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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教育中的“鲁迅语文”在最近10来年争议很多。围绕中学语文教科书中鲁迅选文的种种变化，关于鲁迅作品所谓种种不适合于基础语文教育的观点也层出不穷：不规范、晦涩、不切合时代要求等等。大约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在语文教学杂志上，对鲁迅作品进行“语言纠偏”的论文不时出现，所谓：“鲁迅先生作为一代文学巨匠，其可师法之处确实甚多。但是，先生离我们而去已经六十多年了，若以当代之语法标准——现代汉语语法标准——来衡量其作品，则其作品有些不够完美了。”有人还具体作出了概括归纳，得出诸如字词使用不规范、句子搭配欠佳、复杂句太生硬、人物语言夹带书面语、古语、残留“日本味”、翻译腔之类。如果说囿于意识形态方面的某些安全考虑，纸质期刊上刊发的这类言论还数量有限，措辞节制，那么出现在互联网与自媒体上的批评言论则数量巨大，且无所顾忌。“鲁迅在造句方面是个大笨蛋”这样的标题已属常态。
有意思的是，今天我们对“鲁迅语文”价值的质疑和挑剔又往往与另外一种文化动向联系在一起，这就是在“传统文化”复兴、“国学热”升温的氛围之中，我们将鲁迅当作背弃传统、损伤所谓母语教育的典型。例如有“国学院长”与“儒家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尖锐地提出：“鲁迅的文字佶屈聱牙，是失败的文学尝试，学生不爱读，教师不爱讲，却偏偏是教师、学生绕不过去的大山，岂非咄咄怪事？”“母语教育必须回到几千年来教育的正轨上来，即通过念诵的方法学习古代经典，用对对子、作文等方式训练其母语运用能力，让学生不仅能亲近母语，更能亲近中国传统文化。”“说实在的，白话文还用得着学吗？”
将“鲁迅语文”当作破坏传统文化的典型也就是视鲁迅的语言为白话文的典型，这样的逻辑虽然未必代表了鲁迅质疑者的共同逻辑，但是，我们却能够进一步发现，对“鲁迅语文”的批评却绝对不是最近10多年的新鲜事，回看近一个世纪的鲁迅研究史，我们既能够在沈雁冰、瞿秋白、毛泽东等处读到对鲁迅思想的大力肯定，在李长之等处读到对鲁迅文体、语言的赞扬，但也能够在梁实秋、创造社同仁那里发现种种的语言文体批评，一句话，对“鲁迅语文”之于现代中国的意义，其实一直都存在明显的分歧，而且，无论肯定还是否定，人们对鲁迅语文的分析都离不开文言/白话、传统文化，现代文化这样的话题。
今天我们的认识，也就宿命般地跳脱不开国学/西学、或者国文/语文、传统语文/现代白话传统教育/现代教育等纠缠不休的主题。
重要的是，一个世纪以前的鲁迅也早就亲身参与了新世纪之交的这场语文论争：他不仅积极地回应了一次又一次的语文论争，公开声张为自己的立场和追求，不断阐述自己的语文思想，其中，甚至也包含与基础教育的对话。1923年的《时事新报·学灯》上，就有人提出将《呐喊》编人中小学课本：“我觉得，如《呐喊》集这类作品，虽不能当作地理与历史课本看，至少也可以用作一部作文法语修辞学读，比较什么国文作法，实在高出十倍。”而孙伏园则告诉我们鲁迅的另一番态度：
听说有几个中学堂的教师竟在那里用《呐喊》做课本，甚至有给高小学生读的，这是他所极不愿意的，最不愿意的是有人给小孩子选读《狂人日记》。
这些事实说明：关于“鲁迅语文”的争议不仅由来已久，深深地嵌入了中国现代文化发展的内部，鲁迅本人早已经主动介入了这样的问题，以自己的智慧思考着这样的难题，也以自己的实践展示着现实的可能。离开对鲁迅本人语文思想与语文实践内在逻辑的剖析，单凭我们今日一己的愿望或想象，根本无法触及这一宏富追求的内核。
纵观鲁迅的语文思想与语文实践，与我们曾经习惯于在一种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中“征用”鲁迅——或者是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封建斗士，现代语文革命的先锋，或者是割裂中华文化传统、偏激的语言进化论者——其实，鲁迅是同时把握和征用了多种艺术资源、文化资源与语文资源，在传统与现代、白话与文言、西方与中国之间做出了多种复杂的认同、继承、参证和修葺、创造，鲁迅的现代语文创作实施着一种“有难度的跨越”，在传统语文通向现代语文的道路上，几乎就是现代语文创作史上绝无仅有的“跨越”，这样的跨越并不一定完美无瑕，但却足以抛下大数量的人们，也成为许多人（包括作为后人的我们）难以效仿甚至难以理解的复杂事实。
一方面，鲁迅始终坚守着白话文写作的大方向，认定：“我们要说现代的，自己的话。用活着的白话，将自己的思想感情直白地说出来”。一再提醒我们在文言与白话之间明确的态度：“我总以为现在的青年，大可以不必舍白话不写，却另去熟读了《庄子》，学了它那样的文法来写文章。”但是，正如人们发现的那样，鲁迅对白话文现代发展方向的坚定维护与他在语言实践层面上对旧有语言资源的审慎留用同样引人注目。前文引述Y生建议将鲁迅作品引入中小学课文，Y生所看重的恰恰就是鲁迅文学中呈现的那种留存文言余韵的简明流利，认为就是这样的文字与“近今语体文”颇有不同，“使人得到无限深刻的印象”。今天的学者，也不难从鲁迅的文字中读出所谓的古雅与简洁的传统精神，甚至发现其中对古典文化的某种沉湎，例如周楠本先生就考察过鲁迅对“古字”的特别兴味。
但是，魯迅维护白话文现代发展的态度又是十分明确的，明确到令当今一些“国学”崇拜者很不舒服，以致再也不提鲁迅语文如何“古雅”的基本事实。那么，鲁迅究竟是怎样完成从传统到现代的这种目标明确却又韵味古雅的语言跨越的呢？我觉得关键就在于，鲁迅从一开始就不是白话文革命的简单的理论倡导者，而是身体力行的语文实践家，他以写作人需要尝试着白话文学的可能，又以文学家的敏锐处理着新的语文表达的各种困难，以自己的艰难探索的历程铺砌着新的语文的发展之路。鲁迅语文实践体验的深度，使得他与胡适简洁的白话文理想区别开来，与某些白话文提倡者的“口语崇拜”或“语音中心主义”的思维区别开来。准确地说，鲁迅并不是在文言，白话的二元对立中径直奔向白话文的康庄大道，而是努力探索着一种能够最大程度地传达现代中国人思想感情的语言方式。这种方式需要以对白话文的充分肯定和全面提升来改变文言文占压倒优势的语文格局，但并不是以白话口语至上，它同时包含了对各种语言资源加以征用的可能。在本质上说，鲁迅所要建构的并不是胡适那样逻辑单纯、表达清晰的白话文，而是能够承载更丰富更复杂的现代情感的语言方式，我们可以称作是一种“现代语文”。在五四语言革命的宣传中，文言与白话是尖锐对立的，今天的国学崇拜也继续沿着这样一种对立思维，只不过颠倒了价值取向。然而在鲁迅的“现代语文”实践中，文言/白话的关系却远为复杂，现代的语文实践，其根本目标自然是如何更准确地承载现代人的思想与情感，它不会也不可能以消灭传统语文方式为目的，这就如同中国现代文学创立的意义是如何传达现代中国人的人生体验，而不是为了对抗中国古典文学一样。 当然，一旦进入实践领域，鲁迅所要建构的现代语文就也远较作为理论宣传的白话文论述更为艰难。值得注意的是，鲁迅本人对这样的艰难性早有相当自觉的意识，可以说他一进入文坛就开始了这样的探索，并不断摸索总结，品味建设的艰辛，提炼成功的心得，同时还得随时回应同行的质疑和批评。
鲁迅尝试白话的时间远在五四白话文运动之前。1903年，他试图用白话来翻译《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然而却因为感觉不佳而放弃了，他那时的体会是：“然纯用俗语，复嫌冗繁”。这样的文言实践一直持续了到1918年的《狂人日记》，而同一年翻译的《察罗堵斯德罗绪言》，依然使用了文言。所以说，文言与白话的选择，在鲁迅那里不仅是一个文化观念革新的问题，同时更是一种现代语文复杂实践的问题。
以白话文为表征的现代语文，其根本改变就是能够传达复杂多变的现代人的思想与情感，这样的白话自然有别于传统白话而容纳了若干欧化的成分，成为“一种特别的白话”，于是，西方语言元素的进入成为了可能：“欧化文法的侵入中国白话中的大原因，并非因为好奇，乃是为了必要。”“要说得精密，固有的白话不够用，便只得采些外国的句法。比较的难懂，不像茶泡饭似的可以一口吞下去是真的，但补这缺点的是精密。”“必要”而非“好奇”，这就道出了欧化白话的出现深层原由：绝非一时的冲动或意气，而是建立新的语文表现的准确：“竭力将白话做得浅豁，使能懂的人增多，但精密的所谓‘欧化，语文，仍应支持，因为讲话倘要精密，中国原有的语法是不够的，而中国的大众语文，也决不会永久含胡下去。”1935年，李长之考察了鲁迅在语言文字层面的独特性，他特别指出鲁迅作品尤其是杂文对“转折字”的出神入化般的使用：
“虽然”，“自然”，“然而”，“但是”，“倘若”，“如果”，“却”，“究竟”，“竟”，“不过”，“譬如”，……他惯于用这些转折字，这些转折字用一个，就引人到一个处所，多用几个，就不啻多绕了许多湾儿，这便是风筝的松线。这便是流水的放闸。可是在一度扩张之后，他收缩了。那时他所用的，就是：“总之”。
李长之从鲁迅作品中发现的“转折字”也就是加强现代汉语精密表述的虚词，这些虚词恰恰是古代汉语表达所要避免和删减的，正如鲁迅所说：“中国的文或话，法子实在太不精密了，作文的秘诀，是在避去熟字，删掉虚字，就是好文章，讲话的时候，也时时要辞不达意，……这语法的不精密，就在证明思路的不精密，换一句话，就是脑筋有些胡涂。”李长之所发现了的虚词之于鲁迅语文的力量，这是立足于现代语言新质的立场上观察鲁迅，其结论也就与1923年Y生的赞赏大相径庭了。
进入白话文写作时代之后的鲁迅也清醒地意识到了写作中“大众语”与“口语”的局限性，他提出“博采口语”，但反对“成为大众的新帮闲”“至于对于现在人民的语言的穷乏欠缺，如何救济，使他丰富起来，那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或者也须在旧文中取得若干资料，以供使役。”作为“口语”的对应面，他提出的概念就是“语文”：“语文和口语不能完全相同；讲话的时候可以夹许多‘这个这个’、‘那个那个’之类，其实并无意义，到写作时，为了时间，纸张的经济，意思的分明，就要分别删去的，所以文章一定应该比口语简洁，然而明了，有些不同，并非文章的坏处。”
这种“比口语简洁”的语文理想，其实反过来也就为某些文言资源的调用留下可能，虽然鲁迅一再警惕将自己对文言的保留当作现代写作的样本，但实际表达的需要却也让他意识到：“没有相宜的话，宁可引古语。”自然，并非所有的“古语”都可以理直气壮地进入鲁迅的语文，鲁迅对传统语文也加以鉴别区分，对其不同类型的语言资源的生命力做出鉴定：“成语和死古典又不同，多是现世相的神髓，随于拈摄，自然使文学分外精神。”
辗转于外来语言资源与古典传统之间，面向未来的开放、自我改造的勇气与历史韵味的回旋，鲁迅语文在各种语言资源中游走往返，“采说书而去其油滑，听闲谈而去其散漫，博取民众的口语而存其比较的大家能懂的字句，成为四不像的白话。”“四不像”就是一种充满难度的语言跨越。
不过，典雅与精密未必都那么容易统一，欧化语法的繁复与文句的简古也各有魅力，努力耕耘的鲁迅并非总能将这样一种复杂关系处理得恰到好处、无懈可击，所以他的表述不时也透露出某些矛盾，而实践也不时被同代人所质疑。但重要的是鲁迅已经执著地展开了自己的实践，而这实践的最终指向是建立一种全新的有力量表达，“原先的中国文是有缺点的”，“现在又来了‘外国文’，许多句子，即也须新造，一说得坏点，就是硬造”。只有这样，才能“保存原来的精悍的语气”。没有语言实践的挫折，也永远不会有现代新语文的建立，所以他在翻译中也不避“硬译”之嫌，“宁信而不顺”。他相信，在越来越多的现代语文的创造实践中，“其中的一部分，将从‘不顺’而成为‘顺’，有一部分，则因为到底‘不顺’而被淘汰，被踢开。这最要紧的是我们自己的批判。”
的确，鲁迅的语文实践并非现代语文建设的终点，“这最要紧的是我们自己的批判”，他本身就是在“自己的批判”中摸索前行，有意思的是，今天以传统语文立场攻击鲁迅和白话文运动的人们，不仅没有真正理解鲁迅语文的丰富遗产和现代语文运动的宝贵传统，通过鲁迅语文别出心裁的炼字造句进入一个极具獨创性的奇崛瑰丽的语文世界，更重要的则是完全丧失了自我反省与自我批判的能力。最终，也是逃避和推卸着现代语文建设这一历史的使命。
在这个意义上，重读鲁迅的语文，重拾鲁迅的现代语文之路，不能不说就有特殊的价值。
有意思的是，今天我们对“鲁迅语文”价值的质疑和挑剔又往往与另外一种文化动向联系在一起，这就是在“传统文化”复兴、“国学热”升温的氛围之中，我们将鲁迅当作背弃传统、损伤所谓母语教育的典型。例如有“国学院长”与“儒家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尖锐地提出：“鲁迅的文字佶屈聱牙，是失败的文学尝试，学生不爱读，教师不爱讲，却偏偏是教师、学生绕不过去的大山，岂非咄咄怪事？”“母语教育必须回到几千年来教育的正轨上来，即通过念诵的方法学习古代经典，用对对子、作文等方式训练其母语运用能力，让学生不仅能亲近母语，更能亲近中国传统文化。”“说实在的，白话文还用得着学吗？”
将“鲁迅语文”当作破坏传统文化的典型也就是视鲁迅的语言为白话文的典型，这样的逻辑虽然未必代表了鲁迅质疑者的共同逻辑，但是，我们却能够进一步发现，对“鲁迅语文”的批评却绝对不是最近10多年的新鲜事，回看近一个世纪的鲁迅研究史，我们既能够在沈雁冰、瞿秋白、毛泽东等处读到对鲁迅思想的大力肯定，在李长之等处读到对鲁迅文体、语言的赞扬，但也能够在梁实秋、创造社同仁那里发现种种的语言文体批评，一句话，对“鲁迅语文”之于现代中国的意义，其实一直都存在明显的分歧，而且，无论肯定还是否定，人们对鲁迅语文的分析都离不开文言/白话、传统文化，现代文化这样的话题。
今天我们的认识，也就宿命般地跳脱不开国学/西学、或者国文/语文、传统语文/现代白话传统教育/现代教育等纠缠不休的主题。
重要的是，一个世纪以前的鲁迅也早就亲身参与了新世纪之交的这场语文论争：他不仅积极地回应了一次又一次的语文论争，公开声张为自己的立场和追求，不断阐述自己的语文思想，其中，甚至也包含与基础教育的对话。1923年的《时事新报·学灯》上，就有人提出将《呐喊》编人中小学课本：“我觉得，如《呐喊》集这类作品，虽不能当作地理与历史课本看，至少也可以用作一部作文法语修辞学读，比较什么国文作法，实在高出十倍。”而孙伏园则告诉我们鲁迅的另一番态度：
听说有几个中学堂的教师竟在那里用《呐喊》做课本，甚至有给高小学生读的，这是他所极不愿意的，最不愿意的是有人给小孩子选读《狂人日记》。
这些事实说明：关于“鲁迅语文”的争议不仅由来已久，深深地嵌入了中国现代文化发展的内部，鲁迅本人早已经主动介入了这样的问题，以自己的智慧思考着这样的难题，也以自己的实践展示着现实的可能。离开对鲁迅本人语文思想与语文实践内在逻辑的剖析，单凭我们今日一己的愿望或想象，根本无法触及这一宏富追求的内核。
纵观鲁迅的语文思想与语文实践，与我们曾经习惯于在一种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中“征用”鲁迅——或者是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封建斗士，现代语文革命的先锋，或者是割裂中华文化传统、偏激的语言进化论者——其实，鲁迅是同时把握和征用了多种艺术资源、文化资源与语文资源，在传统与现代、白话与文言、西方与中国之间做出了多种复杂的认同、继承、参证和修葺、创造，鲁迅的现代语文创作实施着一种“有难度的跨越”，在传统语文通向现代语文的道路上，几乎就是现代语文创作史上绝无仅有的“跨越”，这样的跨越并不一定完美无瑕，但却足以抛下大数量的人们，也成为许多人（包括作为后人的我们）难以效仿甚至难以理解的复杂事实。
一方面，鲁迅始终坚守着白话文写作的大方向，认定：“我们要说现代的，自己的话。用活着的白话，将自己的思想感情直白地说出来”。一再提醒我们在文言与白话之间明确的态度：“我总以为现在的青年，大可以不必舍白话不写，却另去熟读了《庄子》，学了它那样的文法来写文章。”但是，正如人们发现的那样，鲁迅对白话文现代发展方向的坚定维护与他在语言实践层面上对旧有语言资源的审慎留用同样引人注目。前文引述Y生建议将鲁迅作品引入中小学课文，Y生所看重的恰恰就是鲁迅文学中呈现的那种留存文言余韵的简明流利，认为就是这样的文字与“近今语体文”颇有不同，“使人得到无限深刻的印象”。今天的学者，也不难从鲁迅的文字中读出所谓的古雅与简洁的传统精神，甚至发现其中对古典文化的某种沉湎，例如周楠本先生就考察过鲁迅对“古字”的特别兴味。
但是，魯迅维护白话文现代发展的态度又是十分明确的，明确到令当今一些“国学”崇拜者很不舒服，以致再也不提鲁迅语文如何“古雅”的基本事实。那么，鲁迅究竟是怎样完成从传统到现代的这种目标明确却又韵味古雅的语言跨越的呢？我觉得关键就在于，鲁迅从一开始就不是白话文革命的简单的理论倡导者，而是身体力行的语文实践家，他以写作人需要尝试着白话文学的可能，又以文学家的敏锐处理着新的语文表达的各种困难，以自己的艰难探索的历程铺砌着新的语文的发展之路。鲁迅语文实践体验的深度，使得他与胡适简洁的白话文理想区别开来，与某些白话文提倡者的“口语崇拜”或“语音中心主义”的思维区别开来。准确地说，鲁迅并不是在文言，白话的二元对立中径直奔向白话文的康庄大道，而是努力探索着一种能够最大程度地传达现代中国人思想感情的语言方式。这种方式需要以对白话文的充分肯定和全面提升来改变文言文占压倒优势的语文格局，但并不是以白话口语至上，它同时包含了对各种语言资源加以征用的可能。在本质上说，鲁迅所要建构的并不是胡适那样逻辑单纯、表达清晰的白话文，而是能够承载更丰富更复杂的现代情感的语言方式，我们可以称作是一种“现代语文”。在五四语言革命的宣传中，文言与白话是尖锐对立的，今天的国学崇拜也继续沿着这样一种对立思维，只不过颠倒了价值取向。然而在鲁迅的“现代语文”实践中，文言/白话的关系却远为复杂，现代的语文实践，其根本目标自然是如何更准确地承载现代人的思想与情感，它不会也不可能以消灭传统语文方式为目的，这就如同中国现代文学创立的意义是如何传达现代中国人的人生体验，而不是为了对抗中国古典文学一样。 当然，一旦进入实践领域，鲁迅所要建构的现代语文就也远较作为理论宣传的白话文论述更为艰难。值得注意的是，鲁迅本人对这样的艰难性早有相当自觉的意识，可以说他一进入文坛就开始了这样的探索，并不断摸索总结，品味建设的艰辛，提炼成功的心得，同时还得随时回应同行的质疑和批评。
鲁迅尝试白话的时间远在五四白话文运动之前。1903年，他试图用白话来翻译《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然而却因为感觉不佳而放弃了，他那时的体会是：“然纯用俗语，复嫌冗繁”。这样的文言实践一直持续了到1918年的《狂人日记》，而同一年翻译的《察罗堵斯德罗绪言》，依然使用了文言。所以说，文言与白话的选择，在鲁迅那里不仅是一个文化观念革新的问题，同时更是一种现代语文复杂实践的问题。
以白话文为表征的现代语文，其根本改变就是能够传达复杂多变的现代人的思想与情感，这样的白话自然有别于传统白话而容纳了若干欧化的成分，成为“一种特别的白话”，于是，西方语言元素的进入成为了可能：“欧化文法的侵入中国白话中的大原因，并非因为好奇，乃是为了必要。”“要说得精密，固有的白话不够用，便只得采些外国的句法。比较的难懂，不像茶泡饭似的可以一口吞下去是真的，但补这缺点的是精密。”“必要”而非“好奇”，这就道出了欧化白话的出现深层原由：绝非一时的冲动或意气，而是建立新的语文表现的准确：“竭力将白话做得浅豁，使能懂的人增多，但精密的所谓‘欧化，语文，仍应支持，因为讲话倘要精密，中国原有的语法是不够的，而中国的大众语文，也决不会永久含胡下去。”1935年，李长之考察了鲁迅在语言文字层面的独特性，他特别指出鲁迅作品尤其是杂文对“转折字”的出神入化般的使用：
“虽然”，“自然”，“然而”，“但是”，“倘若”，“如果”，“却”，“究竟”，“竟”，“不过”，“譬如”，……他惯于用这些转折字，这些转折字用一个，就引人到一个处所，多用几个，就不啻多绕了许多湾儿，这便是风筝的松线。这便是流水的放闸。可是在一度扩张之后，他收缩了。那时他所用的，就是：“总之”。
李长之从鲁迅作品中发现的“转折字”也就是加强现代汉语精密表述的虚词，这些虚词恰恰是古代汉语表达所要避免和删减的，正如鲁迅所说：“中国的文或话，法子实在太不精密了，作文的秘诀，是在避去熟字，删掉虚字，就是好文章，讲话的时候，也时时要辞不达意，……这语法的不精密，就在证明思路的不精密，换一句话，就是脑筋有些胡涂。”李长之所发现了的虚词之于鲁迅语文的力量，这是立足于现代语言新质的立场上观察鲁迅，其结论也就与1923年Y生的赞赏大相径庭了。
进入白话文写作时代之后的鲁迅也清醒地意识到了写作中“大众语”与“口语”的局限性，他提出“博采口语”，但反对“成为大众的新帮闲”“至于对于现在人民的语言的穷乏欠缺，如何救济，使他丰富起来，那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或者也须在旧文中取得若干资料，以供使役。”作为“口语”的对应面，他提出的概念就是“语文”：“语文和口语不能完全相同；讲话的时候可以夹许多‘这个这个’、‘那个那个’之类，其实并无意义，到写作时，为了时间，纸张的经济，意思的分明，就要分别删去的，所以文章一定应该比口语简洁，然而明了，有些不同，并非文章的坏处。”
这种“比口语简洁”的语文理想，其实反过来也就为某些文言资源的调用留下可能，虽然鲁迅一再警惕将自己对文言的保留当作现代写作的样本，但实际表达的需要却也让他意识到：“没有相宜的话，宁可引古语。”自然，并非所有的“古语”都可以理直气壮地进入鲁迅的语文，鲁迅对传统语文也加以鉴别区分，对其不同类型的语言资源的生命力做出鉴定：“成语和死古典又不同，多是现世相的神髓，随于拈摄，自然使文学分外精神。”
辗转于外来语言资源与古典传统之间，面向未来的开放、自我改造的勇气与历史韵味的回旋，鲁迅语文在各种语言资源中游走往返，“采说书而去其油滑，听闲谈而去其散漫，博取民众的口语而存其比较的大家能懂的字句，成为四不像的白话。”“四不像”就是一种充满难度的语言跨越。
不过，典雅与精密未必都那么容易统一，欧化语法的繁复与文句的简古也各有魅力，努力耕耘的鲁迅并非总能将这样一种复杂关系处理得恰到好处、无懈可击，所以他的表述不时也透露出某些矛盾，而实践也不时被同代人所质疑。但重要的是鲁迅已经执著地展开了自己的实践，而这实践的最终指向是建立一种全新的有力量表达，“原先的中国文是有缺点的”，“现在又来了‘外国文’，许多句子，即也须新造，一说得坏点，就是硬造”。只有这样，才能“保存原来的精悍的语气”。没有语言实践的挫折，也永远不会有现代新语文的建立，所以他在翻译中也不避“硬译”之嫌，“宁信而不顺”。他相信，在越来越多的现代语文的创造实践中，“其中的一部分，将从‘不顺’而成为‘顺’，有一部分，则因为到底‘不顺’而被淘汰，被踢开。这最要紧的是我们自己的批判。”
的确，鲁迅的语文实践并非现代语文建设的终点，“这最要紧的是我们自己的批判”，他本身就是在“自己的批判”中摸索前行，有意思的是，今天以传统语文立场攻击鲁迅和白话文运动的人们，不仅没有真正理解鲁迅语文的丰富遗产和现代语文运动的宝贵传统，通过鲁迅语文别出心裁的炼字造句进入一个极具獨创性的奇崛瑰丽的语文世界，更重要的则是完全丧失了自我反省与自我批判的能力。最终，也是逃避和推卸着现代语文建设这一历史的使命。
在这个意义上，重读鲁迅的语文，重拾鲁迅的现代语文之路，不能不说就有特殊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