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几乎无人不知，有个著名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写了一本有名的书——《西行漫记》。但很少有人知道，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埃德加·斯诺其实从未到过延安。他到的是保安，距延安尚有几小时的车程。
真正到达并记录了延安的人，是埃德加的妻子海伦。研究者认为，《西行漫记》应算埃德加和海伦两人合作、两次西行的产物。
今年是海伦·斯诺诞辰100周年、逝世10周年，也是她踏访红都延安70周年。1937年，在中华民族危急存亡的关头，年轻的海伦孤身西行到达延安，记录了窑洞内外的人和事，也记录下历史转折关头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
“不要你的帽子，我自己找毛泽东要”
1937年4月21日，北平火车站徐徐开出一趟去往西安的列车。一个年轻的美国女性坐在列车头等车厢里，随身携带着一口硕大的柳条箱。箱子里，装着野外宿营必备的帆布床和睡袋。
这位美丽动人的女士，就是海伦·斯诺，埃德加·斯诺的妻子。她要去的地方是延安。
几个月前，她的丈夫结束了对红色政权的采访，从保安归来。回家后的两三天里，埃德加滔滔不绝地给海伦讲他的陕北见闻。海伦也很兴奋。丈夫满载而归，她将零乱的笔记读了一遍又一遍，并用打字机将其完整地打了出来，在每张照片的背后都加注了说明。
当埃德加要对采访毛泽东的笔记进行整理、删节和改写时，海伦大惊失色，她觉得那是无价之宝，应该是整部作品最有价值的部分，她建议埃德加原封不动地保留毛泽东亲口所讲的每一个字。最终，埃德加接受了妻子的建议，这部分内容成就了《西行漫记》里最为经典的一章——《一个共产党员的由来》。
埃德加从陕北归来时，带回一顶灰色的旧军帽，上面缀着一颗褪了色的红星。海伦对这顶军帽满心喜爱，埃德加慷慨地表示可以送给她，但海伦拒绝了:“我不要你的帽子，我自己找毛泽东要。”
这一刻，她已经下定决心，要亲眼去看看那些照片和笔记上记载的事实。作为一个女性作家，她还希望从自己的角度，去搜集更多被丈夫遗漏掉的素材，多采访一些红色政权下的妇女和儿童。
1937年初，东北军从延安撤离，中共中央机关和军委总部从保安搬进了延安城。当海伦得知5月初中国共产党将有一次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时，她知道机会来了——将会有很多中共的首脑人物聚集延安。她决定在丈夫的西行之后，再续上一次。
海伦对即将展开的西北之行充满期待。陪她同行的是王福时和黄敬，只是在火车上，他们得装作相互不认识。这更让海伦有一种莫名的紧张和兴奋。还好，火车上有辣子鸡吃，让她感到浑身是胆。
一进西安即被“重点关照”
1937年4月23日，火车载着海伦开进了西安车站。
就在海伦到达西安的几天前，西安被南京政府完全接管了。
“没有新闻自由，也没有组织，一个群众组织也没留下，一个东北军的军官也没留下，只有几个学生……杨虎城不仅没有权力，而且几天以后就要被迫去欧洲。”海伦把所见所闻都写进信里，寄给身在北平的丈夫。她特别提到，整个“西京招待所”里只住着两三个客人。海伦本不想住在那里，但身不由己——西安事变之后，当局不再发放来西安的签证，没有签证的人只能在城里停留24小时，所以任何一个进西安城的外国人都会受到特别的“关照”。
按照原定的计划，海伦本应在到达西安的第二天清晨搭乘军用卡车离开西安。所以她没开房间，就溜出西京招待所，住进了一位朋友家里，准备次日一早离开。
然而，原定次日5时抵达的军用卡车没有按时出现，却等来了一位警察队长。多年以后，海伦在回忆录中这样提到那位队长:“由于睡眠不足，他的眼圈出现了黑晕，但眼中闪耀着若有所获的光芒。”
西安的警察们的确一宿没睡，他们全体出动寻找海伦的下落。哨兵也接到上头命令，要他们密切注意一名美国女人。
“按照你的特殊情况，还不仅是个护照签证问题。”警察队长告诫海伦。海伦这才获悉，南京政府已经颁布了禁令，禁止任何新闻记者进入西安周围的军事区域。南京还发来了一张名单，8名外国记者成为重点监管对象，埃德加·斯诺的名字位列第一。
“可我的名字不在名单上。”海伦试图抓住这个小小的漏洞，进行抗辩。
“那不重要，”警察队长说，“你和你丈夫是一样的，无论怎么说，你是做记者工作的。”
抗辩无效，海伦被4名警察“护送”着回到了西京招待所。
逃出西安奔向红区
1937年4月底的西安，细雨霏霏。透过雨雾，能望见围绕西安的古城墙。只要越过那道城墙，三个小时车程之外就是三原，三原目前仍在杨虎城军队的手里。从三原再走几里路，就可以到达云阳村，彭德怀率领红一方面军就驻守在那里。所以对海伦来说，最难的问题在于，如何才能出得去那座城门。
无论她走到哪里，都有两名警察紧紧跟随。每到一处，他们一个往门口一站，另一个就守在海伦身边。车子一停，一名警察便飞快跑到附近有电话的地方向警察局长汇报行踪。海伦意识到，监视她的警察们其实也很紧张，似乎觉得她会给他们带来极大的危险。没准，他们以为随时可能会有人来袭击他们，帮助这个美国女人逃跑呢。
但事实上，不可能有这种事发生。以前帮助过埃德加的少帅张学良，此刻已成为蒋介石的阶下囚，他的军队几乎全部离开了西安，正沿着陇海线向安徽进发。而在西安的外国传教士们，因为担心在这个非常时期受到牵连，也对海伦十分冷淡，不会来帮助她。
接下来，由海伦的侄女谢莉尔·比绍夫讲述给记者的故事，堪称传奇——
多亏了西京招待所的周经理，将一个名叫肯普顿·菲奇的美国青年介绍给海伦。菲奇是一家美国公司西安办事处的经理，其父是中国基督教青年会的领导。菲奇并不赞成海伦冒险，但他古道热肠，认为自己有义务帮助一位身处困境孤立无援的女同胞。
二人商定的逃跑时间是半夜12时45分。此前一两天，海伦故意放出风声麻痹身边的监视者:由于城里的传教士们态度很不友好，她准备启程回北平。她还把住房从二楼搬到一楼，故意晚睡晚起。
到了与菲奇约好行动的那一天，不巧的是，恰好与杨虎城将军离开西安是同一天。当局担心杨将军驻守在城里的余部可能发生骚乱，于晚间8时左右忽然宣布了全城戒严令。就在海伦准备翻墙逃跑的地方，有一队宪兵在来回巡逻。
12时45分，菲奇的讯号并没有如约出现。放弃逃跑计划吗？海伦实在不甘心，她知道如果这次进不了红区，那些红军将领一旦结束了在延安的会议，回到前线，就很难见到他们了。
她决定冒险一试。她用尽平生之力跳出了窗外。街上约莫有十多个执行任务的宪兵，从围墙内就可以望见他们的钢盔，海伦知道翻墙而出是不可能了，她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走向大门口。
大铁门没锁，她扭开了门。站岗的几名警察问:“你上哪儿去？”
“我回家去，”当然是用中国话回答，“这儿有洋车吗？”
刚巧街那边孤零零地来了一辆洋车，海伦壮着胆子喊:“洋车，来，来！”
“东大街！”海伦胡乱说了一个地址，车夫一铆劲儿，洋车就离开了西京招待所。不知为何，那些警察竟未加阻拦。
因为戒严，大街上冷冷清清。洋车拉着一名戴墨镜的外国女人，在夜色中漫无目的地行进。没有菲奇接应，海伦压根不知道该往哪里走！就在她陷入绝望的时候，一辆自行车从跟前飞驰而过，骑车的人正是菲奇！原来，他因为无法靠近围墙，又等不见海伦，正打算回家睡觉。 在菲奇的引领下，海伦终于见到了愿意送她去三原的汽车和汽车司机，司机是杨虎城将军手下的人。第二天一早，汽车威风凛凛地驶过一道道城门，出城而去，差点撞到城门外一队修路的士兵。“带军事通行证的汽车，就得这么开。”司机给海伦和菲奇上了一课。
汽车一路颠簸开到三原，按照手上的地址，海伦他们找到了城门附近的一间小客栈，这里是红军驻三原的办事处。一位头戴红五星军帽的年轻哨兵出现在他们面前。菲奇眼疾手快，抢前一步，一把抓下哨兵的军帽，跳上汽车，绝尘而去。他必须在警察开始调查前赶回西安。那位年轻哨兵被抢走了军帽，茫然地挠着脑袋，一头雾水。
这是1937年4月30日。海伦终于如愿踏上了进入红区之路，而菲奇则得到了他想要的纪念品。
“延安是我的地盘”
从三原经云阳到达延安，休息了一宿之后，海伦的头还是昏昏沉沉的。但一大早，毛泽东和朱德就要来她居住的院子里，欢迎她的到来。
在回忆录里，海伦这样记述她见到两位革命领袖时的第一印象:“朱德双手插在袖筒里，谦逊地坐在破旧的桌子后面，他的平头上依然戴着帽子。而毛泽东把他的椅子拉离桌旁，摘下他柔软的红星帽，让浓密得令人吃惊的黑发滑落到耳旁。”
随后的几天里，海伦忙得不可开交，大部分时间用来结识各式各样的人。一次又一次热情的握手，把手都握肿了。
延安的保卫部门为海伦派了一名警卫员。第一次见面，小伙儿敏捷地给海伦行了个军礼，然后红着脸、羞答答地站着。
“你叫什么名字？”海伦选择了自认为说得最好的一句中国话问他。
没想到，小战士说了一句“对不起”，便慌忙夺门而出。两分钟后，他和海伦的翻译一起回来了，翻译说:“你的新警卫让我告诉你，他不懂英语。”那一刻，海伦觉着自己的自尊心受到了空前严重的伤害。
不过海伦很快意识到，也许不是她的中文发音出了问题，而是因为红军士兵们来自五湖四海。操着各地方言的人们聚集在一起，如何解决沟通上的困难，这在海伦看来是件饶有趣味的事。她的结论是，红军中人人都用耳朵来学各种方言，但却继续使用自己的方言，中间需要一个“脑译”过程，而大家都很习惯，是因为每个人都揣着一颗真诚的心，彼此交流。
对海伦来说，红军的一切都是新鲜的，是值得记录的:“在延安，红军当然没有酒，甚至也没有茶；他们喝白开水，他们都是志愿兵，没有薪水。他们展开小组竞赛和作鉴定，每分钟都以此为享乐。”
海伦还惊讶地发现，红军并不像一般人想象的那样闭塞和土气，他们也爱好“摩登”的东西。“每个人都梦想在自己口袋上别一支钢笔，即使是不能用的也想得到一支。”她甚至被卷进了一场争论，论题是:沃特曼牌钢笔好用，还是派克牌好用？
“当他们参加运动或演练时，每个人都愿意穿上适应运动场合的白色运动短裤和鲜红色印有图案的上衣，两边还有条纹。”衣裤上印着的一种胖胖的小动物图案让海伦觉得十分眼熟，似曾相识。
“那个滑稽的小动物是什么？”她问一名战士。
“是米老鼠。”
海伦恍然大悟，那的确是只米老鼠，不过像是一只上了年岁的中年米老鼠。
海伦当年住过的窑洞，在凤凰山的半山腰上，今天已无迹可寻。据延安革命纪念馆副馆长霍静廉说，那里离毛主席的窑洞挺近，大概一两百米。
尽管窑洞条件很差，海伦依然热爱延安。她曾饱含深情地写道:“延安城的位置宛如镶嵌在城墙上的珠宝和戴在群山上的王冠。这座城市以它美丽的容貌而骄傲，雕刻华丽的大理石牌楼横跨狭窄的街道，一座座砖砌的瓦房有围墙相间。”当时的延安还没遭日军飞机狂轰滥炸，完整地保存着宋元古风。
几十年以后，由海伦拍摄并保存下来的延安古城照片成了这座城市最珍贵的记忆。在今天的延安和延安大学，学者们正在开创一门名为“延安学”的学问，他们对于海伦·斯诺的著作都很熟悉，因为她的著作是多年来第一部描写延安的书——而她的丈夫采访红军时，延安还在东北军管辖之下。
“埃德加的地盘在保安，延安是我的地盘。”海伦在世时不止一次这样说，语气中充满骄傲。
为《西行漫记》补充采访
1937年那个炎热多雨的夏天，在中国革命的圣地——延安，海伦约见了很多人，提出了成千个问题。因为要记录的东西太多，以致她的手患上了永久性痉挛。全部采访结束时，采访笔记多达27本。
按照军事科学院高级研究员鲍世修的统计，除了访问毛泽东，海伦还采访过朱德、彭德怀、徐向前、萧克、贺龙、罗炳辉、项英、王震等十多位红军将领。在战事频仍、居无定所的岁月里，红军将领们根本没有时间去从容地书写或记录些什么。海伦的采访，恰好弥补了我军早期高级领导人疏于笔录的空白。
作为一名女性，海伦还对革命队伍中的女性和“红小鬼”给予了许多关注。康克清、蔡畅、丁玲与她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在她笔下也能找到很多“红小鬼”的身影，其中一个“红小鬼”刘炽总是缠着海伦学踢踏舞，后来刘炽成了中国著名作曲家，《我的祖国》、《风烟滚滚唱英雄》、《让我们荡起双桨》等脍炙人口的曲子都出自他手。
当然，海伦始终没忘记此番西行的首要任务——帮埃德加做补充采访。朱德总司令是她第一个想采访的人。由于长期的新闻封锁，外界对红军的了解极少，很多人甚至将“朱毛”当成一个人。埃德加在保安采访时，朱德率领的红军队伍尚未到达陕北，这部分采访得靠海伦替埃德加补上。
在海伦眼里，“朱总司令是个头发灰白的50岁的老战士，至少有半生岁月是在激烈的战斗中度过的。在他脸上深深的皱纹中，仿佛写下了中国没完没了的内战中各次战役的悲惨故事。他的嘴巴老是带着忧愁与严肃的表情，可是，他一笑起来，满脸笑容，令人心醉。”
6月间，海伦托人将14本采访笔记和她拍的20多个照片胶卷从延安带回北平，交给埃德加，正好赶上《西行漫记》的收尾阶段。有关朱德的第一手材料和11张照片及时地补充到书中。这年7月，在日军进犯北平的隆隆炮声中，埃德加完成了书稿，10月以《红星照耀中国》为名在英国伦敦正式出版，并很快有了名为《西行漫记》的中译本秘密流传。
“《西行漫记》是两个人合作、两次西行的产物。”几乎所有研究《西行漫记》的专家都这么说。
陕西省斯诺研究中心会长安危曾在海伦生前多次拜访过她。上世纪80年代，他第一次向中国学界公开斯诺夫妇的部分往来信件，从这些信件中可以发现，海伦在延安期间，夫妇二人鸿雁传书，就采访与写作事宜始终保持着沟通。埃德加甚至给海伦出主意，教她如何采访毛泽东:“建议你设法使莫西(毛泽东)进行哲学辩论，把它记录下来。”海伦照办了。后来她始终认为，毛泽东在1937年七八月间写的《矛盾论》、《实践论》两篇名著，与她所提的哲学问题有着某种关联。
据说，毛泽东还曾同意与海伦合写一本关于中国革命的小册子。在7月4日美国独立日那一天，他第一次与海伦就“中国革命的实质”进行了交谈。然而这本小册子最终没能写成，因为“七七事变”爆发了。
8月11日，海伦去向毛泽东探询消息。采访是头一天约定好的。
“晚上9时，细雨蒙蒙，毛主席安然坐在庭园里的一张外国式的帆布躺椅上，吸着香烟。”海伦在回忆录里写道，“毛泽东同我握手问候，然后退回暗处坐了下来，燃起了一缕袅袅的香烟雾，神态有如居于洞穴中的阿波罗神。他从不撩起额前蓬松乌黑的浓发，也不摆弄钢笔或铅笔。他那双匀称的大手和他的语调一样安详。”
“你怎样看待抗日战争的前途？”海伦问。
“非胜即败，只有这两种可能，怎样才能胜利呢？我们必须鼓足勇气，继续战斗，保持士气。如果中国能够实行十大纲领，我们一定会胜利，不然就要亡国。”
随后，海伦得到了一份文件，这使她成为第一位了解“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外国记者。
一封42年后送达的主席亲笔信
那次会见后不久，时局的变化天翻地覆。按国共合作协议，红军整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1937年8月22日，朱德被任命为八路军总司令，彭德怀为副总司令。
当时的延安群情激昂，人人都想上前线，谁也不想留在后方。战士们开始试枪，枪声在小山谷里回荡。
八九月间，八路军进入前线驻防，并很快取得了平型关大捷，那是中日开战以来中国军队第一次取得胜利，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海伦决定去山西前线当一名战地记者，但这需要征得毛泽东的同意。
后来担任过新中国轻工部副部长的余建亭，当时正在抗大二期14队学习，也是延安的临时翻译。老人至今记得，当他作为翻译陪着海伦走进毛主席的窑洞时，主席正在吃饭，桌上除了笔墨纸砚外摆着两个小盘子，一个是炒鸡蛋，一个是炒蔬菜，数量都不多。在那次会见中，毛泽东特意亲笔为海伦写了一封介绍信给时任八路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的邓小平，嘱咐邓小平好好照顾斯诺夫人。
9月7日黎明，海伦从延安启程奔赴前线。那是一段筋疲力尽却又精神愉快的旅行，一行人在泥泞中艰难地行进了12天，时而步行，时而骑马。
遗憾的是，当海伦他们最终赶到了云阳的八路军司令部时，最后一支部队已于几个小时前开拔了。只差几个小时，海伦没能赶上去前线的队伍，也没能见到邓小平。
海伦只好打消了去前线当战地记者的念头，决定回西安。
回程路上，她最担心那些胶卷和采访笔记的安全，于是亲手缝了一条布袋，把笔记本的硬壳都拆掉，和胶卷一起塞进袋子里，每当有危险，就把袋子围在腰间，罩在上衣里面。
而毛泽东亲笔为她所写、却未能送达邓小平的那封介绍信，她一直精心保存着。直到1979年中美邦交恢复，邓小平首次访美，1月30日，华盛顿市在五月花大酒店举行盛大欢迎酒会，包括卡特总统在内的许多美国政要、国会议员、社会各界名流都应邀出席。在那次酒会上，特意穿了一件紫红色唐装的海伦来到邓小平跟前，掏出当年毛泽东写的亲笔介绍信交给他，同时说了一句半开玩笑、却包含几许沧桑感慨的话:“邓小平同志，您还真难见着啊！”
此时，距离毛泽东为她写这封信已经42年。写信的人已然不在，而传信的人和收信的人，都已是年逾古稀。
1937年的那个秋天，结束了红区之行的海伦在西安登上开往北平的列车。
1939年，海伦撰写的《红色中国内幕》(又名《续西行漫记》)在英国伦敦出版。在此之前，书稿就已被译成中文秘密流传开来。只是，这时斯诺的名字已被各种反动势力视为洪水猛兽，为了书籍能顺利出版，海伦只好取了一个笔名:尼姆·威尔斯。
1940年底，埃德加和海伦离开了中国。1949年5月，海伦与埃德加离婚。离婚以后，她终身没有再婚，名字中始终保留着“斯诺”这个夫姓。
1997年1月，海伦·斯诺以90岁高龄病逝。而埃德加·斯诺已先她于1972年2月逝世。
所有私人的情感纠缠都随时间而去。唯有一份对中国的共同挚爱，或许可以超越一切世俗关系，永远维系在两人之间。○
(从渊摘自2007年10月24日《北京日报》，本刊有删节)
责任编辑 张荣辉
真正到达并记录了延安的人，是埃德加的妻子海伦。研究者认为，《西行漫记》应算埃德加和海伦两人合作、两次西行的产物。
今年是海伦·斯诺诞辰100周年、逝世10周年，也是她踏访红都延安70周年。1937年，在中华民族危急存亡的关头，年轻的海伦孤身西行到达延安，记录了窑洞内外的人和事，也记录下历史转折关头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
“不要你的帽子，我自己找毛泽东要”
1937年4月21日，北平火车站徐徐开出一趟去往西安的列车。一个年轻的美国女性坐在列车头等车厢里，随身携带着一口硕大的柳条箱。箱子里，装着野外宿营必备的帆布床和睡袋。
这位美丽动人的女士，就是海伦·斯诺，埃德加·斯诺的妻子。她要去的地方是延安。
几个月前，她的丈夫结束了对红色政权的采访，从保安归来。回家后的两三天里，埃德加滔滔不绝地给海伦讲他的陕北见闻。海伦也很兴奋。丈夫满载而归，她将零乱的笔记读了一遍又一遍，并用打字机将其完整地打了出来，在每张照片的背后都加注了说明。
当埃德加要对采访毛泽东的笔记进行整理、删节和改写时，海伦大惊失色，她觉得那是无价之宝，应该是整部作品最有价值的部分，她建议埃德加原封不动地保留毛泽东亲口所讲的每一个字。最终，埃德加接受了妻子的建议，这部分内容成就了《西行漫记》里最为经典的一章——《一个共产党员的由来》。
埃德加从陕北归来时，带回一顶灰色的旧军帽，上面缀着一颗褪了色的红星。海伦对这顶军帽满心喜爱，埃德加慷慨地表示可以送给她，但海伦拒绝了:“我不要你的帽子，我自己找毛泽东要。”
这一刻，她已经下定决心，要亲眼去看看那些照片和笔记上记载的事实。作为一个女性作家，她还希望从自己的角度，去搜集更多被丈夫遗漏掉的素材，多采访一些红色政权下的妇女和儿童。
1937年初，东北军从延安撤离，中共中央机关和军委总部从保安搬进了延安城。当海伦得知5月初中国共产党将有一次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时，她知道机会来了——将会有很多中共的首脑人物聚集延安。她决定在丈夫的西行之后，再续上一次。
海伦对即将展开的西北之行充满期待。陪她同行的是王福时和黄敬，只是在火车上，他们得装作相互不认识。这更让海伦有一种莫名的紧张和兴奋。还好，火车上有辣子鸡吃，让她感到浑身是胆。
一进西安即被“重点关照”
1937年4月23日，火车载着海伦开进了西安车站。
就在海伦到达西安的几天前，西安被南京政府完全接管了。
“没有新闻自由，也没有组织，一个群众组织也没留下，一个东北军的军官也没留下，只有几个学生……杨虎城不仅没有权力，而且几天以后就要被迫去欧洲。”海伦把所见所闻都写进信里，寄给身在北平的丈夫。她特别提到，整个“西京招待所”里只住着两三个客人。海伦本不想住在那里，但身不由己——西安事变之后，当局不再发放来西安的签证，没有签证的人只能在城里停留24小时，所以任何一个进西安城的外国人都会受到特别的“关照”。
按照原定的计划，海伦本应在到达西安的第二天清晨搭乘军用卡车离开西安。所以她没开房间，就溜出西京招待所，住进了一位朋友家里，准备次日一早离开。
然而，原定次日5时抵达的军用卡车没有按时出现，却等来了一位警察队长。多年以后，海伦在回忆录中这样提到那位队长:“由于睡眠不足，他的眼圈出现了黑晕，但眼中闪耀着若有所获的光芒。”
西安的警察们的确一宿没睡，他们全体出动寻找海伦的下落。哨兵也接到上头命令，要他们密切注意一名美国女人。
“按照你的特殊情况，还不仅是个护照签证问题。”警察队长告诫海伦。海伦这才获悉，南京政府已经颁布了禁令，禁止任何新闻记者进入西安周围的军事区域。南京还发来了一张名单，8名外国记者成为重点监管对象，埃德加·斯诺的名字位列第一。
“可我的名字不在名单上。”海伦试图抓住这个小小的漏洞，进行抗辩。
“那不重要，”警察队长说，“你和你丈夫是一样的，无论怎么说，你是做记者工作的。”
抗辩无效，海伦被4名警察“护送”着回到了西京招待所。
逃出西安奔向红区
1937年4月底的西安，细雨霏霏。透过雨雾，能望见围绕西安的古城墙。只要越过那道城墙，三个小时车程之外就是三原，三原目前仍在杨虎城军队的手里。从三原再走几里路，就可以到达云阳村，彭德怀率领红一方面军就驻守在那里。所以对海伦来说，最难的问题在于，如何才能出得去那座城门。
无论她走到哪里，都有两名警察紧紧跟随。每到一处，他们一个往门口一站，另一个就守在海伦身边。车子一停，一名警察便飞快跑到附近有电话的地方向警察局长汇报行踪。海伦意识到，监视她的警察们其实也很紧张，似乎觉得她会给他们带来极大的危险。没准，他们以为随时可能会有人来袭击他们，帮助这个美国女人逃跑呢。
但事实上，不可能有这种事发生。以前帮助过埃德加的少帅张学良，此刻已成为蒋介石的阶下囚，他的军队几乎全部离开了西安，正沿着陇海线向安徽进发。而在西安的外国传教士们，因为担心在这个非常时期受到牵连，也对海伦十分冷淡，不会来帮助她。
接下来，由海伦的侄女谢莉尔·比绍夫讲述给记者的故事，堪称传奇——
多亏了西京招待所的周经理，将一个名叫肯普顿·菲奇的美国青年介绍给海伦。菲奇是一家美国公司西安办事处的经理，其父是中国基督教青年会的领导。菲奇并不赞成海伦冒险，但他古道热肠，认为自己有义务帮助一位身处困境孤立无援的女同胞。
二人商定的逃跑时间是半夜12时45分。此前一两天，海伦故意放出风声麻痹身边的监视者:由于城里的传教士们态度很不友好，她准备启程回北平。她还把住房从二楼搬到一楼，故意晚睡晚起。
到了与菲奇约好行动的那一天，不巧的是，恰好与杨虎城将军离开西安是同一天。当局担心杨将军驻守在城里的余部可能发生骚乱，于晚间8时左右忽然宣布了全城戒严令。就在海伦准备翻墙逃跑的地方，有一队宪兵在来回巡逻。
12时45分，菲奇的讯号并没有如约出现。放弃逃跑计划吗？海伦实在不甘心，她知道如果这次进不了红区，那些红军将领一旦结束了在延安的会议，回到前线，就很难见到他们了。
她决定冒险一试。她用尽平生之力跳出了窗外。街上约莫有十多个执行任务的宪兵，从围墙内就可以望见他们的钢盔，海伦知道翻墙而出是不可能了，她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走向大门口。
大铁门没锁，她扭开了门。站岗的几名警察问:“你上哪儿去？”
“我回家去，”当然是用中国话回答，“这儿有洋车吗？”
刚巧街那边孤零零地来了一辆洋车，海伦壮着胆子喊:“洋车，来，来！”
“东大街！”海伦胡乱说了一个地址，车夫一铆劲儿，洋车就离开了西京招待所。不知为何，那些警察竟未加阻拦。
因为戒严，大街上冷冷清清。洋车拉着一名戴墨镜的外国女人，在夜色中漫无目的地行进。没有菲奇接应，海伦压根不知道该往哪里走！就在她陷入绝望的时候，一辆自行车从跟前飞驰而过，骑车的人正是菲奇！原来，他因为无法靠近围墙，又等不见海伦，正打算回家睡觉。 在菲奇的引领下，海伦终于见到了愿意送她去三原的汽车和汽车司机，司机是杨虎城将军手下的人。第二天一早，汽车威风凛凛地驶过一道道城门，出城而去，差点撞到城门外一队修路的士兵。“带军事通行证的汽车，就得这么开。”司机给海伦和菲奇上了一课。
汽车一路颠簸开到三原，按照手上的地址，海伦他们找到了城门附近的一间小客栈，这里是红军驻三原的办事处。一位头戴红五星军帽的年轻哨兵出现在他们面前。菲奇眼疾手快，抢前一步，一把抓下哨兵的军帽，跳上汽车，绝尘而去。他必须在警察开始调查前赶回西安。那位年轻哨兵被抢走了军帽，茫然地挠着脑袋，一头雾水。
这是1937年4月30日。海伦终于如愿踏上了进入红区之路，而菲奇则得到了他想要的纪念品。
“延安是我的地盘”
从三原经云阳到达延安，休息了一宿之后，海伦的头还是昏昏沉沉的。但一大早，毛泽东和朱德就要来她居住的院子里，欢迎她的到来。
在回忆录里，海伦这样记述她见到两位革命领袖时的第一印象:“朱德双手插在袖筒里，谦逊地坐在破旧的桌子后面，他的平头上依然戴着帽子。而毛泽东把他的椅子拉离桌旁，摘下他柔软的红星帽，让浓密得令人吃惊的黑发滑落到耳旁。”
随后的几天里，海伦忙得不可开交，大部分时间用来结识各式各样的人。一次又一次热情的握手，把手都握肿了。
延安的保卫部门为海伦派了一名警卫员。第一次见面，小伙儿敏捷地给海伦行了个军礼，然后红着脸、羞答答地站着。
“你叫什么名字？”海伦选择了自认为说得最好的一句中国话问他。
没想到，小战士说了一句“对不起”，便慌忙夺门而出。两分钟后，他和海伦的翻译一起回来了，翻译说:“你的新警卫让我告诉你，他不懂英语。”那一刻，海伦觉着自己的自尊心受到了空前严重的伤害。
不过海伦很快意识到，也许不是她的中文发音出了问题，而是因为红军士兵们来自五湖四海。操着各地方言的人们聚集在一起，如何解决沟通上的困难，这在海伦看来是件饶有趣味的事。她的结论是，红军中人人都用耳朵来学各种方言，但却继续使用自己的方言，中间需要一个“脑译”过程，而大家都很习惯，是因为每个人都揣着一颗真诚的心，彼此交流。
对海伦来说，红军的一切都是新鲜的，是值得记录的:“在延安，红军当然没有酒，甚至也没有茶；他们喝白开水，他们都是志愿兵，没有薪水。他们展开小组竞赛和作鉴定，每分钟都以此为享乐。”
海伦还惊讶地发现，红军并不像一般人想象的那样闭塞和土气，他们也爱好“摩登”的东西。“每个人都梦想在自己口袋上别一支钢笔，即使是不能用的也想得到一支。”她甚至被卷进了一场争论，论题是:沃特曼牌钢笔好用，还是派克牌好用？
“当他们参加运动或演练时，每个人都愿意穿上适应运动场合的白色运动短裤和鲜红色印有图案的上衣，两边还有条纹。”衣裤上印着的一种胖胖的小动物图案让海伦觉得十分眼熟，似曾相识。
“那个滑稽的小动物是什么？”她问一名战士。
“是米老鼠。”
海伦恍然大悟，那的确是只米老鼠，不过像是一只上了年岁的中年米老鼠。
海伦当年住过的窑洞，在凤凰山的半山腰上，今天已无迹可寻。据延安革命纪念馆副馆长霍静廉说，那里离毛主席的窑洞挺近，大概一两百米。
尽管窑洞条件很差，海伦依然热爱延安。她曾饱含深情地写道:“延安城的位置宛如镶嵌在城墙上的珠宝和戴在群山上的王冠。这座城市以它美丽的容貌而骄傲，雕刻华丽的大理石牌楼横跨狭窄的街道，一座座砖砌的瓦房有围墙相间。”当时的延安还没遭日军飞机狂轰滥炸，完整地保存着宋元古风。
几十年以后，由海伦拍摄并保存下来的延安古城照片成了这座城市最珍贵的记忆。在今天的延安和延安大学，学者们正在开创一门名为“延安学”的学问，他们对于海伦·斯诺的著作都很熟悉，因为她的著作是多年来第一部描写延安的书——而她的丈夫采访红军时，延安还在东北军管辖之下。
“埃德加的地盘在保安，延安是我的地盘。”海伦在世时不止一次这样说，语气中充满骄傲。
为《西行漫记》补充采访
1937年那个炎热多雨的夏天，在中国革命的圣地——延安，海伦约见了很多人，提出了成千个问题。因为要记录的东西太多，以致她的手患上了永久性痉挛。全部采访结束时，采访笔记多达27本。
按照军事科学院高级研究员鲍世修的统计，除了访问毛泽东，海伦还采访过朱德、彭德怀、徐向前、萧克、贺龙、罗炳辉、项英、王震等十多位红军将领。在战事频仍、居无定所的岁月里，红军将领们根本没有时间去从容地书写或记录些什么。海伦的采访，恰好弥补了我军早期高级领导人疏于笔录的空白。
作为一名女性，海伦还对革命队伍中的女性和“红小鬼”给予了许多关注。康克清、蔡畅、丁玲与她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在她笔下也能找到很多“红小鬼”的身影，其中一个“红小鬼”刘炽总是缠着海伦学踢踏舞，后来刘炽成了中国著名作曲家，《我的祖国》、《风烟滚滚唱英雄》、《让我们荡起双桨》等脍炙人口的曲子都出自他手。
当然，海伦始终没忘记此番西行的首要任务——帮埃德加做补充采访。朱德总司令是她第一个想采访的人。由于长期的新闻封锁，外界对红军的了解极少，很多人甚至将“朱毛”当成一个人。埃德加在保安采访时，朱德率领的红军队伍尚未到达陕北，这部分采访得靠海伦替埃德加补上。
在海伦眼里，“朱总司令是个头发灰白的50岁的老战士，至少有半生岁月是在激烈的战斗中度过的。在他脸上深深的皱纹中，仿佛写下了中国没完没了的内战中各次战役的悲惨故事。他的嘴巴老是带着忧愁与严肃的表情，可是，他一笑起来，满脸笑容，令人心醉。”
6月间，海伦托人将14本采访笔记和她拍的20多个照片胶卷从延安带回北平，交给埃德加，正好赶上《西行漫记》的收尾阶段。有关朱德的第一手材料和11张照片及时地补充到书中。这年7月，在日军进犯北平的隆隆炮声中，埃德加完成了书稿，10月以《红星照耀中国》为名在英国伦敦正式出版，并很快有了名为《西行漫记》的中译本秘密流传。
“《西行漫记》是两个人合作、两次西行的产物。”几乎所有研究《西行漫记》的专家都这么说。
陕西省斯诺研究中心会长安危曾在海伦生前多次拜访过她。上世纪80年代，他第一次向中国学界公开斯诺夫妇的部分往来信件，从这些信件中可以发现，海伦在延安期间，夫妇二人鸿雁传书，就采访与写作事宜始终保持着沟通。埃德加甚至给海伦出主意，教她如何采访毛泽东:“建议你设法使莫西(毛泽东)进行哲学辩论，把它记录下来。”海伦照办了。后来她始终认为，毛泽东在1937年七八月间写的《矛盾论》、《实践论》两篇名著，与她所提的哲学问题有着某种关联。
据说，毛泽东还曾同意与海伦合写一本关于中国革命的小册子。在7月4日美国独立日那一天，他第一次与海伦就“中国革命的实质”进行了交谈。然而这本小册子最终没能写成，因为“七七事变”爆发了。
8月11日，海伦去向毛泽东探询消息。采访是头一天约定好的。
“晚上9时，细雨蒙蒙，毛主席安然坐在庭园里的一张外国式的帆布躺椅上，吸着香烟。”海伦在回忆录里写道，“毛泽东同我握手问候，然后退回暗处坐了下来，燃起了一缕袅袅的香烟雾，神态有如居于洞穴中的阿波罗神。他从不撩起额前蓬松乌黑的浓发，也不摆弄钢笔或铅笔。他那双匀称的大手和他的语调一样安详。”
“你怎样看待抗日战争的前途？”海伦问。
“非胜即败，只有这两种可能，怎样才能胜利呢？我们必须鼓足勇气，继续战斗，保持士气。如果中国能够实行十大纲领，我们一定会胜利，不然就要亡国。”
随后，海伦得到了一份文件，这使她成为第一位了解“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外国记者。
一封42年后送达的主席亲笔信
那次会见后不久，时局的变化天翻地覆。按国共合作协议，红军整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1937年8月22日，朱德被任命为八路军总司令，彭德怀为副总司令。
当时的延安群情激昂，人人都想上前线，谁也不想留在后方。战士们开始试枪，枪声在小山谷里回荡。
八九月间，八路军进入前线驻防，并很快取得了平型关大捷，那是中日开战以来中国军队第一次取得胜利，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海伦决定去山西前线当一名战地记者，但这需要征得毛泽东的同意。
后来担任过新中国轻工部副部长的余建亭，当时正在抗大二期14队学习，也是延安的临时翻译。老人至今记得，当他作为翻译陪着海伦走进毛主席的窑洞时，主席正在吃饭，桌上除了笔墨纸砚外摆着两个小盘子，一个是炒鸡蛋，一个是炒蔬菜，数量都不多。在那次会见中，毛泽东特意亲笔为海伦写了一封介绍信给时任八路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的邓小平，嘱咐邓小平好好照顾斯诺夫人。
9月7日黎明，海伦从延安启程奔赴前线。那是一段筋疲力尽却又精神愉快的旅行，一行人在泥泞中艰难地行进了12天，时而步行，时而骑马。
遗憾的是，当海伦他们最终赶到了云阳的八路军司令部时，最后一支部队已于几个小时前开拔了。只差几个小时，海伦没能赶上去前线的队伍，也没能见到邓小平。
海伦只好打消了去前线当战地记者的念头，决定回西安。
回程路上，她最担心那些胶卷和采访笔记的安全，于是亲手缝了一条布袋，把笔记本的硬壳都拆掉，和胶卷一起塞进袋子里，每当有危险，就把袋子围在腰间，罩在上衣里面。
而毛泽东亲笔为她所写、却未能送达邓小平的那封介绍信，她一直精心保存着。直到1979年中美邦交恢复，邓小平首次访美，1月30日，华盛顿市在五月花大酒店举行盛大欢迎酒会，包括卡特总统在内的许多美国政要、国会议员、社会各界名流都应邀出席。在那次酒会上，特意穿了一件紫红色唐装的海伦来到邓小平跟前，掏出当年毛泽东写的亲笔介绍信交给他，同时说了一句半开玩笑、却包含几许沧桑感慨的话:“邓小平同志，您还真难见着啊！”
此时，距离毛泽东为她写这封信已经42年。写信的人已然不在，而传信的人和收信的人，都已是年逾古稀。
1937年的那个秋天，结束了红区之行的海伦在西安登上开往北平的列车。
1939年，海伦撰写的《红色中国内幕》(又名《续西行漫记》)在英国伦敦出版。在此之前，书稿就已被译成中文秘密流传开来。只是，这时斯诺的名字已被各种反动势力视为洪水猛兽，为了书籍能顺利出版，海伦只好取了一个笔名:尼姆·威尔斯。
1940年底，埃德加和海伦离开了中国。1949年5月，海伦与埃德加离婚。离婚以后，她终身没有再婚，名字中始终保留着“斯诺”这个夫姓。
1997年1月，海伦·斯诺以90岁高龄病逝。而埃德加·斯诺已先她于1972年2月逝世。
所有私人的情感纠缠都随时间而去。唯有一份对中国的共同挚爱，或许可以超越一切世俗关系，永远维系在两人之间。○
(从渊摘自2007年10月24日《北京日报》，本刊有删节)
责任编辑 张荣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