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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电影艺术家孙道临老师离我们而去已有十年了，作为曾在他身边工作过近十年的我，留下的怀念甚多，是的，他一直活在我的心中。
1984年，已63岁的道临老师，在他主演的影片《一盘没有下完的棋》获加拿大蒙特利尔电影节大奖后，成功地自编、自导、自演了《雷雨》《非常大总统》两部影片，完成了职业转型，开始了专职导演生涯。他邀请艾明之老师与他一起创作一部反映教师生活的电影剧本，想拍一部为教师唱赞歌的电影，让我当这个剧本的编辑。从此，我给道临老师做了近十年的剧本工作。当然，不单是为了这个剧本。
我记得第一次有幸与道临老师一起工作时，他就恳切地对我说：“大陆，我知道你出身在教师世家，你是有责任跟我们一起做这样一部电影的。”我明白了他为什么挑选我来做这个剧本的编辑，更明白了我得怀着责任心来做。接着，他带领我们一起去采访了一些学校与教师，都是他亲自挑选和联系的。那时，他常有去北京演出的任务，每逢此时，他总会从北京给我写信（当时我家没有电话，更没有手机），关照具体事宜，以至不影响我们的工作。可惜，厂里在讨论题材规划时，因此类题材的影片难以卖座而不被看好，未能列入拍摄计划。道临老师和艾明之老师也只得作罢。虽此剧本的工作未能进行下去，我却记住了道临老师特指我的“责任心”，数年后，与他人一起合作，终于写出了《烛光里的微笑》，虽仍不被看好，但在吴贻弓、马林发和朱永德等局、厂领导的坚持下，终于拍成了影片。当时，道临老师正与我一起在筹拍系列电影《三国演义》，无法执导此片，但在此影片送北京审查遭遇“卡壳”的最艰难时刻，他却助了我们一臂之力，把中央领导人看了此片后给他所打电话的有关内容，全部记录了下来，报送给厂领导，同时也向我报喜祝贺。我望着他如同己出般喜悦的笑脸，百感交集。在市场至上下，文艺工作者要做成一件想做、该做的事真难！
我与道临老师的第二次合作，是在紧接着第一次合作“卡壳”后，他看中了“海派”老作家沈寂的小说《金钱世界》，让我为他组稿。这次，我是满怀希望的，沈老是我上下楼的邻居，一向关系较好，由我去说服沈老亲自来改编剧本肯定没问题。此小说沈老早已赠我看过，拍成电影后社会效果和经济效益都不会差，厂里肯定会列入拍摄计划的。果然不出我所料，一切进展顺利，在将近一年中，沈老丢下他手中的所有活计，以从未有过的耐心把这个剧本改了好几遍，之后把接力棒交给了他信得过的杨时文与我。当时，我因妻子多次胃出血住院治疗，根本没有心思去接这根接力棒，并在此过程中，我领教了道临老师对剧本的精益求精，也没有胆量去接。为此，道临老师曾来我家讲了不少好话，态度之诚恳实在令我感动。
我清楚，这“救火”的事只要一接上手，是要全身心扑上去的，我怕影响了照顾妻子引发矛盾，于是，便去医院与妻子商量，求得她的谅解。想不到妻子全力支持，然而提出了一个条件：让我请道临老师去她学校给老师们讲讲语言的技巧。此事，她早已缠了我好久，也早已被我回绝过多次，想不到这次她却抓住机会“趁火打劫”了。我再也无法回绝病中妻子的恳求，便对她说，你让学校发封邀请函，由我转交道临老师，至于愿不愿意去得由他决定。想不到道临老师见到邀请函后一笑，对我说：“你干嘛这么顶真？说一声不就得了！”他当即抽出空来与我妻子学校的教师们一起呆了大半天，讲课授道，合影留念，客如主愿，让教师们为此沉醉了好长一段时间。
《金钱世界》的剧本杨时文与我各自改了多稿后，道临老师才终于表示基本满意。然后，他又把自己关在上影文学部的写作楼内，花了十天时间定稿，更名为《花花世界》，并决定由他来饰演其中的主角，自导自演。这个剧本在道临老师的主导下，打磨了不知多少稿，相对来说比较成熟，所以艺委会一次就通过了。摄制组很快成立起来，美工部门开始搭建大世界的布景。拍摄此片似乎一切都成定局，却又突然停了下来， 原因只有一个：此剧投入成本与预计产出发生矛盾。对此，厂内众说纷纭，有认为應该支持道临老师上此戏的，也有认为拍摄成本太高，如果亏大了如何向全厂职工交代。道临老师曾找我诉说了他的苦衷，他给我算了一笔账，现在什么都要价很高，他的编、导、演酬金随厂里给多少都可以，也可在影片盈利后再付，但其他支出为了保证影片的质量，一分也不能少的，他已精打细算了，还实在难以控制在厂方愿意投入的成本内。如果照厂方规定的成本去拍，东删西扣，肯定会影响影片的艺术质量，那是他极不情愿的……我见他一脸的苦恼，却说不出一句安慰他的话，只是心中六味俱全。一位一生都执着地坚持艺术质量至上的电影艺术家，因与商品社会发生矛盾而产生的痛苦是深层次的。我能理解却又帮不上他一点忙。在这件事上，我敬佩道临老师的正直，换了另一位导演，很可能采取先拍起来再说的方针。他可不一样，一切都摆到桌面上，宁可不拍也不愿以后失信。
于是，他把全部精力投入到了筹拍系列电影《三国演义》这件事中。这个大项目是上影老厂长徐桑楚长期所有的一个心愿，他退下来后，在上影新领导和老局长张骏祥的支持下，与道临老师一起，组建了一个厂内的二级公司，决心自筹资金把我国的经典著作《三国演义》搬上银幕。感谢两位前辈的信任，我被他们任命为这些系列剧本的总编辑，全面负责剧本的编辑工作。说句实话，当时我对这些剧本能否改编出来，心中还是有底的，不是我有多大能耐，而是“大树下面好乘凉”，桑楚与道临的面子实在太大了，他们请了李凖、梁信、鲁彦周、斯民三等当时的名家新秀来改编剧本，哪有不成的？上面还有老局长张骏祥的把关，艺术质量一定能得以保证。但我对这些剧本能不能拍成电影，心中一点底都没有，虽然谢晋等全国的名导都愿意来加盟执导，且各自都认领了任务，但拍摄经费哪来呢？这可不是小打小闹的事，要把特定的历史场面再现出来得花多少钱？就《赤壁大战》一部，就够任何人受的了，何况这是个系列，有好几部呢！
剧本一部一部如期改编出来了，我们请来了有关方面的专家权威一起论证，评价都很高。出乎我意料的是，在桑楚和道临老师的国内外奔走下，竟也有国外的某财团表示愿意投资。然而，难以令人想到的是，临到签协时，却有人触了壁脚，结果还是功亏一篑……此事，老厂长在他晚年的口述自传中还特意加以揭露，以示他的气愤。市场至上下的人心，越来越难以思量。在这过程中，挺在一线的道临老师最辛苦了，给他带来的打击也最大了，何人去安抚他？他却来安抚我们这些工作人员。这年春节，道临老师请我们几个人到他家去吃了一顿饭，他的夫人“林妹妹”王文娟老师亲自掌厨，大家说说笑笑，品尝“大观园”中的佳肴，谁也不再去触及《三国演义》这个伤心的话题。我忙了一两年，分文未得，这顿饭却值千金！ 我常想，道临老师在电影创作中如此无悔无怨地一次又一次出击到底为了什么？他所主演的《乌鸦与麻雀》《渡江侦察记》《家》《不夜城》《永不消逝的电波》《革命家庭》《早春二月》等影片，都是中国电影的经典，他曾成功地翻译、主演过几十部话剧，导演、配音过几十部译制片，加上他那高超的朗诵艺术，早已奠定了他在影剧界乃至整个艺术界的地位。七十上下的人了，可以适量参加些创作和社会活动，但应以养生过好晚年生活为主，为什么还要在艺术创作上如此勤奋卖命呢？
我想，经过这三次挫折，七年折腾，他该清醒些了吧？想不到道临老师一点也没有为此灰心丧气，他又看中了北京作家肖复兴发表在《文汇月刊》上的一篇纪实作品《继母》，决心把它改编成电影。他兴高采烈地来找我，再次邀我当他的编辑。我这个编辑当时在全国电影文学的编辑中算是“成活率”很高的一个，但在与道临老师以上三次合作中，屡战屡败，我怕把晦气再带给他，便在感谢他对我的信任之后诚恳地希望他另易他人。道临老师听了我的想法后，微微一笑说：“我才不信这一套呢，我俩一定要搞成一个作品！”那时，我已担任上影文学部的领导，我又向他说明，我在这个位置上，不应再去占编辑们的位置，除我之外，你可以在文学部任挑一位。想不到道临老师却较起劲来，给厂领导打了报告，坚持他的意见。我只得把他对我的信任和友情化作动力，再次披挂上阵。待我把肖复兴请来上影厂后，道临老师便骑上他那辆“老坦克”，不时来文学部与我们一起商谈改编方案，还邀请肖复兴去他家，设宴招待，鼓励斗志，他们相谈甚欢，在创作的意念上常会一拍即合，所以剧本很快就写出，在艺委会一次就通过了，并终于投拍成了影片。作家们大多怕“触电”，肖复兴事后曾说过一句良心话：要是没有道临老师的介入和保驾，这部影片是很难拍成的。道临老师故世后，肖复兴还专门写了悼念文章回忆这段往事，还特意发在上海的大报上，以示对道临老师的怀念。当时，我一直有个疑问：道临老师为什么喜欢这个题材？后来我看了有关道临老师的传记作品后才知道，原来他小时候也在北京胡同里度过了一段艰难的生活。
在近十年的时间里，我连续为道临老师当了四次编辑，其中成功投拍了一部，一部投拍了却又下马了，成功率为四分之一点五。而我对道临老师的人品艺德是百分之百地信服和敬佩！但我是否真正了解了道临老师呢？难说。我连自己的命运都难以捉摸……
上世纪90年代中期起，电影厂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连文学部也解散了。我也下了岗，与大家一样，只好为生存而奔波。道临老师拍电影的心仍未死，有几次，他找我到他家谈他的创作设想，彼此都谈得心欢意畅，但一谈到拍片的钱从何而来时，又只能相对苦笑。晚年的道临老师很不适应电影艺术在商品市场中的挣扎，为了给想拍的影片筹资，他不得不腾出很多时间去应酬那些所谓有投资意愿的企业家。其中有些很不像话，一边饮酒海吹，肆意忽悠，一边凑在道临老师身边硬要与他合影留念，自己上了不算，还要让老婆、孩子一起上。然而酒席一散，投资的事便杳无音信。
我实在看不过去了，便对道临老师明说：“他们是在‘消费’你，以后别再上当了！”道临老师却认真地说：“不能这样说，为了筹资，就是只有百分之一的希望，我们都要争取！”我问：“那你对这些人怎么看？”他想了一下，说：“他们的钱也来之不易，对影视的投资数目较大，他们当然要慎重考虑。我想，只要我们有诚意，选择的项目确实能双赢，终会有人愿掏口袋的。”道临老师始终不愿对这些人的人品说三道四，总是设身处地为他们着想，从自己身上找原因。他的儒雅的风度不是装出来的，而是发自内心的。
这样的待人处世，总有他成功的时候。他终于找到了一点投资，把王文娟老师的一部封箱戏拍成了电视，满足了广大戏迷的愿望，又为保存王文娟老师的戏曲艺术做了一件有益的事。我听说过他与王文娟老师恋爱的动人故事，虽他的老友黄宗江为他成功地牵线搭桥，但由于当时的道临老师在政治上似乎还未被完全信任，他们的相爱还存有一定的阻力，当时已大红大紫的文娟老师却毅然决然地嫁给了他。对此，道临老师一直感恩在心，如今，他终于完成了自己的一个心愿。接着，他又组织了几部电视剧的创作和拍摄，都是由他骑着那辆“老坦克”到处去筹款的。
然而，他拍电影的心仍未死。尽管电影市场的情况是那么的不景气，要筹拍一部历史题材的影片花费又特别大，他却又走上了筹拍《詹天佑》的艰辛道路。那时，他已年近八十，却不顾一切地撲在了这件事上，简直是到了有点“发疯”的地步，十八辆牛车也难以拉回他所下的决心！稍微有点电影常识的人都知道，要把詹天佑搬上银幕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要还原再现那个时代的人物和环境，得要砸下去多少钱哪？！电影厂内似乎没有一个人对这件事有信心的，要不是深受大家尊重的道临老师在干这件事，换了任何一个人，都会有人说他“脑子进水”了。而道临老师却自始至终都充满着信心，并还是从剧本开始一手抓起……我当时正受命在上海市检察院创作和拍摄影视剧，无暇去顾及他，在那段时间里，我只是不时听到有关他的一些消息：《詹天佑》终于上马拍摄了。患有严重胆结石症的的道临老师，在冰天雪地的拍摄现场，总是挺身而出地站在最前沿。送回厂来审看的样片领导很满意……当他胜利关机从外景地回厂后，有一次我在厂里的办公大楼前偶然遇到了他，那时我刚切除胆囊出院，望着道临老师一脸的疲惫，便问起他的胆结石症有否发作，并劝他也及早开掉为好，以防病变。他微微摇了摇头说道：“我现在哪顾得及……”
我明白还有好多事要等着他去完成：影片的后期制作、送审、发行、宣传……哪一件都得让他费时费力，亲自操劳。我脱口而出：“好难哪！”他却微微一笑说：“总难不过詹天佑建成我国第一条铁路之难吧？”我们一起放声地笑了起来……此片得了当年的政府奖，道临老师时年八十。我至今都不清楚他是如何去感动了何方投资者肯出钱来拍这部影片的，但我明白他在燃烧着自己去点亮银幕上所呈现的中华民族的精神！纵观他主演和执导的影片，谁都会看出，这是他一生的追求。
他终于累坏了身体。晚年的道临老师在切除胆囊后得了一种怪病，会不时地失忆，记不清事，认不得人。一次，在他清醒的时候，来到一直关怀着他的张瑞芳大姐家中，问候过他所敬重的大姐后，又冲动地谈起了他创作的新打算。心直口快的瑞芳大姐一下打断了他的话，劝他安下心来养好身体后再考虑创作。别后，瑞芳老师想想不对，又忙给道临老师打电话安慰道歉。她太了解孙道临了，这是一个把事业看得比生命还重的人。不让他创作，不要了他的命吗？道临老师在医院里做的最后一档电视访谈节目中，流着泪说：你们现在看到的孙道临已不是过去认识的孙道临了……我面对电视里播出的这个场面，忍不住也流下了眼泪。我能感受到，他此时最大的痛苦不是为自己的存亡，而是对中国电影心有余而力不足……
我从艺也有近六十年了，我越活越明白，干这一行的人不管时代和环境如何变化，倘若没有像道临老师那样的责任心和使命感，那样的坚持和执着，那样的无悔无怨的一次又一次出击，是难有作为的。上影的老艺术家们如孙道临者大有人在，我们这代人有幸生活、工作在他们的身边，受了他们的熏陶，总算也作出过一些成绩，但与他们相比，无论在各方面都还差得很远，因此，也难以对我们的下一代有多少帮助和影响，这是当我也被人称作“老艺术家”时深感的最大失责、羞愧和遗憾……
在纪念道临老师逝世十周年之际，我衷心希望他的从艺精神能一代代传承下去！
1984年，已63岁的道临老师，在他主演的影片《一盘没有下完的棋》获加拿大蒙特利尔电影节大奖后，成功地自编、自导、自演了《雷雨》《非常大总统》两部影片，完成了职业转型，开始了专职导演生涯。他邀请艾明之老师与他一起创作一部反映教师生活的电影剧本，想拍一部为教师唱赞歌的电影，让我当这个剧本的编辑。从此，我给道临老师做了近十年的剧本工作。当然，不单是为了这个剧本。
我记得第一次有幸与道临老师一起工作时，他就恳切地对我说：“大陆，我知道你出身在教师世家，你是有责任跟我们一起做这样一部电影的。”我明白了他为什么挑选我来做这个剧本的编辑，更明白了我得怀着责任心来做。接着，他带领我们一起去采访了一些学校与教师，都是他亲自挑选和联系的。那时，他常有去北京演出的任务，每逢此时，他总会从北京给我写信（当时我家没有电话，更没有手机），关照具体事宜，以至不影响我们的工作。可惜，厂里在讨论题材规划时，因此类题材的影片难以卖座而不被看好，未能列入拍摄计划。道临老师和艾明之老师也只得作罢。虽此剧本的工作未能进行下去，我却记住了道临老师特指我的“责任心”，数年后，与他人一起合作，终于写出了《烛光里的微笑》，虽仍不被看好，但在吴贻弓、马林发和朱永德等局、厂领导的坚持下，终于拍成了影片。当时，道临老师正与我一起在筹拍系列电影《三国演义》，无法执导此片，但在此影片送北京审查遭遇“卡壳”的最艰难时刻，他却助了我们一臂之力，把中央领导人看了此片后给他所打电话的有关内容，全部记录了下来，报送给厂领导，同时也向我报喜祝贺。我望着他如同己出般喜悦的笑脸，百感交集。在市场至上下，文艺工作者要做成一件想做、该做的事真难！
我与道临老师的第二次合作，是在紧接着第一次合作“卡壳”后，他看中了“海派”老作家沈寂的小说《金钱世界》，让我为他组稿。这次，我是满怀希望的，沈老是我上下楼的邻居，一向关系较好，由我去说服沈老亲自来改编剧本肯定没问题。此小说沈老早已赠我看过，拍成电影后社会效果和经济效益都不会差，厂里肯定会列入拍摄计划的。果然不出我所料，一切进展顺利，在将近一年中，沈老丢下他手中的所有活计，以从未有过的耐心把这个剧本改了好几遍，之后把接力棒交给了他信得过的杨时文与我。当时，我因妻子多次胃出血住院治疗，根本没有心思去接这根接力棒，并在此过程中，我领教了道临老师对剧本的精益求精，也没有胆量去接。为此，道临老师曾来我家讲了不少好话，态度之诚恳实在令我感动。
我清楚，这“救火”的事只要一接上手，是要全身心扑上去的，我怕影响了照顾妻子引发矛盾，于是，便去医院与妻子商量，求得她的谅解。想不到妻子全力支持，然而提出了一个条件：让我请道临老师去她学校给老师们讲讲语言的技巧。此事，她早已缠了我好久，也早已被我回绝过多次，想不到这次她却抓住机会“趁火打劫”了。我再也无法回绝病中妻子的恳求，便对她说，你让学校发封邀请函，由我转交道临老师，至于愿不愿意去得由他决定。想不到道临老师见到邀请函后一笑，对我说：“你干嘛这么顶真？说一声不就得了！”他当即抽出空来与我妻子学校的教师们一起呆了大半天，讲课授道，合影留念，客如主愿，让教师们为此沉醉了好长一段时间。
《金钱世界》的剧本杨时文与我各自改了多稿后，道临老师才终于表示基本满意。然后，他又把自己关在上影文学部的写作楼内，花了十天时间定稿，更名为《花花世界》，并决定由他来饰演其中的主角，自导自演。这个剧本在道临老师的主导下，打磨了不知多少稿，相对来说比较成熟，所以艺委会一次就通过了。摄制组很快成立起来，美工部门开始搭建大世界的布景。拍摄此片似乎一切都成定局，却又突然停了下来， 原因只有一个：此剧投入成本与预计产出发生矛盾。对此，厂内众说纷纭，有认为應该支持道临老师上此戏的，也有认为拍摄成本太高，如果亏大了如何向全厂职工交代。道临老师曾找我诉说了他的苦衷，他给我算了一笔账，现在什么都要价很高，他的编、导、演酬金随厂里给多少都可以，也可在影片盈利后再付，但其他支出为了保证影片的质量，一分也不能少的，他已精打细算了，还实在难以控制在厂方愿意投入的成本内。如果照厂方规定的成本去拍，东删西扣，肯定会影响影片的艺术质量，那是他极不情愿的……我见他一脸的苦恼，却说不出一句安慰他的话，只是心中六味俱全。一位一生都执着地坚持艺术质量至上的电影艺术家，因与商品社会发生矛盾而产生的痛苦是深层次的。我能理解却又帮不上他一点忙。在这件事上，我敬佩道临老师的正直，换了另一位导演，很可能采取先拍起来再说的方针。他可不一样，一切都摆到桌面上，宁可不拍也不愿以后失信。
于是，他把全部精力投入到了筹拍系列电影《三国演义》这件事中。这个大项目是上影老厂长徐桑楚长期所有的一个心愿，他退下来后，在上影新领导和老局长张骏祥的支持下，与道临老师一起，组建了一个厂内的二级公司，决心自筹资金把我国的经典著作《三国演义》搬上银幕。感谢两位前辈的信任，我被他们任命为这些系列剧本的总编辑，全面负责剧本的编辑工作。说句实话，当时我对这些剧本能否改编出来，心中还是有底的，不是我有多大能耐，而是“大树下面好乘凉”，桑楚与道临的面子实在太大了，他们请了李凖、梁信、鲁彦周、斯民三等当时的名家新秀来改编剧本，哪有不成的？上面还有老局长张骏祥的把关，艺术质量一定能得以保证。但我对这些剧本能不能拍成电影，心中一点底都没有，虽然谢晋等全国的名导都愿意来加盟执导，且各自都认领了任务，但拍摄经费哪来呢？这可不是小打小闹的事，要把特定的历史场面再现出来得花多少钱？就《赤壁大战》一部，就够任何人受的了，何况这是个系列，有好几部呢！
剧本一部一部如期改编出来了，我们请来了有关方面的专家权威一起论证，评价都很高。出乎我意料的是，在桑楚和道临老师的国内外奔走下，竟也有国外的某财团表示愿意投资。然而，难以令人想到的是，临到签协时，却有人触了壁脚，结果还是功亏一篑……此事，老厂长在他晚年的口述自传中还特意加以揭露，以示他的气愤。市场至上下的人心，越来越难以思量。在这过程中，挺在一线的道临老师最辛苦了，给他带来的打击也最大了，何人去安抚他？他却来安抚我们这些工作人员。这年春节，道临老师请我们几个人到他家去吃了一顿饭，他的夫人“林妹妹”王文娟老师亲自掌厨，大家说说笑笑，品尝“大观园”中的佳肴，谁也不再去触及《三国演义》这个伤心的话题。我忙了一两年，分文未得，这顿饭却值千金！ 我常想，道临老师在电影创作中如此无悔无怨地一次又一次出击到底为了什么？他所主演的《乌鸦与麻雀》《渡江侦察记》《家》《不夜城》《永不消逝的电波》《革命家庭》《早春二月》等影片，都是中国电影的经典，他曾成功地翻译、主演过几十部话剧，导演、配音过几十部译制片，加上他那高超的朗诵艺术，早已奠定了他在影剧界乃至整个艺术界的地位。七十上下的人了，可以适量参加些创作和社会活动，但应以养生过好晚年生活为主，为什么还要在艺术创作上如此勤奋卖命呢？
我想，经过这三次挫折，七年折腾，他该清醒些了吧？想不到道临老师一点也没有为此灰心丧气，他又看中了北京作家肖复兴发表在《文汇月刊》上的一篇纪实作品《继母》，决心把它改编成电影。他兴高采烈地来找我，再次邀我当他的编辑。我这个编辑当时在全国电影文学的编辑中算是“成活率”很高的一个，但在与道临老师以上三次合作中，屡战屡败，我怕把晦气再带给他，便在感谢他对我的信任之后诚恳地希望他另易他人。道临老师听了我的想法后，微微一笑说：“我才不信这一套呢，我俩一定要搞成一个作品！”那时，我已担任上影文学部的领导，我又向他说明，我在这个位置上，不应再去占编辑们的位置，除我之外，你可以在文学部任挑一位。想不到道临老师却较起劲来，给厂领导打了报告，坚持他的意见。我只得把他对我的信任和友情化作动力，再次披挂上阵。待我把肖复兴请来上影厂后，道临老师便骑上他那辆“老坦克”，不时来文学部与我们一起商谈改编方案，还邀请肖复兴去他家，设宴招待，鼓励斗志，他们相谈甚欢，在创作的意念上常会一拍即合，所以剧本很快就写出，在艺委会一次就通过了，并终于投拍成了影片。作家们大多怕“触电”，肖复兴事后曾说过一句良心话：要是没有道临老师的介入和保驾，这部影片是很难拍成的。道临老师故世后，肖复兴还专门写了悼念文章回忆这段往事，还特意发在上海的大报上，以示对道临老师的怀念。当时，我一直有个疑问：道临老师为什么喜欢这个题材？后来我看了有关道临老师的传记作品后才知道，原来他小时候也在北京胡同里度过了一段艰难的生活。
在近十年的时间里，我连续为道临老师当了四次编辑，其中成功投拍了一部，一部投拍了却又下马了，成功率为四分之一点五。而我对道临老师的人品艺德是百分之百地信服和敬佩！但我是否真正了解了道临老师呢？难说。我连自己的命运都难以捉摸……
上世纪90年代中期起，电影厂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连文学部也解散了。我也下了岗，与大家一样，只好为生存而奔波。道临老师拍电影的心仍未死，有几次，他找我到他家谈他的创作设想，彼此都谈得心欢意畅，但一谈到拍片的钱从何而来时，又只能相对苦笑。晚年的道临老师很不适应电影艺术在商品市场中的挣扎，为了给想拍的影片筹资，他不得不腾出很多时间去应酬那些所谓有投资意愿的企业家。其中有些很不像话，一边饮酒海吹，肆意忽悠，一边凑在道临老师身边硬要与他合影留念，自己上了不算，还要让老婆、孩子一起上。然而酒席一散，投资的事便杳无音信。
我实在看不过去了，便对道临老师明说：“他们是在‘消费’你，以后别再上当了！”道临老师却认真地说：“不能这样说，为了筹资，就是只有百分之一的希望，我们都要争取！”我问：“那你对这些人怎么看？”他想了一下，说：“他们的钱也来之不易，对影视的投资数目较大，他们当然要慎重考虑。我想，只要我们有诚意，选择的项目确实能双赢，终会有人愿掏口袋的。”道临老师始终不愿对这些人的人品说三道四，总是设身处地为他们着想，从自己身上找原因。他的儒雅的风度不是装出来的，而是发自内心的。
这样的待人处世，总有他成功的时候。他终于找到了一点投资，把王文娟老师的一部封箱戏拍成了电视，满足了广大戏迷的愿望，又为保存王文娟老师的戏曲艺术做了一件有益的事。我听说过他与王文娟老师恋爱的动人故事，虽他的老友黄宗江为他成功地牵线搭桥，但由于当时的道临老师在政治上似乎还未被完全信任，他们的相爱还存有一定的阻力，当时已大红大紫的文娟老师却毅然决然地嫁给了他。对此，道临老师一直感恩在心，如今，他终于完成了自己的一个心愿。接着，他又组织了几部电视剧的创作和拍摄，都是由他骑着那辆“老坦克”到处去筹款的。
然而，他拍电影的心仍未死。尽管电影市场的情况是那么的不景气，要筹拍一部历史题材的影片花费又特别大，他却又走上了筹拍《詹天佑》的艰辛道路。那时，他已年近八十，却不顾一切地撲在了这件事上，简直是到了有点“发疯”的地步，十八辆牛车也难以拉回他所下的决心！稍微有点电影常识的人都知道，要把詹天佑搬上银幕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要还原再现那个时代的人物和环境，得要砸下去多少钱哪？！电影厂内似乎没有一个人对这件事有信心的，要不是深受大家尊重的道临老师在干这件事，换了任何一个人，都会有人说他“脑子进水”了。而道临老师却自始至终都充满着信心，并还是从剧本开始一手抓起……我当时正受命在上海市检察院创作和拍摄影视剧，无暇去顾及他，在那段时间里，我只是不时听到有关他的一些消息：《詹天佑》终于上马拍摄了。患有严重胆结石症的的道临老师，在冰天雪地的拍摄现场，总是挺身而出地站在最前沿。送回厂来审看的样片领导很满意……当他胜利关机从外景地回厂后，有一次我在厂里的办公大楼前偶然遇到了他，那时我刚切除胆囊出院，望着道临老师一脸的疲惫，便问起他的胆结石症有否发作，并劝他也及早开掉为好，以防病变。他微微摇了摇头说道：“我现在哪顾得及……”
我明白还有好多事要等着他去完成：影片的后期制作、送审、发行、宣传……哪一件都得让他费时费力，亲自操劳。我脱口而出：“好难哪！”他却微微一笑说：“总难不过詹天佑建成我国第一条铁路之难吧？”我们一起放声地笑了起来……此片得了当年的政府奖，道临老师时年八十。我至今都不清楚他是如何去感动了何方投资者肯出钱来拍这部影片的，但我明白他在燃烧着自己去点亮银幕上所呈现的中华民族的精神！纵观他主演和执导的影片，谁都会看出，这是他一生的追求。
他终于累坏了身体。晚年的道临老师在切除胆囊后得了一种怪病，会不时地失忆，记不清事，认不得人。一次，在他清醒的时候，来到一直关怀着他的张瑞芳大姐家中，问候过他所敬重的大姐后，又冲动地谈起了他创作的新打算。心直口快的瑞芳大姐一下打断了他的话，劝他安下心来养好身体后再考虑创作。别后，瑞芳老师想想不对，又忙给道临老师打电话安慰道歉。她太了解孙道临了，这是一个把事业看得比生命还重的人。不让他创作，不要了他的命吗？道临老师在医院里做的最后一档电视访谈节目中，流着泪说：你们现在看到的孙道临已不是过去认识的孙道临了……我面对电视里播出的这个场面，忍不住也流下了眼泪。我能感受到，他此时最大的痛苦不是为自己的存亡，而是对中国电影心有余而力不足……
我从艺也有近六十年了，我越活越明白，干这一行的人不管时代和环境如何变化，倘若没有像道临老师那样的责任心和使命感，那样的坚持和执着，那样的无悔无怨的一次又一次出击，是难有作为的。上影的老艺术家们如孙道临者大有人在，我们这代人有幸生活、工作在他们的身边，受了他们的熏陶，总算也作出过一些成绩，但与他们相比，无论在各方面都还差得很远，因此，也难以对我们的下一代有多少帮助和影响，这是当我也被人称作“老艺术家”时深感的最大失责、羞愧和遗憾……
在纪念道临老师逝世十周年之际，我衷心希望他的从艺精神能一代代传承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