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朱镕基曾说：“国务院领导同志之间会不会有矛盾、不团结？大家不要担心，没有！在大的问题上，我们是完全一致的，你们不要有任何顾虑。”
对于中国总理，大家经常亲切地称呼他们为共和国的“大管家”。
“管理国家要比管一个家难多了，不当家真是不知道柴米贵啊！所以大家要对总理这个‘大管家’给予充分的理解！”原国务院副总理吴仪曾在一次会议上感慨当好国务院“大管家”的不容易。
惺惺相惜的总理们
尽管国务院总理副总理们在业务管理上各有分工，少见公开评价彼此工作。但是总理和副总理之间，前总理和现总理之间，以及总理对具备“潜质”的下属，多有“惺惺相惜”的表态。
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后，新任总理温家宝遭受媒体“追问”对上任总理的评价。外媒德新社记者还“不依不饶”地要求温家宝比较其与前任工作风格的差异。温总理说：“朱镕基总理是我非常敬佩的一个领导人，他有许多优点值得我学习。至于我自己，大家普遍认为我是一个温和的人。但我也是有信念、有主见、敢负责的人。”
作为同事，总理和副总理们之间是否会有矛盾？
在《朱镕基讲话实录》中，朱镕基直接说道：“国务院领导同志之间会不会有矛盾、不团结？大家不要担心，没有！在大的问题上，我们是完全一致的，你们不要有任何顾虑。”“我们都是坦诚相见、畅所欲言，国务院一定会发扬民主，虚心听取大家的意见。我们现在建立了一种制度，停办国务院办公厅《昨日情况》刊物，改登国务院领导同志每天的批示，争取国务院领导同志的批示在两天内登出，这样，国务院领导同志之间随时可以沟通情况。”
同样，《京华时报》曾报道吴仪临危受命，在“非典”爆发后以副总理身份兼任卫生部部长时，身为副总理的她和时任总理温家宝的一段对话。吴仪回忆说，自己当时压力不小：“（温）家宝同志当时告诉我说，‘没关系，你先帮我把农村合作医疗的工作给抓好就行’”。她说：“我对家宝同志许诺过，既然许诺了，那么我就一定要做好。”
前任总理退休之后，也会向在任总理提建议。据《李鹏电力日记》记载，2003年8月19日，李鹏在北戴河游完泳，下午和“国务院主要领导同志”通电话。他说到中国应从“美加大停电”中吸取教训，并提出了自己的四点意见。这位“主要领导同志”回复李鹏说，会认真加以研究。
总理和下属的相处之道
《朱镕基讲话实录》记载了朱镕基批评国务院办公厅的“严厉”作风。书中记载，朱镕基说自己最近在批评一件事，“我在一年半之内做了差不多十次批示，到现在还没有落实。因此那天开总理办公会议，我做了非常严厉的批评。可到现在也还是没有结果，认识还没完全统一。一件明明是非常正确的事情，一年半也办不动，批示了十次之多也贯彻不了。”
朱镕基说：“就是有些人凭自己的想法办事，管你是总理讲的还是副总理讲的，他都不当一回事，随随便便就给你否了或者给你拖延。这么下去怎么得了！我一想到这件事就非常痛心。”
朱镕基的风格一贯如此，比如今年的新科副总理汪洋当年在安徽任职时，就差点被时任总理朱镕基“撤职”。据《中国经营报》报道，今年两会期间汪洋谈起了当年这件趣事。他曾建议国家成立粮食风险基金，不料遭到朱镕基反问：“这基金，那基金，现在基金还少吗？”“谁再谈基金就撤了谁”，朱镕基放出狠话。当然事后朱镕基也说了，“汪洋是不能撤的”。
其实，雷厉风行一直是总理们的作风，自认为温和的温家宝也有“发飙”时。比如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因教育改革问题，温家宝对教育部“已经批评了不止一次”。
批評之外，总理也会替特定部委“撑腰”。比如，朱镕基谈到海关工作人员的高薪问题时就“力挺”：“海关人员的工资就应该高，这是我说的。海关缉私有功的人应该重奖，现在这点奖励不行。你们狠狠地打击走私就是了，打得财源滚滚进来，给你们发奖金。”
总理有时候也要“安抚”。朱镕基在2002年的一次会议上说：“刚才，李泽民（时任浙江省省委书记）同志实际上是在批评我，说盼望了多年我才去过浙江一次。请同志们谅解，作为总理，我不能老到经济发达、钱包很大的地方去，我要到贫困地区去；不然，他们要批评我嫌贫爱富了。”
也有部委对所谓的总理批评“辟谣”的。比如据《新京报》报道，2011年两会期间，民政部一位副部长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就澄清，此前温总理并没有批评民政部对“微博打拐”回应不够，而是责成民政部对流浪儿童救助进行研究。
既要“协调”也要“突破”
部委之间“闹矛盾”，似乎不是什么新鲜事。不过事情闹得有点大时，作为共和国“大管家”，总理们往往就要身兼调解各部门纠纷的重任了，而且往往这些调解，更是为了突破。
比如为了打破部门利益障碍，由国务院领导挂帅的“小组机制”应运而生。多年以来雷声大雨点小的三网融合改革，就是因为国务院成立了一个“神秘小组”，才有了“破冰”希望。
《中国经营报》曾介绍，2010年年初，“国务院三网融合工作协调小组”这个新名词出现在了领导人活动报道的文字中。这个小组由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张德江当组长，当时的广电总局和工信部领导都是小组成员。
甚至为解决2007年的猪肉等农副产品价格上涨，国务院还成立过应急领导小组。新华社公开消息显示，该小组成员来自发改委、财政部、农业部、商务部、质检总局以及工商总局。其间时任总理温家宝还曾多次亲临猪肉市场——一场保卫猪肉价格的战斗就那样打响了。
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大管家”也会有“偏心”——总理在设计改革方案时，有时会有意扩大某个部委的权力。
《他改变了中国》一书就记录称，朱镕基从副总理时期就努力打造了“超级大部”——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通过这一“超级大部”，国有企业被重组为独立的法人实体，实现了市场调节下自主经营。在完成历史使命后，2003年人大通过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撤销了该委员会，其职能被分散到新设立的国资委、商务部和发改委头上。
（摘自《壹读》2013.5期）B⑦
对于中国总理，大家经常亲切地称呼他们为共和国的“大管家”。
“管理国家要比管一个家难多了，不当家真是不知道柴米贵啊！所以大家要对总理这个‘大管家’给予充分的理解！”原国务院副总理吴仪曾在一次会议上感慨当好国务院“大管家”的不容易。
惺惺相惜的总理们
尽管国务院总理副总理们在业务管理上各有分工，少见公开评价彼此工作。但是总理和副总理之间，前总理和现总理之间，以及总理对具备“潜质”的下属，多有“惺惺相惜”的表态。
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后，新任总理温家宝遭受媒体“追问”对上任总理的评价。外媒德新社记者还“不依不饶”地要求温家宝比较其与前任工作风格的差异。温总理说：“朱镕基总理是我非常敬佩的一个领导人，他有许多优点值得我学习。至于我自己，大家普遍认为我是一个温和的人。但我也是有信念、有主见、敢负责的人。”
作为同事，总理和副总理们之间是否会有矛盾？
在《朱镕基讲话实录》中，朱镕基直接说道：“国务院领导同志之间会不会有矛盾、不团结？大家不要担心，没有！在大的问题上，我们是完全一致的，你们不要有任何顾虑。”“我们都是坦诚相见、畅所欲言，国务院一定会发扬民主，虚心听取大家的意见。我们现在建立了一种制度，停办国务院办公厅《昨日情况》刊物，改登国务院领导同志每天的批示，争取国务院领导同志的批示在两天内登出，这样，国务院领导同志之间随时可以沟通情况。”
同样，《京华时报》曾报道吴仪临危受命，在“非典”爆发后以副总理身份兼任卫生部部长时，身为副总理的她和时任总理温家宝的一段对话。吴仪回忆说，自己当时压力不小：“（温）家宝同志当时告诉我说，‘没关系，你先帮我把农村合作医疗的工作给抓好就行’”。她说：“我对家宝同志许诺过，既然许诺了，那么我就一定要做好。”
前任总理退休之后，也会向在任总理提建议。据《李鹏电力日记》记载，2003年8月19日，李鹏在北戴河游完泳，下午和“国务院主要领导同志”通电话。他说到中国应从“美加大停电”中吸取教训，并提出了自己的四点意见。这位“主要领导同志”回复李鹏说，会认真加以研究。
总理和下属的相处之道
《朱镕基讲话实录》记载了朱镕基批评国务院办公厅的“严厉”作风。书中记载，朱镕基说自己最近在批评一件事，“我在一年半之内做了差不多十次批示，到现在还没有落实。因此那天开总理办公会议，我做了非常严厉的批评。可到现在也还是没有结果，认识还没完全统一。一件明明是非常正确的事情，一年半也办不动，批示了十次之多也贯彻不了。”
朱镕基说：“就是有些人凭自己的想法办事，管你是总理讲的还是副总理讲的，他都不当一回事，随随便便就给你否了或者给你拖延。这么下去怎么得了！我一想到这件事就非常痛心。”
朱镕基的风格一贯如此，比如今年的新科副总理汪洋当年在安徽任职时，就差点被时任总理朱镕基“撤职”。据《中国经营报》报道，今年两会期间汪洋谈起了当年这件趣事。他曾建议国家成立粮食风险基金，不料遭到朱镕基反问：“这基金，那基金，现在基金还少吗？”“谁再谈基金就撤了谁”，朱镕基放出狠话。当然事后朱镕基也说了，“汪洋是不能撤的”。
其实，雷厉风行一直是总理们的作风，自认为温和的温家宝也有“发飙”时。比如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因教育改革问题，温家宝对教育部“已经批评了不止一次”。
批評之外，总理也会替特定部委“撑腰”。比如，朱镕基谈到海关工作人员的高薪问题时就“力挺”：“海关人员的工资就应该高，这是我说的。海关缉私有功的人应该重奖，现在这点奖励不行。你们狠狠地打击走私就是了，打得财源滚滚进来，给你们发奖金。”
总理有时候也要“安抚”。朱镕基在2002年的一次会议上说：“刚才，李泽民（时任浙江省省委书记）同志实际上是在批评我，说盼望了多年我才去过浙江一次。请同志们谅解，作为总理，我不能老到经济发达、钱包很大的地方去，我要到贫困地区去；不然，他们要批评我嫌贫爱富了。”
也有部委对所谓的总理批评“辟谣”的。比如据《新京报》报道，2011年两会期间，民政部一位副部长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就澄清，此前温总理并没有批评民政部对“微博打拐”回应不够，而是责成民政部对流浪儿童救助进行研究。
既要“协调”也要“突破”
部委之间“闹矛盾”，似乎不是什么新鲜事。不过事情闹得有点大时，作为共和国“大管家”，总理们往往就要身兼调解各部门纠纷的重任了，而且往往这些调解，更是为了突破。
比如为了打破部门利益障碍，由国务院领导挂帅的“小组机制”应运而生。多年以来雷声大雨点小的三网融合改革，就是因为国务院成立了一个“神秘小组”，才有了“破冰”希望。
《中国经营报》曾介绍，2010年年初，“国务院三网融合工作协调小组”这个新名词出现在了领导人活动报道的文字中。这个小组由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张德江当组长，当时的广电总局和工信部领导都是小组成员。
甚至为解决2007年的猪肉等农副产品价格上涨，国务院还成立过应急领导小组。新华社公开消息显示，该小组成员来自发改委、财政部、农业部、商务部、质检总局以及工商总局。其间时任总理温家宝还曾多次亲临猪肉市场——一场保卫猪肉价格的战斗就那样打响了。
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大管家”也会有“偏心”——总理在设计改革方案时，有时会有意扩大某个部委的权力。
《他改变了中国》一书就记录称，朱镕基从副总理时期就努力打造了“超级大部”——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通过这一“超级大部”，国有企业被重组为独立的法人实体，实现了市场调节下自主经营。在完成历史使命后，2003年人大通过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撤销了该委员会，其职能被分散到新设立的国资委、商务部和发改委头上。
（摘自《壹读》2013.5期）B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