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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学生站直做人，心有乡愁，胸怀天下。”这是我在学校“师德宣言”专栏里写的一句话。这种纯朴的思想伴随着我从青年渐渐走向中年。我了解孩子们心中的理想和成长过程中的问题，了解老百姓对教育的渴望，更能体会到教育对他们意味着什么。
教改情怀源于一群孩子
无论是我现在工作的城区学校还是过去工作的乡村学校，都有大量的留守儿童。正是这群孩子，让我对教育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并且义无反顾地走向课堂改革的深水区。
在我的办公桌上，长年放着一份全校留守儿童的家庭信息表。每个星期六，我都会习惯性地走进办公室，打电话给这些留守儿童，询问他们在家的情况，鼓励他们认真完成作业，教导他们主动给在外打工的父母打电话，帮助爷爷奶奶做点力所能及的家务。我经常教育学生，“不比父母比明天，不比分数比进步，不比品牌比品位”;经常和班主任老师起早贪黑一起去家访，了解留守儿童的家庭境况，帮助他们解决学习和生活中的困难。
一开始，我总是认为留守儿童缺少家庭关爱，家庭经济条件很差。后来，我发现大多数留守儿童家长对孩子的关注程度绝不亚于其他家庭，对教育的需求比谁都迫切，很多家长都倾其所有投入孩子的教育。我经常自省，我们到底能给这些孩子什么？最后，终于发现这些孩子最缺的是沟通。为了让留守儿童的沟通缺失在课堂里得到弥补，我坚持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前置补弱、互动展示、串组合作等一系列创新举措在课堂改革中浮现出来。当学生能自信地在课堂里进行展示或表达时，他们脸上的笑容让我感到特别欣慰。
学生立场成于一串眼泪
有一次参加市名师梯队的研讨活动，我执教“理解我们的老师”，为了让学生充分认识到“老师不是神，老师也是人，也和平常人一样”，我使用了学生自己班上的四位老师的真实故事，同学们被老师的故事所感动，不少同学流泪坦陈了自己对老师的误解。在课后的沙龙活动上，我以“今天又是一串泪”为题，讲述了我的学生立场确立的过程。
2009年，我执教省级公开课“两代人的对话”。在“爸爸妈妈，我想对你说”这个环节，一个学生在陈述时声泪俱下，在《烛光里的妈妈》音乐衬托下，学生的情感达到了高潮。面对着学生的真情表达，我想得最多的却是这节课应该成功了，学生的眼泪成了我教学的加分点;然而，我并没有去思考这个设计是否填平了两代人的代沟，更没有跟进的教育措施。这种课虽看上去漂亮，但其实并没有真正意义的学生立场。
2012年，我执教大型公开课“有话好好说”。课堂上，学生争相交流自己是怎样与父母沟通的。我突发奇想，拿起手机让学生当场给家长打电话，话题是“我想买双名牌足球鞋”。没想到的是，电话打出去，几个家长都一口答应了。当我让学生思考这说明什么时，几个学生流着眼泪说不出话来。我很得意于自己课堂的“聪明”与“精准生成”，但事后的调查让我非常羞愧，原来其中两个学生的父母根本就买不起名牌鞋子。当我反思这一教学环节时，我也为自己的课堂不足流下了后悔的眼泪。
这次，我执教“理解我们的老师”，并没有期待出现学生在课堂中激动流泪的状况;但我一直坚持，“理解我们的老师”一定要是“我们的”老师，学生与老师之间的那个结只有他们自己才能解开。课堂一定要是解决学生问题的课堂，一定要是促进学生成长的课堂。从此，我更多地思考怎样站在学生立场去设计教学。
教学主张悟于一堆书籍
读书是我最大的爱好，每天读书一小时已成为我的生活方式。成为南通市第一梯队名师培养对象以后，导师们对读书有了更高的要求，要求我们既要读好本学科专业书籍，更要读好哲学、美学、心理学、脑科学等相关学科书籍。简单盘点一下，发现过去几年居然有一百多本书被我“啃”下来了！在这高高的一堆书中，《打开积极心理学之门》《幸福课堂》《哈佛幸福课》《象与骑象人》《积极情绪的力量》等我尤其喜欢。我如痴如醉地读着这些书，一种新的教学主张在我脑中渐渐清晰起来。
作为道德与法治老师，最糟糕的是把学生想象成有问题的学生，然后去教育。如果我们的道德与法治课能主动运用积极心理学原理，去发现学生的闪光点，不断放大和培育学生的积极心理因素，是不是同样可以解决成长中的很多问题？当我向导师们汇报我的想法时，著名特级教师康敏老师引用了一句话打开了我的思路：“要想让一块地不长草，最好的办法是种上庄稼。”于是，“积极思政，幸福成长”成了我的教学主张。积极的道德与法治课堂主要有两个研究领域：其一是课堂的积极状态，课堂面向真实生活，活动贯穿课堂始终，评价充满人文阳光，思维保持有效维度。要做到把自主的权利还给学生，把合作的本领教给学生，把讲课的时间让给学生，把探究的情趣留给学生。其二是道德与法治教学如何挖掘学生的潜能，通过发现并放大学生的正能量，以积极的方式进行价值引领、情感渗透和人文关怀，为学生描绘“青春有烦恼、青春更美好”的积极人生。“积极思政，幸福成长”，正是基于学生立場提出和践行的教学主张。
科研成果集于一组课题
教学改革没有理论难成格局，理论研究不接地气无从突破。早在20世纪末，我就参与了教育部“九五”规划课题研究。近些年来，我先后主持了3项省级课题，成功申报了江苏省基础教育前瞻性教学改革实验项目。这些年来，我发表了50多篇论文，在全国做过100多场讲座，上过2次期刊封面，完成1本书稿，构建了课堂新模式。想起曾经熬过的那么多的不眠之夜，一切的一切都那么值得回味。
科研要有真实成果，课题一定要指向真实的教育。特别是近几年，我写的文章都围绕着“合作型成长”课堂改革。我始终强调绝对不拿学生做试验品。于是，我组织老师集体研究和推进。每次听课，我都用手机拍下一些课堂瞬间，然后在交互电视上展示出来，再与老师一起分析研讨。当老师们拿到一份课改分析资料时，他们都知道我又熬了一个通宵。每年，我的近十万字研究成果，就是在夜深人静时一个字一个字敲出来的。
我做老师二十几年，科研也做了二十几年。经常有人问我累不累，我总是用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伊姆雷的话来回答：“当你说我就喜欢做这件事，再多困难我也不在乎时，上帝就会抽身来帮你。”站在学生立场，进行教改实验，开展教育研究，我喜欢做这样的事，所以，虽然辛苦，但我的心是快乐的！
（孙刘华，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实验学校党总支书记、校长，224007）
责任编辑：杨孝如
教改情怀源于一群孩子
无论是我现在工作的城区学校还是过去工作的乡村学校，都有大量的留守儿童。正是这群孩子，让我对教育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并且义无反顾地走向课堂改革的深水区。
在我的办公桌上，长年放着一份全校留守儿童的家庭信息表。每个星期六，我都会习惯性地走进办公室，打电话给这些留守儿童，询问他们在家的情况，鼓励他们认真完成作业，教导他们主动给在外打工的父母打电话，帮助爷爷奶奶做点力所能及的家务。我经常教育学生，“不比父母比明天，不比分数比进步，不比品牌比品位”;经常和班主任老师起早贪黑一起去家访，了解留守儿童的家庭境况，帮助他们解决学习和生活中的困难。
一开始，我总是认为留守儿童缺少家庭关爱，家庭经济条件很差。后来，我发现大多数留守儿童家长对孩子的关注程度绝不亚于其他家庭，对教育的需求比谁都迫切，很多家长都倾其所有投入孩子的教育。我经常自省，我们到底能给这些孩子什么？最后，终于发现这些孩子最缺的是沟通。为了让留守儿童的沟通缺失在课堂里得到弥补，我坚持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前置补弱、互动展示、串组合作等一系列创新举措在课堂改革中浮现出来。当学生能自信地在课堂里进行展示或表达时，他们脸上的笑容让我感到特别欣慰。
学生立场成于一串眼泪
有一次参加市名师梯队的研讨活动，我执教“理解我们的老师”，为了让学生充分认识到“老师不是神，老师也是人，也和平常人一样”，我使用了学生自己班上的四位老师的真实故事，同学们被老师的故事所感动，不少同学流泪坦陈了自己对老师的误解。在课后的沙龙活动上，我以“今天又是一串泪”为题，讲述了我的学生立场确立的过程。
2009年，我执教省级公开课“两代人的对话”。在“爸爸妈妈，我想对你说”这个环节，一个学生在陈述时声泪俱下，在《烛光里的妈妈》音乐衬托下，学生的情感达到了高潮。面对着学生的真情表达，我想得最多的却是这节课应该成功了，学生的眼泪成了我教学的加分点;然而，我并没有去思考这个设计是否填平了两代人的代沟，更没有跟进的教育措施。这种课虽看上去漂亮，但其实并没有真正意义的学生立场。
2012年，我执教大型公开课“有话好好说”。课堂上，学生争相交流自己是怎样与父母沟通的。我突发奇想，拿起手机让学生当场给家长打电话，话题是“我想买双名牌足球鞋”。没想到的是，电话打出去，几个家长都一口答应了。当我让学生思考这说明什么时，几个学生流着眼泪说不出话来。我很得意于自己课堂的“聪明”与“精准生成”，但事后的调查让我非常羞愧，原来其中两个学生的父母根本就买不起名牌鞋子。当我反思这一教学环节时，我也为自己的课堂不足流下了后悔的眼泪。
这次，我执教“理解我们的老师”，并没有期待出现学生在课堂中激动流泪的状况;但我一直坚持，“理解我们的老师”一定要是“我们的”老师，学生与老师之间的那个结只有他们自己才能解开。课堂一定要是解决学生问题的课堂，一定要是促进学生成长的课堂。从此，我更多地思考怎样站在学生立场去设计教学。
教学主张悟于一堆书籍
读书是我最大的爱好，每天读书一小时已成为我的生活方式。成为南通市第一梯队名师培养对象以后，导师们对读书有了更高的要求，要求我们既要读好本学科专业书籍，更要读好哲学、美学、心理学、脑科学等相关学科书籍。简单盘点一下，发现过去几年居然有一百多本书被我“啃”下来了！在这高高的一堆书中，《打开积极心理学之门》《幸福课堂》《哈佛幸福课》《象与骑象人》《积极情绪的力量》等我尤其喜欢。我如痴如醉地读着这些书，一种新的教学主张在我脑中渐渐清晰起来。
作为道德与法治老师，最糟糕的是把学生想象成有问题的学生，然后去教育。如果我们的道德与法治课能主动运用积极心理学原理，去发现学生的闪光点，不断放大和培育学生的积极心理因素，是不是同样可以解决成长中的很多问题？当我向导师们汇报我的想法时，著名特级教师康敏老师引用了一句话打开了我的思路：“要想让一块地不长草，最好的办法是种上庄稼。”于是，“积极思政，幸福成长”成了我的教学主张。积极的道德与法治课堂主要有两个研究领域：其一是课堂的积极状态，课堂面向真实生活，活动贯穿课堂始终，评价充满人文阳光，思维保持有效维度。要做到把自主的权利还给学生，把合作的本领教给学生，把讲课的时间让给学生，把探究的情趣留给学生。其二是道德与法治教学如何挖掘学生的潜能，通过发现并放大学生的正能量，以积极的方式进行价值引领、情感渗透和人文关怀，为学生描绘“青春有烦恼、青春更美好”的积极人生。“积极思政，幸福成长”，正是基于学生立場提出和践行的教学主张。
科研成果集于一组课题
教学改革没有理论难成格局，理论研究不接地气无从突破。早在20世纪末，我就参与了教育部“九五”规划课题研究。近些年来，我先后主持了3项省级课题，成功申报了江苏省基础教育前瞻性教学改革实验项目。这些年来，我发表了50多篇论文，在全国做过100多场讲座，上过2次期刊封面，完成1本书稿，构建了课堂新模式。想起曾经熬过的那么多的不眠之夜，一切的一切都那么值得回味。
科研要有真实成果，课题一定要指向真实的教育。特别是近几年，我写的文章都围绕着“合作型成长”课堂改革。我始终强调绝对不拿学生做试验品。于是，我组织老师集体研究和推进。每次听课，我都用手机拍下一些课堂瞬间，然后在交互电视上展示出来，再与老师一起分析研讨。当老师们拿到一份课改分析资料时，他们都知道我又熬了一个通宵。每年，我的近十万字研究成果，就是在夜深人静时一个字一个字敲出来的。
我做老师二十几年，科研也做了二十几年。经常有人问我累不累，我总是用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伊姆雷的话来回答：“当你说我就喜欢做这件事，再多困难我也不在乎时，上帝就会抽身来帮你。”站在学生立场，进行教改实验，开展教育研究，我喜欢做这样的事，所以，虽然辛苦，但我的心是快乐的！
（孙刘华，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实验学校党总支书记、校长，224007）
责任编辑：杨孝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