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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摇篮接待站东华学校
1918年2月26日，正值中国人的传统节日元宵节，这是一个喜庆而浪漫的节日。人们忙着挂彩灯、吃汤圆、猜灯谜、放烟花，家家户户团团圆圆、举杯畅饮的时刻。但在鞭炮声声寒风凛冽的街头，走来了一对父女，只见年轻的父亲脖子上骑着一个小姑娘，父亲手里拎着一桶糨糊，小姑娘手拿刷子，刷着糨糊张贴着东华学校招生广告。这个年轻的父亲就是当时被誉为教育家的哈尔滨名人——邓洁民。
1890年6月，邓洁民出生于宾州城，父亲邓辅庭在宾州城东门开设“致诚”大车店。邓洁民天资聪明，父亲很早就给他请了私塾先生和俄文老师，他学得非常快，颇受老师的赏识。15岁时，就被推荐到滨江道台府任俄文通事（翻译），获五品顶戴。他志向远大，干了三年翻译工作，1909年考入北京汇文学校，1912年又考入天津南开学校，他与周恩来成了上下届同学，由于志趣相投，很快成为非常要好的朋友。1914年，邓洁民考入东京早稻田大学，与李大钊、爱国报人邵飘萍成为同学，朝夕相处，亲如兄弟。留日期间，他们共同从事爱国活动。
1917年6月，邓洁民从日本回到哈尔滨自谋生计。鉴于东北教育落后、人才匮乏的状况，他决心从振兴教育入手，改进社会。于是，他想创办一所学校。就出现了冬日里，不畏严寒带着女儿沿街张贴办学广告的情景。
经过四处奔波，邓洁民从亲朋好友处筹措了经费，办学校的事有了眉目。1917年夏，周恩来在赴日本留学前夕，到哈尔滨看望邓洁民。在为学校起名字的问题上，俩人心有灵犀，不谋而合，一同想到了“东华”这个名字，开办学校的目的就是为中華东部的振兴和崛起！如此默契，令俩人都颇感惊讶，四目相对，他们为有共同的志向，会心地笑了。
1918年4月1日，“东华学校”正式成立，邓洁民任校长。这是当时哈尔滨唯一的一所私立中学，邓洁民聘请了一些南开学校毕业的学生当教师。东华学校的办学宗旨、师资配备、课程设置、教学和生活管理等，大多仿效南开学校，所以东华学校有“东北的南开”之美誉。东华中学以“培植社会中坚人才，兼重德智体三育，养成爱国精神，陶铸济世能力”为宗旨，要求学生既要严肃紧张，又要生动活泼，以“洁爱”为修身纲领，“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肩须平，背须直，不傲不暴不怠，而和而静而庄”。支持师生组织社团，开展各种活动。仅仅四年时间里，学校成立了青年会、爱国会、演说会、音乐会、体育会；东华季报社、国文学会、英文学会、新剧团等社团活动，十分活跃。
学校所设的几何、代数、三角、物理、化学以及世界史、世界地理等课程，在哈尔滨首开先河，都采用英文课本，用英语授课。东华学校，以师资力量强、教学方法新、学校生活丰富多彩、学生成绩优异而闻名遐迩。
东华学校旧址位于现在道外区江畔路的哈尔滨市第二中学。当时，学校师生增加很快，规模不断扩大。学校初创时，有校舍18间，仅半年后，又租赁校舍39间。1919年4月，东华学校举行成立周年纪念会，滨江道尹和在哈尔滨的校董都前来祝贺，对其办学成绩给予充分肯定。
当时，邓洁民的家住在现在道外区靖宇大街与十九道街交口处的临街二层楼房。1920年秋，周恩来赴法国留学前，第二次来到哈尔滨，与邓洁民辞行。周恩来走到邓洁民家的窗下，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按照事先约定的暗号，在窗上敲了三下，邓洁民热情地将周恩来迎进屋里。随后，夫人在门口望风放哨，邓洁民和老友，尽情畅谈理想和信念。周恩来希望东华学校在教书育人的同时，也能成为革命运动的一个据点。邓洁民频频点头，非常认可。谈话很热烈，他们忘记了吃饭，忘记了睡觉。
经邓洁民邀请，周恩来走上东华学校大礼堂的讲台，进行了一次热情洋溢的演讲，赢得了师生们热烈掌声。两周之后，周恩来与邓洁民依依话别。同年11月7日，周恩来从上海乘船赴法国勤工俭学。
1919年“五四运动”后不久，邓洁民为修建校舍筹款，来到天津。在此结识了“五四”那天威震天安门而闻名全国的马骏。原来他是邓洁民的南开校友、吉林同乡。1920年8月，马骏来到哈尔滨。为了安全起见，邓洁民把校长办公室隔出一半，供马骏居住。马骏昼伏夜出，与哈尔滨的进步人士广泛接触，传播革命火种。
马骏生于黑龙江省宁安县，1915年考入天津南开学校，在1919年“五四运动”中，马骏当选为天津学生联合会副会长。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马骏由一个进步学生转变为一位革命者。1921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2年2月，马骏第二次来到哈尔滨，又住进了东华学校的校长办公室。邓洁民对他关照有加，秘密掩护，直到马骏离开哈尔滨，前往家乡宁安县领导群众开展革命斗争。
1921年初，我党早期重要领导人张太雷带着李大钊的亲笔信，来到东华学校。邓洁民看完信后，热情而又谨慎地把他安排在校长室的隔壁。为了保护他，邓洁民一再叮嘱张太雷白天尽量少出去活动，还特意安排青年俄文教师张昭德前去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办理张太雷赴苏联的一切手续。邓洁民还亲自为张太雷购买了火车票，冒着大雪护送他登上哈尔滨开往满洲里的火车。1921年至1924年，张太雷曾六次远赴苏联，每次都是先到哈尔滨走中东铁路出境。他在哈尔滨停留期间，几乎都是住在东华学校。此后，我党早期的领导人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刘仁静等30余人，在途经哈尔滨前往苏联的时候，大多得到过邓洁民的帮助。因此，邓洁民声望极高，被称为“党外布尔什维克”。
“五四运动”期间，邓洁民率领东华学校的学生，积极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斗争。1922年春，邓洁民作为哈尔滨市代表，去北平交涉中东铁路和地亩问题。在北京遭到了东北当局的通缉，为了躲避追捕，在天津隐居起来。后来，他患上肝癌，病逝于天津。
周恩来总理非常关心好友的家属，后来，曾对南开学校的老同学说：“邓洁民帮助过我们，为早期的共产党人做了很多掩护工作。有机会帮我找一找邓洁民的家属。”
地下秘密接头点卫斯理教会 在道里区端街，原来有一个基督教卫斯理教会，这个教会创立于1903年，是当时道里区最大的耶稣教组织。20世纪30年代初，教会主持去上海，教会事务由牧师张海云接替。我党地下党员姜椿芳原籍江苏省常州市人，1928年来哈之前曾在杭州教会学校读书，受过洗礼，是一个基督徒。恰巧，在第二年，曾经在杭州基督教会做牧师的张海云调到哈尔滨卫斯理教会，主持教会活动，姜椿芳就经常到卫斯理教会做礼拜。
由于他们早就熟悉，姜椿芳一有时间就到教会帮忙，深得牧师的信任。1933年初，姜椿芳调中共满洲省委宣传部担任干事，要经常与一些人接头，传达指示、布置工作和分发传单。为了安全起见，经上级党团组织同意把卫斯理教堂作为接头地点。姜椿芳与牧师张海云是同乡，俩人非常熟悉，相处很融洽，因而把教堂作为地下党的秘密接头点是很合适的。来接头的人通常扮作教徒，手持圣經，出入教会，不易被敌人察觉。有时在教会的阅报室，假借教友之间探讨《圣经》教义，趁机把对方夹在《圣经》中的情报取出，迅速放在自己的《圣经》里，完成了接头任务。有时利用祷告时秘密传递信息，他们就是依靠宗教活动的掩护，多次化险为夷，神不知鬼不觉地完成了重要使命。
姜椿芳开辟的卫斯理教会秘密联络点，从1932年4月下旬到1936年6月，安全使用了4年，是当时地下党使用时间最长的一个接头点。1936年6月，由于中共哈尔滨地方党团组织遭到局部破坏，姜椿芳也因《大北新报画刊》案子被捕。敌人对他严刑拷打，刑讯逼供，但他始终没有暴露共产党员的身份，只承认自己是基督徒，是卫斯理教会的秘书。牧师张海云并不知道姜椿芳是共产党员，因而积极设法营救。姜椿芳能够大段背诵《圣经》教义，加上敌人又没有找到证据，被关押35天后，得以释放。出狱后，姜椿芳立刻携家属前往上海。
后来，张海云还将自己的妹妹嫁给了姜椿芳。在上海姜椿芳继续从事革命活动，新中国成立后，创办上海俄文学校（上海外国语大学的前身）。曾领导参加《马恩全集》《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毛泽东选集》和中央文件俄文版的翻译编辑工作，是著名的俄文翻译家。后主持编写《中国大百科全书》，被誉为中国现代百科全书事业奠基人。
商人模样的地下交通员张宗伟
张宗伟，1882年出生于山东省牟平县农村。17岁时为谋生计只身“闯关东”来到东北，在流浪中，正巧遇上俄国人在东北招工，他就去了海参崴，先后在几个工厂当雇工。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35岁的张宗伟，与华侨工人组成红军游击队，配合苏联工农武装部队，转战于贝加尔湖以南的赤塔、伊尔库茨克一带，同白匪军和帝国主义侵略者进行顽强的战斗，为保卫苏维埃政权立下战功。不久，张宗伟加入苏联共产党，并被提升为游击队的政委和非常委员会委员，后来，游击队解散，张宗伟回到中国，便与苏联共产党失去了联系。
1921年，张宗伟回到东北后，为了生存，张宗伟曾在黑龙江南岸的金矿当工人，后来，到黑龙江边上的一个叫室韦的小乡镇，在设治局（新设的县级政权）当俄文翻译。同年，他与来自苏联的贫穷农家女阿格拉费娜结婚。1927年，张宗伟在中苏合办的扎赉诺尔煤矿当了一名矿工。他参加了煤矿工会被选为工会主席。
1929年7月，中东路事件爆发，煤矿关闭。为寻找生活出路，他携带全家来到哈尔滨。在道外五道街的一个大杂院里安下家。47岁的张宗伟，由于长期积劳成疾染上肺病。一家生活全靠他妻子给人家擦地板、洗衣服挣钱维持。
此时张宗伟积极利用一切时机宣传革命。他经常到邻居家串门，宣传苏联十月革命，传播革命思想，还时常讲日本鬼子早晚得垮台，使邻居们受到启发。在大院里，他人缘非常好，大家都愿意接近他。他的这些举动，引起同院住的一位中共地下党员袁品富的注意。他开始主动接近张宗伟，了解他的出身、历史和思想表现。经过近两年的考察，条件已经成熟，1931年，袁品富介绍张宗伟入党。
张宗伟决心在党的领导下努力工作，为劳苦大众的解放献出自己的一切。在他的积极要求下，经组织批准，把他的家指定为地下革命活动的联络站。为工作方便，由党组织出钱给他家另选一个住处。这个联络站，经常以前屋开小铺为掩护，做好秘密联络工作，为了安全，要经常搬家。1933年后又在后屋办了一个小印刷厂，印刷党内文件和宣传品。同时，联络站还是满洲省委开会和接待外地来哈同志的场所。当时，中共满洲省委书记魏抱一，抗联领导周保中、李兆麟等很多同志曾在他家住过。
1933年秋，张宗伟被满洲省委任命为地下交通员。他头戴礼帽、身穿长衫、脚下穿着一双黑皮鞋，打扮成商人模样，坐上了开往上海的列车。列车缓缓地开进了山海关车站，列车还没停稳，突然上来日本军警，进行搜查。张宗伟预感事情不妙，便机警地蹲下，用手伸进座椅下的藤箱，从夹层中把党的秘密文件抽出来捏成一团，塞进嘴里吞下，躲过军警的检查。
1937年3月1日，中共哈东特委宣传部长叛变告密，4月15日，敌人在东北全境，疯狂进行大逮捕，数百名共产党员和爱国志士被捕入狱。4月16日，哈尔滨特委书记叛变，4月20日，张宗伟在家中被捕，敌人在地窖里搜出党的秘密文件。
入狱后，张宗伟坚决不承认自己的真实身份。敌人开始对他实行酷刑，灌辣椒水、坐虎凳、上大挂等，每次都把他折磨得死去活来。但他的革命意志非常顽强，当他能够起来时，就凑到难友身边，向他们讲述苏联的革命情况并说日寇将来肯定会垮台的，启发和鼓舞难友。7月27日，张宗伟等被集体枪杀于太平桥圈河。
铁路工人的知心朋友王学尧
1910年2月，王学尧出生于黑龙江省阿城县，幼年随父亲迁到安达县，在一家私塾读书。后来到华俄小学校读书，开始学习俄语，毕业后，考入中俄哈尔滨法政大学（旧址位于现哈工大附中）经济系。
1926年，王学尧到哈尔滨市第二女子中学任教，并在北满翻译社做俄文文字翻译工作。
1931年7月，王学尧一家搬到哈尔滨新安埠（现道里区）安丰街31号。在这里他认识了中共地下党员金剑啸，受金剑啸的革命影响，王学尧阅读了一些马列主义的书籍，革命思想日渐提高。1932年5月，经哈尔滨市委组织部长杨一辰和金剑啸的介绍，他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入党后，王学尧以中国八道街（现道里西八道街）白宫饭店的翻译职业为掩护，按照地下党组织的部署，秘密开展地下活动。1932年秋，党组织派王学尧进入英国开办的“英亚社”参加“哈尔滨新闻”编译工作，他便借机在《国防协报》《大北报》《大北画刊》等报刊上刊登代表革命性的文章和绘画，秘密传播革命思想。
1933年春，王学尧以力工身份作掩护，进入三棵树铁路机务段工作，在工人中传播革命思想。很快，他在青年工人中发展了20多名进步青年，加入共青团，并建立了团组织。一次，几名工人被铁路伪警察抓走，他组织工人请愿和谈判，使被捕工人全部释放。这时，他还经常到道里中国四道街的口琴社活动，在那里发展了一些抗日救国会员。王学尧生活简朴，为了革命工作，省吃俭用。在党的培养教育下，他更坚定了抗日救国、为无产阶级革命奋斗终生的信念。
1935年2月，王学尧的革命活动引起了敌人的注意。为了他的安全，党组织派他到密山县工作。10月，密山县党组织遭到破坏，王学尧回到哈尔滨。当时的哈尔滨正处于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中，由于三棵树机务段党组织成员叛变，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1936年6月13日，王学尧和一些同志相继被捕（史称“六一三”事件）。
王学尧先后被关押在日本特务机关和道里监狱，入狱后，敌人对他严刑拷打和威逼利诱，王学尧拒不招供，宁死不屈，始终坚守党的秘密。在狱中，他教难友们唱《国际歌*激励他们的斗志，鼓励难友勇敢地斗争下去。同年10月，王学尧等被敌人拉到哈尔滨极乐寺东陆军射击场（刑场）准备行刑时，他高呼“共产党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并高唱《国际歌》昂首挺胸奔赴刑场，英勇就义，时年26岁。 （待续）
1918年2月26日，正值中国人的传统节日元宵节，这是一个喜庆而浪漫的节日。人们忙着挂彩灯、吃汤圆、猜灯谜、放烟花，家家户户团团圆圆、举杯畅饮的时刻。但在鞭炮声声寒风凛冽的街头，走来了一对父女，只见年轻的父亲脖子上骑着一个小姑娘，父亲手里拎着一桶糨糊，小姑娘手拿刷子，刷着糨糊张贴着东华学校招生广告。这个年轻的父亲就是当时被誉为教育家的哈尔滨名人——邓洁民。
1890年6月，邓洁民出生于宾州城，父亲邓辅庭在宾州城东门开设“致诚”大车店。邓洁民天资聪明，父亲很早就给他请了私塾先生和俄文老师，他学得非常快，颇受老师的赏识。15岁时，就被推荐到滨江道台府任俄文通事（翻译），获五品顶戴。他志向远大，干了三年翻译工作，1909年考入北京汇文学校，1912年又考入天津南开学校，他与周恩来成了上下届同学，由于志趣相投，很快成为非常要好的朋友。1914年，邓洁民考入东京早稻田大学，与李大钊、爱国报人邵飘萍成为同学，朝夕相处，亲如兄弟。留日期间，他们共同从事爱国活动。
1917年6月，邓洁民从日本回到哈尔滨自谋生计。鉴于东北教育落后、人才匮乏的状况，他决心从振兴教育入手，改进社会。于是，他想创办一所学校。就出现了冬日里，不畏严寒带着女儿沿街张贴办学广告的情景。
经过四处奔波，邓洁民从亲朋好友处筹措了经费，办学校的事有了眉目。1917年夏，周恩来在赴日本留学前夕，到哈尔滨看望邓洁民。在为学校起名字的问题上，俩人心有灵犀，不谋而合，一同想到了“东华”这个名字，开办学校的目的就是为中華东部的振兴和崛起！如此默契，令俩人都颇感惊讶，四目相对，他们为有共同的志向，会心地笑了。
1918年4月1日，“东华学校”正式成立，邓洁民任校长。这是当时哈尔滨唯一的一所私立中学，邓洁民聘请了一些南开学校毕业的学生当教师。东华学校的办学宗旨、师资配备、课程设置、教学和生活管理等，大多仿效南开学校，所以东华学校有“东北的南开”之美誉。东华中学以“培植社会中坚人才，兼重德智体三育，养成爱国精神，陶铸济世能力”为宗旨，要求学生既要严肃紧张，又要生动活泼，以“洁爱”为修身纲领，“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肩须平，背须直，不傲不暴不怠，而和而静而庄”。支持师生组织社团，开展各种活动。仅仅四年时间里，学校成立了青年会、爱国会、演说会、音乐会、体育会；东华季报社、国文学会、英文学会、新剧团等社团活动，十分活跃。
学校所设的几何、代数、三角、物理、化学以及世界史、世界地理等课程，在哈尔滨首开先河，都采用英文课本，用英语授课。东华学校，以师资力量强、教学方法新、学校生活丰富多彩、学生成绩优异而闻名遐迩。
东华学校旧址位于现在道外区江畔路的哈尔滨市第二中学。当时，学校师生增加很快，规模不断扩大。学校初创时，有校舍18间，仅半年后，又租赁校舍39间。1919年4月，东华学校举行成立周年纪念会，滨江道尹和在哈尔滨的校董都前来祝贺，对其办学成绩给予充分肯定。
当时，邓洁民的家住在现在道外区靖宇大街与十九道街交口处的临街二层楼房。1920年秋，周恩来赴法国留学前，第二次来到哈尔滨，与邓洁民辞行。周恩来走到邓洁民家的窗下，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按照事先约定的暗号，在窗上敲了三下，邓洁民热情地将周恩来迎进屋里。随后，夫人在门口望风放哨，邓洁民和老友，尽情畅谈理想和信念。周恩来希望东华学校在教书育人的同时，也能成为革命运动的一个据点。邓洁民频频点头，非常认可。谈话很热烈，他们忘记了吃饭，忘记了睡觉。
经邓洁民邀请，周恩来走上东华学校大礼堂的讲台，进行了一次热情洋溢的演讲，赢得了师生们热烈掌声。两周之后，周恩来与邓洁民依依话别。同年11月7日，周恩来从上海乘船赴法国勤工俭学。
1919年“五四运动”后不久，邓洁民为修建校舍筹款，来到天津。在此结识了“五四”那天威震天安门而闻名全国的马骏。原来他是邓洁民的南开校友、吉林同乡。1920年8月，马骏来到哈尔滨。为了安全起见，邓洁民把校长办公室隔出一半，供马骏居住。马骏昼伏夜出，与哈尔滨的进步人士广泛接触，传播革命火种。
马骏生于黑龙江省宁安县，1915年考入天津南开学校，在1919年“五四运动”中，马骏当选为天津学生联合会副会长。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马骏由一个进步学生转变为一位革命者。1921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2年2月，马骏第二次来到哈尔滨，又住进了东华学校的校长办公室。邓洁民对他关照有加，秘密掩护，直到马骏离开哈尔滨，前往家乡宁安县领导群众开展革命斗争。
1921年初，我党早期重要领导人张太雷带着李大钊的亲笔信，来到东华学校。邓洁民看完信后，热情而又谨慎地把他安排在校长室的隔壁。为了保护他，邓洁民一再叮嘱张太雷白天尽量少出去活动，还特意安排青年俄文教师张昭德前去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办理张太雷赴苏联的一切手续。邓洁民还亲自为张太雷购买了火车票，冒着大雪护送他登上哈尔滨开往满洲里的火车。1921年至1924年，张太雷曾六次远赴苏联，每次都是先到哈尔滨走中东铁路出境。他在哈尔滨停留期间，几乎都是住在东华学校。此后，我党早期的领导人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刘仁静等30余人，在途经哈尔滨前往苏联的时候，大多得到过邓洁民的帮助。因此，邓洁民声望极高，被称为“党外布尔什维克”。
“五四运动”期间，邓洁民率领东华学校的学生，积极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斗争。1922年春，邓洁民作为哈尔滨市代表，去北平交涉中东铁路和地亩问题。在北京遭到了东北当局的通缉，为了躲避追捕，在天津隐居起来。后来，他患上肝癌，病逝于天津。
周恩来总理非常关心好友的家属，后来，曾对南开学校的老同学说：“邓洁民帮助过我们，为早期的共产党人做了很多掩护工作。有机会帮我找一找邓洁民的家属。”
地下秘密接头点卫斯理教会 在道里区端街，原来有一个基督教卫斯理教会，这个教会创立于1903年，是当时道里区最大的耶稣教组织。20世纪30年代初，教会主持去上海，教会事务由牧师张海云接替。我党地下党员姜椿芳原籍江苏省常州市人，1928年来哈之前曾在杭州教会学校读书，受过洗礼，是一个基督徒。恰巧，在第二年，曾经在杭州基督教会做牧师的张海云调到哈尔滨卫斯理教会，主持教会活动，姜椿芳就经常到卫斯理教会做礼拜。
由于他们早就熟悉，姜椿芳一有时间就到教会帮忙，深得牧师的信任。1933年初，姜椿芳调中共满洲省委宣传部担任干事，要经常与一些人接头，传达指示、布置工作和分发传单。为了安全起见，经上级党团组织同意把卫斯理教堂作为接头地点。姜椿芳与牧师张海云是同乡，俩人非常熟悉，相处很融洽，因而把教堂作为地下党的秘密接头点是很合适的。来接头的人通常扮作教徒，手持圣經，出入教会，不易被敌人察觉。有时在教会的阅报室，假借教友之间探讨《圣经》教义，趁机把对方夹在《圣经》中的情报取出，迅速放在自己的《圣经》里，完成了接头任务。有时利用祷告时秘密传递信息，他们就是依靠宗教活动的掩护，多次化险为夷，神不知鬼不觉地完成了重要使命。
姜椿芳开辟的卫斯理教会秘密联络点，从1932年4月下旬到1936年6月，安全使用了4年，是当时地下党使用时间最长的一个接头点。1936年6月，由于中共哈尔滨地方党团组织遭到局部破坏，姜椿芳也因《大北新报画刊》案子被捕。敌人对他严刑拷打，刑讯逼供，但他始终没有暴露共产党员的身份，只承认自己是基督徒，是卫斯理教会的秘书。牧师张海云并不知道姜椿芳是共产党员，因而积极设法营救。姜椿芳能够大段背诵《圣经》教义，加上敌人又没有找到证据，被关押35天后，得以释放。出狱后，姜椿芳立刻携家属前往上海。
后来，张海云还将自己的妹妹嫁给了姜椿芳。在上海姜椿芳继续从事革命活动，新中国成立后，创办上海俄文学校（上海外国语大学的前身）。曾领导参加《马恩全集》《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毛泽东选集》和中央文件俄文版的翻译编辑工作，是著名的俄文翻译家。后主持编写《中国大百科全书》，被誉为中国现代百科全书事业奠基人。
商人模样的地下交通员张宗伟
张宗伟，1882年出生于山东省牟平县农村。17岁时为谋生计只身“闯关东”来到东北，在流浪中，正巧遇上俄国人在东北招工，他就去了海参崴，先后在几个工厂当雇工。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35岁的张宗伟，与华侨工人组成红军游击队，配合苏联工农武装部队，转战于贝加尔湖以南的赤塔、伊尔库茨克一带，同白匪军和帝国主义侵略者进行顽强的战斗，为保卫苏维埃政权立下战功。不久，张宗伟加入苏联共产党，并被提升为游击队的政委和非常委员会委员，后来，游击队解散，张宗伟回到中国，便与苏联共产党失去了联系。
1921年，张宗伟回到东北后，为了生存，张宗伟曾在黑龙江南岸的金矿当工人，后来，到黑龙江边上的一个叫室韦的小乡镇，在设治局（新设的县级政权）当俄文翻译。同年，他与来自苏联的贫穷农家女阿格拉费娜结婚。1927年，张宗伟在中苏合办的扎赉诺尔煤矿当了一名矿工。他参加了煤矿工会被选为工会主席。
1929年7月，中东路事件爆发，煤矿关闭。为寻找生活出路，他携带全家来到哈尔滨。在道外五道街的一个大杂院里安下家。47岁的张宗伟，由于长期积劳成疾染上肺病。一家生活全靠他妻子给人家擦地板、洗衣服挣钱维持。
此时张宗伟积极利用一切时机宣传革命。他经常到邻居家串门，宣传苏联十月革命，传播革命思想，还时常讲日本鬼子早晚得垮台，使邻居们受到启发。在大院里，他人缘非常好，大家都愿意接近他。他的这些举动，引起同院住的一位中共地下党员袁品富的注意。他开始主动接近张宗伟，了解他的出身、历史和思想表现。经过近两年的考察，条件已经成熟，1931年，袁品富介绍张宗伟入党。
张宗伟决心在党的领导下努力工作，为劳苦大众的解放献出自己的一切。在他的积极要求下，经组织批准，把他的家指定为地下革命活动的联络站。为工作方便，由党组织出钱给他家另选一个住处。这个联络站，经常以前屋开小铺为掩护，做好秘密联络工作，为了安全，要经常搬家。1933年后又在后屋办了一个小印刷厂，印刷党内文件和宣传品。同时，联络站还是满洲省委开会和接待外地来哈同志的场所。当时，中共满洲省委书记魏抱一，抗联领导周保中、李兆麟等很多同志曾在他家住过。
1933年秋，张宗伟被满洲省委任命为地下交通员。他头戴礼帽、身穿长衫、脚下穿着一双黑皮鞋，打扮成商人模样，坐上了开往上海的列车。列车缓缓地开进了山海关车站，列车还没停稳，突然上来日本军警，进行搜查。张宗伟预感事情不妙，便机警地蹲下，用手伸进座椅下的藤箱，从夹层中把党的秘密文件抽出来捏成一团，塞进嘴里吞下，躲过军警的检查。
1937年3月1日，中共哈东特委宣传部长叛变告密，4月15日，敌人在东北全境，疯狂进行大逮捕，数百名共产党员和爱国志士被捕入狱。4月16日，哈尔滨特委书记叛变，4月20日，张宗伟在家中被捕，敌人在地窖里搜出党的秘密文件。
入狱后，张宗伟坚决不承认自己的真实身份。敌人开始对他实行酷刑，灌辣椒水、坐虎凳、上大挂等，每次都把他折磨得死去活来。但他的革命意志非常顽强，当他能够起来时，就凑到难友身边，向他们讲述苏联的革命情况并说日寇将来肯定会垮台的，启发和鼓舞难友。7月27日，张宗伟等被集体枪杀于太平桥圈河。
铁路工人的知心朋友王学尧
1910年2月，王学尧出生于黑龙江省阿城县，幼年随父亲迁到安达县，在一家私塾读书。后来到华俄小学校读书，开始学习俄语，毕业后，考入中俄哈尔滨法政大学（旧址位于现哈工大附中）经济系。
1926年，王学尧到哈尔滨市第二女子中学任教，并在北满翻译社做俄文文字翻译工作。
1931年7月，王学尧一家搬到哈尔滨新安埠（现道里区）安丰街31号。在这里他认识了中共地下党员金剑啸，受金剑啸的革命影响，王学尧阅读了一些马列主义的书籍，革命思想日渐提高。1932年5月，经哈尔滨市委组织部长杨一辰和金剑啸的介绍，他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入党后，王学尧以中国八道街（现道里西八道街）白宫饭店的翻译职业为掩护，按照地下党组织的部署，秘密开展地下活动。1932年秋，党组织派王学尧进入英国开办的“英亚社”参加“哈尔滨新闻”编译工作，他便借机在《国防协报》《大北报》《大北画刊》等报刊上刊登代表革命性的文章和绘画，秘密传播革命思想。
1933年春，王学尧以力工身份作掩护，进入三棵树铁路机务段工作，在工人中传播革命思想。很快，他在青年工人中发展了20多名进步青年，加入共青团，并建立了团组织。一次，几名工人被铁路伪警察抓走，他组织工人请愿和谈判，使被捕工人全部释放。这时，他还经常到道里中国四道街的口琴社活动，在那里发展了一些抗日救国会员。王学尧生活简朴，为了革命工作，省吃俭用。在党的培养教育下，他更坚定了抗日救国、为无产阶级革命奋斗终生的信念。
1935年2月，王学尧的革命活动引起了敌人的注意。为了他的安全，党组织派他到密山县工作。10月，密山县党组织遭到破坏，王学尧回到哈尔滨。当时的哈尔滨正处于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中，由于三棵树机务段党组织成员叛变，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1936年6月13日，王学尧和一些同志相继被捕（史称“六一三”事件）。
王学尧先后被关押在日本特务机关和道里监狱，入狱后，敌人对他严刑拷打和威逼利诱，王学尧拒不招供，宁死不屈，始终坚守党的秘密。在狱中，他教难友们唱《国际歌*激励他们的斗志，鼓励难友勇敢地斗争下去。同年10月，王学尧等被敌人拉到哈尔滨极乐寺东陆军射击场（刑场）准备行刑时，他高呼“共产党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并高唱《国际歌》昂首挺胸奔赴刑场，英勇就义，时年26岁。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