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北宋图书事业的繁荣及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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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宋图书事业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高峰。皇帝和政府高度重视图书事业,形成了以国家图书馆、皇家图书馆为核心,以书院、寺院藏书为重要内容,以民间藏书为补充的图书馆体系。北宋图书不仅藏书量空前增加,且在管理体制、方法、技术,硬件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多有创新,为后世图书馆事业发展给以宝贵启示,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宝贵遗产。
  一、北宋图书事业的核心——国家图书馆和皇家图书馆
  (一)继承收集前朝图书典籍
  北宋的开国皇帝赵匡胤通过陈桥兵变黄袍加身,轻易地取代了后周政权,于960年建立了北宋王朝,从建国之初就奉行“以文治天下”的政策。图书典籍是教化百姓特别是官员的重要工具之一。赵匡胤建国伊始就高度重视对天下图书典籍的收集,除全部接收后周图书典籍一万多册外,还在征伐天下统一国家时不忘收集被征服政权的图书典籍。他的弟弟宋太宗作为后继者不但继承了他的做法,且十分好读书,规定自己要“日读三卷”。
  (二)民间征集,收天下之典籍
  为了丰富朝廷藏书,尽收天下典籍,朝廷还制定了多种优惠政策。只要献书,小则授以金帛,大则授以官职。一时间献书者踊跃,数年之间献书于阙下者不可胜数。一批珍贵的古书、名画、墨迹等尽收到崇文院。大量后唐及五代战乱时期散遗之古书、名卷收于馆阁,其中不乏王羲之、怀素等人的遗墨。
  上述措施大大增加了国家图书馆的藏书量,崇文院(国家图书馆)自太宗设立10余年藏书就由1.3万多册猛增至8万多册。
  (三)建立国家图书馆,完善管理机制
  宋王朝不仅重视藏书数量,还高度重视对图书的管理,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建立机构。宋太祖初得天下,依后周旧制仍将昭文、史馆、集贤三馆作为藏书机构,同时他还下令各地方州府设立图书管理机构,以收藏管理地方州府的图书典籍、档案资料。太宗即位后对图书馆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太平兴国三年下诏将昭文、史馆,集贤三馆统一为崇文院。崇文院分为昭文书库,集贤书库,经、史、子、集四馆。六库藏书八万卷。崇文院堪称为国家图书馆。在崇文院建立十年后太宗又下令将崇文院中堂建阁为特藏书库——秘阁,专门收藏珍贵的真本、王羲之等人的字画及禁书。崇文院各馆还配有专门的管理人员进行管理。
  二是管理制度完善。作为北宋国家图书馆的崇文院机构健全,图书收藏丰富,而且管理制度健全。从图书的收集、分类、存放、借阅都有一套严格的制度和方法。每项事务都有专人负者,且责任分明,奖惩严格。馆藏图书不向社会开放(这是和现代图书馆的重大区别),主要为皇帝服务,但对官员部分开放。官员借阅图书必需经专门批准,书籍出库需经检查符合手续方可放行。
  三是收藏、装帧、印刷技术先进。崇文院和皇家图书馆不仅管理制度严格,而且技术先进。对书籍纸张的选择、使用,对书籍的装帧,防虫防蛀都采用了有效的技术手段,保证书籍的保存、收藏、使用。将书的装订由卷轴改为册页;在书籍的书脊上写上书名,在书橱中放书将书脊朝外,以便寻检。雕版印刷术也是官方图书馆最早应用的。馆阁不仅采用雕版技术,还将一些书籍制版技术提供地方、民间、寺观印书。
  (四)国家图书馆和皇家图书馆并存
  除崇文院三馆外,北宋还设有皇家图书档案馆,称之为阁,二者合称馆阁。阁是专门存放已故皇帝的御制文集、御书,典籍图书,宝瑞,名臣奏章,前朝档案等。北宋第一座皇家图书馆是由宋真宗为其父宋太宗建立的龙图阁,在北宋九帝中为六位皇帝建立了皇帝图书档案馆库即龙图阁、天章阁、宝文阁、显谟阁、徽猷阁、敷文阁,前五阁为北宋所建,敷文阁为南宋为宋徽宗所建。皇帝高度重视皇家图书馆,这些图书馆一般都设在宫苑之内,建筑宏伟、华丽。
  二、寺观庙宇藏书
  北宋除了国家图书馆和皇家图书馆以外,还有另外一种图书馆形式,就是寺观藏书。
  寺院、道观在宋代不仅是宗教场所,还是社会的文化活动场所。在寺庙、道观中有着丰富的藏书。这些藏书主要是佛教、道教经卷典籍,也有儒学、医书、书画、通俗读物等,同时寺庙和道观中还收藏有皇帝手札、御笔字画、家谱档案等。许多寺院、道观建有专门的藏书楼、藏经楼,堪称寺院图书馆。这些寺观图书馆在为宗教服务的同时也为信众、百姓提供图书服务。
  寺院、道观的藏书主要来源有三个方面:一是朝廷御赐。宋代皇帝多信奉佛、道两教,为表示礼佛崇道,另则为加强对宗教控制和影响,故皇帝时有向寺院道观赐、赠所藏、所刻佛、道经卷。同时,朝廷还十分重视对佛道两教的经卷的校勘、刻印。官方收集、刻印、编写、校勘的佛、道典籍或直接赐赠,或由寺观照本抄写;官方成为了寺观藏书的第一来源。二是依寺观自身之力或购买或刻印、抄写丰富藏书。三是信徒、私人捐赠,信徒出于对宗教的信仰常自愿将所藏宗教典籍、名书古本捐赠给寺观,供其收藏使用;也有私人藏书为避丢失、被夺抢,将藏书寄放于世俗之外、位于山林之中的寺观,以确保藏书安全。寺观藏书不同于官方藏书,特别是朝中馆阁藏书百姓无缘接触,而寺观藏书往往为信众开放,使其得以在民间传播,为百姓服务。
  三、书院藏书
  北宋实行开明的文化政策,扬文抑武,知识分子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在此政治文化环境下,一种民办官助的教育机构——书院风生水起,最繁荣时期全国有400多所书院,其中尤以嵩阳书院、岳麓书院、应天书院、白鹿洞书院最为著名。
  北宋时期的书院主要功能除了培养人才、教授学问,另一大功能就是藏书、出书、印书、校书。北宋书院一般都建有专门的藏书楼,相当于现在的学校图书馆。书院的藏书除为教学服务,还是文人、学者研究学问的重要资料。书院的藏书来源主要有:一是皇帝御赐。如前所述,北宋朝廷对书院积极支持,民办官助,对书院往往划地给钱,自然也少不了赐书。二是私人捐赠和书院购书。宋代书院多由富家望族或财富殷实文人所建。为建设书院,除建房舍、延聘名师外,自然少不了出资购置图书课本,这些书籍成为了书院最基础的藏书。三是北宋时期的书院汇聚了不少鸿儒名师,他们在书院不仅讲学、授业解惑,还研究学问、著书立说。这些著作被书院抄写珍藏,成为书院的宝贵财富。   书院的藏书不仅满足了书院教学的需要,还对民众开放,满足了部分民众读书的需求。书院藏书、印书加强了文化的传播和交流,使原本数量稀少的善本书籍得以保存和流传。
  四、私人藏书
  私人藏书是北宋藏书的另一重要形式。宋以前就有私人藏书的传统,到了宋代私人藏书达到了史无前例的的高峰。宋代藏书家主要是官员和民间富足家族。宋代官员多为知识分子,宋廷通过科举等途径尽揽天下之才,并予优惠待遇。官员俸禄丰厚,又热爱读书、著书,自然乐于收书、藏书。读书、藏书在宋代知识分子中蔚然成风。北宋时期的著名知识分子多为藏书家,其中有苏东坡、王安石、欧阳修、司马光等一代宗师。
  北宋不仅官员们收书、藏书,许多民间富足之家也收书、藏书。有些以家族为依托建藏书楼,主要供本族子弟读书求学。宋代私人藏书来源主要有三:继承;购买;抄写。宋代有许多藏书世家,藏书世代相传、代代增加,以致成为藏书大家。
  五、北宋图书事业繁荣的原因分析
  (一)开明的文化政策
  从北宋自开国皇帝赵匡胤起一直奉行重文抑武的政策。这种政策的实施为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极好的机遇。北宋的皇帝大力提倡儒学、佛学、道学,重用文官。视儒学为治国之道和治世之法宝,将儒学作为教化官员和百姓的“绝学”。要继承发扬这些法宝自然少不了书籍,所以北宋皇帝十分重视图书事业。宋太宗在视察崇文院时,看到经十余年收藏书籍大增喜形于色,将这些书籍称之为“千古治乱之道”。北宋建国之初,天下尚未统一,朝廷就着手恢复三馆,而后不惜以官位、财帛尽搜天下藏书,继而大兴土木建设富丽堂皇的藏书馆阁,赐予馆阁官员很高的地位,为此类官员开辟入阁拜相的道路。这一切给天下人传达了极强的“崇文”“以文治天下”信号。在皇帝的支持和鼓励下,天下文人自然踊跃振奋,读书、收书、藏书、校书、著书蔚然成风。
  (二)完善、公平的科举制度
  如果说皇帝“以文治天下”的政策是官方重视图书馆事业的动因,那么北宋完善、公平的科举制度则是民间重视书籍的主要动力。科举制度自隋唐以来经三百余年的发展,至北宋时已较为完善。科举制度是北宋选拔官员的最主要的途径。北宋时期的科举制度相对公平,取士不问家世,唯才是举。
  北宋的科举制度极大地激发了民众读书的热情。读书、科考、入仕成为宋代知识分子人生道路的不二选择。有为青年则把读书考取功名视为远大志向。许多家族、有识之士也把培养子弟读书视为家族大事,自诩为耕读之家。书籍自然成为了珍贵的财产。不仅官方重视藏书,私家藏书在宋代也大行其道。
  (三)稳定、和平的社会环境
  北宋历时168年,大部分年代处于和平稳定时期。北宋社会较为和谐、稳定,经济、文化发展,社会繁荣。北宋都城东京(今开封市)商贾云集,人口逾百万,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
  盛世修书、盛世修志,在这种稳定繁荣的社会环境下文化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一大批不朽著作《太平御览》《资治通鉴》等在北宋编纂面世。此种环境也为官方民间收书、藏书创造了很好的条件。人们不仅收藏图书,还对所藏之书校堪、编目。对文化典籍的保存和传承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四)印刷技术的应用
  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中的三大发明在北宋时期真正应用到社会生活中。其中雕版印刷术是推动图书事业发展的最重要的技术原因。此前,书籍主要靠手抄,极大地限制了人们对书籍的阅读和传播。雕版印刷术的应用从根本上改变了书籍复制的方式。正是北宋雕版印刷技术的应用和推广,极大地推动了图书事业的发展。
  北宋是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中经济、文化发展的一个高峰。历史学泰斗陈寅恪先生评价宋代文化:“华夏民族之文化,历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图书事业是北宋文化中的一朵奇葩。它为程朱理学的创立形成,为儒释道相互融合;对民间教育的推进;对文化典籍的保存,对后世图书事业的发展都产生了积极影响和作用。
  (作者单位:开封技师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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