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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伯克是四川沐川县人，1909年7月出生，2008年3月逝世，享年99岁。20世纪六七十年代，笔者作为他的下属曾在某中央国家机关与他共事多年。他离休前曾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顾问、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等职。
1941年6月，郑伯克由中共中央南方局派遣，带着周恩来的指示，从重庆来到昆明，担任中共云南省工委书记，从事领导云南地下党工作，一干就是十年。在这十年里，他领导云南地下党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党的白区工作方针政策，积极开展对云南地方实力派为主的统战工作，积极开展反内战、争民主运动，积极配合人民解放军和平解放云南，为云南的解放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被后人称为“模范的白区工作领导者”。
以郑伯克为书记的中共云南省工委遵照中共中央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统战工作方针，在开展以学生知识分子为主力的人民运动的同时，抓紧团结多数争取中间势力的工作。
在云南，云南省政府主席、国民党云南省党部主任委员、昆明行辕主任、滇黔绥靖公署主任，都由龙云一人担任。龙云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可谓云南的地方实力派，开展好对龙云的统战工作十分重要。1941年7月，蒋介石派何应钦到昆明督促成立云南省党政军联席汇报会。龙云为应付蒋介石，成立了由地方人士为主的云南省党政军联席汇报会，由龙云亲自担任会长。郑伯克通过关系，派地下党员李群杰打入该会担任秘书，并负责会议记录。由此，郑伯克领导的云南省工委可以通过李群杰及时掌握联席汇报会的一些重要情况。
晚年的郑伯克
有一次，会议上提出要侦察西南联大地下党的活动，并提出拟要抓捕的黑名单。李群杰得知后，将名单送了出来。郑伯克等看到名单中没有一个地下党员，只有西南联大教授等一些进步民主人士。从这个情报分析看，敌人没有掌握联大地下党的活动，只是注意到一些进步民主人士。郑伯克为此感到，联大地下党的隐蔽工作是做得好的，但也要注意保护进步民主人士的安全。他当即告知有关人提醒黑名单上的进步民主人士要提高警惕。
1943年，龙云对蒋介石嫡系杜聿明在昆明市内设城防司令部很恼火。郑伯克得知后，让张文澄（1941年由周恩来派赴云南调研，任调研组长）以云南地方记者身份去见龙云，从关心地方桑梓的角度出发，向他揭露蒋介石消极抗战、排除异己的行径，建议龙云提高警惕，严防蒋介石的阴谋。郑伯克的建议，对龙云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不久，龙云不仅做出“不得借故限制和危害民众活动，有关当局必须协助并领导各社会团体，共同保乡，以济时艰”的命令，还对大学教授和民主人士给予一些生活补助。
这期间，董必武告知郑伯克可直接联系由南方局派来昆明公开做龙云统战工作的华岗。华岗在昆明期间，曾多次与龙云交谈，介绍当前形势和解放区情况，并就云南问题发表看法。这对龙云产生了一定影响，经龙云同意，在昆明近郊他的一个别墅内设立秘密电台。起初，电台只是抄收新华社的电讯稿，继而先后与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和延安党中央的电台取得联系，这样郑伯克领导的地下党能够及时掌握党中央和南方局的政策，并将云南情况及时报告党中央和南方局。同时，龙云不仅同意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在昆明公开发行，还经常将新华日报馆发售的延安出版的书籍送给身边的官员看，尤其对揭露蒋介石欺世盗名的《评中国之命运》一书特别推荐。
通过地下党的团结争取工作，龙云对云南的民主运动采取了同情和支持的态度。1945年6月，由于国民党中央军多次随意非法捕人，郑伯克经华岗设法通过统战关系，由地方治安联席会议出面，向国民党驻军提出抗议，并向云南行辕请示。龙云条谕警备司令部：“严禁任意逮捕居民，如有此类事发生，飞报治安机关。倘若坐视不理，一经发现，唯该市县政府及治安机关是问。”郑伯克领导的地下党发动的多次大规模的民主运动，都由华岗事先与龙云通气，得到龙云的默许或支持，所以都很成功。
1945年10月3日，蒋介石经过密谋策划，在昆明发动军事政变，逼迫龙云下台，改组了云南省政府。12月1日，卢汉就任云南省政府主席。此后，以郑伯克为书记的云南地下党的统战工作的重点对象，也就由龙云转向了卢汉。郑伯克根据昆明市工委书记陈盛年等人的汇报，经过考查了解，解决了失掉组织关系的杨青田等三人的党籍问题后，把他们三人编成一个统战工作小组，由杨青田任组长。按照当时省工委的分工，这个统战工作小组由省工委书记郑伯克直接领导。
统战工作小组成立后，很快打入省参议会，杨青田还被推选为副议长。省参议会是云南各种势力集合的大本营，参议员中大多属于地方士绅和军政、教育等各界的头面人物。尽管他们很多人是国民党员，但就其政治态度看，大致可以分为左、中、右三股势力。郑伯克向统战工作小组同志提出，要以关怀桑梓、反映民意、为云南人民请命的地方开明士绅的面目开展工作，把地方耆老与龙云、卢汉有关系的人士争取过来，极少数顽固势力就会孤立。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蒋介石加紧了对云南政治上军事上的控制和经济上的掠夺。这就加剧了蒋介石与云南人民的矛盾，也触及了卢汉赖以生存的切身利益。加上省参议会一些反动分子被卢汉派去当县长，客观上对统战小组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和打击顽固势力更加有利。于是郑伯克领导统战小组选择有利于云南人民又照顾卢汉利益的事件，通过省参议会这一合法阵地来争取地方实力派，开展反对蒋介石的斗争。
在统战小组的发动和串联下，省参议会开展了多项重大斗争。比如，蒋系云南警备司令何绍周在经济上搜刮人民的钱财，垄断全省鸦片贩运，遍设关卡抢夺人民财富。在军事上，他指使反动军队进行反共反人民的活动，作恶多端。卢汉对此深感不满，打算扩充加强保安团，以便与之对抗。郑伯克与统战小组分析研究后认为，尽管何、卢合谋镇压人民，但两人之间的利害冲突日益尖锐，要设法找机会狠狠打击何绍周，甚至可以利用卢汉与何绍周的矛盾把何驱逐出云南。统战小组发现卢汉因在扩大军权上处处遭到何绍周的监视而深为不满，并亲自觐见蒋介石，以请求辞职要挟蒋撤去何绍周。卢汉还辗转向一些参议员透露了何绍周某些罪行材料。郑伯克与统战小组研究后，决定利用这些材料，发动驱逐何绍周的运动，把何赶出云南。经事前分别联络，一边由多人联名在参议会上检举并公布何绍周的罪行，一边委托人写材料向蒋介石控告何绍周。双管齐下，蒋介石被迫于1949年1月初下令改组云南警备司令部，并将两手沾满云南人民鲜血的何绍周调离云南。
抗战胜利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为了实现其独裁专制统治，不顾经受八年抗战之苦的中国人民渴望休养生息的强烈愿望，积极准备发动消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的反革命内战。初尝胜利喜悦的中国人民，又一次陷入内战压顶的煎熬之中。在此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云南省工委书记郑伯克同省工委委员交换意见，又与西南联大地下党员碰头后提出，针对当前形势，决定以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中法大学、英语专科四所大学学生自治会名义召开一次时事晚会，借以激发广大人民反内战、争民主的热情。
1945年11月25日晚7时，时事晚会在西南联大新校舍举行。参加晚会的，除发起的四所大学学生外，还有几所中学学生和其他各界人士，共约6000人。大会由联大学生自治会常务理事、昆明学联主席王瑞沅主持，联大政治系教授钱端升等四位教授发表演讲，盛况空前。钱端升教授在晚会上大声疾呼：“内战必然毁灭中国！”“我们需要联合政府！”博得全场热烈掌声。晚会进行中，国民党军队层层包围了联大新校舍，并多次向会场低空射击，子弹在人们头上飞来飞去。钱端升等4位教授大义凛然，不畏强暴，依然神情自若地站在土台上高声演讲，呼吁停止内战。学生在校园内举行反对内战、呼吁和平的集会，遭到国民党军队的包围和枪弹的威胁，这是对“双十协定”规定的人民享有的起码的民主权利的粗暴践踏。时事晚会结束后，学生们无比愤怒，纷纷要求罢课抗议。
郑伯克考虑，敌人的枪弹激起了学生群众的愤怒，学生群众已自发罢起课来，党组织应当因势利导，有领导有组织地开展对敌斗争。于是，他研究决定改变原来只开时事晚会的做法，根据群众的要求，同意开展罢课，并由昆明市学联派出联络员联络组织实施。接着，郑伯克又与联大地下党员碰头，分析形势，传达开展昆明全市总罢课意见。然后，他立即布置向全市各校党员传达，组织各校党员里应外合，形成全市总罢课局面。西南联大地下党起草了一份《昆明市大中学生反对内战告全国同胞书》，交给郑伯克审改。他对着稿子反复琢磨，认为现在罢课虽然理由充分，斗争形势也很好，但周围环境相当险恶，仅仅有理不够，还要有利有节才行。他本着这一指导思想，将标题改为《昆明市大中学生为反对内战及抗议武装干涉集会告全国同胞书》。正文中，他将“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要求撤退驻华美军”，改为“反对外国干涉中国内政，要求撤退驻华美军”。这样一改，有利于争取中间群众，孤立敌对势力。郑伯克向省工委委员通报了《告全国同胞书》全文及修改情况，并通过交通员把《告全国同胞书》送到重庆的南方局，再由南方局送到延安的党中央。党中央和南方局见到《告全国同胞书》后，给予很大支持和鼓励。重庆《新华日报》和延安《解放日报》先后全文发表了《告全国同胞书》。党中央和南方局的支持和鼓励，大大激发了群众的斗志，坚定了斗争的信心。
在学生罢课积极性高涨之下，一种过激倾向正在滋长，有的提出要罢工罢市，有的提出要游行示威。针对这种情况，郑伯克感到，我们是地下党，几年来积蓄的力量，不能受到不应有的损失，面对强大的敌人，要竭力避免不必要的牺牲，要爱护群众，不能硬碰;对群众以及共产党员中的高涨积极情绪要爱护，不能责备，但必须加以启发、劝导。郑伯克几次分别同联大第一、二党支部反复研究，分析形势，统一认识，尽量说服群众不要上街游行示威。
昆明学生的罢课行动遭到反动势力的残酷镇压。11月30日，国民党第五军政治部主任张濯域、中统云南调度室主任查宗藩、三青团昆明市书记长高云棠等密谋镇压学生运动，演习投掷手榴弹，用美国卡车满载石块砖瓦倾倒在联大新校舍墙外。《新华日报》驻昆明营业处、联大师范学院、云南大学、中法大学等，都有武装特务闯入，并捣坏杂物。面对敌人的高压手段，郑伯克深感形势日益严峻。他考虑到，如果立即复课，群众一时难以转弯;而逐步缩小战线，群众还是可以接受的。于是，他同联大第一、二党支部负责人分别碰头，分析形势，统一认识，并决定由“罢联”通知各校加强戒备，要求学生不要单独外出，暂停上街宣传。
12月1日上午，国民党云南省当局告诫军政官兵要效忠党国，以宣传对宣传，以流血对流血，对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进行血腥镇压。国民党省政府军政部第二军官总队学员100多人进攻联大新校舍。联大学生一面在校门前堆积大量桌椅、黑板和杂物，一面高呼反内战口号，向敌人展开说理斗争。暴徒们野蛮毒打学生，甚至不惜用枪弹杀害手无寸铁的学生。联大共产党员、“民青”盟员都同学生一起出生入死，英勇搏斗，结果4人在搏斗中遇难，另有重伤25人，轻伤30多人。至此，被周恩来同志称作新的一二九运动的昆明一二一运动，即刻演绎成为震惊中外的一二一惨案。作为中共云南省工委书记的郑伯克，对此心情十分沉痛。郑伯克认为，反动派的暴行，激发了广大学生的义愤，激起了社会各界对学生的同情，我们处于有利地位，应当乘此时机向社会控诉反动当局罪行，以争取更有利地位。他分别找联大第一、二党支部碰头后做出决定：加强并扩大以学生为主的战斗队伍，争取社会各界的支援，集中多方面力量，向反动当局大举进攻;在宣传方面，要向社会公布一二一惨案事实真相，做到有理有据地揭露反动当局的残暴罪行。
此后郑伯克感到，要认真领会党中央多次指示领导斗争要掌握有理有利有节原则，要认真吸取一二一运动的经验教训。于是他考虑转变斗争方式，采取“停灵复课”办法转弯子。当“停灵复课”所提条件达到后，以郑伯克为书记的省工委，又决定以公葬四烈士来扩大宣传，打击反动派的嚣张气焰，从而结束这场轰轰烈烈的战斗。
1949年初，在全国解放战争迅猛发展的形势下，西南地区特别是云南已成为蒋介石妄想垂死挣扎、负隅顽抗的基地。为粉碎蒋介石把云南变成在大陆的最后的反共基地的企图，以郑伯克为书记的中共云南地下党利用蒋介石与云南地方实力派卢汉之间的矛盾，一直对卢汉进行团结争取工作，促使他选择和平起义的道路，争取以“绥远方式”解放云南。
面临形势的发展，卢汉在考虑自己的前途。他在派人与中共中央联系的同时，也派人找云南地下党联系。1949年1月间，他还派CC分子到浙江奉化溪口向已经下野的蒋介石表示效忠，说他不买李宗仁的账，蒋介石对之大加赞许。郑伯克与杨青田等分析后认为，卢汉是脚踏两只船，哪边轻哪边重，还要看形势的发展。此后，在香港的龙云看到蒋介石的失败已成定局，即派女秘书张增智到昆明策动卢汉起义。经杨青田安排，郑伯克与张增智见面并交换了对卢汉的看法。郑伯克对张增智说，争取卢汉弃暗投明，我们在这方面亦在做工作;如要卢汉现在就起义，时机未到。卢汉现在似以亲蒋来保存实力，我们要敦促卢汉向起义方向一步步地走，目前可以不动声色地为未来起义做些准备。在准备期间，要推动卢汉逐步摆脱蒋介石的控制，逐步地靠近人民，不要再做那些危害人民、为蒋卖命的事。郑伯克与张增智商量，这些意见可以作为她自己的意见向卢汉提出。
1941年6月，郑伯克由中共中央南方局派遣，带着周恩来的指示，从重庆来到昆明，担任中共云南省工委书记，从事领导云南地下党工作，一干就是十年。在这十年里，他领导云南地下党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党的白区工作方针政策，积极开展对云南地方实力派为主的统战工作，积极开展反内战、争民主运动，积极配合人民解放军和平解放云南，为云南的解放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被后人称为“模范的白区工作领导者”。
团 结 龙 云
以郑伯克为书记的中共云南省工委遵照中共中央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统战工作方针，在开展以学生知识分子为主力的人民运动的同时，抓紧团结多数争取中间势力的工作。
在云南，云南省政府主席、国民党云南省党部主任委员、昆明行辕主任、滇黔绥靖公署主任，都由龙云一人担任。龙云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可谓云南的地方实力派，开展好对龙云的统战工作十分重要。1941年7月，蒋介石派何应钦到昆明督促成立云南省党政军联席汇报会。龙云为应付蒋介石，成立了由地方人士为主的云南省党政军联席汇报会，由龙云亲自担任会长。郑伯克通过关系，派地下党员李群杰打入该会担任秘书，并负责会议记录。由此，郑伯克领导的云南省工委可以通过李群杰及时掌握联席汇报会的一些重要情况。
有一次，会议上提出要侦察西南联大地下党的活动，并提出拟要抓捕的黑名单。李群杰得知后，将名单送了出来。郑伯克等看到名单中没有一个地下党员，只有西南联大教授等一些进步民主人士。从这个情报分析看，敌人没有掌握联大地下党的活动，只是注意到一些进步民主人士。郑伯克为此感到，联大地下党的隐蔽工作是做得好的，但也要注意保护进步民主人士的安全。他当即告知有关人提醒黑名单上的进步民主人士要提高警惕。
1943年，龙云对蒋介石嫡系杜聿明在昆明市内设城防司令部很恼火。郑伯克得知后，让张文澄（1941年由周恩来派赴云南调研，任调研组长）以云南地方记者身份去见龙云，从关心地方桑梓的角度出发，向他揭露蒋介石消极抗战、排除异己的行径，建议龙云提高警惕，严防蒋介石的阴谋。郑伯克的建议，对龙云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不久，龙云不仅做出“不得借故限制和危害民众活动，有关当局必须协助并领导各社会团体，共同保乡，以济时艰”的命令，还对大学教授和民主人士给予一些生活补助。
这期间，董必武告知郑伯克可直接联系由南方局派来昆明公开做龙云统战工作的华岗。华岗在昆明期间，曾多次与龙云交谈，介绍当前形势和解放区情况，并就云南问题发表看法。这对龙云产生了一定影响，经龙云同意，在昆明近郊他的一个别墅内设立秘密电台。起初，电台只是抄收新华社的电讯稿，继而先后与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和延安党中央的电台取得联系，这样郑伯克领导的地下党能够及时掌握党中央和南方局的政策，并将云南情况及时报告党中央和南方局。同时，龙云不仅同意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在昆明公开发行，还经常将新华日报馆发售的延安出版的书籍送给身边的官员看，尤其对揭露蒋介石欺世盗名的《评中国之命运》一书特别推荐。
通过地下党的团结争取工作，龙云对云南的民主运动采取了同情和支持的态度。1945年6月，由于国民党中央军多次随意非法捕人，郑伯克经华岗设法通过统战关系，由地方治安联席会议出面，向国民党驻军提出抗议，并向云南行辕请示。龙云条谕警备司令部：“严禁任意逮捕居民，如有此类事发生，飞报治安机关。倘若坐视不理，一经发现，唯该市县政府及治安机关是问。”郑伯克领导的地下党发动的多次大规模的民主运动，都由华岗事先与龙云通气，得到龙云的默许或支持，所以都很成功。
转 向 卢 汉
1945年10月3日，蒋介石经过密谋策划，在昆明发动军事政变，逼迫龙云下台，改组了云南省政府。12月1日，卢汉就任云南省政府主席。此后，以郑伯克为书记的云南地下党的统战工作的重点对象，也就由龙云转向了卢汉。郑伯克根据昆明市工委书记陈盛年等人的汇报，经过考查了解，解决了失掉组织关系的杨青田等三人的党籍问题后，把他们三人编成一个统战工作小组，由杨青田任组长。按照当时省工委的分工，这个统战工作小组由省工委书记郑伯克直接领导。
统战工作小组成立后，很快打入省参议会，杨青田还被推选为副议长。省参议会是云南各种势力集合的大本营，参议员中大多属于地方士绅和军政、教育等各界的头面人物。尽管他们很多人是国民党员，但就其政治态度看，大致可以分为左、中、右三股势力。郑伯克向统战工作小组同志提出，要以关怀桑梓、反映民意、为云南人民请命的地方开明士绅的面目开展工作，把地方耆老与龙云、卢汉有关系的人士争取过来，极少数顽固势力就会孤立。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蒋介石加紧了对云南政治上军事上的控制和经济上的掠夺。这就加剧了蒋介石与云南人民的矛盾，也触及了卢汉赖以生存的切身利益。加上省参议会一些反动分子被卢汉派去当县长，客观上对统战小组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和打击顽固势力更加有利。于是郑伯克领导统战小组选择有利于云南人民又照顾卢汉利益的事件，通过省参议会这一合法阵地来争取地方实力派，开展反对蒋介石的斗争。
在统战小组的发动和串联下，省参议会开展了多项重大斗争。比如，蒋系云南警备司令何绍周在经济上搜刮人民的钱财，垄断全省鸦片贩运，遍设关卡抢夺人民财富。在军事上，他指使反动军队进行反共反人民的活动，作恶多端。卢汉对此深感不满，打算扩充加强保安团，以便与之对抗。郑伯克与统战小组分析研究后认为，尽管何、卢合谋镇压人民，但两人之间的利害冲突日益尖锐，要设法找机会狠狠打击何绍周，甚至可以利用卢汉与何绍周的矛盾把何驱逐出云南。统战小组发现卢汉因在扩大军权上处处遭到何绍周的监视而深为不满，并亲自觐见蒋介石，以请求辞职要挟蒋撤去何绍周。卢汉还辗转向一些参议员透露了何绍周某些罪行材料。郑伯克与统战小组研究后，决定利用这些材料，发动驱逐何绍周的运动，把何赶出云南。经事前分别联络，一边由多人联名在参议会上检举并公布何绍周的罪行，一边委托人写材料向蒋介石控告何绍周。双管齐下，蒋介石被迫于1949年1月初下令改组云南警备司令部，并将两手沾满云南人民鲜血的何绍周调离云南。
时 事 晚 会
抗战胜利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为了实现其独裁专制统治，不顾经受八年抗战之苦的中国人民渴望休养生息的强烈愿望，积极准备发动消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的反革命内战。初尝胜利喜悦的中国人民，又一次陷入内战压顶的煎熬之中。在此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云南省工委书记郑伯克同省工委委员交换意见，又与西南联大地下党员碰头后提出，针对当前形势，决定以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中法大学、英语专科四所大学学生自治会名义召开一次时事晚会，借以激发广大人民反内战、争民主的热情。
1945年11月25日晚7时，时事晚会在西南联大新校舍举行。参加晚会的，除发起的四所大学学生外，还有几所中学学生和其他各界人士，共约6000人。大会由联大学生自治会常务理事、昆明学联主席王瑞沅主持，联大政治系教授钱端升等四位教授发表演讲，盛况空前。钱端升教授在晚会上大声疾呼：“内战必然毁灭中国！”“我们需要联合政府！”博得全场热烈掌声。晚会进行中，国民党军队层层包围了联大新校舍，并多次向会场低空射击，子弹在人们头上飞来飞去。钱端升等4位教授大义凛然，不畏强暴，依然神情自若地站在土台上高声演讲，呼吁停止内战。学生在校园内举行反对内战、呼吁和平的集会，遭到国民党军队的包围和枪弹的威胁，这是对“双十协定”规定的人民享有的起码的民主权利的粗暴践踏。时事晚会结束后，学生们无比愤怒，纷纷要求罢课抗议。
郑伯克考虑，敌人的枪弹激起了学生群众的愤怒，学生群众已自发罢起课来，党组织应当因势利导，有领导有组织地开展对敌斗争。于是，他研究决定改变原来只开时事晚会的做法，根据群众的要求，同意开展罢课，并由昆明市学联派出联络员联络组织实施。接着，郑伯克又与联大地下党员碰头，分析形势，传达开展昆明全市总罢课意见。然后，他立即布置向全市各校党员传达，组织各校党员里应外合，形成全市总罢课局面。西南联大地下党起草了一份《昆明市大中学生反对内战告全国同胞书》，交给郑伯克审改。他对着稿子反复琢磨，认为现在罢课虽然理由充分，斗争形势也很好，但周围环境相当险恶，仅仅有理不够，还要有利有节才行。他本着这一指导思想，将标题改为《昆明市大中学生为反对内战及抗议武装干涉集会告全国同胞书》。正文中，他将“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要求撤退驻华美军”，改为“反对外国干涉中国内政，要求撤退驻华美军”。这样一改，有利于争取中间群众，孤立敌对势力。郑伯克向省工委委员通报了《告全国同胞书》全文及修改情况，并通过交通员把《告全国同胞书》送到重庆的南方局，再由南方局送到延安的党中央。党中央和南方局见到《告全国同胞书》后，给予很大支持和鼓励。重庆《新华日报》和延安《解放日报》先后全文发表了《告全国同胞书》。党中央和南方局的支持和鼓励，大大激发了群众的斗志，坚定了斗争的信心。
在学生罢课积极性高涨之下，一种过激倾向正在滋长，有的提出要罢工罢市，有的提出要游行示威。针对这种情况，郑伯克感到，我们是地下党，几年来积蓄的力量，不能受到不应有的损失，面对强大的敌人，要竭力避免不必要的牺牲，要爱护群众，不能硬碰;对群众以及共产党员中的高涨积极情绪要爱护，不能责备，但必须加以启发、劝导。郑伯克几次分别同联大第一、二党支部反复研究，分析形势，统一认识，尽量说服群众不要上街游行示威。
昆明学生的罢课行动遭到反动势力的残酷镇压。11月30日，国民党第五军政治部主任张濯域、中统云南调度室主任查宗藩、三青团昆明市书记长高云棠等密谋镇压学生运动，演习投掷手榴弹，用美国卡车满载石块砖瓦倾倒在联大新校舍墙外。《新华日报》驻昆明营业处、联大师范学院、云南大学、中法大学等，都有武装特务闯入，并捣坏杂物。面对敌人的高压手段，郑伯克深感形势日益严峻。他考虑到，如果立即复课，群众一时难以转弯;而逐步缩小战线，群众还是可以接受的。于是，他同联大第一、二党支部负责人分别碰头，分析形势，统一认识，并决定由“罢联”通知各校加强戒备，要求学生不要单独外出，暂停上街宣传。
12月1日上午，国民党云南省当局告诫军政官兵要效忠党国，以宣传对宣传，以流血对流血，对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进行血腥镇压。国民党省政府军政部第二军官总队学员100多人进攻联大新校舍。联大学生一面在校门前堆积大量桌椅、黑板和杂物，一面高呼反内战口号，向敌人展开说理斗争。暴徒们野蛮毒打学生，甚至不惜用枪弹杀害手无寸铁的学生。联大共产党员、“民青”盟员都同学生一起出生入死，英勇搏斗，结果4人在搏斗中遇难，另有重伤25人，轻伤30多人。至此，被周恩来同志称作新的一二九运动的昆明一二一运动，即刻演绎成为震惊中外的一二一惨案。作为中共云南省工委书记的郑伯克，对此心情十分沉痛。郑伯克认为，反动派的暴行，激发了广大学生的义愤，激起了社会各界对学生的同情，我们处于有利地位，应当乘此时机向社会控诉反动当局罪行，以争取更有利地位。他分别找联大第一、二党支部碰头后做出决定：加强并扩大以学生为主的战斗队伍，争取社会各界的支援，集中多方面力量，向反动当局大举进攻;在宣传方面，要向社会公布一二一惨案事实真相，做到有理有据地揭露反动当局的残暴罪行。
此后郑伯克感到，要认真领会党中央多次指示领导斗争要掌握有理有利有节原则，要认真吸取一二一运动的经验教训。于是他考虑转变斗争方式，采取“停灵复课”办法转弯子。当“停灵复课”所提条件达到后，以郑伯克为书记的省工委，又决定以公葬四烈士来扩大宣传，打击反动派的嚣张气焰，从而结束这场轰轰烈烈的战斗。
策 反 卢 汉
1949年初，在全国解放战争迅猛发展的形势下，西南地区特别是云南已成为蒋介石妄想垂死挣扎、负隅顽抗的基地。为粉碎蒋介石把云南变成在大陆的最后的反共基地的企图，以郑伯克为书记的中共云南地下党利用蒋介石与云南地方实力派卢汉之间的矛盾，一直对卢汉进行团结争取工作，促使他选择和平起义的道路，争取以“绥远方式”解放云南。
面临形势的发展，卢汉在考虑自己的前途。他在派人与中共中央联系的同时，也派人找云南地下党联系。1949年1月间，他还派CC分子到浙江奉化溪口向已经下野的蒋介石表示效忠，说他不买李宗仁的账，蒋介石对之大加赞许。郑伯克与杨青田等分析后认为，卢汉是脚踏两只船，哪边轻哪边重，还要看形势的发展。此后，在香港的龙云看到蒋介石的失败已成定局，即派女秘书张增智到昆明策动卢汉起义。经杨青田安排，郑伯克与张增智见面并交换了对卢汉的看法。郑伯克对张增智说，争取卢汉弃暗投明，我们在这方面亦在做工作;如要卢汉现在就起义，时机未到。卢汉现在似以亲蒋来保存实力，我们要敦促卢汉向起义方向一步步地走，目前可以不动声色地为未来起义做些准备。在准备期间，要推动卢汉逐步摆脱蒋介石的控制，逐步地靠近人民，不要再做那些危害人民、为蒋卖命的事。郑伯克与张增智商量，这些意见可以作为她自己的意见向卢汉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