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多了一个阿姨，于是女儿不去学校的时候就住在母亲那里。杨帆娇气，衣服要手搓多不方便，就去父亲那里扛了洗衣机放到母亲屋里。不料这举动又酿成更大的冲突。
　　杨和平抵不住女人的讥讽，一天上班的时候拦住王芝银，塞給她300块钱，“把洗衣机还我吧”。前妻回说，女儿在用，你找她。
　　“后来他们闹着一定要下了我的户口，”王芝银说。
　　来回几次，杨帆心疼母亲了，女儿咬着唇说：“妈，别理他们了，以后我给你买一套房子。”
　　2005年底，王芝银果然迁进了新建的楼盘“东方港湾”。一室一厅，40平米，东南向，嘉陵江边，正对着喧嚷的石门大桥。
　　“八姊妹”中，她“第一个住进花园式小区”。女儿为她挣足了面子。
　　厂里的违章建筑，她租了出去，每月300元，加上退休工资，她每月能有800块的收入。女儿女婿忙，她帮着照看三岁半的小外孙；闲时刺绣，日子渐归平静。
　　虽然仍爱穿牛仔裤，总想把自己装扮得年轻，皱纹还是倔强地爬上了这位年轻外婆的额头。
　　
　　70年代的爱情
　　
　　过去近十年“八姊妹”的聚会，杨和平全部缺席，以至于后来大家也不约他了。
　　2006年4月30日晚，重庆江北区石门大桥附近一家餐厅，因为我的来访，“八姊妹”聚会。喝了两瓶“小角楼”，说了一堆疯话，笑了一宿。
　　席间只缺余长芬。
　　这一次聚会，杨和平表现得最为亢奋，一一敬酒，再三说抱歉，道惭愧。至于屡屡失约的原因，欲言又止。
　　即便不说，大家也能猜个十之八九。饭毕大伙兴致高，相约去邓其伟家里继续聊。接了个电话后，杨和平面露难色，起身说先告辞了。邓其伟告诉我，是他爱人的电话，之前她想参加这个聚会，杨和平拒绝了。
　　第二天，这个关注时事，爱看凤凰台，尤喜《李敖有话说》的中年男子，郁郁地坐在瓷器口近旁的家中，一再向来访的我表示歉意。不出邓其伟所料，两口子又因聚会的事闹了别扭。杨和平说，屡屡失约，一则因与王芝银的离婚闹得不愉快，二是“我现在的老婆守旧，不愿我与王芝银有过多的来往”。
　　干笑两声，面带尴尬。
　　可我面前这男子年轻时敢说敢干，要多风光，有多风光——1971年重庆知青远赴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到墨江遭遇地震，知青摩擦，打起架来，“杨和平通过朋友摆平了这场群架”。
　　刚到连队不久，杨和平又因打架被关了禁闭，王长玉和另一名知青偷偷爬墙给他送饭，令他“特别感动”。他是8人中最早离开连队的，只在8连呆了5个月便上调团部执勤连，给连长当警卫员兼通讯员，配了枪，和一辆“永久18型加重自行车”。送送文件，取取报纸，轻闲惬意。
　　离景洪县城近了，接触人多，面广，学得世故起来，渐渐疏了与大家的来往。用王长玉的话，“杨和平把朋友分等”，失了真诚。
　　在那个什么都靠供应的年代，杨和平左右逢源，日子过得最为舒适。有一年周必德探亲，接了杨母来云南，到昆明下火车，杨和平找人用车接了他们返版纳——几天的路程，那是多大的一个人情。
　　钟玉良到杨和平那里耍，聊起连队的事，无意间说起一个北京知青在追王芝银，杨和平气不打一处来：难道我们学校就没人了吗？你回去捎个信，说我来。
　　钟玉良有口无心地传了杨和平的话。
　　不久团部开招待会，各营抽招待员，王芝银来招待所帮忙。杨和平负责保卫，每天无事就往她的房间串，去来多了，身边女娃儿说，“他们在耍朋友哟”。
　　就真的恋爱了。
　　这是1972年10月间的事。双方都是初恋。
　　杨和平清楚地记得每一个细节。
　　1973年1月杨和平回重庆探亲，双方家里都不同意。王芝银母亲姓杨，怪责女儿，“咋又要嫁回杨家了？”
　　他们的爱情颇经历了些风雨。王芝银清秀漂亮，追求者众，“不下一个排”。传到“大耳朵”（杨和平知青时期的外号）耳里，难免失真，杨和平肝火起，吵闹着竟断了恋爱关系。
　　反复几次，还是走到了一起。王芝银承认，与杨和平好有着现实的考虑，当时都以为无法返城了，嫁给杨和平“是个不错的选择”，“至少可以留在景洪县城”。坐月子时，妻子吃了十来只鸡，这也成了日后杨和平向身边朋友炫耀自身条件的谈资。
　　
　　1979年知青返城时，陈开全帮邓其伟代办了返城手续，因而遭到一位女青年的忌恨。邓其伟当时身在重庆，他担心回农场后下不了决心离开。
　　1996年陈开全作为知青代表重回景洪农场，成为女中年的女青年不理他。“还在生我的气啊，都二十年了。”陈开全回来戏谑邓其伟。
　　女青年叫念红霞，是邓其伟知青时期的恋人，当地老工人子女。邓其伟说，“我有负于她。”
　　从云南回来后的头几年，常常梦到西双版纳的知青生活，语文老师、奉行知足常乐的、感性的知识分子邓其伟经常“没出息地哭”。他至今仍能吟诵1979年所填的《忆江南》：匆匆走/时不待我留/本是客舍画南国/朋友抽泣我亦然/掩面不回首。
　　“那时的人嘿现实，我不可能去云南，她也进不了重庆的户口。”邓其伟说，通了几封信，双方分手了。而他们的朋友余长芬，户口迁回重庆，在重庆织造厂上了一年的班后，同样因为爱情，又折返西双版纳。
　　在人生的同一结点上，两个好朋友作了截然不同的选择。
　　1987年的某一天，邓其伟在办公室接到一个长途电话，他一下就听出了她的声音。后来就偶尔通通电话，或者发一两个短信。邓其伟说念红霞“对自己一直恋恋不舍的”，因为互有家室，他刻意保持了距离。
　　邓其伟和陈开全是“八姊妹”中的高材生，二人拥有大学专科文凭，分别是各自所在单位送去学院脱产进修所获，被其余姊妹们谑为“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邓其伟在连队也只种了半年的橡胶，便因为能唱歌进了宣传队，半脱产，后来调到农场子校教书，成了继杨和平之后“八姊妹”里第二个不再举锄头的人。
　　1979年，邓其伟顶替父亲进重庆电瓷厂当工人，一干8年。1988年织造厂子校缺教师，校长是邓其伟当年的小学老师，他因此重回讲台。
　　4月30日下午，我顺着邓老师头一晚给我的指示寻找他任教的学校。下石门大桥右转，穿过织造厂、搪瓷厂、电瓷厂——“八姊妹”出生、成长和工作过的厂区，有的破产，有的转制，有的出租，了无生气。只有山脚的嘉陵江，几十年如一日，静静地流淌。
　　滨江小学原为搪瓷厂子校，2000年移交地方，邓其伟也是那一年调入。他现在是学校的教导主任，兼语文老师。邓老师在一间阴暗的旧房子里办公，因为当天试卷没印出来，原定的半期考试延后，邓老师才“偷得浮生半日闲”。
　　他组织了晚上的聚会。
　　从前的聚会也多是开朗的邓其伟在牵头，他们管他叫“旗手”——旗手？那是江青。邓老师用一贯的幽默反诘。
　　
　　4月30日夜里的聚会，以陈开全话最少，满腹心事的样子。
　　席间说起钟玉良与王长玉是“怎样接上火的”，陈开全猛然爆料：“我经常看到王长玉給钟玉良买‘金沙江’（香烟）。”
　　邓其伟接话：“其实那阵大家彼此也没有啥子想法。”
　　陈开全：“如果有想法，就不是现在的局面了。”
　　大伙笑。
　　这个温暖的“小团伙”是如何形成的？
　　杨和平的理解：“临走的头一天夜里，1971年4月20日，大家在邓其伟家里聚会，过了一个不眠之夜（王长玉：就我不在），家长们左叮咛右嘱托，奠定了一个相互照顾的基础；再则，到兵团后，8人都分在同一个连队（一师一团二营八连）；其三，8个人都单纯善良，性情相投。”
　　“对。我记起来了，我家就挨着邓其伟家。”陈开全说。
　　“你娃干活太亡命，”杨和平敬陈开全酒，“我一直忘不了的是，你娃磨刀的姿态，天天磨，10公分宽的砍刀，竟生生被你娃磨窄了。共产党员的典范，喝！”
　　咣，碰了一杯。
　　周必德有肾结石，范文淑坐旁边，不让他多喝。大家出主意，杨和平的建议是，“多做仰卧起坐”；钟玉良说，“‘小角楼’能化石”，和周必德碰了一杯。
　　“他当初是没有资格去云南的，是偷偷把年纪改大了三个月。”邓其伟又拿周必德开涮。
　　“对啊，当初屋头都不准去支边，我们估倒要去，奇怪得很，当时就想走远远的。下乡知青回来说，好苦啊，我就不愿在农村插队，宁愿远点，为啥子呢？”王长玉问。
　　“还不是因为有20多块钱的工资？！”杨和平和邓其伟不怀好意。
　　大家哄笑。
　　“这话倒是实情，至少是一个重要因素。”杨和平附和。
　　王长玉：“刚到连队第一天会餐，大块大块的肉，男娃儿就偷偷笑，伙食不错嘛。可过几天就没肉了，就是有受骗上当的感觉。”
　　钟玉良：“第二天就开会，朗晴的天突然就乌云翻滚，云南的暴雨说来就来，风又大，草棚棚搭的会议室一下就吹垮了，几十个人全压在下面。就陈开全一个人跑了出来。”
　　王芝银：“几天后又闹地震。电灯在头顶上晃来晃去，女娃们全都哭了。”
　　陈开全提醒王芝银：“有一次你在屋里生火，点汽油，‘嘭’一下子燃了起来，草棚子全着了。”
　　邓其伟：“对啊王芝银，8连差点被你毁了。”
　　大伙又笑。
　　陈开全：“周必德和钟玉良当炊事员的时候，大家都跟着没少享福，有肉的时候就多舀一点，每个月的定量老是吃不完。”
　　周必德：“我和钟玉良、陈开全被连队分去喂猪，还不是经常偷鸡啊、肉啊给你们吃？”
　　杨和平：“周必德给女朋友画了张像，从云南寄回来，小范就挂在家里，她妈妈看到就给她撕了，说：大活人挂啥子像嘛？”
　　大伙哄笑不止。
　　王长玉：“头一次上山干活，身材魁梧的班长就教我们如何挖坑，然后放种子。他说，以后你们就要像这种子一样，在这里生根、开花、结果……”
　　回到35年前。班长的话一落，15名十七八岁的女知青一下子全哭了。
　　哭着跑下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