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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
李子建教授，太平绅士，香港教育大学副校长（学术）/ 课程与教学讲座教授/ 宗教教育与心灵教育中心总监，UNESCO Chair in Regional Education Development and Lifelong Learning（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区域教育发展与终身学习教席），曾任西南大学“长江学者”讲座教授。主编或合编著《中小学环境教育理论与实践——迈向可持续发展》《课程、教学与学校改革》等专著30餘部。另亦主持有关环境教育、冯燊均国学基金会支持的“返本开新·安身立命：植根中华文化的生命教育计划”、生命教育等项目。2008年推行的“优质教育跃进学校计划”获得优质教育基金傑出奖。
教育的种子早早在他心中种下，他走上了一条育人的道路。从教学到师资培育再到管理，担子未曾卸下，腳步一往无歇。
他信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理念，面对“百家爭鸣”的教育界现状，提倡和而不同的教育思想，在九十年代末期与香港中文大学同事推行“优质教育跃进学校计划”。
他主张教研相长，心繫社会发展，他殚精竭虑，主持编撰中外文书籍30餘部。他认为教育的本质在“传承”，新世纪教育应以“21世纪技能”、生命与价值观教育引导学生发展，让其身心灵得到全面健康的成长。
教育应与社会连结
受作为幼稚园教师的母亲的薰陶，李子建教授自小对教师有种特别的情感。加之学生时代受老师影响较深，小小年纪，教育的种子就在他的心中种下。
学成後，他走上一条教育路。从此，春华秋实育桃李，德才兼备树学人。
李兢兢业业教了几年中学。与学生亲密接触的日子，以往的校园生活他历历在目。1989年，他进入柏立基师范学院，从事师资培育工作，从教育学生到培养教师，角色的过渡，任务的加码，让他更感到身上的担子之重。
那时候，他就觉得，要培养学生成才，必要先有优秀的老师。
转眼是一个五年。1994年，李加入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学院课程与教学学系，並於2003年获委任为该院院长暨大学与学校夥伴协作中心主任，积累了丰富的行政管理经验。2010年，李加盟香港教育学院，担任副校长（学术）。2016年，香港教育学院正名为香港教育大学，李协助推动大学的教育建设和发展，迄今已是第八年。
几十年风雨历程，不管崗位如何变化，不管对自己是否有所挑战，他都“也无风雨也无晴”。只知道学问和对人生意义的领悟是个漫长的沉淀过程，时光变迁，学生的成长与机构的进步便是他最大的安慰。
从事教育工作几十年，李有著自己的教育理念。他信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言在中国的国情之下，在大中华的文化脈络之下，教育工作应以中国国情为本体，在此基础上汲取和借鉴西方的理论和方法，要将西方理念融入我们的国情和实践之中，而非全盘西化。
令他感触颇深的是，教育是一门多元化的学科和事业，百家爭鸣，各教育及研究工作者的观点很难统一。李认为教育工作有三大原则：一、教育是集体的工作，想解决问题首先要目标和理想都一致，赋权承责，发挥所长，这正是“优质教育跃进学校计划”所提倡的精神；二、在工作中要想改革改进，就要迎难而上，加强沟通合作，遇到问题解决问题；三、遵循“和而不同”的原则，允许不同思想之间的碰撞，尊重学术的多样性。通过李教授和同事以及学校的共同努力，“优质教育跃进学校计划”的改进策略在香港教育界被广为运用，並於2008年获得优质教育基金傑出奖。
当一名教育工作者被问及职业时，很多人都会说自己是“教书的”，李认为，教书和教育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他言，教书只是一个职业，无论大、中、小学或幼稚园都必须要有老师，他们承担着培养学生的职责，连结的主体是学生。“教育则不同。教育是个大范畴，其职责不仅仅是培养老师，更要和整个社会进行连结。大众教育、公众教育，说的都是教育需要响应社会。”李言，无论肩负哪种职责，教育工作者都有“言传身教”的责任，要以身作则，成为学生、社会的榜样。
教研硕果满枝头
在教学过程中，李推崇教学相长，教研相长。在他看来，无论什麽时候，教育工作都应以学生为本，让学生以主人翁的角色，向老师提出自己的疑惑。教学也从来不是老师一方讲，教学与研究应该是相互促进相互提升的，研究应该是伴随著整个教学生涯的。李桃李满门，部分博士毕业生已在内地及本地大学任职，近年更在繁重的行政工作下，指导来自“一带一路”国家哈萨克斯坦的博士研究生。
他的教育路上，产生了许多教研成果。多年来，在其他教育工作者的协助下，李编撰了30餘部书著以及100多篇学术论文。九十年代中期，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著作《中小学环境教育理论与实践——迈向可持续发展》，並取得了正面的反响。此书是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支持下，李为中国写的第一本书，其前瞻性的教育理念和认知得到一定的认可。
2000年，国内外教育界正进行著大改革。面对新的形势和变化，李思索著为这一次的改革做些什麽。於是，他将90年代以来和同事一起出版发表的文章结集，编著《课程、教学与学校改革》一书，呈现期间的教学经验，供业界参考。
随著眼界的开阔，以前专注於香港和内地教育的李，渐渐将视线投放到国外。他说，教育改革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都有发生，其他地方有著不同的经验，我们可以学习和借鉴。於是他又与甘国臻教授（Professor Kerry J. Kennedy）联合出版了英文著作《The Changing Role of Schools in Asian Societies： Schools for the Knowledge Society》，讲述亚洲社会里的学校改革。继这本书之後，他们又编辑出版了手册《Routledge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Schools and Schooling in Asia》，颇具权威性。业界专家评价这两本书在亚洲教育界具有一定代表性。 2013年，李凭著实力成为了国家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讲座教授。那时候，中国西部教育得到了教育界的关注。西部地缘环境相对偏僻，国家非常重视西部教育，因此，李去了西部，成为西南大学的“长江学者”讲座教授。该项目要求教授必须与学校达成三年的合作，身兼香港教育大学副校长的李几乎没有了假期。工作最紧凑的时候，他经历过工作日在香港如常投身教学管理工作，假期就乘搭飞机到重庆，为西南大学的学生们给予指导和从事学术研究的日子。
三年过去，李对内地的大学和学校教育有了颇深的认识，思想又一次得到了昇华。尤其是，当他看到不仅仅我们国家在关心西部教育，国际上很多专家学者也在关心著我们的西部教育时，李又产生了出书结集的想法。此番，他将国内外许多学者研究中国西部教育的心得成果编撰成书，编辑《Educational Development in Western China： Towards Quality and Equity》，评述中国西部教育发展，称其“迈向了质量和平等”，拓阔了各界对我国西部教育的认识。
谈及科研成果，李总是很澹然，他说，这些成果不是自己一个人的，而是身边很多朋友、同行一起努力取得的。他把每一次的成绩当做一个新的开始：“每一个当下的成果都不是最好的，我始终抱著下次会做得更好的心态去做事，如此才会获得想要的进步。”
教育的本质在“传承”
奔走於香港和内地之间，李深感两地教育的不同。他说，以师范教育为例，香港的教育学校国际化程度较高，相比之下，内地除北大、清华之外，其他不少省份大学的国际化程度稍弱一些，而更著重本地（国家）；从学校教学和课程上来说，内地更偏於传统，而香港较为灵活较有弹性。此外，香港的大学大部分为公费资助大学，研究型取向较明显，专业策划性强，内地则偏於行政导向。
“儘管存在不少差異，但香港和内地的教育本质不变，都在於‘传承’。”李说，香港教育博物馆举办的“香港幼儿教育今昔”展览和出版的书籍《再做一次幼稚园生——香港幼儿教育今昔》，将这种“传承”的理念诠释得淋漓尽致。香港的幼稚园，有著清晰的发展脈络，它更彰显出“教育从娃娃抓起”的理念。作为一门多元化的学科和事业，教育的根本在於传承，将优秀的东西一代一代传承下去，每个学校都有的校训正表达著这种传承。
随着年纪的增长，李深感时间和精力越来越有限，他想把时间花在最有意义的事情上。於他而言，最有意义的莫过於未来和一些同事一起，用较为浅白的语言让大众明白教育是什麽。如今，国家推行“一带一路”倡议，他更想通过教育与不同国家之间建立连结。作为“一带一路”的其中一个点，越南的发展一直是李所关注的。过去一年，他也在张仁良校长的指导和鼎力支持下，做著推动越南教育发展的事，他希望尽一己之力，为教育发展创造更多可能性。
谈及香港及国家教育，李说，不少西方国家如美国、芬兰等提及的“21世纪技能”便是未来的方向。“21世纪技能”顾名思义，是21世纪教育应培养的核心素养和技能，即跨学科、超学科的技能，包括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沟通能力、解难能力和创新能力等。“要培養学生的‘21世纪技能’，学校和教育工作者必须了解全球教育的发展脈络和趋势，结合时代发展，制定出更多可行的发展方案。”李说。
近年，他致力推动生命教育。生命教育是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女士尤为重视的价值观教育之一，也是香港教育很重要的方向。生命教育可以说是与价值观教育和德育有著密切的关係，在李看来，培养学生尊重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告诉他们在中国文化的背景下如何看待自己的人生价值、学会並做到爱人爱己，比单纯地灌输学生知识更重要。作为一个在教育领域无悔耕耘的工作者，他更关心学生身心灵的健康成长，他关注减负，希望减负之後，学生能参与更多课外体验活动，实现身心均衡发展並建立自己的人生理想。
如今的李教授，将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到教育上，在百忙之中，除了爭取与家人共处外，还对电影、收藏、音乐等有著浓厚的兴趣。这些爱好，让他的生活过得更加充实而有意义。眼前的他，教书育人，又极富感染力，生活厚爱这样一位心中有爱的人，生命善待这样一位心繫教育的人。
李子建教授，太平绅士，香港教育大学副校长（学术）/ 课程与教学讲座教授/ 宗教教育与心灵教育中心总监，UNESCO Chair in Regional Education Development and Lifelong Learning（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区域教育发展与终身学习教席），曾任西南大学“长江学者”讲座教授。主编或合编著《中小学环境教育理论与实践——迈向可持续发展》《课程、教学与学校改革》等专著30餘部。另亦主持有关环境教育、冯燊均国学基金会支持的“返本开新·安身立命：植根中华文化的生命教育计划”、生命教育等项目。2008年推行的“优质教育跃进学校计划”获得优质教育基金傑出奖。
教育的种子早早在他心中种下，他走上了一条育人的道路。从教学到师资培育再到管理，担子未曾卸下，腳步一往无歇。
他信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理念，面对“百家爭鸣”的教育界现状，提倡和而不同的教育思想，在九十年代末期与香港中文大学同事推行“优质教育跃进学校计划”。
他主张教研相长，心繫社会发展，他殚精竭虑，主持编撰中外文书籍30餘部。他认为教育的本质在“传承”，新世纪教育应以“21世纪技能”、生命与价值观教育引导学生发展，让其身心灵得到全面健康的成长。
教育应与社会连结
受作为幼稚园教师的母亲的薰陶，李子建教授自小对教师有种特别的情感。加之学生时代受老师影响较深，小小年纪，教育的种子就在他的心中种下。
学成後，他走上一条教育路。从此，春华秋实育桃李，德才兼备树学人。
李兢兢业业教了几年中学。与学生亲密接触的日子，以往的校园生活他历历在目。1989年，他进入柏立基师范学院，从事师资培育工作，从教育学生到培养教师，角色的过渡，任务的加码，让他更感到身上的担子之重。
那时候，他就觉得，要培养学生成才，必要先有优秀的老师。
转眼是一个五年。1994年，李加入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学院课程与教学学系，並於2003年获委任为该院院长暨大学与学校夥伴协作中心主任，积累了丰富的行政管理经验。2010年，李加盟香港教育学院，担任副校长（学术）。2016年，香港教育学院正名为香港教育大学，李协助推动大学的教育建设和发展，迄今已是第八年。
几十年风雨历程，不管崗位如何变化，不管对自己是否有所挑战，他都“也无风雨也无晴”。只知道学问和对人生意义的领悟是个漫长的沉淀过程，时光变迁，学生的成长与机构的进步便是他最大的安慰。
从事教育工作几十年，李有著自己的教育理念。他信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言在中国的国情之下，在大中华的文化脈络之下，教育工作应以中国国情为本体，在此基础上汲取和借鉴西方的理论和方法，要将西方理念融入我们的国情和实践之中，而非全盘西化。
令他感触颇深的是，教育是一门多元化的学科和事业，百家爭鸣，各教育及研究工作者的观点很难统一。李认为教育工作有三大原则：一、教育是集体的工作，想解决问题首先要目标和理想都一致，赋权承责，发挥所长，这正是“优质教育跃进学校计划”所提倡的精神；二、在工作中要想改革改进，就要迎难而上，加强沟通合作，遇到问题解决问题；三、遵循“和而不同”的原则，允许不同思想之间的碰撞，尊重学术的多样性。通过李教授和同事以及学校的共同努力，“优质教育跃进学校计划”的改进策略在香港教育界被广为运用，並於2008年获得优质教育基金傑出奖。
当一名教育工作者被问及职业时，很多人都会说自己是“教书的”，李认为，教书和教育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他言，教书只是一个职业，无论大、中、小学或幼稚园都必须要有老师，他们承担着培养学生的职责，连结的主体是学生。“教育则不同。教育是个大范畴，其职责不仅仅是培养老师，更要和整个社会进行连结。大众教育、公众教育，说的都是教育需要响应社会。”李言，无论肩负哪种职责，教育工作者都有“言传身教”的责任，要以身作则，成为学生、社会的榜样。
教研硕果满枝头
在教学过程中，李推崇教学相长，教研相长。在他看来，无论什麽时候，教育工作都应以学生为本，让学生以主人翁的角色，向老师提出自己的疑惑。教学也从来不是老师一方讲，教学与研究应该是相互促进相互提升的，研究应该是伴随著整个教学生涯的。李桃李满门，部分博士毕业生已在内地及本地大学任职，近年更在繁重的行政工作下，指导来自“一带一路”国家哈萨克斯坦的博士研究生。
他的教育路上，产生了许多教研成果。多年来，在其他教育工作者的协助下，李编撰了30餘部书著以及100多篇学术论文。九十年代中期，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著作《中小学环境教育理论与实践——迈向可持续发展》，並取得了正面的反响。此书是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支持下，李为中国写的第一本书，其前瞻性的教育理念和认知得到一定的认可。
2000年，国内外教育界正进行著大改革。面对新的形势和变化，李思索著为这一次的改革做些什麽。於是，他将90年代以来和同事一起出版发表的文章结集，编著《课程、教学与学校改革》一书，呈现期间的教学经验，供业界参考。
随著眼界的开阔，以前专注於香港和内地教育的李，渐渐将视线投放到国外。他说，教育改革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都有发生，其他地方有著不同的经验，我们可以学习和借鉴。於是他又与甘国臻教授（Professor Kerry J. Kennedy）联合出版了英文著作《The Changing Role of Schools in Asian Societies： Schools for the Knowledge Society》，讲述亚洲社会里的学校改革。继这本书之後，他们又编辑出版了手册《Routledge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Schools and Schooling in Asia》，颇具权威性。业界专家评价这两本书在亚洲教育界具有一定代表性。 2013年，李凭著实力成为了国家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讲座教授。那时候，中国西部教育得到了教育界的关注。西部地缘环境相对偏僻，国家非常重视西部教育，因此，李去了西部，成为西南大学的“长江学者”讲座教授。该项目要求教授必须与学校达成三年的合作，身兼香港教育大学副校长的李几乎没有了假期。工作最紧凑的时候，他经历过工作日在香港如常投身教学管理工作，假期就乘搭飞机到重庆，为西南大学的学生们给予指导和从事学术研究的日子。
三年过去，李对内地的大学和学校教育有了颇深的认识，思想又一次得到了昇华。尤其是，当他看到不仅仅我们国家在关心西部教育，国际上很多专家学者也在关心著我们的西部教育时，李又产生了出书结集的想法。此番，他将国内外许多学者研究中国西部教育的心得成果编撰成书，编辑《Educational Development in Western China： Towards Quality and Equity》，评述中国西部教育发展，称其“迈向了质量和平等”，拓阔了各界对我国西部教育的认识。
谈及科研成果，李总是很澹然，他说，这些成果不是自己一个人的，而是身边很多朋友、同行一起努力取得的。他把每一次的成绩当做一个新的开始：“每一个当下的成果都不是最好的，我始终抱著下次会做得更好的心态去做事，如此才会获得想要的进步。”
教育的本质在“传承”
奔走於香港和内地之间，李深感两地教育的不同。他说，以师范教育为例，香港的教育学校国际化程度较高，相比之下，内地除北大、清华之外，其他不少省份大学的国际化程度稍弱一些，而更著重本地（国家）；从学校教学和课程上来说，内地更偏於传统，而香港较为灵活较有弹性。此外，香港的大学大部分为公费资助大学，研究型取向较明显，专业策划性强，内地则偏於行政导向。
“儘管存在不少差異，但香港和内地的教育本质不变，都在於‘传承’。”李说，香港教育博物馆举办的“香港幼儿教育今昔”展览和出版的书籍《再做一次幼稚园生——香港幼儿教育今昔》，将这种“传承”的理念诠释得淋漓尽致。香港的幼稚园，有著清晰的发展脈络，它更彰显出“教育从娃娃抓起”的理念。作为一门多元化的学科和事业，教育的根本在於传承，将优秀的东西一代一代传承下去，每个学校都有的校训正表达著这种传承。
随着年纪的增长，李深感时间和精力越来越有限，他想把时间花在最有意义的事情上。於他而言，最有意义的莫过於未来和一些同事一起，用较为浅白的语言让大众明白教育是什麽。如今，国家推行“一带一路”倡议，他更想通过教育与不同国家之间建立连结。作为“一带一路”的其中一个点，越南的发展一直是李所关注的。过去一年，他也在张仁良校长的指导和鼎力支持下，做著推动越南教育发展的事，他希望尽一己之力，为教育发展创造更多可能性。
谈及香港及国家教育，李说，不少西方国家如美国、芬兰等提及的“21世纪技能”便是未来的方向。“21世纪技能”顾名思义，是21世纪教育应培养的核心素养和技能，即跨学科、超学科的技能，包括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沟通能力、解难能力和创新能力等。“要培養学生的‘21世纪技能’，学校和教育工作者必须了解全球教育的发展脈络和趋势，结合时代发展，制定出更多可行的发展方案。”李说。
近年，他致力推动生命教育。生命教育是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女士尤为重视的价值观教育之一，也是香港教育很重要的方向。生命教育可以说是与价值观教育和德育有著密切的关係，在李看来，培养学生尊重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告诉他们在中国文化的背景下如何看待自己的人生价值、学会並做到爱人爱己，比单纯地灌输学生知识更重要。作为一个在教育领域无悔耕耘的工作者，他更关心学生身心灵的健康成长，他关注减负，希望减负之後，学生能参与更多课外体验活动，实现身心均衡发展並建立自己的人生理想。
如今的李教授，将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到教育上，在百忙之中，除了爭取与家人共处外，还对电影、收藏、音乐等有著浓厚的兴趣。这些爱好，让他的生活过得更加充实而有意义。眼前的他，教书育人，又极富感染力，生活厚爱这样一位心中有爱的人，生命善待这样一位心繫教育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