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处川、云、贵三省交界的宜宾，自来就是多民族聚居之地。先民们为了生存，在漫长的岁月里与恶劣的自然环境进行了艰苦的斗争，日渐锤炼出了坚韧的血性。
　　长久以来，宜宾地区生活着一个历史悠久、骁勇善战的民族——僰人。《水经·江水》中講到，“僰，夷中最仁，有人道”，一定程度上肯定了僰人的仁义。商末，纣王无道，天下群起反抗，远在西南的僰侯亦是义无反顾地率领3000僰人参与伐纣，并在牧野之战中立下赫赫战功。当地方志记载中，《封神演义》里参与伐纣的哪吒就是僰人，更是被宜宾人视为少年英雄，形成了当地独特的哪吒信仰文化。在今天的翠屏山上，仍有哪吒行宫等景观。
　　斗转星移之间，僰人淡出了历史舞台，可他们极富血性的斗争精神却深深地刻在了宜宾人的骨子里。随着书院的兴起与发展，宜宾人自由、包容及血性的一面与之磨合出了不同于江南、中原地区书院的特性。

开先河：康熙赐字的蟠龙书院

　　“蟠龙书院是宜宾最早的书院，始建于宋真宗咸平元年，也就是公元998年。”蟠龙书院位于宜宾市叙州区观音镇合众村的越溪河畔蟠龙山上，随着叙州区文化馆副研究馆员、《岷江文艺》执行主编杨敬芝的介绍，记者登上了蟠龙山。这里被蜿蜒曲折的越溪河三面环绕，四周景色开阔。正东面是一座两边较高、中间低平的山峰与蟠龙山隔河相望，当地人称之笔架山，蕴含文脉。而此时，蟠龙书院正在原址上重建。
　　中国古代的教育系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粗略分为两支，一支是官方主导的，在中央称太学或国子监，在地方主要是府州县学。另一支则是发端于唐、兴盛于宋的地方书院，多由地方士绅、文人开办。
　　北宋开国后，宋太祖、宋太宗为防止唐末五代藩镇割据的乱世重演，格外重视以文臣治国，以“兴文教”而“抑武事”，书院也在这种情况下应势而兴。宋真宗时期，宜宾出现了第一个书院——蟠龙书院。
　　998年，一名据说曾在岳麓书院求学而归的士人程士真，决定在家乡创办书院，以兴文脉。他访遍了叙州山水，最后来到蟠龙山上，见到一座毁于唐会昌年间废佛之时的古寺，并挖掘出一方石函，上书诗云：“宝塔凌空利似枪，蟠龙顶上育栋梁。踏遍越溪无能及，代代生徒登朝堂。”遂决定在此开办蟠龙书院。虽说其真实性很难考证，但此诗多少还是寄托了程士真为生徒办学的希冀——希望他们学成入仕，报效国家。相传创办书院18年后，程士真曾获宋真宗接见，被赐“蟠龙书院”匾额，书院的名气也越来越大。
　　从迄今仍有留存的地基来看，蟠龙书院是当下“小而美”的典范。正如当地老人所说：“教室最多也就四五间吧，但办学质量的确是可以！”史书记载，蟠龙书院当时是一座坐西朝东的阶梯状九廊三院建筑，后院为程氏祠堂，中院恢复为寺庙，前院则是书院，井井有条。蟠龙书院历代授学山长都是远近饱学之士，毫无保留地为生徒们传道、授业、解惑，培养出大批品学兼优的士人。其中著名的有宋代同科登第的程氏三兄弟程公说、程公硕、程公许，明代清官樊垣、樊一蘅父子，名士尹伸以及清代“铁笔御史”赵树吉等。
　　明代著名文人杨慎过蟠龙书院时，曾以景仰的笔触，赞美程氏三兄弟及他们就读的蟠龙书院：“一门三进士，兄弟一龙图。越溪水莹彻，蟠龙吐灵光。”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康熙皇帝特赐御书“万世师表”，表彰蟠龙书院，放到现在来看，可谓是名副其实。
　　蟠龙书院是越溪河流域教育兴旺发达的见证者，据明末樊署《越溪记》称：“越溪牛羊成群，鸡犬相接，五里十里，日中为市，学堂斋舍，诗书钟声声不绝。”而在观音镇老一辈人的记忆中，蟠龙书院承载了近千年的厚重历史，他们的父辈、祖辈有的甚至就曾在那里学习，读书济世的耕读文化传统融在血脉中，代代相传。
　　家住宜宾观音镇的艾方承老人年近八十，可以算是蟠龙书院最后一届学生，他曾回忆小时候在蟠龙书院接受启蒙的情景：先在书院先生的指点下，拿着香和蜡烛在祠堂里进行敬拜。学习从《三字经》开始，再到四书五经，还开设了算术课。书院的老师授课都很严格，每次提着一个钟进来，桌上还摆着长长的戒尺，个别调皮的学生非要去破坏规矩，老师便拿着戒尺在学生的手心上“啪啪啪”打几下，手掌立马涨红，随之便是“哇哇”的哭声响彻山谷。
　　要不是上世纪四十年代土匪劫掠，一把火将书院部分烧毁，也许现在人们还能置身其中，想象古时讲学的盛况。

发展：官办与私学此消彼长

　　自蟠龙书院“首开先河”以来，宋末至元代时，当地受到战争的严重影响，书院的发展几乎停滞。直到入明后，宜宾社会经济发展逐渐恢复，书院进入了高速发展时期。
　　如今位于宜宾翠屏山上的赵一曼纪念馆，前身是修建于明成化年间的翠屏书院。在蟠龙书院创办近五百年后，明成化十八年前后翠屏书院的建立为宜宾书院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与蟠龙书院略有不同，翠屏书院的创办者为当时的知府陆渊之。书院作为官学的补充，私人办学往往会苦于资金不足陷入运转不周的境地，而翠屏书院带有官方性质，后代几任知府都曾为维持其发展捐资置田。
　　清初，统治者实施高压政策，为了压制舆论，对书院采取了抑制政策，明文规定“不许别创书院，群聚徒党，空谈废业”。后来，统治者对书院转变为在严控下支持。为了加强控制和考课便利，各地许多书院都从城外迁至城内，翠屏书院也从翠屏山上迁入了城内。
　　与蟠龙书院相比，翠屏书院在地理位置、办学资源上有着更为明显的优势，这也就使它替代了蟠龙书院，成为明清时期叙州府的最高学府，其山长不乏退休官员。如清末有一山长叫凌心垣，原是同治戊辰（1868年）科考二甲第119名进士，后授翰林院编修，外放湖北黄安知县，退休后回到家乡出长翠屏书院。 　　光绪后期，一名叫爨心鑑的开明乡绅在家乡宜宾县旧下乡青冈坪仿照翠屏书院修建侯岗书院。对于爨心鑑，可能大部分人都不了解，但影响他做出办学决定的人正是后来有名的“戊戌六君子”之一的刘光第。侯岗书院也与维新、救亡、图存联系在了一起。
　　爨家人在一次机缘巧合之下结识了刘光第，后来在刘光第的促成下，爨心鑑的侄子爨景生与其三女儿刘梦萱结亲。因着这一层关系，刘、爨两家过从甚密。清末，王朝统治风雨飘摇，刘光第等人“教育救国”的主张随之而起，爨心鑑本人也深受刘光第开明思想的影响，最终决定修建侯岗书院。爨父的墓志铭中，有“君曰，书成予任刊刻，使寒族子弟编织字，岂非快事”之句，足见赤诚之心。
　　书院建成以后，爨心鑑延聘叙州明儒杜惺斋，也就是刘光第的同科举人，在院内开馆授徒。杜惺斋在当地颇有名望，再加上书院不收取生徒学费，是故许多人慕名而来，不乏外地学子。侯岗书院培养了许多饱学之士，这些人后来大多成为了国之栋梁。
　　民国十七年（1928年），爨氏兄弟分家，维持书院的日常运作愈发艰难，爨氏只好将书院交给当时的政府管理。如今，侯岗书院已成宜宾市翠屏区明威小学，当年书院前三面栽有的12棵香樟树，已被雷电劈掉2棵。记者面对着学校大门，听着学生们朗朗的读书声，似乎又回到了那个读书人肩负家国使命，思变图强的年代。

开化启蒙，血性包容的独特魅力

　　宜宾地区私人办学的书院，区别于官学的特点是较为自由，但往往辦学质量更高。如蟠龙书院自办学起，就以讲座的形式授课，内容以儒家学说为依托，兼及佛、道思想，“代沉魏晋而文学就此”，沿袭魏晋“四学”，开设玄学、史学、文学、儒学四个专业，是当时巴蜀地区较早分专业的综合学校。
　　另一方面，宜宾地区位于川、云、贵交界处，既有自身独特的巴蜀文化积淀，又能海纳百川，极富包容性。儒家文化中比较故步自封的一面，对宜宾文化的影响不至于太深刻。
　　不过，在对宜宾历史文化颇有研究的叙州区二中党委副书记曹峻看来，宜宾人骨子里仍刻印着尚武的一面，宜宾的书院培养出的人才也文武兼备，傲骨铮铮，具有其他地区如中原、江南书院没有的血性。
　　如明末的刘之纶，看到国家危亡，为击退反叛的播州首领奢崇明，以一介书生的身份主动请缨，向官府献计。中进士后，他与好友自制三种战车和西洋大小火炮，还与崇祯皇帝侃侃而谈用兵之道，被破格擢为兵部侍郎。崇祯三年（1630年）正月二十一日，刘之纶率部于遵化娘娘山抵抗清兵，被乱箭射死，不幸殉国。
　　还有名士尹伸，年轻时因刚直不阿，“三任皆弹劾而去职”“在行间三年，身经十余战，有功不序”。1645年，他因拒降而被张献忠部将冯双礼所杀，其两个侍妾也颇有血性，“年皆五十余，各持杖击贼，肢解而死”。如今，尹伸的坟茔仍在蟠龙山脚，当地人还会时不时地前去祭奠。
　　书院在宜宾的历史上起到了开化、启蒙的作用。杨敬芝感叹，读书首要的是就是让人受到教育，学会做人。至于为国做贡献，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除了蟠龙书院、翠屏书院以及侯岗书院外，宜宾各地均有数量不少的书院，都发挥了教化地方百姓的作用，使得宜宾地区既文化昌盛，又民风淳朴，如今乡村里依然能做到夜不闭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