，怀里抱着满满的钞票，因为太沉，走路有点摇晃，“数数，就凭这个。”他把钱扔到对方面前。
在那间屋子里，宋伟偶尔接待客人，大多数的时间用来思考他的种种构想和计划，一有人来就滔滔不绝，讲得天花乱坠。他不愿意打理生意，手下有人说，“遇到公家来找麻烦了”，他就闷头从保险柜里取出一沓钱，不数，眼皮也懒得抬，“去解决一下”。
现在，早已散尽家财的宋伟在宋庄画的画，全部命名为“宇宙”系列。有人请他吃饭喝酒，他就画一幅画送给对方。觉得有人看着顺眼，也画一幅塞给对方。当年收藏在长城博物馆中的那些画作去向成谜。
几年前，宋伟在自己的脑子里创立了“中华联盟”，碰到人就念叨说，栗宪庭是副总统，“总统嘛，当然必须是我了。”而现在，他开始妥协，“我不行了，我连饭都没的吃，老栗是总统，老栗很厉害，我是副的。”
属于宋伟的时间好像从来没有流逝过。在宋庄这间暂时栖身的房间里，陈设如当年的新街口大院里一般简陋。几乎没有家具，只有一张大方桌，他多数时候在桌边正襟危坐，喝酒，抽烟，一如二十多年前。唯一不同的是，薛明德记忆中宋伟将刚抽了几口的烟就弹掉的傲慢姿势再也没有了。现在，落魄的宋伟会把那些剩了一半的烟卷都一支一支沉默地抽掉。
在多数宋庄人眼里，宋伟只是个普通的疯老头。敞胸露怀，只穿一件脏兮兮的大裤衩。光着双脚，在文化广场周围没日没夜地溜达，由于连日暴晒，肩上的皮裂开了一大片，红红的。有钱的时候，他就抱个酒瓶，时不时喝上几口，嘴里念叨宇宙之类没头没脑的话。但是那些住在宋庄、如今身价早已以亿计数的艺术家在发现他的真实身份后，都大为震惊。
1989年，那场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因枪击事件引发世界震惊的“现代艺术大展”是由个体户宋伟出资五万元赞助而举办的。日后，他又出资购买了张晓刚、王广义等众多艺术家的作品。彼时，那些艺术家穷困潦倒，被政府视为盲流。20余年之后，他们早已成为社会名流，而宋伟变成了一个疯子。艺术史上甚至不会有他的名字，他只会成为那些成功艺术家们忆苦思甜时一段模糊的记忆。
“个体户万岁！”
“王广义，九千九百九十九；张晓刚，六千；潘德海一万；肖鲁的电话亭子也是一万。”再次见面时，宋伟的精神状态明显好了很多。他光脚踩在地上，低着头，自言自语地回忆人生最辉煌的时刻。宋伟半眯起眼睛，脸上的皱纹像用刀刻的一样，说着含混不清的北京腔，脸上难得泛着些许亮光。
他念叨的是自己当年收购画作的价格。1989年2月举办的“现代艺术大展”上，宋伟成批地买进参展作品，放进他位于新街口的“长城艺术博物馆”。此后不久，中国美术馆举办新文人画展，宋伟刚走进展厅，一挥手，“全部买下来”。
1980年代末，中国没有艺术市场，尤其是当代艺术，没有人相信手里稀奇古怪的作品可以变现。只偶尔有驻华的外国使馆人员零零星星地买几幅画，能让艺术家们激动不已。宋伟是最早收藏当代艺术的中国人。他用开快餐店挣来的钱，以不低的价格买进王广义、张晓刚、丁乙等人的作品。
1989年“现代艺术大展”的举办经历了重重阻碍。这是被视为“怪异”“地下”的现代艺术第一次在主流美术馆亮相，但比起“松了口的政治”，展览经费是另一个让人头疼的问题。展览的挂名主办单位有六个，但提供的只是“道义上的支持”，并没有单位出资。作为筹委会总策划人，如今已是著名学者的高名潞曾到处拉赞助，但收效甚微。“筹集资金的难度，远甚于学术的准备。”他这样回忆。
最后千辛万苦说服了一些人，一家是哈尔滨的《中国市容报》，一家是天津文联主办的《文学自由谈》，分别愿意出资5万和1万。但资金缺口仍然很大。这时的一个消息让高名潞喜出望外，经朋友介绍，一个个体户老板，“听说是卖羊肉串的”，也喜欢艺术，答应赞助5万块举办展览。高名潞把消息告诉了展览筹委会，大家都欢呼雀跃，呼喊“个体户万岁！”
“我就是喜欢艺术品它们都流通起来，”曾经被艺术家们高呼万岁的宋伟，光着膀子一挥大手，意犹未尽地这样说，有些君临天下的味道。
大展因为艺术家肖鲁的枪击事件戛然而止。管理部门发出通告，美术馆的人“只许出，不许进”。一些艺术家固执地留在美术馆里，又饿又渴，后来有人隔着铁门来送饭，著名摄影师肖全拍下了一个人高举着一个装满食物的大盆。照片中的人被认为是宋伟。他包下了美术馆旁边一个餐厅，指挥工作人员往美术馆送饭。
提到1989年那场载入当代艺术史册的大展，宋伟已经无法说出什么细节，只反反复复地重复这几句话，“五万块，卖羊肉串的给的，”这是高名潞的原话，宋伟不知道从哪里听来的，他记得很清楚。“我就是那个卖羊肉串的。”如今，他这样说道。
巅峰与跌落
多数人眼中，现在的宋伟就是个典型的精神病患者。衣着邋遢、面容憔悴，跟艺术、资本这种字眼毫无关系。如今偶尔有人请他吃饭喝酒，都是为数不多的了解宋伟过去的艺术家们，他们同情他的遭遇。那些他曾资助过的“盲流艺术家”，如今很多都已身价过亿，某些人在宋庄的工作室都以亩计算面积。
到现在，有相识的艺术家一起聊天，说到要做展览缺经费，宋伟听到后，还会急急忙忙找来纸笔，大笔一挥“请给×××展览经费一个亿！宋伟”。阿拉伯数字的后面，是一连串的零。“艺术家必须得有钱，没钱怎么做艺术？”宋伟把条子递给对方，很严肃地说。
1989年，宋伟经营着北京第一家连锁快餐店，月收入据说达到百万。彼时，北京市平均月工资170块。如今已定居美国的宋伟的朋友薛明德还清晰地记得，宋伟“很有经济头脑，很会搞”，他配备了几辆“长城快餐车”，用的是白色的进口雪佛莱，高大、封闭，很稀奇的洋车，车上卖现炸的羊肉串。宋伟在西单小学租了个教室，招来三十个安徽农村姑娘，帮他串羊肉串。每个餐车上配三四个工作人员，“忙得满头大汗。”宋伟的快餐车很快成为北京街头一景。“华都快餐”连锁店和“长城”快餐车，让宋伟成为北京最富有的个体户之一。
“现代艺术大展”的时候，宋伟找到批评家栗宪庭开名单，想花十万块买十件参加展览的作品。其中有张晓刚、王广义，也有耿建翌等人。这些作品，后来都堆在宋伟的“长城艺术博物馆”里，宋伟雄心勃勃，他说，要找机会让它们“流通”起来。
1991年秋天，宋伟离开北京去美国，从艺术圈消失。没有人知道他离开的原因，1997年回国时，他说是因为某个事件引发的恐惧感，也还因为那年，著名的个体户“傻子瓜子”老板年广久被抓，他觉得风向不对，很害怕，所以出去躲避。多年之后，说到出去的原因，宋伟又激动起来，“不安全，不安全你知道吧？”他对着《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问道。
1997年，消失很久的宋伟，突然出现在栗宪庭位于后海的家里。曾经意气风发的宋伟穿得“脏兮兮的”，很憔悴，开口就给老栗打一亿元人民币的条子，要资助他办展览。老栗和朋友们才发现，宋伟的精神出了问题。 2003年，宋伟被诊断为狂躁症住院治疗。此时他已经离婚，没有孩子，父亲年近九十。后来，他来到宋庄，因为“老栗在这儿”。到宋庄后，宋伟在朋友们的接济下辗转流浪，后来因为喝酒闹事，先后住进了回龙观精神病院和宋庄敬老院。宋伟的前妻每个月给他五百块左右的生活费，但从今年起也终于停止了资助。几位知情的朋友想办法，免费提供一间空房子给宋伟暂时居住。兴起时，宋伟也开始画画。画架摆放在地上，宋伟站着，右手拿起颜料罐，以一名音乐指挥家激情执棒的手势，用尽全力，将颜料泼洒在画布上。宋伟声称自己学过三年多的音乐指挥，“喜欢那种美妙的感觉”。有时候他走在宋庄的街上，听到音乐声，也会一时兴起两手在空中挥舞。
“画画就是要激情，”他一边选颜料一边自言自语，“就是要金色的，金色的有吗？”有时候，他清楚地明白自己的处境，偶尔会蔫下来，老老实实地说，“现在不行了，我画画也就是混口饭吃，没办法。”朋友们希望帮他卖画维持基本生活。头一天问他，他低头，闷声闷气地说，“不卖！多少钱也不卖！”第二天再问，他说，“买了就拿走，快拿走，艺术一定要流通起来。”
现在，宋伟依然在做他的连锁梦。“超市，等我有钱了，要开连锁的大超市，把它开到全宇宙，酒店也要开连锁的。”宋伟走到桌前，翻开一本笔记本，上面龙飞凤舞抄了几十种菜名和酒名。他右手食指蘸蘸口水，一页一页地翻，从头往下认真念起来，“火锅，南方的，这个好；酱豆腐，我是北京人，这个我也爱吃，还有伏特加、鱼子、咖啡，这些我都喜欢。”
说话的间歇，宋伟频繁地喝酒，像在喝饮料。他还沉浸在自己最辉煌的1980年代的疯狂幻想里。他不知道的是，那些他20多年前的超前想法，如今都已经一一实现，但他被生生地抛在了时代的后面。
现实
在朋友薛明德的记忆里，长城艺术博物馆是个不小的院子，位于新街口的一条胡同里。宋伟搭了个顶棚作大厅，五六间房子呈U型，没有正式挂牌，老板宋伟在这里深居简出。这里也是落魄的艺术家们往来借宿的地方。王广义、丁方都在这住过。
当年，薛明德是宋伟雇来的艺术总监。在现代艺术大展上，薛明德为他物色和挑选作品。然而说起宋伟宏大的艺术商业帝国理想，薛明德至今仍然觉得那都是遥不可及的幻想，“他根本就不像搞生意的。”
宋伟的性格偏执、狂躁，这有点像天才艺术家而非商人。即便经营着快餐店和羊肉串餐车，他也深居简出，很少见人。作为老板的宋伟，当年的穿着极其不讲究，抽几毛钱一包的香山烟。助理买回来进口西装帮他穿上，“怎么看怎么觉得滑稽。”
艺术博物馆一年的租金是三万，薛明德还记得大厅里堆满了油画，“都是从现代艺术大展上买来的”。宋伟把自己闷在屋子里，几乎足不出户，房间里一张方桌，桌下放满一箱一箱的啤酒，他经常对着酒瓶咕嘟咕嘟喝酒，“从来没见他正常吃过饭”，薛明德回忆，当年的宋伟总是一根接一根地点烟，刚吸两口就掐灭，弹到前面的地上。
当时，有外国记者来采访，说到激动处，宋伟会狂妄地说，“中国当代艺术的价格将来要由我来定。”对方愕然，问他凭什么。他一声不吭地走了。过了一支烟的工夫又回来，怀里抱着满满的钞票，因为太沉，走路有点摇晃，“数数，就凭这个。”他把钱扔到对方面前。
在那间屋子里，宋伟偶尔接待客人，大多数的时间用来思考他的种种构想和计划，一有人来就滔滔不绝，讲得天花乱坠。他不愿意打理生意，手下有人说，“遇到公家来找麻烦了”，他就闷头从保险柜里取出一沓钱，不数，眼皮也懒得抬，“去解决一下”。
现在，早已散尽家财的宋伟在宋庄画的画，全部命名为“宇宙”系列。有人请他吃饭喝酒，他就画一幅画送给对方。觉得有人看着顺眼，也画一幅塞给对方。当年收藏在长城博物馆中的那些画作去向成谜。
几年前，宋伟在自己的脑子里创立了“中华联盟”，碰到人就念叨说，栗宪庭是副总统，“总统嘛，当然必须是我了。”而现在，他开始妥协，“我不行了，我连饭都没的吃，老栗是总统，老栗很厉害，我是副的。”
属于宋伟的时间好像从来没有流逝过。在宋庄这间暂时栖身的房间里，陈设如当年的新街口大院里一般简陋。几乎没有家具，只有一张大方桌，他多数时候在桌边正襟危坐，喝酒，抽烟，一如二十多年前。唯一不同的是，薛明德记忆中宋伟将刚抽了几口的烟就弹掉的傲慢姿势再也没有了。现在，落魄的宋伟会把那些剩了一半的烟卷都一支一支沉默地抽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