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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综合实力的增强使人们认识到需要构建现代性的民族文化的重要性,而现代化进程中的大众文化又势不可挡,如何将传统文化与大众文化相结合是构建现代性民族文化的基础。同时,消费时代中的人们普遍承受着各种压力,将经典文学通俗化,让更多的人们走近经典,获得心灵上的安慰与释放,这契合大众心理。
关键词:经典解读;大众文化
文章编号:978-7-80736-771-0(2010)02-001-03
无数事实证明,大众化潮流不可逆,所以,在新时期大众文化语境下对经典进行重新解读具有深刻的现代意义。很多人熟知甚至熟记一些经典作品,却很少能真正理解,更少能将其与现实相联系发挥其社会功用,于是,经典仅仅只是人们印象中的经典。而对经典作品重新解读,可以使其摆脱“经典”二字的束缚,与大众拉近距离,走入人心,教化社会,意义非凡。
一、大众文化背景下经典的传播
近几年,一谈到经典传播,很容易就会想到于丹,她对《论语》等经典的重新解读掀起了一股社会热潮。随之而来的是无穷尽的批评,批评者们定义于丹为布道者,批评她把经典变的媚俗化和娱乐化,消解了经典本身的严肃性和深刻性。类似的批评论调实际上是对经典的传播方式和途径的一种思考和争论。
最先称于丹为布道者的是李泽厚先生。不过他的本意其实是支持于丹,他说:“我支持于丹。……于丹是做普及化平民化的工作,她并不是专门研究孔子的专家学者,她只是在宣传孔子的思想,有点相当于西方的布道士。……布道士需要一大批人来做,他们是精英和贫民之间的桥梁。”[1]显然,李泽厚先生赞成经典的通俗化,认为我们在研究经典的同时还需要传播经典。我们需要陈寅恪,钱钟书这样的研究型学者,也需要余秋雨,易中天这样的传播型学者,正如我们既要种菜,又要卖菜,这个比喻话糙理不糙。在现代化文学建构中,我们十分尊敬那些矢志不渝、孜孜不倦钻研经典的学者。但面对科技迅猛发展、物质生活水平急剧提高的现实,仅有研究是不够的,将研究成果广泛传播并让大众接受具有更重要的意义。
还有人说于丹等人的传播方式是在说书。其实和方式相比,让经典真正走进人心才是最重要的。更何况,三国、水浒等经典哪个不是通过民间艺人的评话、说书、唱戏流传下来的?即便是基督教的《圣经》也是由传教士通过故事的方式传遍世界的,难道这将经典推向媚俗化了吗?而于丹正是这样的传播型学者,她用通俗的方式普及经典。传承文化不能靠学者们局限在一个狭小的学术圈里,定期出书著论,读者寥寥。传承文化需要走进大众。大众的平均水平不高,正需要有人来引导,使大众拥有正确的判断力,对传统文化产生兴趣,也许刚开始只能进行最简单的普及,但只要方法得当并且坚持,必然会收到成效。知识的传播有两种途径:精英式教育和民间口耳相传,从而不自觉地产生了精英阶层和大众阶层。有人想维护精英阶层地位和所谓的话语权,有些人则认为精英应该走进大众。
其实所谓的精英阶层根本不用担心话语权会受到影响,大部分民众对经典怀揣的是信仰崇敬之情,希望从中找寻心灵契合。经典通俗化是经典传播的一个重要方式,精英阶层要做的是如何更好的引导大众,而不是阻断传播途径。大众不会过多在意经典作品的学术价值,他们在意的是作品与现实和自身的联系。这其实正是经典之所以被称为经典的另一个要素,即不同时代、不同阶层的读者都可以从作品中找到与自己本时代相通的东西。
二、大众语境下经典内涵的阐释
在解读经典时对其精华内涵的把握无疑是最重要的,最终的结论将赋予原著内涵全新的形式,解读经典虽不同于考据文献,但也应具有正确的价值取向。
现代人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和困惑。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逐渐走向市场化,拜金主义风气弥漫,人们的物质水平提高了,精神却越发空虚,社会贫富差距越拉越大,人们的心态随之失衡。当下,如何抵御外界的纷繁诱惑,如何能始终保持积极良好的心态既是人文学者们关注的问题,更是大众自身所努力的目标。
无数事实证明,与实际相结合的东西才更有价值。为什么总有一些学者认为迎合大众就是庸俗、顺应现实就是犬儒,难道面对痛苦和不公正用辱骂和暴力可以解决吗?对于人文学者来说,多一些人文关怀比指责经典的通俗化更有意义。想解决各种问题,首先要让自己变得强大,仅有干巴巴的理论,大众不愿意听,自身也缺少说服力。正如于丹所说:“我想圣贤的意义就在于千古之前以他简约的语言点出人生大道,看着后世子孙,或蒙昧地,或自觉地,或痛楚地,或欢欣地一一去实践,建立起来自己的效率,整合一个民族的灵魂。让我们那种古典的精神力量,在现代的规则下,圆润地融合成为一种有效地成分,然后让我们每一个人真正建立起来有用的人生。大概这就是《论语》给我们的终极意义。”[2]所以,经典的通俗化不会降低经典的崇高性,不会使读者对经典产生误读,反而促使大众更愿意走进经典,阅读经典原著,体味属于自己的经典。
三、经典解读的现代意义
经典是历史的产物,对经典的解读也是一个历史的过程。无论是研究经典解读所应采取的方法还是研究经典解读具有的意义,都应站在历史维度中思考。
第一,80年代,对传统文化的复兴就已经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近年来,全社会掀起国学热,中国教育部在海外的“孔子学院”计划也得到许多国家的支持,高校纷纷开设对外汉语专业,招生火爆,“汉学”也逐渐从过去狭小的学术圈中走出来,获得了更宽广的发展空间。全球化进程下,经济一体化口号的提出刺激了民族多样化的脚步,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增强,现代化进程稳步进行,中国加大了在文化上寻求自身资源的力度。对文学经典的解读,是传统文化回归热的体现,对民族文化现代性建构有十分重要的现代意义。众所周知,中国的现代化几乎是参照西方的模式,随着国际地位的提高以及民族自信心的增强,中国人开始审视民族文化的现代建构问题,从传统文化入手无疑是最佳的选择,从传统中体味祖先留下的宝贵财富,树立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
第二,“文革”对传统的破坏,造成传统文化的缺失。改革开放后,国家的精力又都给了经济建设,社会出现文化饥渴,大众精神追求匮乏,用传统文学经典来给大众“补钙”具有重要的现代意义。
十年浩劫,不仅是对生产力的破坏,更是对一代人精神的摧残,他们渴望用文学经典来抚平自己的伤痛,希望从文学经典中弥补自己的缺失。文革结束紧接着就是改革开放以及新思想的涌入,人们纷纷下海,炒股,一夜暴富绝不罕见,大众在诱惑中不经意就忽视了文化和传统。一批人文学者痛心疾首,大有救天下苍生于水火之情。随着财富的积累,社会在不断剧变中进步,人们在摆脱了贫乏的物质生活后又遇到了新的困难,于是又急切渴望回归。我们应该把握住这个时代的需求和特点,对经典进行大众化的阐释,使经典与大众生活密切相关,成为大众自身体验的一部分。黑格尔曾经说过:“艺术作品之所以创作出来,不是为着一些渊博的学者,而是为一般听众,他们须不用走寻求广博知识的弯路,就可以直接了解它,欣赏它。因为艺术不是为一小撮有文化修养的一个小圈子里的学者,而是为全国的人民大众”。[3]在这里我要再次强调,经典对现实的关注能让不同时代的人产生相同共鸣是之所以为经典的重要原因。
第三,多媒体技术为经典的传播提供了新的平台。媒体凭借其传播的广泛性和快捷性对经典的普及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而经典的普及又可以匡正和消除媒体中的负面影响和因素,产生良好的相互作用。
多媒体技的迅猛发展,使信息传播实现了空前的广泛与迅速。轻点鼠标就可以获得几乎任何信息。但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人们享受着互联网的方便快捷,也承受着负面因素带来的影响。由于西方文化传播的强权性、颠覆性以及网络时代文化传播所出现的价值失落和终极关怀的缺乏,使网络文化传播潜伏着大量内在危险。许多凶杀、暴力、色情网站严重毒害了缺少判断力的青少年;虚拟世界让人们抛开了道德和法律,混淆了虚拟和真实,沉迷其中不能自拔;网络的随意性让很多人迷失了自我,甚至导致信仰的缺失,仿佛一切都可以娱乐,一切都可以被消解,这严重影响了大众的价值观念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近些年来,哲学将其许多功能转给文学,在一定程度上,文学甚至担当了宗教的功能,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如果传播得当,其影响不容小觑。“心灵鸡汤”对于学者来说也许很不屑,“鸡汤”自然比不上“燕窝”的美味与营养,但“燕窝”毕竟是少数人享用的奢侈品,而“鸡汤”更合大众的口味。目前关于文化传播的制度还不完善,缺少相应的法律进行约束,只有道德这把无形的标尺,天平向哪一端顷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大众的素质水平。大部分作家在创作时一定不想让他的作品曲高和寡、束之高阁。经典不是想让人跪下来顶礼膜拜,更不想把人引向封闭和窒息,经典是想将人引向开放和生长,引向未来无数的可能。
西方有位学者曾半是调侃半是无奈的说:“所谓经典就是人人重视,而又人人不读的名著”。如果是这样,我们为什么不将大众引向经典,使之成为人人重视,人人爱读的名著呢?经典作品和我们的距离只体现在时空上,在艺术和精神却从未远离我们,也不落后于我们,甚至仍然超越于我们。许多经典作品对我们后世的文学创作与阅读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千百年来人们从经典作品中所获得的绝不仅仅局限在文学艺术方面,而是广泛延伸到社会历史发展、人类心灵成长等多个方面。作为人类社会历史瑰宝,经典作品急需在有心人的努力下继续发挥其价值和作用,在任何时间和地点都能够散发出它本身所具有的时代光芒和人文光辉,人们也应该不断从不同的经典著作中汲取养分,找寻历史的踪影,发现心灵的脚步,积极将自身与其比对,推进自我人格完善。只有形成这样一种良性循环,经典才能摆脱“人人重视却人人不读”的尴尬,它所蕴涵的丰厚宝藏才不会被飞速发展的物质世界湮没,人类社会才能取得更进一步的发展。
注释:
[1]李泽厚.他们是精英和平民之间的桥梁[J].南方周末,2007-3-22.
[2]于丹.于丹《论语》心得[M].北京:中华书局,2006:117.
[3]黑格尔.美学(第一卷)朱光潜译[M].北京: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346—347.
关键词:经典解读;大众文化
文章编号:978-7-80736-771-0(2010)02-001-03
无数事实证明,大众化潮流不可逆,所以,在新时期大众文化语境下对经典进行重新解读具有深刻的现代意义。很多人熟知甚至熟记一些经典作品,却很少能真正理解,更少能将其与现实相联系发挥其社会功用,于是,经典仅仅只是人们印象中的经典。而对经典作品重新解读,可以使其摆脱“经典”二字的束缚,与大众拉近距离,走入人心,教化社会,意义非凡。
一、大众文化背景下经典的传播
近几年,一谈到经典传播,很容易就会想到于丹,她对《论语》等经典的重新解读掀起了一股社会热潮。随之而来的是无穷尽的批评,批评者们定义于丹为布道者,批评她把经典变的媚俗化和娱乐化,消解了经典本身的严肃性和深刻性。类似的批评论调实际上是对经典的传播方式和途径的一种思考和争论。
最先称于丹为布道者的是李泽厚先生。不过他的本意其实是支持于丹,他说:“我支持于丹。……于丹是做普及化平民化的工作,她并不是专门研究孔子的专家学者,她只是在宣传孔子的思想,有点相当于西方的布道士。……布道士需要一大批人来做,他们是精英和贫民之间的桥梁。”[1]显然,李泽厚先生赞成经典的通俗化,认为我们在研究经典的同时还需要传播经典。我们需要陈寅恪,钱钟书这样的研究型学者,也需要余秋雨,易中天这样的传播型学者,正如我们既要种菜,又要卖菜,这个比喻话糙理不糙。在现代化文学建构中,我们十分尊敬那些矢志不渝、孜孜不倦钻研经典的学者。但面对科技迅猛发展、物质生活水平急剧提高的现实,仅有研究是不够的,将研究成果广泛传播并让大众接受具有更重要的意义。
还有人说于丹等人的传播方式是在说书。其实和方式相比,让经典真正走进人心才是最重要的。更何况,三国、水浒等经典哪个不是通过民间艺人的评话、说书、唱戏流传下来的?即便是基督教的《圣经》也是由传教士通过故事的方式传遍世界的,难道这将经典推向媚俗化了吗?而于丹正是这样的传播型学者,她用通俗的方式普及经典。传承文化不能靠学者们局限在一个狭小的学术圈里,定期出书著论,读者寥寥。传承文化需要走进大众。大众的平均水平不高,正需要有人来引导,使大众拥有正确的判断力,对传统文化产生兴趣,也许刚开始只能进行最简单的普及,但只要方法得当并且坚持,必然会收到成效。知识的传播有两种途径:精英式教育和民间口耳相传,从而不自觉地产生了精英阶层和大众阶层。有人想维护精英阶层地位和所谓的话语权,有些人则认为精英应该走进大众。
其实所谓的精英阶层根本不用担心话语权会受到影响,大部分民众对经典怀揣的是信仰崇敬之情,希望从中找寻心灵契合。经典通俗化是经典传播的一个重要方式,精英阶层要做的是如何更好的引导大众,而不是阻断传播途径。大众不会过多在意经典作品的学术价值,他们在意的是作品与现实和自身的联系。这其实正是经典之所以被称为经典的另一个要素,即不同时代、不同阶层的读者都可以从作品中找到与自己本时代相通的东西。
二、大众语境下经典内涵的阐释
在解读经典时对其精华内涵的把握无疑是最重要的,最终的结论将赋予原著内涵全新的形式,解读经典虽不同于考据文献,但也应具有正确的价值取向。
现代人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和困惑。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逐渐走向市场化,拜金主义风气弥漫,人们的物质水平提高了,精神却越发空虚,社会贫富差距越拉越大,人们的心态随之失衡。当下,如何抵御外界的纷繁诱惑,如何能始终保持积极良好的心态既是人文学者们关注的问题,更是大众自身所努力的目标。
无数事实证明,与实际相结合的东西才更有价值。为什么总有一些学者认为迎合大众就是庸俗、顺应现实就是犬儒,难道面对痛苦和不公正用辱骂和暴力可以解决吗?对于人文学者来说,多一些人文关怀比指责经典的通俗化更有意义。想解决各种问题,首先要让自己变得强大,仅有干巴巴的理论,大众不愿意听,自身也缺少说服力。正如于丹所说:“我想圣贤的意义就在于千古之前以他简约的语言点出人生大道,看着后世子孙,或蒙昧地,或自觉地,或痛楚地,或欢欣地一一去实践,建立起来自己的效率,整合一个民族的灵魂。让我们那种古典的精神力量,在现代的规则下,圆润地融合成为一种有效地成分,然后让我们每一个人真正建立起来有用的人生。大概这就是《论语》给我们的终极意义。”[2]所以,经典的通俗化不会降低经典的崇高性,不会使读者对经典产生误读,反而促使大众更愿意走进经典,阅读经典原著,体味属于自己的经典。
三、经典解读的现代意义
经典是历史的产物,对经典的解读也是一个历史的过程。无论是研究经典解读所应采取的方法还是研究经典解读具有的意义,都应站在历史维度中思考。
第一,80年代,对传统文化的复兴就已经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近年来,全社会掀起国学热,中国教育部在海外的“孔子学院”计划也得到许多国家的支持,高校纷纷开设对外汉语专业,招生火爆,“汉学”也逐渐从过去狭小的学术圈中走出来,获得了更宽广的发展空间。全球化进程下,经济一体化口号的提出刺激了民族多样化的脚步,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增强,现代化进程稳步进行,中国加大了在文化上寻求自身资源的力度。对文学经典的解读,是传统文化回归热的体现,对民族文化现代性建构有十分重要的现代意义。众所周知,中国的现代化几乎是参照西方的模式,随着国际地位的提高以及民族自信心的增强,中国人开始审视民族文化的现代建构问题,从传统文化入手无疑是最佳的选择,从传统中体味祖先留下的宝贵财富,树立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
第二,“文革”对传统的破坏,造成传统文化的缺失。改革开放后,国家的精力又都给了经济建设,社会出现文化饥渴,大众精神追求匮乏,用传统文学经典来给大众“补钙”具有重要的现代意义。
十年浩劫,不仅是对生产力的破坏,更是对一代人精神的摧残,他们渴望用文学经典来抚平自己的伤痛,希望从文学经典中弥补自己的缺失。文革结束紧接着就是改革开放以及新思想的涌入,人们纷纷下海,炒股,一夜暴富绝不罕见,大众在诱惑中不经意就忽视了文化和传统。一批人文学者痛心疾首,大有救天下苍生于水火之情。随着财富的积累,社会在不断剧变中进步,人们在摆脱了贫乏的物质生活后又遇到了新的困难,于是又急切渴望回归。我们应该把握住这个时代的需求和特点,对经典进行大众化的阐释,使经典与大众生活密切相关,成为大众自身体验的一部分。黑格尔曾经说过:“艺术作品之所以创作出来,不是为着一些渊博的学者,而是为一般听众,他们须不用走寻求广博知识的弯路,就可以直接了解它,欣赏它。因为艺术不是为一小撮有文化修养的一个小圈子里的学者,而是为全国的人民大众”。[3]在这里我要再次强调,经典对现实的关注能让不同时代的人产生相同共鸣是之所以为经典的重要原因。
第三,多媒体技术为经典的传播提供了新的平台。媒体凭借其传播的广泛性和快捷性对经典的普及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而经典的普及又可以匡正和消除媒体中的负面影响和因素,产生良好的相互作用。
多媒体技的迅猛发展,使信息传播实现了空前的广泛与迅速。轻点鼠标就可以获得几乎任何信息。但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人们享受着互联网的方便快捷,也承受着负面因素带来的影响。由于西方文化传播的强权性、颠覆性以及网络时代文化传播所出现的价值失落和终极关怀的缺乏,使网络文化传播潜伏着大量内在危险。许多凶杀、暴力、色情网站严重毒害了缺少判断力的青少年;虚拟世界让人们抛开了道德和法律,混淆了虚拟和真实,沉迷其中不能自拔;网络的随意性让很多人迷失了自我,甚至导致信仰的缺失,仿佛一切都可以娱乐,一切都可以被消解,这严重影响了大众的价值观念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近些年来,哲学将其许多功能转给文学,在一定程度上,文学甚至担当了宗教的功能,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如果传播得当,其影响不容小觑。“心灵鸡汤”对于学者来说也许很不屑,“鸡汤”自然比不上“燕窝”的美味与营养,但“燕窝”毕竟是少数人享用的奢侈品,而“鸡汤”更合大众的口味。目前关于文化传播的制度还不完善,缺少相应的法律进行约束,只有道德这把无形的标尺,天平向哪一端顷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大众的素质水平。大部分作家在创作时一定不想让他的作品曲高和寡、束之高阁。经典不是想让人跪下来顶礼膜拜,更不想把人引向封闭和窒息,经典是想将人引向开放和生长,引向未来无数的可能。
西方有位学者曾半是调侃半是无奈的说:“所谓经典就是人人重视,而又人人不读的名著”。如果是这样,我们为什么不将大众引向经典,使之成为人人重视,人人爱读的名著呢?经典作品和我们的距离只体现在时空上,在艺术和精神却从未远离我们,也不落后于我们,甚至仍然超越于我们。许多经典作品对我们后世的文学创作与阅读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千百年来人们从经典作品中所获得的绝不仅仅局限在文学艺术方面,而是广泛延伸到社会历史发展、人类心灵成长等多个方面。作为人类社会历史瑰宝,经典作品急需在有心人的努力下继续发挥其价值和作用,在任何时间和地点都能够散发出它本身所具有的时代光芒和人文光辉,人们也应该不断从不同的经典著作中汲取养分,找寻历史的踪影,发现心灵的脚步,积极将自身与其比对,推进自我人格完善。只有形成这样一种良性循环,经典才能摆脱“人人重视却人人不读”的尴尬,它所蕴涵的丰厚宝藏才不会被飞速发展的物质世界湮没,人类社会才能取得更进一步的发展。
注释:
[1]李泽厚.他们是精英和平民之间的桥梁[J].南方周末,2007-3-22.
[2]于丹.于丹《论语》心得[M].北京:中华书局,2006:117.
[3]黑格尔.美学(第一卷)朱光潜译[M].北京: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346—3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