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一
在国内的读书界，萨尔曼·拉什迪这个名字说起来难免让人觉得有些尴尬。他是让许多诺贝尔奖获奖作家（来自匈牙利或是南非的）望尘莫及的一个文学大家，但是我们迄今没有出版过他的长篇创作。早在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初，外国文学的杂志上就已经在报道这个作家的创作情况了，有些还是跟踪报道，他每发表一部新作，这里的刊物都会及时给予动态介绍，也都会引起不少读者的兴趣和关注。从《午夜的孩子》到《摩尔人的最后叹息》、《她脚下的土地》和《愤怒》，我们居然会有那么一些读者对他写过的作品如数家珍，就像一张演出的曲目单，可以无一遗漏、倒背如流，但这些书实际上他们一本都没见到过。事情很简单，因为没有大部头的翻译，就是翻译了也没有办法以成书的形式出版。这可真是一个讽刺。
试问，世上是否有可以不听歌的所谓狂热歌迷呢？这是很难想象的一件事。至于不看书的书迷，我们这儿倒是有一些。他们是从杂志角落里那些简短的书讯中像海绵挤水一样搞到“情报”的。有一个自称是“拉什迪迷”的朋友告诉我说，他正在写《摩尔人最后的叹息》这部小说，已经在皮面笔记本上写好第一章了。这是怎么回事？算是两个人合作呢还是……某种二度创作？——“我读了报道，已经了解原作的故事梗概，非常兴奋，那真是一个很有想象力的故事。然后我自己就开始写了。我想看看，我的想象力是否能够跟他同步。”这位朋友津津乐道地说。
他们的想象力是否真的同步，这个目前一时还难以断定。这也许要等到翻译家把作品译出来之后才能加以比较。有关拉什迪作品的翻译其实一直都在进行之中，而且是在见缝插针地做介绍。当然，与加西亚·马尔克斯在这里的状况相比，拉什迪多少显得有些偷偷摸摸像搞地下活动，跟我们演出摇滚乐的情况有几分相似，这是人为的“禁忌”造成的。
散见于《外国文学》和《世界文学》杂志上的有他的短篇小说的翻译；他的代表作《午夜的孩子》的节译收录在几年前出版的《流亡者文丛》一书中，另外还有几篇评论文章，数量都很有限，可以用来满足部分读者的需求——或者是“想象”。
二
围绕着拉什迪的创作的确经常会发生一些有趣的事情。有一些还不乏惊险，如果汇总起来说不定就是一部颇富刺激和想象力的小说。我们还记得，多年前发生在土耳其的游行示威和焚书事件导致多人在骚乱中丧生。鉴于《撒旦诗篇》一书的作者四面楚歌的境遇，他的老师君特·格拉斯站出来发表声明，愤然辞去德国艺术学院院士一职，以示抗议。当时，在声援作家的队伍中还有米兰·昆德拉，智利的巴尔加斯·略萨，以及尼加拉瓜的总统诗人丹尼尔·奥尔特加，等等。
现在我们觉得，拉什迪的事件不是一个孤立的牵涉到宗教问题的事件。《撒旦诗篇》虽说早已有了定案，从相关的报道中又可以知道，这个事件的恶劣影响至今尚未清除，作家本人也还没有完全摆脱通缉令的威胁。但是，从另一个方面看，这个文学和政治的插曲本质上仍是冷战时期的一个产物。大概只有身在那样一个背景之下才会有思想和信念的激烈的抗辩。拉什迪前期的作品，包括《美洲虎的微笑》在内，都脱离不了那个意识背景，而且可以说是整整一个时代的思想气候的典型反映。
如果抽去冷战的神经，那么这些作品或许跟约瑟夫·布罗茨基的所有诗歌一样，其潜在的语言将变得非常的令人怀恋了，因为在新的环境里它们失掉了意识形态的某一种张力，尽管这一点或许无损于作品本身的价值，可给人的感觉总像是落在其它河道上的船只，是远景或地点的一抹阴影似的标志。它们已经不会跟随现在这个时代的嗅觉而移动了。这个方面，米兰·昆德拉便是一个例子。
我们距离那样一个时代并不算遥远，也只有十几年的时间，但是那个时代是消失了。我的意思是说，产生共鸣或颠覆的那种热情，或许在比较大的范围内是消失了，就像阿兰·罗布·格里耶在一篇文章中讲到的那样，当代迅速发展的社会实际上已经变得空前的冷漠。但是，我们必须要指出的是，其中遗留的意识形态的症结却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
《美洲虎的微笑》对古巴和尼加拉瓜某些政策的公开批评，可以视为一个证据。作者的批评和讥讽的语气使某些人颇为不悦。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它们之所以还没有转变为冷嘲，就在于作者相信事情是可以有所改变的。
对于当时处在革命热潮中的知识分子来说，许多政治上的意见总是不一致，有些甚至是针锋相对的。例如，加西亚·马尔克斯，他对古巴一如既往的无保留的支持，不应该仅仅看作是他与卡斯特罗私人交情的某种延续，恐怕也不是作家的什么天真，这里面有着一个作家基本的政治立场，那就是出于他对资本主义的根深蒂固的憎恶——我们说，这个立场是值得赞赏的。
有时候我们很难理解，一个在诗学上有造诣的作家会去同情那些宣扬金钱至上的社会，正如诗人在这新的纪元里也仍然发出不满的抗议，会指责美国的流行文化以及经济寡头所豢养的政策，因为他们向来无视马克·吐温的政治观念，因为这些美国人显然是丧失了自身的觉悟，而且早就已经背离了赫尔曼·麦尔维尔的精神。
与马尔克斯的态度不同的是，拉什迪在书中对于古巴政府持有极大的保留态度，并且公开提出了批评。这一点他与巴尔加斯·略萨的观点是一致的。在尼加拉瓜文化部长卡德纳尔（他也是一个诗人）的办公室（这个办公室是前总统索摩查夫人的卫生间）里，他鼓起勇气追问道：“比如说，滥用人权？政治犯，酷刑，侵犯同性恋，唔，还有，侵犯作家？”
卡德纳尔神情显得泰然自若，“什么侵犯呀？”他用嘲讽的眼光看着作者说：“开始大概有一些的。现在没有了。”
如果事情真像卡德纳尔部长说的那样，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古巴作家阿曼多·巴拉德利斯的那本题为“反对一切希望”的著作呢？书中谈到在古巴监狱里的二十年，这二十年里他们让他吃大便，让他喝那种混有玻璃碎碴的汤。但不管作者后来提出什么问题，这位文化部长的反应都像是一堵围墙，他神采奕奕，固若金汤，把客人的质疑统统挡了回去。
我们可以看到，对待古巴这个问题上，作家们不同的立场至今仍有批评和讨论的意义。如果从更宽泛的意义上去看待他们的论争，巴尔加斯·略萨，马尔克斯，拉什迪，等等，则又可以看到在这些作家的心目中仍然持有这样一种相同的信念，即他们认为文学在决定社会模式的意识形态的斗争中具有极大的影响力。这个认识现在仍有不可忽视的价值，也符合文学干预现实的功能，但是事情似乎变得复杂了，这一点作家自己恐怕也都有所意识。冷战以后的世界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以至于正像拉什迪本人所说的那样，回过头去看《美洲虎的微笑》这样的书，觉得它更像是“一个阶段性的作品，一部反映冷战时期某个热点时刻的童话故事”了。但是，至少在我们看来，他在书里提出的问题还不失其尖锐的性质。
三
在逗留尼加拉瓜期间，拉什迪对这个农业气息颇为浓郁的小国家显然是有着由衷的好感。《美洲虎的微笑》第五章“埃斯特利”，第七章“尝尝爱的鸡蛋”，第十章“市场日”，还有第十二章“彼岸”，等等，给我们描绘出了一幅贫穷但也是美丽的图画；尤其是对于细雨中地平线的寥寥几笔的描写，那突兀的仙人掌，有着以往我们感到熟悉的牧歌情调。
作者是用幽默的、富于活力的笔触去加以描绘的。女人要生孩子了，在街上急得团团转，就是找不到那个医生，小镇上惟一的产科医生在外面参加通宵舞会，等到他次日清晨出现在医院里，产妇已经自力更生把孩子生下来了，医生则喝得酩酊大醉，由于宿醉未醒，需要别人来看护。
比如说有一次，在库克拉山的珍珠湖的村庄里，作者访问一个当地的接生婆，结果看到，这位面容忧伤的女人却有着一对硕大无朋的漂亮乳房，其体积之大是作者“平生从未见到过的”。这位接生婆的卧室里养着一头宠物母牛，她让母牛出来，到凉台上跟客人打个招呼。
对于这位本来就通晓拉美文学的印度小说家来说，现实的经历恰好与阅读的记忆互相印证，使得这一趟旅行能不断地激起他盎然的兴致。他在这本书里的记述不得不尽量地加以克制，以免显得过于夸张了。结果我们也看到了，拉美人的轻浮在他的笔下似乎难以抑制，而且，总是显得那么的才华横溢。
尼加拉瓜是个有趣的地方。因为地方太小，敌对的双方——桑地诺分子和反革命分子互相沾亲带故，有许多人彼此都是磕磕绊绊的亲戚关系。在逗留期间，最让作家感到惊讶的是，这个国家里到处都碰得到诗人（这也是农业社会的产物？）。总统奥尔特加是诗人，副总统拉米雷斯是小说家，还有许许多多的政府部长、党的宣传工作者，还有野战医院的院长等等，在战争和繁忙的工作间隙里，他们都不忘记抽空写诗。
第十一章“总统先生”的开篇写道，夜幕降临，这个国家重要的知识分子几乎都聚集在总统的家里碰面了。走廊里，拉什迪和奥尔特加总统躺在木头摇椅上，一边吃饭，一边谈论政治。他们谈尼加拉瓜的通货膨胀、宗教摩擦、美国人入侵的威胁、政府的相关政策等等。屋子的另一侧，不时爆发出激烈的争吵声，那是诗人们在争吵。他们喝酒，相互攻击，抬高自己。其中一个名叫马丁内斯·里巴斯的大诗人，他突然出现在总统的屋子里，而且神色显得那么清醒，真使人大吃一惊，因为据说此人屡屡因酗酒被抬进医院。现在，他穿着灯芯绒的罩衫，神气活现，一边咒骂“翻译杀死诗歌”，一边坐在总统夫人的旁边拿起了酒瓶子，又开始高谈阔论……
拉什迪是一个移民，他对这些人的生活感觉到很羡慕。也许是受到了这个国家的人民和生活气氛的感染，在这部长篇的新闻报道中，他对于“桑地诺”政府在政治上的缺点写得还是比较节制的。作者对于灾难中的尼加拉瓜人民，则寄予了深切的同情。
四
我们碰巧可以从中国文史出版社《黑镜头》（第6册）中看到一幅新闻摄影照片，题为《各怀心思的会见》。尼加拉瓜总统丹尼尔·奥尔特加和美国国务卿舒尔茨坐在一起谈判。奥尔特加身着军服，戴着眼镜，一副“讳莫如深的表情”（他长得像一个中国人）。舒尔茨则架着二郎腿，让人看到他那考究的皮鞋擦得雪亮。按照拉什迪那本书结尾时的交代，这一幕似乎应该是出现在奥尔特加总统去联合国呼吁的那一次行程之中（实际上并非如此，照片摄于1985年）。这时作者已经离开尼加拉瓜回英国了。他是在清晨出租车的收音机里，一边听着奥尔特加在联合国的发言，一边赶去机场坐回程的飞机的。此后，他大概再也没有访问过这个国家。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尼加拉瓜的桑地诺分子在大选中失败，自那以后便永远退出了历史舞台。现在回想起来，中美洲的政治风云仿佛是在一夜之间销声匿迹了。与本书的译者年龄相仿的读者或许会记得，还在我们上中学的时候，从街头的有线广播的“各地新闻联播节目”里几乎天天可以听到“桑地诺联合阵线”这几个字。
《美洲虎的微笑》是作者惟一的一部非虚构作品。它是历史的记录，是“热点时刻的童话故事”，也是一代知识分子的革命与青春的剪影。爱德华·W·赛义德，对于此书做了如下的一番评论：
“萨尔曼·拉什迪不同寻常的作品……充满同情心的杰作，但也是一篇批评性的报道，他的惊人的机智、遒劲有力的风格、古怪但总是颇具揭示性的经历给这篇报道增添了闪耀的色彩……说《美洲虎的微笑》是一件艺术作品，就得去充分关注它的文学典故，它对于死亡和毁灭的不妥协的敏感，它捕捉滑稽和荒唐事物的那种训练有素的政治眼光，概言之，它的言简意赅和有力的雄辩。”
在国内的读书界，萨尔曼·拉什迪这个名字说起来难免让人觉得有些尴尬。他是让许多诺贝尔奖获奖作家（来自匈牙利或是南非的）望尘莫及的一个文学大家，但是我们迄今没有出版过他的长篇创作。早在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初，外国文学的杂志上就已经在报道这个作家的创作情况了，有些还是跟踪报道，他每发表一部新作，这里的刊物都会及时给予动态介绍，也都会引起不少读者的兴趣和关注。从《午夜的孩子》到《摩尔人的最后叹息》、《她脚下的土地》和《愤怒》，我们居然会有那么一些读者对他写过的作品如数家珍，就像一张演出的曲目单，可以无一遗漏、倒背如流，但这些书实际上他们一本都没见到过。事情很简单，因为没有大部头的翻译，就是翻译了也没有办法以成书的形式出版。这可真是一个讽刺。
试问，世上是否有可以不听歌的所谓狂热歌迷呢？这是很难想象的一件事。至于不看书的书迷，我们这儿倒是有一些。他们是从杂志角落里那些简短的书讯中像海绵挤水一样搞到“情报”的。有一个自称是“拉什迪迷”的朋友告诉我说，他正在写《摩尔人最后的叹息》这部小说，已经在皮面笔记本上写好第一章了。这是怎么回事？算是两个人合作呢还是……某种二度创作？——“我读了报道，已经了解原作的故事梗概，非常兴奋，那真是一个很有想象力的故事。然后我自己就开始写了。我想看看，我的想象力是否能够跟他同步。”这位朋友津津乐道地说。
他们的想象力是否真的同步，这个目前一时还难以断定。这也许要等到翻译家把作品译出来之后才能加以比较。有关拉什迪作品的翻译其实一直都在进行之中，而且是在见缝插针地做介绍。当然，与加西亚·马尔克斯在这里的状况相比，拉什迪多少显得有些偷偷摸摸像搞地下活动，跟我们演出摇滚乐的情况有几分相似，这是人为的“禁忌”造成的。
散见于《外国文学》和《世界文学》杂志上的有他的短篇小说的翻译；他的代表作《午夜的孩子》的节译收录在几年前出版的《流亡者文丛》一书中，另外还有几篇评论文章，数量都很有限，可以用来满足部分读者的需求——或者是“想象”。
二
围绕着拉什迪的创作的确经常会发生一些有趣的事情。有一些还不乏惊险，如果汇总起来说不定就是一部颇富刺激和想象力的小说。我们还记得，多年前发生在土耳其的游行示威和焚书事件导致多人在骚乱中丧生。鉴于《撒旦诗篇》一书的作者四面楚歌的境遇，他的老师君特·格拉斯站出来发表声明，愤然辞去德国艺术学院院士一职，以示抗议。当时，在声援作家的队伍中还有米兰·昆德拉，智利的巴尔加斯·略萨，以及尼加拉瓜的总统诗人丹尼尔·奥尔特加，等等。
现在我们觉得，拉什迪的事件不是一个孤立的牵涉到宗教问题的事件。《撒旦诗篇》虽说早已有了定案，从相关的报道中又可以知道，这个事件的恶劣影响至今尚未清除，作家本人也还没有完全摆脱通缉令的威胁。但是，从另一个方面看，这个文学和政治的插曲本质上仍是冷战时期的一个产物。大概只有身在那样一个背景之下才会有思想和信念的激烈的抗辩。拉什迪前期的作品，包括《美洲虎的微笑》在内，都脱离不了那个意识背景，而且可以说是整整一个时代的思想气候的典型反映。
如果抽去冷战的神经，那么这些作品或许跟约瑟夫·布罗茨基的所有诗歌一样，其潜在的语言将变得非常的令人怀恋了，因为在新的环境里它们失掉了意识形态的某一种张力，尽管这一点或许无损于作品本身的价值，可给人的感觉总像是落在其它河道上的船只，是远景或地点的一抹阴影似的标志。它们已经不会跟随现在这个时代的嗅觉而移动了。这个方面，米兰·昆德拉便是一个例子。
我们距离那样一个时代并不算遥远，也只有十几年的时间，但是那个时代是消失了。我的意思是说，产生共鸣或颠覆的那种热情，或许在比较大的范围内是消失了，就像阿兰·罗布·格里耶在一篇文章中讲到的那样，当代迅速发展的社会实际上已经变得空前的冷漠。但是，我们必须要指出的是，其中遗留的意识形态的症结却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
《美洲虎的微笑》对古巴和尼加拉瓜某些政策的公开批评，可以视为一个证据。作者的批评和讥讽的语气使某些人颇为不悦。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它们之所以还没有转变为冷嘲，就在于作者相信事情是可以有所改变的。
对于当时处在革命热潮中的知识分子来说，许多政治上的意见总是不一致，有些甚至是针锋相对的。例如，加西亚·马尔克斯，他对古巴一如既往的无保留的支持，不应该仅仅看作是他与卡斯特罗私人交情的某种延续，恐怕也不是作家的什么天真，这里面有着一个作家基本的政治立场，那就是出于他对资本主义的根深蒂固的憎恶——我们说，这个立场是值得赞赏的。
有时候我们很难理解，一个在诗学上有造诣的作家会去同情那些宣扬金钱至上的社会，正如诗人在这新的纪元里也仍然发出不满的抗议，会指责美国的流行文化以及经济寡头所豢养的政策，因为他们向来无视马克·吐温的政治观念，因为这些美国人显然是丧失了自身的觉悟，而且早就已经背离了赫尔曼·麦尔维尔的精神。
与马尔克斯的态度不同的是，拉什迪在书中对于古巴政府持有极大的保留态度，并且公开提出了批评。这一点他与巴尔加斯·略萨的观点是一致的。在尼加拉瓜文化部长卡德纳尔（他也是一个诗人）的办公室（这个办公室是前总统索摩查夫人的卫生间）里，他鼓起勇气追问道：“比如说，滥用人权？政治犯，酷刑，侵犯同性恋，唔，还有，侵犯作家？”
卡德纳尔神情显得泰然自若，“什么侵犯呀？”他用嘲讽的眼光看着作者说：“开始大概有一些的。现在没有了。”
如果事情真像卡德纳尔部长说的那样，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古巴作家阿曼多·巴拉德利斯的那本题为“反对一切希望”的著作呢？书中谈到在古巴监狱里的二十年，这二十年里他们让他吃大便，让他喝那种混有玻璃碎碴的汤。但不管作者后来提出什么问题，这位文化部长的反应都像是一堵围墙，他神采奕奕，固若金汤，把客人的质疑统统挡了回去。
我们可以看到，对待古巴这个问题上，作家们不同的立场至今仍有批评和讨论的意义。如果从更宽泛的意义上去看待他们的论争，巴尔加斯·略萨，马尔克斯，拉什迪，等等，则又可以看到在这些作家的心目中仍然持有这样一种相同的信念，即他们认为文学在决定社会模式的意识形态的斗争中具有极大的影响力。这个认识现在仍有不可忽视的价值，也符合文学干预现实的功能，但是事情似乎变得复杂了，这一点作家自己恐怕也都有所意识。冷战以后的世界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以至于正像拉什迪本人所说的那样，回过头去看《美洲虎的微笑》这样的书，觉得它更像是“一个阶段性的作品，一部反映冷战时期某个热点时刻的童话故事”了。但是，至少在我们看来，他在书里提出的问题还不失其尖锐的性质。
三
在逗留尼加拉瓜期间，拉什迪对这个农业气息颇为浓郁的小国家显然是有着由衷的好感。《美洲虎的微笑》第五章“埃斯特利”，第七章“尝尝爱的鸡蛋”，第十章“市场日”，还有第十二章“彼岸”，等等，给我们描绘出了一幅贫穷但也是美丽的图画；尤其是对于细雨中地平线的寥寥几笔的描写，那突兀的仙人掌，有着以往我们感到熟悉的牧歌情调。
作者是用幽默的、富于活力的笔触去加以描绘的。女人要生孩子了，在街上急得团团转，就是找不到那个医生，小镇上惟一的产科医生在外面参加通宵舞会，等到他次日清晨出现在医院里，产妇已经自力更生把孩子生下来了，医生则喝得酩酊大醉，由于宿醉未醒，需要别人来看护。
比如说有一次，在库克拉山的珍珠湖的村庄里，作者访问一个当地的接生婆，结果看到，这位面容忧伤的女人却有着一对硕大无朋的漂亮乳房，其体积之大是作者“平生从未见到过的”。这位接生婆的卧室里养着一头宠物母牛，她让母牛出来，到凉台上跟客人打个招呼。
对于这位本来就通晓拉美文学的印度小说家来说，现实的经历恰好与阅读的记忆互相印证，使得这一趟旅行能不断地激起他盎然的兴致。他在这本书里的记述不得不尽量地加以克制，以免显得过于夸张了。结果我们也看到了，拉美人的轻浮在他的笔下似乎难以抑制，而且，总是显得那么的才华横溢。
尼加拉瓜是个有趣的地方。因为地方太小，敌对的双方——桑地诺分子和反革命分子互相沾亲带故，有许多人彼此都是磕磕绊绊的亲戚关系。在逗留期间，最让作家感到惊讶的是，这个国家里到处都碰得到诗人（这也是农业社会的产物？）。总统奥尔特加是诗人，副总统拉米雷斯是小说家，还有许许多多的政府部长、党的宣传工作者，还有野战医院的院长等等，在战争和繁忙的工作间隙里，他们都不忘记抽空写诗。
第十一章“总统先生”的开篇写道，夜幕降临，这个国家重要的知识分子几乎都聚集在总统的家里碰面了。走廊里，拉什迪和奥尔特加总统躺在木头摇椅上，一边吃饭，一边谈论政治。他们谈尼加拉瓜的通货膨胀、宗教摩擦、美国人入侵的威胁、政府的相关政策等等。屋子的另一侧，不时爆发出激烈的争吵声，那是诗人们在争吵。他们喝酒，相互攻击，抬高自己。其中一个名叫马丁内斯·里巴斯的大诗人，他突然出现在总统的屋子里，而且神色显得那么清醒，真使人大吃一惊，因为据说此人屡屡因酗酒被抬进医院。现在，他穿着灯芯绒的罩衫，神气活现，一边咒骂“翻译杀死诗歌”，一边坐在总统夫人的旁边拿起了酒瓶子，又开始高谈阔论……
拉什迪是一个移民，他对这些人的生活感觉到很羡慕。也许是受到了这个国家的人民和生活气氛的感染，在这部长篇的新闻报道中，他对于“桑地诺”政府在政治上的缺点写得还是比较节制的。作者对于灾难中的尼加拉瓜人民，则寄予了深切的同情。
四
我们碰巧可以从中国文史出版社《黑镜头》（第6册）中看到一幅新闻摄影照片，题为《各怀心思的会见》。尼加拉瓜总统丹尼尔·奥尔特加和美国国务卿舒尔茨坐在一起谈判。奥尔特加身着军服，戴着眼镜，一副“讳莫如深的表情”（他长得像一个中国人）。舒尔茨则架着二郎腿，让人看到他那考究的皮鞋擦得雪亮。按照拉什迪那本书结尾时的交代，这一幕似乎应该是出现在奥尔特加总统去联合国呼吁的那一次行程之中（实际上并非如此，照片摄于1985年）。这时作者已经离开尼加拉瓜回英国了。他是在清晨出租车的收音机里，一边听着奥尔特加在联合国的发言，一边赶去机场坐回程的飞机的。此后，他大概再也没有访问过这个国家。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尼加拉瓜的桑地诺分子在大选中失败，自那以后便永远退出了历史舞台。现在回想起来，中美洲的政治风云仿佛是在一夜之间销声匿迹了。与本书的译者年龄相仿的读者或许会记得，还在我们上中学的时候，从街头的有线广播的“各地新闻联播节目”里几乎天天可以听到“桑地诺联合阵线”这几个字。
《美洲虎的微笑》是作者惟一的一部非虚构作品。它是历史的记录，是“热点时刻的童话故事”，也是一代知识分子的革命与青春的剪影。爱德华·W·赛义德，对于此书做了如下的一番评论：
“萨尔曼·拉什迪不同寻常的作品……充满同情心的杰作，但也是一篇批评性的报道，他的惊人的机智、遒劲有力的风格、古怪但总是颇具揭示性的经历给这篇报道增添了闪耀的色彩……说《美洲虎的微笑》是一件艺术作品，就得去充分关注它的文学典故，它对于死亡和毁灭的不妥协的敏感，它捕捉滑稽和荒唐事物的那种训练有素的政治眼光，概言之，它的言简意赅和有力的雄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