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的克里米亚冲突和中国南海领土争端，让战争的幽灵重新浮现，战争可能不再只是过去的事情。毕竟，政治是非暴力的文化融合，而战争是暴力的文化融合。
　　因为战争会打乱亚洲未来和投资战略的任何计划，我们需要认真思考这个问题。
　　我们已经享受了近代历史中最长的和平时期（1945年至今），超过1871年-1914年和1815年-1854年（拿破仑战败后）的两段和平时期。
　　这些长时间的和平麻痹了我们对战争风险的警惕，但是投资配置策略不能忽视这样的事实——即使是战争预期也会改变基本的市场行为。谚语“在炮声中买入，在钟声中卖出”告诉我们，我们应该在每个人都恐惧时买入，每个人都看好未来时卖出。
　　在我上月的法国之旅中，我有机会阅读以色列军事史教授阿扎尔·加特的大作《战争文明史》（牛津大学出版社，2006年）。他从人类学、地理学、文化和社会角度对战争起源做了研究，结果发现战争和文明以与日俱增的复杂性在共同演化。
　　加特教授指出，在盎格鲁-撒克逊霸权的20世纪时期，形成一种远离战争的模式，因为英美帝国有序应对竞争对手和崛起力量：“从孤立到妥协，到牵制和冷战，到有限战争，到最不愿意的全面战争”。能否有效避免战争取决于假设，即通过自由贸易和投资带动经济不断增长，繁荣和财富将使新兴的力量致力于和平，因为战争将导致两败俱伤，没人从中获利。
　　但是，加特提醒我们，在历史上，不同力量之间的竞争往往会进入军备竞赛，最终导致战争。战争并非有意的，而是政治错误、误会和民族主义者、宗教或复仇动机的民粹愤怒可以引发这些军备竞赛。
　　在全球范围推动自由民主运动要基于假设，即每个人都是富有的，存在和平红利。不幸的是，水、食物和能源匮乏等很多因素引起的不平等正在加大，这加剧了社会动荡、国家失败以及恐怖主义和非法移民的兴起。由于对资源的竞争以及民族主义情绪复活和宗教狂热，国家间的冲突形势也日益严峻。
　　在克里米亚事件中，俄国民族主义由苏联帝国解体带来的民族愤怒情感所唤醒，当时苏联解体很多俄罗斯人被留在克里米亚和其他相邻地区。
　　世界观上也存在思想差异。在西方的普通法系下，默认的治理模式是孟德斯鸠的三位一体——行政、立法和司法之间的权力平衡。在东方，以中国作为一个历史模型，是政府、军事机构和监察机构的三位一体，其中监察机构起监督作用，确保政府不会太腐败以及军队不会出现政变。
　　请注意到，这两种模型的显著区别在于，西方模式假定军队不是国家治理的主要角色。但是在埃及和泰国，将军重新主管国家，显示这种模式并不总是有效的。
　　战争的可能性完全改变了投资的风险偏好。石油和天然气的价格将是未来全球局势的关键点。欧洲16%的能源需要通过乌克兰，俄罗斯政府的一半收入来自石油和天然气产出。石油和天然气的高价格将使俄罗斯和石油公司受益，而石油进口国将受损。由于页岩气的开发，美国已成为全球领先的能源出口國，地缘政治的原因预示着，低能源价格将有助于降低冲突的紧张态势。
　　首先，低石油价格是通胀性的，这对于美国经济复苏、美国债务实际价值下降很重要，并且有助于欧洲和日本的经济复苏，它们都是石油进口国。
　　另一方面，这将削减俄罗斯和中东石油出口国的经济实力，减少在军事上的支出。同时，在敏感的领海区域钻井获取石油在经济上就不会那么划算。
　　低能源价格也有其他的效应。在高油价会永久持续的预期下，上市石油和能源公司为石油储备进行了大量投资，如今它们面临持续减值的可能，这是投资者面临的困境之一。事实上，如果石油价格持续较低，那么很多上市石油公司在深水领域发现的石油储备和高成本的生产区域将陷入困境。
　　出于这些原因，如果战争和通胀的风险上升，更高的利率将使亚洲经济增长放缓，除非一些政府决定靠军事开支推动经济增长，那么军工产业的股票将会上升。但这显然就是军备竞赛导致20世纪世界大战的原因。
　　在核力量分布全球的今天，逻辑告诉我们21世纪的战争中将没有赢家。
　　如果我们想阻止战争，那么请开始投资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