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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一大：通过党的第一个纲领、第一个决议
信仰之光，带来民族希望
梧桐掩映的道路上，沿街一幢小小石库门建筑静静伫立。黑漆大门，青砖粉线，屋角红旗飘扬，在蓝天映衬下格外夺目。上海，兴业路76号，当年的望志路106号，百年前的1921年7月23日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召开。
就在树德里石库门，楼下客堂，来自各地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代表及共产国际代表，出席了大会。大会详尽讨论了党的第一个纲领与第一个决议。
中共一大召开，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百年间，中国共产党从最初的50多名党员，发展成如今拥有超过9100万名党员的大党;百年间，中国共产党领航中国从积贫积弱处出发，拼搏奋斗，发展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1920年3月，浙江義乌分水塘村，破陋的柴房里，陈望道用板凳、铺板支起临时写字台，开始翻译《共产党宣言》。
山区早春，寒气逼人，母亲心疼儿子，煮了两个粽子，配上一碟红糖，叮嘱儿子趁热吃。陈望道全神贯注，竟把墨汁当作红糖蘸着吃了。母亲好气又好笑，问道：“吃完啦，红糖甜不甜呀？”儿子浑然不觉，头也不抬地说：“甜，真甜！”
真理的味道是甜的。1920年8月，《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出版了，“对中国而言，它如烛光，为黑暗中探索的先驱们带来了光明与希望。”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副馆长徐明说。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里的馆藏革命文物，超过12万件（套），国家一级文物121件（套）。其中，1920年出版、由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点燃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信仰之光。
纪念馆里，有1920年8月第一版和9月第二版的《共产党宣言》。在蓝色封面的第二版《共产党宣言》上，依稀可见两行印签：“张静泉（人亚）同志秘藏山穴二十余年的书报”。
这是从张静泉的衣冠冢里取出来的。1898年，张静泉出生于浙江宁波的一户普通农家。16岁时，父亲张爵谦将他送到上海凤祥银楼做学徒。家人和乡亲并不知道，张静泉在上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把名字改为“人亚”。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突如其来，张静泉冒险，将一包旧书报送回家中。匆匆相见，竟是父亲张爵谦与儿子的最后一面。第二年，张家墓地里多了一座衣冠冢。据说是因为远在异乡的张静泉失踪了，生死不明。
新中国成立后，张静泉依然杳无音信。张爵谦让家人打开“衣冠冢”，将墓穴中埋藏了20多年的书报文件，包括《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中国共产党第一部党章，带到了上海，交给有关部门。
2005年，张家后人终于等到消息：1932年12月23日，因积劳成疾，年仅34岁的张静泉在江西瑞金中央苏区逝世。
中共二大：制定第一部党章，公开发表《中国共产党宣言》
明灯点亮，指引前进方向
1922年7月16日-23日，同样的炎炎夏日，同样的老上海旧式里弄，在中共一大召开的一年后，辅德里石库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此召开。
中共二大12位代表，共举行3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部党章。近百年光阴，如今，辅德里牌楼依旧静立。
中共二大开创了中共创建史上的多个“第一”：第一次提出党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第一次提出党的统一战线思想——民主的联合战线的思想;第一次公开发表《中国共产党宣言》;制定第一部《中国共产党章程》;第一次明文提出“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
中共二大与中共一大，共同完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任务，中国革命运动呈现出崭新局面。
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里，有这样一件珍贵文物的复印件。一张泛黄的稿纸，是1921年11月中央局书记陈独秀向全党签发的第一个《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文中写道：“明年七月开大会。”
这个“大会”，指的正是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或许是巧合，中共二大与中共一大的召开地点仅相差一个字，一个叫树德里，一个叫辅德里。
辅德里625号，正是中央局成员、宣传主任李达的寓所。这里地处原公共租界和原法租界交汇处，相对安全。党创办的平民女校正对李达家后门，一旦出现突发情况，也便于疏散。
会上，12名党代表热烈讨论了中国的时局及对策。为安全起见，中共二大以小组讨论为主，每次全体会议都要更换地点。
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还原了当时开会的场景：客厅中间放着一张八仙桌和几张方凳，东西两侧靠墙各摆放一个茶几和两把靠背椅。据李达夫人王会悟回忆，当时会场朴素简陋，“并且他们持续不断地开，下楼吃饭的时候，也在饭桌上讨论会务。”
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也设在此处。为了躲避敌人的搜查，在这里出版的刊物上都故意印着“广州人民出版社”字样。
如今，纪念馆的党章历程厅里，陈列着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所产生的所有党章或党章修订案，百余种不同年代的珍贵党章版本，铺满整整一面墙。
这些百年党史的“见证者”，是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的“镇馆之宝”。“党章历程厅再现了中国共产党从建党到走向成熟的全过程，记录着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和政治路线与时俱进的发展历程。”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副馆长尤玮说。
中共四大：简化入党程序，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组织建设
力量之源，加强支部建设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过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5年1月，在淞沪铁路旁的又一座石库门建筑广吉里，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周恩来等20位共产党人，代表全国994名党员出席大会。
从11日到22日，会议选举新的中央局，选举陈独秀为党的总书记，审议通过大会宣言，修改了党章。
中共四大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第一次提出了工农联盟问题。确立了加强党的领导、扩大党的组织、执行使党群众化的组织路线。
中共四大也是党支部建设的历史起点。中共四大第一次将支部确定为党的基本组织，开始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组织建设上来。随后，党的组织迅速发展壮大，成功实现从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小团体到群众性政党的伟大跨越。
在中共四大纪念馆的展陈中，能看到落款为“钟英”的两份通知的复制件。根据中共二大的决议，全国代表大会每年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定期召集一次。按照惯例，中共四大应于1924年召开。
1924年8月31日，中共中央以“钟英”的代号发出《关于召开四大致各地党组织的信》，称“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为期不远”。9月15日，“钟英”又向各地方委员会发出《关于召开四大的通知》，明确指出中共四大定于当年11月开会。
“钟英”是当时中共中央的代名，其中8月31日这份由行楷写成的通知，来自毛泽东的亲笔签署。通知发给多少个地区，就必须用毛笔字抄写多少份。
中共四大的召开，比原计划时间推迟了两个月。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标志着国共第一次合作正式开始。但合作过程中，两党矛盾日益凸显。种种原因令中共四大召开时间一拖再拖。
“中共四大在党组织建设上有很多贡献。”中共四大纪念馆馆长童科说，中共四大直接涉及党内领导人的称谓，地方各级执委的负责人称为书记，中央的委员长改称为总书记。
此外，从中共四大开始，强调组织问题是我们党生存和发展的重要问题，提出“三人可以组织支部”的要求。这些范式，一直沿用至今。
为便于吸收更多先进分子，中共四大决定简化入党程序，要求让有阶级觉悟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能“直接加入本党”。
对年轻的中国共产党而言，这样的转变，意味着全新的起点。到了1927年中共五大召开时，中共党员人数已达到57967人。
信仰之光，带来民族希望
梧桐掩映的道路上，沿街一幢小小石库门建筑静静伫立。黑漆大门，青砖粉线，屋角红旗飘扬，在蓝天映衬下格外夺目。上海，兴业路76号，当年的望志路106号，百年前的1921年7月23日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召开。
就在树德里石库门，楼下客堂，来自各地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代表及共产国际代表，出席了大会。大会详尽讨论了党的第一个纲领与第一个决议。
中共一大召开，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百年间，中国共产党从最初的50多名党员，发展成如今拥有超过9100万名党员的大党;百年间，中国共产党领航中国从积贫积弱处出发，拼搏奋斗，发展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1920年3月，浙江義乌分水塘村，破陋的柴房里，陈望道用板凳、铺板支起临时写字台，开始翻译《共产党宣言》。
山区早春，寒气逼人，母亲心疼儿子，煮了两个粽子，配上一碟红糖，叮嘱儿子趁热吃。陈望道全神贯注，竟把墨汁当作红糖蘸着吃了。母亲好气又好笑，问道：“吃完啦，红糖甜不甜呀？”儿子浑然不觉，头也不抬地说：“甜，真甜！”
真理的味道是甜的。1920年8月，《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出版了，“对中国而言，它如烛光，为黑暗中探索的先驱们带来了光明与希望。”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副馆长徐明说。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里的馆藏革命文物，超过12万件（套），国家一级文物121件（套）。其中，1920年出版、由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点燃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信仰之光。
纪念馆里，有1920年8月第一版和9月第二版的《共产党宣言》。在蓝色封面的第二版《共产党宣言》上，依稀可见两行印签：“张静泉（人亚）同志秘藏山穴二十余年的书报”。
这是从张静泉的衣冠冢里取出来的。1898年，张静泉出生于浙江宁波的一户普通农家。16岁时，父亲张爵谦将他送到上海凤祥银楼做学徒。家人和乡亲并不知道，张静泉在上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把名字改为“人亚”。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突如其来，张静泉冒险，将一包旧书报送回家中。匆匆相见，竟是父亲张爵谦与儿子的最后一面。第二年，张家墓地里多了一座衣冠冢。据说是因为远在异乡的张静泉失踪了，生死不明。
新中国成立后，张静泉依然杳无音信。张爵谦让家人打开“衣冠冢”，将墓穴中埋藏了20多年的书报文件，包括《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中国共产党第一部党章，带到了上海，交给有关部门。
2005年，张家后人终于等到消息：1932年12月23日，因积劳成疾，年仅34岁的张静泉在江西瑞金中央苏区逝世。
中共二大：制定第一部党章，公开发表《中国共产党宣言》
明灯点亮，指引前进方向
1922年7月16日-23日，同样的炎炎夏日，同样的老上海旧式里弄，在中共一大召开的一年后，辅德里石库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此召开。
中共二大12位代表，共举行3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部党章。近百年光阴，如今，辅德里牌楼依旧静立。
中共二大开创了中共创建史上的多个“第一”：第一次提出党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第一次提出党的统一战线思想——民主的联合战线的思想;第一次公开发表《中国共产党宣言》;制定第一部《中国共产党章程》;第一次明文提出“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
中共二大与中共一大，共同完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任务，中国革命运动呈现出崭新局面。
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里，有这样一件珍贵文物的复印件。一张泛黄的稿纸，是1921年11月中央局书记陈独秀向全党签发的第一个《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文中写道：“明年七月开大会。”
这个“大会”，指的正是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或许是巧合，中共二大与中共一大的召开地点仅相差一个字，一个叫树德里，一个叫辅德里。
辅德里625号，正是中央局成员、宣传主任李达的寓所。这里地处原公共租界和原法租界交汇处，相对安全。党创办的平民女校正对李达家后门，一旦出现突发情况，也便于疏散。
会上，12名党代表热烈讨论了中国的时局及对策。为安全起见，中共二大以小组讨论为主，每次全体会议都要更换地点。
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还原了当时开会的场景：客厅中间放着一张八仙桌和几张方凳，东西两侧靠墙各摆放一个茶几和两把靠背椅。据李达夫人王会悟回忆，当时会场朴素简陋，“并且他们持续不断地开，下楼吃饭的时候，也在饭桌上讨论会务。”
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也设在此处。为了躲避敌人的搜查，在这里出版的刊物上都故意印着“广州人民出版社”字样。
如今，纪念馆的党章历程厅里，陈列着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所产生的所有党章或党章修订案，百余种不同年代的珍贵党章版本，铺满整整一面墙。
这些百年党史的“见证者”，是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的“镇馆之宝”。“党章历程厅再现了中国共产党从建党到走向成熟的全过程，记录着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和政治路线与时俱进的发展历程。”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副馆长尤玮说。
中共四大：简化入党程序，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组织建设
力量之源，加强支部建设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过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5年1月，在淞沪铁路旁的又一座石库门建筑广吉里，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周恩来等20位共产党人，代表全国994名党员出席大会。
从11日到22日，会议选举新的中央局，选举陈独秀为党的总书记，审议通过大会宣言，修改了党章。
中共四大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第一次提出了工农联盟问题。确立了加强党的领导、扩大党的组织、执行使党群众化的组织路线。
中共四大也是党支部建设的历史起点。中共四大第一次将支部确定为党的基本组织，开始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组织建设上来。随后，党的组织迅速发展壮大，成功实现从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小团体到群众性政党的伟大跨越。
在中共四大纪念馆的展陈中，能看到落款为“钟英”的两份通知的复制件。根据中共二大的决议，全国代表大会每年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定期召集一次。按照惯例，中共四大应于1924年召开。
1924年8月31日，中共中央以“钟英”的代号发出《关于召开四大致各地党组织的信》，称“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为期不远”。9月15日，“钟英”又向各地方委员会发出《关于召开四大的通知》，明确指出中共四大定于当年11月开会。
“钟英”是当时中共中央的代名，其中8月31日这份由行楷写成的通知，来自毛泽东的亲笔签署。通知发给多少个地区，就必须用毛笔字抄写多少份。
中共四大的召开，比原计划时间推迟了两个月。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标志着国共第一次合作正式开始。但合作过程中，两党矛盾日益凸显。种种原因令中共四大召开时间一拖再拖。
“中共四大在党组织建设上有很多贡献。”中共四大纪念馆馆长童科说，中共四大直接涉及党内领导人的称谓，地方各级执委的负责人称为书记，中央的委员长改称为总书记。
此外，从中共四大开始，强调组织问题是我们党生存和发展的重要问题，提出“三人可以组织支部”的要求。这些范式，一直沿用至今。
为便于吸收更多先进分子，中共四大决定简化入党程序，要求让有阶级觉悟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能“直接加入本党”。
对年轻的中国共产党而言，这样的转变，意味着全新的起点。到了1927年中共五大召开时，中共党员人数已达到57967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