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生父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但继父对我的恩德更大。
　　我20多岁时做不成小说家，当了多年的编辑后，才出版第一本书，就带了一册从纽约前往波士顿，送给父亲，也就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尔·贝娄（1915—2005，美国作家，1975年普利策奖获得者，197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他和我拥抱，慈爱地望着我，眼睛含着分泌过多的泪液。他问：“你拿的是什么？”
　　我递上那本白色封皮的新书。他马上翻到题赠那一页，眯着眼，慢慢读出献辞：“献给我的各位父亲。”他很不高兴地哼了一声，说：“嗯，依我看，你只有一个父亲。”
　　我心想，只是没说出来：他真是大错特错。我是研究族阀主义的，明白在男孩子成长期间，需要多位父亲扶持。我在新书的谢辞里，就向两位这样的“父亲”致意：哲学家艾伦·布鲁姆对我亦师亦友，出版家及编辑尔温·格莱克斯既是老板又是良师。
　　此外还有一人。他对我的影响不是那么明显，但我欠他的也许最多，就是我的继父乔。
　　乔在纽约市布朗克斯区长大，多年来以做一些小生意维生。我常想，乔生于他那个年代，自然是以弗兰克·西纳特拉（美国著名演员和流行乐手）作为男性典范。他习惯把钞票卷成一团，用时眨眨眼，以夸张手势，把钞票一张张翻起来。
　　乔静静地进入我的生活，毫不勉强。最初他跟我妈约会甚至不上楼来找她，只是开着那辆长长的黑色汽车到我们公寓前面，按声喇叭。他俩往往一边开车，一边谈心，一谈就是好几个钟头。后来，他上我家来了，通常都会留下几块牛排在冰箱里。他认为：和我妈妈同住的那个10来岁的孩子，像看守冥府的三头犬一样，必须用大块的肉来安抚。我早上起床，煎牛排和鸡蛋做早餐，心里就会想：这家伙还不赖。
　　乔从来没有刻意取代我父亲的地位，也从来没有勉强我接受他。但久而久之，他成为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更赢得了我的心。他用的方法很简单，就是重要的时候总在我身旁：他出席我在学校的戏剧演出，出席我的毕业典礼，又开车载我往返大学，把笨重的音响器材和许多唱片搬上车。他还教我怎样在车上放好行李，怎样点酒喝，以及第一次和异性约会应该做什么。
　　我渐渐地，竟称乔作父亲。多年来，常有人问：“他是你父亲吗？”我最初还会解释，后来连解释都懒了。不少人会点点头说：“哈，我看你们的样子的确相似。”我和乔会相视而笑，私下以此作笑话。
　　我当作家的父亲给了我奋斗的目标，其中一些可以实现，另一些却难以企及，徒然令人自惭形秽。要知道詹姆斯、康拉德等人的小说哪些该读，可以问我这位父亲。但要知道怎样才不会被机械修理工人敲竹杠，问他不如问乔。
　　去年，我开车送父母到城外一家“宜家家居”的分店，一辆卡车在我面前不顾危险胡乱转向，我连忙闪避说：“看到有人开租来的卡车，就得敬而远之。”母亲听了笑道：“乔前几天才说过同样的话，一字不差。”我向来都知道自己继承了生父一些说话的方式，但上述那件小事显示，乔说话的方式对我也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我继父对父亲节或任何这类人为的喜庆场合都不感兴趣，但我还是会在父亲节打电话给他，而他总是显得十分欣慰。所以，今年父亲节，我要向乔爸爸以及全世界的继父表示孺慕之情，说一声谢谢，因为他们值得尊重，也因为他们往往得不到应得的感激。
　　夜莺摘编自《青年参考》
　　编辑/叶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