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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起来，这是在我潜意识里纠缠了好多年的故事。从头到底讲出来，或许对自己也会有些帮助，就像人们去心理分析诊所。
这故事讲的是卢，我绰号叫“华侨”的朋友。卢原先住在延安路近盛泽路的拐角上，与他父母亲一起挤在小阁楼里，离我家只有几分钟路，但他有时也去山东路靠近宁海路的宝康里，那是他姐姐家，也很近。
1966年，我的中学时代与“文革”同一年开始。我父亲的阶级成分是资本家，因而得接受革命大批判，脖子上还要挂一块“牛鬼蛇神”的黑板。黑色的阴影也笼罩了整个家庭。在“老子英雄儿好汉”的滚滚浪涛中，我喘不过气来，几乎都快被淹没了。满怀自卑情结，我低着头进了跃进中学。那些日子里，我们盛泽居委中的同届年轻人都去同一个中学，卢成了我同学，很快还成了朋友。
这也许是很自然的事。1949年前，我父亲开香精厂，他父亲经营皮货店；1966年的夏天，在“红卫兵”的抄“四旧”运动中，他家与我家都给“抄家”了。作为“狗崽子”，我们都在学校里受到歧视、欺负。一丘之貉吧。
我打算夹起尾巴老老实实做人，卢却截然不同，他依旧把头抬得高高的，头发上还涂了亮铮铮的发油。人们叫他“狗崽子”，他却挑衅似的“晃动尾巴”。他还逢人公开说，他来自“好人家”，骄傲地称他父亲——外国名字“路德威奇”——当年是上海滩的“白狐狸皮大王”。我可是做梦都不敢想去对人吹嘘说我父亲是沪上“第一鼻子”，虽然这外号在解放前好像还真流传过，据我母亲说，他鉴别香精成分的嗅觉能力相当出众。更有甚者，卢居然还刻意培养“腐朽的资产阶级趣味”，在家里煮咖啡，拌水果沙拉，上学时穿一件用他父亲的旧西装改的夹克衫，他更特地说明，这料子来自意大利。
他因此获得了“华侨”绰号。那些日子里，“华侨”无疑是个负能量词，通常用来说一个人不爱国，为了钱和享受居留国外，因此与西方世界的腐朽、奢侈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联系到了一起。
在学校里，还有一件意外的事使他的绰号广为流传。我们那时的课本是《毛主席语录》，其他书都属于政治不正确。当时《人民日报》上有一篇报道，说著名作家郭沫若宣布他在“文革”前写的书都是“毒草”，必须销毁。难以计数的书在广庭大众中烧了，图书馆全都关门，不过，像我们这样的年轻人，却仍难免对“毒草”感兴趣，还想方设法地找来偷偷读，有时甚至套着“毛选”的红封套读。
中学的第二年，我从我表哥那里搞到狄更斯的《艰难时世》。我通宵读完了，借给卢，条件是他在一天之内必须还我。为此他那天逃学了。学校“工宣队”的张师傅晚上意外地家访，看到卢正在摊开的小说旁打瞌睡。卢看来难逃一劫，只能认罪，老实交代他怎样得到了这本书。
但卢确实与众不同，临时滔滔不绝发挥了一通，“哦，我今天下午碰巧在废品回收站看到这本书。我好奇地翻开译者前言，读到马克思的一段话，说包括狄更斯在内的‘现代英国的一派出色的小说家，以他们那明白晓畅和令人感动的描写，向世界揭示了政治和社会的真理，比起政治家、政论家和道德家合起来所作的还多’。所以我想我也应该学习。”
张师傅把卢手指的馬克思语录读了两三遍，什么话都说不上来。
“废品回收站还有好几本呢，”卢继续说，“要是你现在赶过去，说不定还找得到。”
这也许是真的，但谁也无法保证现在还有书留在那里。
“但这本小说不是让你读的。你这无可救药的‘华侨’！”张师傅肯定也听说过卢的绰号。
那天晚上，《艰难时世》被没收了，但卢没受到其他处罚。
那也救了我。我对卢表达感激之意，他丝毫没有居功的样子。
“要是我对张师傅说了实话，这给大家都会带来灾难。延安中学的一个学生碰到相同的情况只会哭，结果因‘非法地下交流禁书’罪，被关了好几天，连他家里人都要跟着写检讨。”
在《艰难时世》事件后不久，全国开展了“上山下乡”运动。人们在大街上敲锣打鼓，庆祝这具有深刻历史意义的运动。我们当时距初中毕业还有一年时间，也走上街头，高呼口号欢送那些汽车里戴大红花的知识青年，或涌入上海北火车站，向渐渐驶离的列车致敬，听汽笛划过在欢呼声中抖动的天际……
卢又一次作出与众不同的解读，把一片小石子踢回铁道路基。“知识青年？开什么国际玩笑！在学校里我们什么都没学。贫下中农又能给什么再教育？”
又一个这样的下午，我们目送一车知识青年驶向渐渐黯淡的地平线，沉默了。很快，我们自己也要像他们那样离开上海。卢拖着脚步与我一起走出空寂下来的车站，咕哝着说了一声，“走，我们去吃点东西吧。”
“你说什么？”
“上海这许多好吃的东西，我们还能吃多久？”
他什么都不用多说了。在那些贫穷、落后的村庄里，知识青年每天甚至都吃不饱。卢的哥哥同庆一年多前去了安徽农村，按他的说法，他在公社的田里辛辛苦苦干活，一年到头算下来只分到一堆红薯干。卢因此要把握住所剩的时间，尽可能地享受这城市中的美好生活。
不过，我们口袋中的钱少得可怜，大多数时间只是在些老字号餐馆的橱窗外转圈、想像，偶尔才踏进家便宜的小店。又一次，卢对我这唯一的听众开讲他的卢氏学说，怎样在旧日好时光的记忆中欣赏上海美食。他不辞辛苦地挖掘出那些餐馆原先的名字。一家在南京路上的面包房在“文革”中叫“工农兵”，意思或许是面包房也首先要为劳动人民服务。但在卢看来，这样一个名字丝毫都不能增加对店中食品的美好联想。于是他大谈特谈这面包房在“文革”前的德国名字，“凯司令”，仿佛这样一来就在口味上带来本质上的不同。
两三个星期后，我们另一个同学唐和卢还有我，一起雄心勃勃地去城隍庙，要在一天内“扫平”那里大约二十多家小吃店。我们事先筹划讨论再三，决定把钱凑在一起，分享老上海的每一种美味——每人只尝一小口：鸡鸭血汤、萝卜糕、虾肉馄饨、牛肉汤、小笼包、面筋百页单档……可这战役没进行到一半，“共同基金”就已告罄，我们只能黯然撤退。不知道什么原因，唐后来再不与我们来往，但城隍庙那次美食探险记忆却从未褪色。 没太久，果真就轮到我们自己去“上山下乡”了。尽管卢在私底下埋怨，也只得离开上海去了安徽，与他哥哥同庆一起插队落户。
说不上是走运或不走运，我那时正患急性气管炎，这给了我现成的借口，可以在城里留一段时间。自然，这只是等待分配，身体恢复健康后，还是要与其他人一样去农村。于是我成了“待分配”——那个年代铸造的又一个新词。
困难而漫长的一段日子开始了。我不再去学校，却没有工作，同学和朋友都已离去，在遥远的山上或乡下。我孤身一人在上海，看不到那条等待的隧道的尽头，看不到光。
可不到两个月时间，卢却回到了上海，皮肤稍显晒黑，也瘦了些，但其他方面不见任何改变。
“真是荒诞，”卢对我说，手里捧一小袋从安徽带回的花生，“一年到头在田里拚死拚活地干，同庆的工分还挣不到两麻袋红薯干，你说这怎么让人活？做梦吧。知青饿得肚子叽叽咕咕直响，只能靠他们上海家里每个月寄来的邮包或汇单硬撑下去。”
我父母亲也在一旁，卢只能压低了声音作着他的自我辩解。他哥哥还留在安徽，与公社书记发展“非同寻常的关系”，卢因此得以溜回上海，给他姐姐带孩子，可常来我这里聊天。他有时也会抱着他外甥路易一起来，“路易”的发音与外文中一样，卢说起来还会故意带一种法国腔。小路易挺听话的，不怎么哭闹，我们说话时，他就玩带来的玩具，在他自己充满幻想的世界里微笑。
就像在中学里的日子一样，卢喜欢侃那些让人流口水的美食——或许只在他想像中，但聊起来却更绘声绘色，如“清蒸佛首”——填在白葫芦中的鸽子，鸽子中更填着鹌鹑，鹌鹑中还填着麻雀；如“乾隆炸鱼”——把嘴里塞冰块的鲤鱼油炸一下就捞起，浇上汁，端上桌时盆子中的鱼眼珠还在转；如各种不同版本的“龙虎斗”，原材料可以自由发挥搭配，黄鳝或是蛇肉，猫肉或是狗肉，就看大厨的妙手应用……中国烹调传统中有八个主要菜系，卢有足够的材料供他发挥，虽说这些异想天开的名菜，他自己可能都没尝过。我琢磨他也只是通过道听途说批发过来的。这对我来说没什么区别。“待分配”是寂寞、暗黑的隧道，我有卢经常来串门，运气应该还算不错。
对卢来说，他来我这里，也是必要的透透气。他与他父母挤在一起的小阁楼像鸡笼。“文革”刚开始，他一家人就被“红卫兵”从原来居住的“上只角”公寓中赶了出来。他父母与他搬进延安路拐角的阁楼，他姐姐家搬进宝康里的一间厢房。
要是我去看卢，我得在黑洞洞的楼梯下往上叫他的名字，先确定他在不在，再往上爬。在他家豆腐干一样的小阁楼里，我都找不到坐的地方。卢晚上是在墙上挖出的一块狭长空间中睡觉，他指给我看了，但脸色很尴尬。于是，绝大部分时间都是他来我这里。
我父母对他的频繁到来开始感到不安，尤其是他对“以往的好日子”的赞叹。这给听的人都可能带来麻烦。接着，我父母发现了令他们更不安的一个理由。
那是关于卢和我的“地下”书籍交换。卢有四五本“毒草”书；我一样，手头一本巴尔扎克，两本狄更斯，一本歌德。但对我们来说，既不上学又不工作，一天有这么多小时在手上，我们自己的七八本书很快就看完了。所以我们必须“出击”，扩大圈子，把借书还书变成日常的、不停的、上规模的运作。
尽管“文革”的红口号响彻半空，有一些上海好人家还是把“黑书”藏了起来，还偷偷地在亲友中传阅。我们自己有这些书作资本，我们也得充分利用这资本。卢用自己在书友圈子中借书还书的例子，来说明怎样能保持书的高速周转。“举个例子，我手中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可以换虹口区青冠的《俊友》，莫泊桑写的，基本上是等价。莎士比亚经典，但莫泊桑的看起来更带劲。就一个星期，一天都不能拖。青冠是靠得住的。”
但这其中就是奥妙所在。卢在一夜的时间里读完《俊友》，然后把书给我；这还不够，我又把书转给我的书友，换塞克雷的《名利场》，而我的书同时也转到卢的书友手中……我们在各自的圈子把这交换继续进行下去——只要一星期到了的时候，《俊友》能完好地还到青冠的手里。这有风险，我们必须保证交换圈子的可靠，一定要小心通過安全、秘密的地下网络。在一星期的时间里，一本书会转上四五次手——到A那里换罗曼·罗兰，到B那里换托马斯·曼，到C那里换海明威。因此，卢频繁地在我家出现。
卢的圈子大多由那些家庭背景与他相仿佛的人组成，但在我这一边，我有了一些不同的接触对象。《基督山恩仇记》就来自一位党员高干的女儿。他们本人对所谓的内部书不一定感兴趣，可他们的孩子就不一样了，有时还把书借给别人。
卢是我圈子的核心，四卷本的《基督山恩仇记》自然要借给他，但他也只能有两天时间。卢按时把书还了回来，眼睛通红地说，“我通宵读，我姐姐上夜班，她白天读。”
我们也开发出一些安全携带书本的技巧。我一般把书夹在腋下，外面披两用衫。卢则把书藏在婴儿包中，奶瓶露在外面。没有人会怀疑他包里有书。
但还是有一次，一本《奥赛罗》意外地从婴儿包中掉了出来，还偏偏落在我父母面前。虽然马克思正面评价过莎士比亚，但他们交换着忧虑的目光，相信这样的书也会捅娄子。那天夜里，我无意中听到他们在讨论，准备宣布卢在我们家是不受欢迎的人。
就在他们要着手干预前，另外一件事发生了。母亲长病假在家，由于资本家家属的身份，她在上海牙膏厂领的是“编外工资”。她工资不仅被大幅削减，“编外工资”一词更标志出她的黑色阶级成份。她上个月去厂里领工资，那位会计不知又对她说了什么，她羞愤交加，再不想去那里，用充满罪恶感的笔在“编外工资”单上签字。只是她那份收入，不管被扣了多少，对我们家还是不可缺少的。我父亲患眼疾无法上班，他那份给全停了。他们商量下来的结果是要我去牙膏厂，为她代领“编外工资”。毕竟，牙膏厂的人不认识我。我却犹豫了。那里，他们至少知道我是“狗崽子”。
“我也在给我父亲代领工资，”卢插进来说，“在厂里不过两三分钟的事，拿出你母亲的工作证，在工资单上签字。没人会说什么。你要是愿意的话，我可以陪你去。” 牙膏厂离家相当远。去要坐公共汽车，再换无轨电车。母亲觉察到我的不情愿，塞给我五毛钱车费——卢和我两个人用还有多。她说卢能陪我去，让她也放心多了。
其实，这每月一次的差使并没有想像中那么糟。在牙膏厂厂门旁的一个小房间里，一个头发花白的会计把我上下打量半分钟，我低着头说“母亲病了”，她把装“编外工资”的信封递给了我。就这样。
卢陪在我旁边走出厂门，突然说，“听说过挤在公共汽车里的扒手吗？他们神通广大。”
“怎么了？”
“我们还不如走回家去。”
我摸了摸口袋里的信封，点头同意。我们反正有的是时间，可以慢慢走。那个下午，卢一路上都在展示他惊人的知识面。在上海这个城市，到处都能找到好吃的东西。卢其实也有他现实的一面，会把搜索集中在一些价廉物美的小店。靠近黄河路头那端，一笼小笼包只要一毛两分钱；云南路上的原汁三黄鸡粥，撒上鲜酱油、葱花、姜丝，一碗只要三分；再往东一点，五分钱的粢饭糕炸得金黄……
在随后的日子里，我发现我父母对卢的来访变得包容多了。再过些天，我又有一次偶然听到他们在讨论，说我有时候看上去神情迷茫，读些书或许还不算太坏。
下一次去牙膏厂，我们干脆走路来回，省钱更多。卢建议改变路线，可以经过他推荐的小吃店。
“我知道一家生煎馒头店，上海第一，”卢兴高采烈地说，“如嘉上星期从香港回来，第二天就去了那家店。她说生煎馒头里汤汁特别多，都不敢相信。”
关于如嘉，我只知道她是卢家的朋友，前几年移居了香港。在卢的逻辑中，她的香港居住证似已为那点心店背书了。不管报上怎样宣传党的艰苦朴素生活传统，上海人还是有办法享受生活的味道，同时还保持政治正确。点上一客生煎馒头才一毛钱，算不上违背无产阶级革命精神。我们那天省下的车钱，足够点五客。
大约是我们第四或第五次走出上海牙膏厂，卢突然打着响指说，“今天我们去国际饭店。饭店大厅有一个柜台卖正宗法国面包和蛋糕。这次我请客。”
“二十四层楼的国际饭店？”
“如今这年头叫国际饭店。这名字实在莫名其妙。可那里的法国烘烤非同凡响。大厨在伦敦学过手艺。”
我不知道他从哪里得到这许多信息，不过听说他姐姐给了他一点零花钱，他带小路易确实带得不错。
于是我们绕路去了国际饭店，这是上海当时最高的建筑，在南京路北面俯瞰人民公园。我以前从未进去过，但卢信步走入饭店大厅，悠闲、自在，像回到了家中。他吹着口哨挑了根法国长棍面包，还要了瓶叫沙士的棕色饮料。
“味道像可口可乐。”他给我倒了半杯，自己接着从瓶子里喝了一口。
可口可乐听上去可是遥远的奇迹，美国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象征。事实上，我知道这饮料的存在，还是多亏那奇迹般的中文翻译。我在一本旧杂志中读到，译文不仅仅意义是“滋味可口”、“可以享乐”，发音也与英文发音极接近。不过，卢推荐的沙士喝起来像咳嗽药水，我几乎都咽不下去。
幸亏我们不常去国际饭店这类场所。不过，我们也渐渐少去路边的小摊。我们试着把省下的钱积起来，隔一段时间去些有特色但又不贵的店家，像“洪长兴”的涮羊肉，“东海”的猪排，“小绍兴”的三黄鸡。一如既往，卢坚持要把这些“名特色”给我介绍、解释一番。
在我们一次次的美食探险中，另外一场探险也一直在进行，在我们的地下书籍交换网中。
在卢借给我的书中，有一本是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我读了两三遍。卢也喜欢这本书，尤其爱引用书中的一段描述，讲约翰·克利斯朵夫的几个粉丝，招待他吃了一顿法国南方大餐，精美的菜肴洒满奶油味浓郁的酱汁。
“待分配”的第三个年头开始时，我接受一个邻居的建议，一清早去外滩公园学太极拳，据说对气管炎有好处。在公园近江岸的一条绿色长凳上，我却转而开始学英语了。这一变化或许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对将来的忧虑；在另一条公园长凳上，偶尔能看到垂柳下一個读书姑娘的倩影；约翰·克利斯朵夫的故事在脑海中还记忆犹新——他努力为自己拚出了一条路——可我自己呢？
卢无法与我一起去外滩公园，解释说他早上要照看小路易。我向他说起，在我去公园后没多久，那长凳上读书的姑娘突然不见踪影了。他对我的动机尽情调侃了一通。
不管卢和其他人怎么说，我在公园逗留的时间越来越长，有时会整整一上午。在江堤边，白色的海鸥盘旋，似乎带来绿叶中闪烁不定的信息。
那段日子里，卢回过安徽农村几次。他哥哥同庆还在那里给他打点一切。卢去乡下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给公社书记带上海的礼品。手握大权的书记把卢的名字保持在公社工分册上：卢身在上海，却领安徽的工分，像其他的知青一样，一年到头在那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1974年，我的“代分配”阶段突告一段落。街道把我分配到了盛泽里弄生产组。我在缝纫机流水线加工劳动防护帽子和手套。尽管这是三班倒的工作，我还在继续读英文。只是，做其他事的时间却越来越少了，包括与卢一起去外面吃一顿的机会。
对“文革”初期的“革命行动”，人们开始有了新的认识，也开始在小范围讨论赔偿事宜。我却远没有那么乐观。按“革委会”的说法，那天夜里从我家抄走的东西，有一大半在半路上已失踪了。更糟的是，赔偿的数目是以当年特有的方式计算的。譬如首饰的价值，是按估计的总重量算——我家的首饰据说抓在手里正好一把，大约二十盎司，乘上当时黄金的价格一盎司九十九元。这样，赔偿的金额结果像是在开玩笑。卢却显得有信心得多。
政策最终得到落实。“要好好庆祝一番！”卢兴高采烈地说。我没有马上回应。我家的赔偿金额根本不值一提。但他家可能完全不同。他仿佛急于要证实这一点，请我去外滩的东风酒家。
“想当年，我父亲与他生意伙伴一起，抽着古巴雪茄，喝着法国葡萄酒——那美好的老时光多灿烂辉煌！”
这故事讲的是卢，我绰号叫“华侨”的朋友。卢原先住在延安路近盛泽路的拐角上，与他父母亲一起挤在小阁楼里，离我家只有几分钟路，但他有时也去山东路靠近宁海路的宝康里，那是他姐姐家，也很近。
1966年，我的中学时代与“文革”同一年开始。我父亲的阶级成分是资本家，因而得接受革命大批判，脖子上还要挂一块“牛鬼蛇神”的黑板。黑色的阴影也笼罩了整个家庭。在“老子英雄儿好汉”的滚滚浪涛中，我喘不过气来，几乎都快被淹没了。满怀自卑情结，我低着头进了跃进中学。那些日子里，我们盛泽居委中的同届年轻人都去同一个中学，卢成了我同学，很快还成了朋友。
这也许是很自然的事。1949年前，我父亲开香精厂，他父亲经营皮货店；1966年的夏天，在“红卫兵”的抄“四旧”运动中，他家与我家都给“抄家”了。作为“狗崽子”，我们都在学校里受到歧视、欺负。一丘之貉吧。
我打算夹起尾巴老老实实做人，卢却截然不同，他依旧把头抬得高高的，头发上还涂了亮铮铮的发油。人们叫他“狗崽子”，他却挑衅似的“晃动尾巴”。他还逢人公开说，他来自“好人家”，骄傲地称他父亲——外国名字“路德威奇”——当年是上海滩的“白狐狸皮大王”。我可是做梦都不敢想去对人吹嘘说我父亲是沪上“第一鼻子”，虽然这外号在解放前好像还真流传过，据我母亲说，他鉴别香精成分的嗅觉能力相当出众。更有甚者，卢居然还刻意培养“腐朽的资产阶级趣味”，在家里煮咖啡，拌水果沙拉，上学时穿一件用他父亲的旧西装改的夹克衫，他更特地说明，这料子来自意大利。
他因此获得了“华侨”绰号。那些日子里，“华侨”无疑是个负能量词，通常用来说一个人不爱国，为了钱和享受居留国外，因此与西方世界的腐朽、奢侈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联系到了一起。
在学校里，还有一件意外的事使他的绰号广为流传。我们那时的课本是《毛主席语录》，其他书都属于政治不正确。当时《人民日报》上有一篇报道，说著名作家郭沫若宣布他在“文革”前写的书都是“毒草”，必须销毁。难以计数的书在广庭大众中烧了，图书馆全都关门，不过，像我们这样的年轻人，却仍难免对“毒草”感兴趣，还想方设法地找来偷偷读，有时甚至套着“毛选”的红封套读。
中学的第二年，我从我表哥那里搞到狄更斯的《艰难时世》。我通宵读完了，借给卢，条件是他在一天之内必须还我。为此他那天逃学了。学校“工宣队”的张师傅晚上意外地家访，看到卢正在摊开的小说旁打瞌睡。卢看来难逃一劫，只能认罪，老实交代他怎样得到了这本书。
但卢确实与众不同，临时滔滔不绝发挥了一通，“哦，我今天下午碰巧在废品回收站看到这本书。我好奇地翻开译者前言，读到马克思的一段话，说包括狄更斯在内的‘现代英国的一派出色的小说家，以他们那明白晓畅和令人感动的描写，向世界揭示了政治和社会的真理，比起政治家、政论家和道德家合起来所作的还多’。所以我想我也应该学习。”
张师傅把卢手指的馬克思语录读了两三遍，什么话都说不上来。
“废品回收站还有好几本呢，”卢继续说，“要是你现在赶过去，说不定还找得到。”
这也许是真的，但谁也无法保证现在还有书留在那里。
“但这本小说不是让你读的。你这无可救药的‘华侨’！”张师傅肯定也听说过卢的绰号。
那天晚上，《艰难时世》被没收了，但卢没受到其他处罚。
那也救了我。我对卢表达感激之意，他丝毫没有居功的样子。
“要是我对张师傅说了实话，这给大家都会带来灾难。延安中学的一个学生碰到相同的情况只会哭，结果因‘非法地下交流禁书’罪，被关了好几天，连他家里人都要跟着写检讨。”
在《艰难时世》事件后不久，全国开展了“上山下乡”运动。人们在大街上敲锣打鼓，庆祝这具有深刻历史意义的运动。我们当时距初中毕业还有一年时间，也走上街头，高呼口号欢送那些汽车里戴大红花的知识青年，或涌入上海北火车站，向渐渐驶离的列车致敬，听汽笛划过在欢呼声中抖动的天际……
卢又一次作出与众不同的解读，把一片小石子踢回铁道路基。“知识青年？开什么国际玩笑！在学校里我们什么都没学。贫下中农又能给什么再教育？”
又一个这样的下午，我们目送一车知识青年驶向渐渐黯淡的地平线，沉默了。很快，我们自己也要像他们那样离开上海。卢拖着脚步与我一起走出空寂下来的车站，咕哝着说了一声，“走，我们去吃点东西吧。”
“你说什么？”
“上海这许多好吃的东西，我们还能吃多久？”
他什么都不用多说了。在那些贫穷、落后的村庄里，知识青年每天甚至都吃不饱。卢的哥哥同庆一年多前去了安徽农村，按他的说法，他在公社的田里辛辛苦苦干活，一年到头算下来只分到一堆红薯干。卢因此要把握住所剩的时间，尽可能地享受这城市中的美好生活。
不过，我们口袋中的钱少得可怜，大多数时间只是在些老字号餐馆的橱窗外转圈、想像，偶尔才踏进家便宜的小店。又一次，卢对我这唯一的听众开讲他的卢氏学说，怎样在旧日好时光的记忆中欣赏上海美食。他不辞辛苦地挖掘出那些餐馆原先的名字。一家在南京路上的面包房在“文革”中叫“工农兵”，意思或许是面包房也首先要为劳动人民服务。但在卢看来，这样一个名字丝毫都不能增加对店中食品的美好联想。于是他大谈特谈这面包房在“文革”前的德国名字，“凯司令”，仿佛这样一来就在口味上带来本质上的不同。
两三个星期后，我们另一个同学唐和卢还有我，一起雄心勃勃地去城隍庙，要在一天内“扫平”那里大约二十多家小吃店。我们事先筹划讨论再三，决定把钱凑在一起，分享老上海的每一种美味——每人只尝一小口：鸡鸭血汤、萝卜糕、虾肉馄饨、牛肉汤、小笼包、面筋百页单档……可这战役没进行到一半，“共同基金”就已告罄，我们只能黯然撤退。不知道什么原因，唐后来再不与我们来往，但城隍庙那次美食探险记忆却从未褪色。 没太久，果真就轮到我们自己去“上山下乡”了。尽管卢在私底下埋怨，也只得离开上海去了安徽，与他哥哥同庆一起插队落户。
说不上是走运或不走运，我那时正患急性气管炎，这给了我现成的借口，可以在城里留一段时间。自然，这只是等待分配，身体恢复健康后，还是要与其他人一样去农村。于是我成了“待分配”——那个年代铸造的又一个新词。
困难而漫长的一段日子开始了。我不再去学校，却没有工作，同学和朋友都已离去，在遥远的山上或乡下。我孤身一人在上海，看不到那条等待的隧道的尽头，看不到光。
可不到两个月时间，卢却回到了上海，皮肤稍显晒黑，也瘦了些，但其他方面不见任何改变。
“真是荒诞，”卢对我说，手里捧一小袋从安徽带回的花生，“一年到头在田里拚死拚活地干，同庆的工分还挣不到两麻袋红薯干，你说这怎么让人活？做梦吧。知青饿得肚子叽叽咕咕直响，只能靠他们上海家里每个月寄来的邮包或汇单硬撑下去。”
我父母亲也在一旁，卢只能压低了声音作着他的自我辩解。他哥哥还留在安徽，与公社书记发展“非同寻常的关系”，卢因此得以溜回上海，给他姐姐带孩子，可常来我这里聊天。他有时也会抱着他外甥路易一起来，“路易”的发音与外文中一样，卢说起来还会故意带一种法国腔。小路易挺听话的，不怎么哭闹，我们说话时，他就玩带来的玩具，在他自己充满幻想的世界里微笑。
就像在中学里的日子一样，卢喜欢侃那些让人流口水的美食——或许只在他想像中，但聊起来却更绘声绘色，如“清蒸佛首”——填在白葫芦中的鸽子，鸽子中更填着鹌鹑，鹌鹑中还填着麻雀；如“乾隆炸鱼”——把嘴里塞冰块的鲤鱼油炸一下就捞起，浇上汁，端上桌时盆子中的鱼眼珠还在转；如各种不同版本的“龙虎斗”，原材料可以自由发挥搭配，黄鳝或是蛇肉，猫肉或是狗肉，就看大厨的妙手应用……中国烹调传统中有八个主要菜系，卢有足够的材料供他发挥，虽说这些异想天开的名菜，他自己可能都没尝过。我琢磨他也只是通过道听途说批发过来的。这对我来说没什么区别。“待分配”是寂寞、暗黑的隧道，我有卢经常来串门，运气应该还算不错。
对卢来说，他来我这里，也是必要的透透气。他与他父母挤在一起的小阁楼像鸡笼。“文革”刚开始，他一家人就被“红卫兵”从原来居住的“上只角”公寓中赶了出来。他父母与他搬进延安路拐角的阁楼，他姐姐家搬进宝康里的一间厢房。
要是我去看卢，我得在黑洞洞的楼梯下往上叫他的名字，先确定他在不在，再往上爬。在他家豆腐干一样的小阁楼里，我都找不到坐的地方。卢晚上是在墙上挖出的一块狭长空间中睡觉，他指给我看了，但脸色很尴尬。于是，绝大部分时间都是他来我这里。
我父母对他的频繁到来开始感到不安，尤其是他对“以往的好日子”的赞叹。这给听的人都可能带来麻烦。接着，我父母发现了令他们更不安的一个理由。
那是关于卢和我的“地下”书籍交换。卢有四五本“毒草”书；我一样，手头一本巴尔扎克，两本狄更斯，一本歌德。但对我们来说，既不上学又不工作，一天有这么多小时在手上，我们自己的七八本书很快就看完了。所以我们必须“出击”，扩大圈子，把借书还书变成日常的、不停的、上规模的运作。
尽管“文革”的红口号响彻半空，有一些上海好人家还是把“黑书”藏了起来，还偷偷地在亲友中传阅。我们自己有这些书作资本，我们也得充分利用这资本。卢用自己在书友圈子中借书还书的例子，来说明怎样能保持书的高速周转。“举个例子，我手中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可以换虹口区青冠的《俊友》，莫泊桑写的，基本上是等价。莎士比亚经典，但莫泊桑的看起来更带劲。就一个星期，一天都不能拖。青冠是靠得住的。”
但这其中就是奥妙所在。卢在一夜的时间里读完《俊友》，然后把书给我；这还不够，我又把书转给我的书友，换塞克雷的《名利场》，而我的书同时也转到卢的书友手中……我们在各自的圈子把这交换继续进行下去——只要一星期到了的时候，《俊友》能完好地还到青冠的手里。这有风险，我们必须保证交换圈子的可靠，一定要小心通過安全、秘密的地下网络。在一星期的时间里，一本书会转上四五次手——到A那里换罗曼·罗兰，到B那里换托马斯·曼，到C那里换海明威。因此，卢频繁地在我家出现。
卢的圈子大多由那些家庭背景与他相仿佛的人组成，但在我这一边，我有了一些不同的接触对象。《基督山恩仇记》就来自一位党员高干的女儿。他们本人对所谓的内部书不一定感兴趣，可他们的孩子就不一样了，有时还把书借给别人。
卢是我圈子的核心，四卷本的《基督山恩仇记》自然要借给他，但他也只能有两天时间。卢按时把书还了回来，眼睛通红地说，“我通宵读，我姐姐上夜班，她白天读。”
我们也开发出一些安全携带书本的技巧。我一般把书夹在腋下，外面披两用衫。卢则把书藏在婴儿包中，奶瓶露在外面。没有人会怀疑他包里有书。
但还是有一次，一本《奥赛罗》意外地从婴儿包中掉了出来，还偏偏落在我父母面前。虽然马克思正面评价过莎士比亚，但他们交换着忧虑的目光，相信这样的书也会捅娄子。那天夜里，我无意中听到他们在讨论，准备宣布卢在我们家是不受欢迎的人。
就在他们要着手干预前，另外一件事发生了。母亲长病假在家，由于资本家家属的身份，她在上海牙膏厂领的是“编外工资”。她工资不仅被大幅削减，“编外工资”一词更标志出她的黑色阶级成份。她上个月去厂里领工资，那位会计不知又对她说了什么，她羞愤交加，再不想去那里，用充满罪恶感的笔在“编外工资”单上签字。只是她那份收入，不管被扣了多少，对我们家还是不可缺少的。我父亲患眼疾无法上班，他那份给全停了。他们商量下来的结果是要我去牙膏厂，为她代领“编外工资”。毕竟，牙膏厂的人不认识我。我却犹豫了。那里，他们至少知道我是“狗崽子”。
“我也在给我父亲代领工资，”卢插进来说，“在厂里不过两三分钟的事，拿出你母亲的工作证，在工资单上签字。没人会说什么。你要是愿意的话，我可以陪你去。” 牙膏厂离家相当远。去要坐公共汽车，再换无轨电车。母亲觉察到我的不情愿，塞给我五毛钱车费——卢和我两个人用还有多。她说卢能陪我去，让她也放心多了。
其实，这每月一次的差使并没有想像中那么糟。在牙膏厂厂门旁的一个小房间里，一个头发花白的会计把我上下打量半分钟，我低着头说“母亲病了”，她把装“编外工资”的信封递给了我。就这样。
卢陪在我旁边走出厂门，突然说，“听说过挤在公共汽车里的扒手吗？他们神通广大。”
“怎么了？”
“我们还不如走回家去。”
我摸了摸口袋里的信封，点头同意。我们反正有的是时间，可以慢慢走。那个下午，卢一路上都在展示他惊人的知识面。在上海这个城市，到处都能找到好吃的东西。卢其实也有他现实的一面，会把搜索集中在一些价廉物美的小店。靠近黄河路头那端，一笼小笼包只要一毛两分钱；云南路上的原汁三黄鸡粥，撒上鲜酱油、葱花、姜丝，一碗只要三分；再往东一点，五分钱的粢饭糕炸得金黄……
在随后的日子里，我发现我父母对卢的来访变得包容多了。再过些天，我又有一次偶然听到他们在讨论，说我有时候看上去神情迷茫，读些书或许还不算太坏。
下一次去牙膏厂，我们干脆走路来回，省钱更多。卢建议改变路线，可以经过他推荐的小吃店。
“我知道一家生煎馒头店，上海第一，”卢兴高采烈地说，“如嘉上星期从香港回来，第二天就去了那家店。她说生煎馒头里汤汁特别多，都不敢相信。”
关于如嘉，我只知道她是卢家的朋友，前几年移居了香港。在卢的逻辑中，她的香港居住证似已为那点心店背书了。不管报上怎样宣传党的艰苦朴素生活传统，上海人还是有办法享受生活的味道，同时还保持政治正确。点上一客生煎馒头才一毛钱，算不上违背无产阶级革命精神。我们那天省下的车钱，足够点五客。
大约是我们第四或第五次走出上海牙膏厂，卢突然打着响指说，“今天我们去国际饭店。饭店大厅有一个柜台卖正宗法国面包和蛋糕。这次我请客。”
“二十四层楼的国际饭店？”
“如今这年头叫国际饭店。这名字实在莫名其妙。可那里的法国烘烤非同凡响。大厨在伦敦学过手艺。”
我不知道他从哪里得到这许多信息，不过听说他姐姐给了他一点零花钱，他带小路易确实带得不错。
于是我们绕路去了国际饭店，这是上海当时最高的建筑，在南京路北面俯瞰人民公园。我以前从未进去过，但卢信步走入饭店大厅，悠闲、自在，像回到了家中。他吹着口哨挑了根法国长棍面包，还要了瓶叫沙士的棕色饮料。
“味道像可口可乐。”他给我倒了半杯，自己接着从瓶子里喝了一口。
可口可乐听上去可是遥远的奇迹，美国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象征。事实上，我知道这饮料的存在，还是多亏那奇迹般的中文翻译。我在一本旧杂志中读到，译文不仅仅意义是“滋味可口”、“可以享乐”，发音也与英文发音极接近。不过，卢推荐的沙士喝起来像咳嗽药水，我几乎都咽不下去。
幸亏我们不常去国际饭店这类场所。不过，我们也渐渐少去路边的小摊。我们试着把省下的钱积起来，隔一段时间去些有特色但又不贵的店家，像“洪长兴”的涮羊肉，“东海”的猪排，“小绍兴”的三黄鸡。一如既往，卢坚持要把这些“名特色”给我介绍、解释一番。
在我们一次次的美食探险中，另外一场探险也一直在进行，在我们的地下书籍交换网中。
在卢借给我的书中，有一本是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我读了两三遍。卢也喜欢这本书，尤其爱引用书中的一段描述，讲约翰·克利斯朵夫的几个粉丝，招待他吃了一顿法国南方大餐，精美的菜肴洒满奶油味浓郁的酱汁。
“待分配”的第三个年头开始时，我接受一个邻居的建议，一清早去外滩公园学太极拳，据说对气管炎有好处。在公园近江岸的一条绿色长凳上，我却转而开始学英语了。这一变化或许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对将来的忧虑；在另一条公园长凳上，偶尔能看到垂柳下一個读书姑娘的倩影；约翰·克利斯朵夫的故事在脑海中还记忆犹新——他努力为自己拚出了一条路——可我自己呢？
卢无法与我一起去外滩公园，解释说他早上要照看小路易。我向他说起，在我去公园后没多久，那长凳上读书的姑娘突然不见踪影了。他对我的动机尽情调侃了一通。
不管卢和其他人怎么说，我在公园逗留的时间越来越长，有时会整整一上午。在江堤边，白色的海鸥盘旋，似乎带来绿叶中闪烁不定的信息。
那段日子里，卢回过安徽农村几次。他哥哥同庆还在那里给他打点一切。卢去乡下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给公社书记带上海的礼品。手握大权的书记把卢的名字保持在公社工分册上：卢身在上海，却领安徽的工分，像其他的知青一样，一年到头在那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1974年，我的“代分配”阶段突告一段落。街道把我分配到了盛泽里弄生产组。我在缝纫机流水线加工劳动防护帽子和手套。尽管这是三班倒的工作，我还在继续读英文。只是，做其他事的时间却越来越少了，包括与卢一起去外面吃一顿的机会。
对“文革”初期的“革命行动”，人们开始有了新的认识，也开始在小范围讨论赔偿事宜。我却远没有那么乐观。按“革委会”的说法，那天夜里从我家抄走的东西，有一大半在半路上已失踪了。更糟的是，赔偿的数目是以当年特有的方式计算的。譬如首饰的价值，是按估计的总重量算——我家的首饰据说抓在手里正好一把，大约二十盎司，乘上当时黄金的价格一盎司九十九元。这样，赔偿的金额结果像是在开玩笑。卢却显得有信心得多。
政策最终得到落实。“要好好庆祝一番！”卢兴高采烈地说。我没有马上回应。我家的赔偿金额根本不值一提。但他家可能完全不同。他仿佛急于要证实这一点，请我去外滩的东风酒家。
“想当年，我父亲与他生意伙伴一起，抽着古巴雪茄，喝着法国葡萄酒——那美好的老时光多灿烂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