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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朋友聚会，三五位常常促我多讲。但是，只要吴治黎在场，朋友们都要他多说。我比他年长10岁，也一样喜欢听他多说。原因是，古今中外，大至世界风云变幻，小到民间趣闻，他都能绘声绘色娓娓道来，让人有不亦快哉之感。究其深层的原因：吴治黎有佳作千篇！这千篇佳作，经过精心挑选，选定207篇汇编成《说三道四集》（简称《说道集》），由北京的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
展读吴治黎的佳作，即能感知他的令人羡慕的才华与文学造诣，因而被文友们称为才子。这应该与他的父亲及家族有关。治黎的父亲吴天骥写过一篇朴实的“家族史”，说父辈、祖上是江西临川人;他也生在临川长在临川。这临川可教人脑洞大开。
有点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江西临川人杰地灵，是我国的才子名流之乡。宋代的王安石（1021—1085）是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改革家，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就是临川人。明代汤显祖（1550—1616）也是临川人，是一位著名戏曲家。他的不朽名作《牡丹亭》，被当代的文人学士奉为经典。自然，创作千篇佳作的临川后裔吴治黎应属临川才子新人。
吴天骥的“家族史”说：曾祖父吴升楷，在清朝考中进士，官职为“谏议大夫”。
在科举时代，经过会试，考中后又经过殿试考试，又考中，才能获得“进士”称号。获得进士称号的名额极少，所以非常难考。谏议大夫的官职，秦代就有，其职责是统管全体谏官，履行谏诤。唐代的魏徵，因直言进谏，辅佐唐太宗创建“贞观之治”大业，成为彪炳史册的一代名相。谏诤，就是面对君主（皇帝）直率地说出其过错，劝其改正。因此，谏议大夫，应该熟知天文地理、农工兵商、民间疾苦以及國兴朝亡、成败得失的因由;最重要的是，要具备崇高的品德，要为国家兴盛、黎民福祉恪尽职守，要刚正不阿、为民请命，具有忠义肝胆、不怕斩首灭族的勇气。吴升楷就是这样的人。
在临川，吴升楷的官邸规模宏大，高大的正门上方镌刻有“大夫第”三个大字。第，又有府第、甲第之称，是高官的住宅。基本特征是：当街辟门，面向大道，屋宇宽敞，门第高大，可容车马通过。甲第一般由朝廷营造，由皇帝赐予。吴升楷的大夫第，高大正门里有三进建筑群，每进都有正厅，两侧有八间厢房;此外，还有一座书院、一座厨房、一个后花园（占地两亩）;那座厨房就有16个房间。吴升楷家应是临川名门望族中的显赫家族。王安石的妻子吴氏，应是吴姓宗族中的名媛。对于吴（吴），甲骨文、金文常见的解释是：一个人分腿而立，两臂舞动，张大口歌唱。另有解释说：一人分腿而行，肩部扛一口陶缸，一手扶缸，一手甩动——此人是陶器设计师兼制作工匠，是古代的奇技能人。《尔雅·注疏》：“吴者，元气博大之貌。”吴姓宗族人才辈出，应该与此有关。
临川的吴家“大夫第”，一直延续到20世纪40年代。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军的铁蹄疯狂南向，12月13日就攻陷了南京，30万人被残酷屠杀。临川危在旦夕。1919年出生的吴天骥10岁多被迫背井离乡逃难，一路向西，颠沛流离，落脚于四川万县（今重庆万州区）。在这里，他历经艰难困苦，成家立业。当长子降生时，万县街上正敲锣打鼓庆祝抗战胜利（日本无条件投降），他为儿子取名醒黎。1947年9月，次子降生后，他给取名治黎。在逃离临川前，天骥曾进书院接受严格的优质教育，具有良好的文化素养。黎，有黎庶、黎民百姓的意思;醒，有觉醒或使觉醒的意思;治，有治理或治理好的意思。从取名可知，天骥的文化修养与为国为民的情怀，令人敬重。后来，天骥膝下有四子三女，他能克勤克俭，全都养育成人，并能成才。
治黎的《说道集》非常质朴地写到家庭成员。其中的《大哥》说：醒黎在政府机关工作，1984年，万县地区高教自考，哲学、党史、文学概论考试他折桂第一名，受到万县市委市政府的表彰和奖励，成了电视台的采访对象。他不仅取得了四川大学与中央党校的双文凭，而且被聘为万州区科学研究中级技术职称评委会评委和万州区社会人才中级技术职称评委会评委。机构改革离岗后，他又开始老年学研究，担任万州区老年学学会副秘书长，取得丰硕成果，30多篇论文和评论获全国大奖或在全国刊物发表。他先后被安排在清华大学举行的首次全国老年人才资源开发学术会和“全国老年宜居环境暨医养服务业高峰论坛”发言;参加主持“中华孝文化与代际和谐国际论坛”分会场工作并发言。治黎的弟弟晚黎，在重庆一家大银行从事法律工作，在全国性律师资格考试中，一举通过，被破格提升为该银行法律部的总经理。我想，他应该是毕业于名牌大学法学院的高材生;但是，打听的结果，他是军队转业，刻苦自学成才。这让我惊叹不已。
治黎的《说道集》还写到女儿、儿子，都考进了成都的名牌中学。中学毕业，女儿娅民考进了中国人民大学，本科四年，被评为优秀毕业生保送读硕士，继而由这所名牌大学选送芬兰图尔库大学公费留学。学校当年公费留学的名额只有一个，她全凭自己的品德优良与成绩优异而胜出。留学归来，她被分配在国务院新闻办工作。治黎的儿子中学毕业，考进了华中理工大学经济系国际贸易专业，以优异成绩毕业，许多单位争相聘用。最后他选择了一家实力强劲的银行，从事境外工程投资的金融工作。
治黎兄弟姐妹七人的特点都是聪明能干，而治黎本人则以写作见长，其女儿、儿子的优秀，当受益于爱读书爱写作的家庭氛围。治黎出生于战乱岁月，成长于物质匮乏年代。他考入半工半读技校，学习机械制造;进入工厂当过6年工人，又到子弟中学执教18年，担任过教导处副主任。32岁那年，他考取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在政府机关工作;后被一家报社看中，从事编辑业务，任编辑部副主任。1967年，治黎发表第一篇作品，1994年加入四川省作家协会。《论语·子罕》有载：“太宰问于子贡曰：‘夫子圣者与（欤）？何其多能也？’。”孔子知道后说：“吾少也贱（艰难窘困），故多能鄙事（粗俗杂事）。”治黎也有这样的特点。
治黎的《说道集》出版后，文学评论界评价颇高。四川省杂文学会副会长、《杂文报》杂文研究所研究员、《当代杂文》常务副总编邵建华先生说：吴治黎先生“以一个杂文家应有的胆、识、才，继续高举‘爱的大纛’，构筑‘噌的丰碑’，在鲁迅风骨的感召下不停顿地鼎新革故，扬清激浊，时有力作见于报端……这本文集中多有立意深刻、角度新颖、论辩得当、语言鲜活且颇有巴蜀幽默风趣而又短小精悍的华章。” 《说道集》收入的是杂文、随笔、小品及时评之类，分为四辑，而杂文排在集首。为何如此？治黎在《后记》中说：杂文“相当难写”，“既不能就事论事，又不能掉书袋以自娱，语言文字要生动活泼，有杂文味，思想要发人所未发，确乎不易！”我反复解读《说道集》，深刻感受到治黎杂文思想境界的高逸，文学造诣的精湛。近期，有位评论家说：“这是一本敢说真话的作品……说真话需要勇气……行文布局往往能合而能开，开合自然;语言文字庄而能谐，庄谐并用……尖锐泼辣，有战斗力。”这是深中治黎杂文肯綮之论。
身为编辑、记者，治黎的较多杂文，常常针对媒体炒作的所谓“新闻热点”进行剖析。如《不愿喝彩：教授当厅长》一文，举出新闻报道的某省三位大学教授受聘担任省厅厅长一事，不少人赞赏此能有效提高领导干部整体水平，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充分体现;但治黎却尖锐批评道：如此唱红这种用人导向并褒扬它具有示范性，其实是几千年来的“官本位”思想作祟。他反诰道，倘若这也算“水往高处流”，不知三教授对教育的付出，长年的学术研究以及人生追求，自己以为是否“值”了？另一方面，如果这种教授当厅长的模式，最是省力，也最能有效提高领导干部的整体水平，值得推广，那就很让人担心，很可能不是3名，而是30名甚或300名，儼然多米诺骨牌效应一样，会有更多的学者教授主动或被动走向仕途。如此一来，纵算是官员整体水平提高了，教育的整体水平又将如何？不止于此，他又以韩国高丽大学前校长金俊烨11次拒绝出任政府高官，一直坚守教育岗位的事例，证明知识的价值，任何一顶官帽都不能涵盖。国家要发展，要富强，就必须抛弃几千年官贵民贱的陈腐价值观;而我们的“教授当厅长”之类，其炒作和倡导只会产生“敬官疏才”的社会效应，实不足为训。这种独立思考的洞见，于治黎杂文中随处可见，往往使人读后掩卷沉思，受益匪浅。故而他的文章多次获奖，如《从谁是名记者说起》获《成都晚报》新闻评论一等奖，《可怜天下父母心》获《四川日报》“社会随笔”征文二等奖，《且说沉寂的英雄》获《成都晚报》“佳龙杯”杂文大赛二等奖。尤其值得一说的是：治黎的《英雄末路与末路英雄》获《羊城晚报》“华丰杯”杂文征文优秀奖，《宗家邦现象》获《沧州日报》“蓝风杯”全国杂文比赛一等奖。在天高地远、人生地不熟的地方获奖，不用说须是作品本身优秀。《说道集》出版后，反响很好，阅读求购者甚众。
治黎为何喜欢写杂文？其原因可在《说道集·后记》中找到——是“缘自”鲁迅的“横眉俯首”说。鲁迅《七律·自嘲》有“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句，表达了鲁迅强烈的爱与憎。范仲淹《岳阳楼记》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句，表达了作者忧国忧民的胸怀。白居易《与元九书》说：“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他实际也是这样做的。白居易写了现实主义杰作——150首“讽谕诗”，充分显示了他的“志在兼济”“救济人病、裨补时阙（缺）”的高尚品格。我在与治黎的多年交往中，深切感受到他的胸中搏动着一颗爱国爱民的心。他热切希望国家兴盛发达、人民安居康乐。缘于此，他恨社会上的歪风邪气，恨人群中的奸佞小人;因此，他不在其位，却要谋其政;高举“爱的大纛”，无情地揭露批判丑恶的人与事——即使面对降职除名的厄运，也毫不忌惮。如此风骨，令人尊敬。
1988年1月，全世界75位诺贝尔奖得主聚集巴黎，发表宣言，其中有云：“如果人类要在2l世纪生存下去，必须返回2500年前到孔子那里去寻找智慧。”孔子学说的核心是“仁”。《论语·雍也》有：“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泰伯》高度赞扬尧、舜、禹说：“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杜甫的诗亦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中国历代的忠勇贤达之士，都将尧舜树为榜样，都将孔子学说奉为经典。治黎的任过谏议大夫的先祖，也是如此。他为了国家的兴旺、黎民的安康，敢于向皇帝提出批评，劝其改正错误，而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其心里装的是“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信念。在治黎身上，我感觉有这位谏议大夫的可贵的遗传基因。关于遗传基因的研究，越来越受到科学界的重视。姜韶东《人类遗传资源是无价之宝》说：“一个更加高效快捷的人类遗传资源保护、利用时代正在走来。”李昕《立法保护人类遗传正当其时》说：国务院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条例》，从2019年7月1日起施行，“促进人类遗传资源的合理利用……是《条例》的核心目的。”（二文均见《光明日报》2019年8月22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发出号召：要“胸怀忧国忧民之心、爱国爱民之情”，“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为了这个神圣的目标，治黎表示要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我预祝他取得成功。
展读吴治黎的佳作，即能感知他的令人羡慕的才华与文学造诣，因而被文友们称为才子。这应该与他的父亲及家族有关。治黎的父亲吴天骥写过一篇朴实的“家族史”，说父辈、祖上是江西临川人;他也生在临川长在临川。这临川可教人脑洞大开。
有点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江西临川人杰地灵，是我国的才子名流之乡。宋代的王安石（1021—1085）是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改革家，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就是临川人。明代汤显祖（1550—1616）也是临川人，是一位著名戏曲家。他的不朽名作《牡丹亭》，被当代的文人学士奉为经典。自然，创作千篇佳作的临川后裔吴治黎应属临川才子新人。
吴天骥的“家族史”说：曾祖父吴升楷，在清朝考中进士，官职为“谏议大夫”。
在科举时代，经过会试，考中后又经过殿试考试，又考中，才能获得“进士”称号。获得进士称号的名额极少，所以非常难考。谏议大夫的官职，秦代就有，其职责是统管全体谏官，履行谏诤。唐代的魏徵，因直言进谏，辅佐唐太宗创建“贞观之治”大业，成为彪炳史册的一代名相。谏诤，就是面对君主（皇帝）直率地说出其过错，劝其改正。因此，谏议大夫，应该熟知天文地理、农工兵商、民间疾苦以及國兴朝亡、成败得失的因由;最重要的是，要具备崇高的品德，要为国家兴盛、黎民福祉恪尽职守，要刚正不阿、为民请命，具有忠义肝胆、不怕斩首灭族的勇气。吴升楷就是这样的人。
在临川，吴升楷的官邸规模宏大，高大的正门上方镌刻有“大夫第”三个大字。第，又有府第、甲第之称，是高官的住宅。基本特征是：当街辟门，面向大道，屋宇宽敞，门第高大，可容车马通过。甲第一般由朝廷营造，由皇帝赐予。吴升楷的大夫第，高大正门里有三进建筑群，每进都有正厅，两侧有八间厢房;此外，还有一座书院、一座厨房、一个后花园（占地两亩）;那座厨房就有16个房间。吴升楷家应是临川名门望族中的显赫家族。王安石的妻子吴氏，应是吴姓宗族中的名媛。对于吴（吴），甲骨文、金文常见的解释是：一个人分腿而立，两臂舞动，张大口歌唱。另有解释说：一人分腿而行，肩部扛一口陶缸，一手扶缸，一手甩动——此人是陶器设计师兼制作工匠，是古代的奇技能人。《尔雅·注疏》：“吴者，元气博大之貌。”吴姓宗族人才辈出，应该与此有关。
临川的吴家“大夫第”，一直延续到20世纪40年代。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军的铁蹄疯狂南向，12月13日就攻陷了南京，30万人被残酷屠杀。临川危在旦夕。1919年出生的吴天骥10岁多被迫背井离乡逃难，一路向西，颠沛流离，落脚于四川万县（今重庆万州区）。在这里，他历经艰难困苦，成家立业。当长子降生时，万县街上正敲锣打鼓庆祝抗战胜利（日本无条件投降），他为儿子取名醒黎。1947年9月，次子降生后，他给取名治黎。在逃离临川前，天骥曾进书院接受严格的优质教育，具有良好的文化素养。黎，有黎庶、黎民百姓的意思;醒，有觉醒或使觉醒的意思;治，有治理或治理好的意思。从取名可知，天骥的文化修养与为国为民的情怀，令人敬重。后来，天骥膝下有四子三女，他能克勤克俭，全都养育成人，并能成才。
治黎的《说道集》非常质朴地写到家庭成员。其中的《大哥》说：醒黎在政府机关工作，1984年，万县地区高教自考，哲学、党史、文学概论考试他折桂第一名，受到万县市委市政府的表彰和奖励，成了电视台的采访对象。他不仅取得了四川大学与中央党校的双文凭，而且被聘为万州区科学研究中级技术职称评委会评委和万州区社会人才中级技术职称评委会评委。机构改革离岗后，他又开始老年学研究，担任万州区老年学学会副秘书长，取得丰硕成果，30多篇论文和评论获全国大奖或在全国刊物发表。他先后被安排在清华大学举行的首次全国老年人才资源开发学术会和“全国老年宜居环境暨医养服务业高峰论坛”发言;参加主持“中华孝文化与代际和谐国际论坛”分会场工作并发言。治黎的弟弟晚黎，在重庆一家大银行从事法律工作，在全国性律师资格考试中，一举通过，被破格提升为该银行法律部的总经理。我想，他应该是毕业于名牌大学法学院的高材生;但是，打听的结果，他是军队转业，刻苦自学成才。这让我惊叹不已。
治黎的《说道集》还写到女儿、儿子，都考进了成都的名牌中学。中学毕业，女儿娅民考进了中国人民大学，本科四年，被评为优秀毕业生保送读硕士，继而由这所名牌大学选送芬兰图尔库大学公费留学。学校当年公费留学的名额只有一个，她全凭自己的品德优良与成绩优异而胜出。留学归来，她被分配在国务院新闻办工作。治黎的儿子中学毕业，考进了华中理工大学经济系国际贸易专业，以优异成绩毕业，许多单位争相聘用。最后他选择了一家实力强劲的银行，从事境外工程投资的金融工作。
治黎兄弟姐妹七人的特点都是聪明能干，而治黎本人则以写作见长，其女儿、儿子的优秀，当受益于爱读书爱写作的家庭氛围。治黎出生于战乱岁月，成长于物质匮乏年代。他考入半工半读技校，学习机械制造;进入工厂当过6年工人，又到子弟中学执教18年，担任过教导处副主任。32岁那年，他考取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在政府机关工作;后被一家报社看中，从事编辑业务，任编辑部副主任。1967年，治黎发表第一篇作品，1994年加入四川省作家协会。《论语·子罕》有载：“太宰问于子贡曰：‘夫子圣者与（欤）？何其多能也？’。”孔子知道后说：“吾少也贱（艰难窘困），故多能鄙事（粗俗杂事）。”治黎也有这样的特点。
治黎的《说道集》出版后，文学评论界评价颇高。四川省杂文学会副会长、《杂文报》杂文研究所研究员、《当代杂文》常务副总编邵建华先生说：吴治黎先生“以一个杂文家应有的胆、识、才，继续高举‘爱的大纛’，构筑‘噌的丰碑’，在鲁迅风骨的感召下不停顿地鼎新革故，扬清激浊，时有力作见于报端……这本文集中多有立意深刻、角度新颖、论辩得当、语言鲜活且颇有巴蜀幽默风趣而又短小精悍的华章。” 《说道集》收入的是杂文、随笔、小品及时评之类，分为四辑，而杂文排在集首。为何如此？治黎在《后记》中说：杂文“相当难写”，“既不能就事论事，又不能掉书袋以自娱，语言文字要生动活泼，有杂文味，思想要发人所未发，确乎不易！”我反复解读《说道集》，深刻感受到治黎杂文思想境界的高逸，文学造诣的精湛。近期，有位评论家说：“这是一本敢说真话的作品……说真话需要勇气……行文布局往往能合而能开，开合自然;语言文字庄而能谐，庄谐并用……尖锐泼辣，有战斗力。”这是深中治黎杂文肯綮之论。
身为编辑、记者，治黎的较多杂文，常常针对媒体炒作的所谓“新闻热点”进行剖析。如《不愿喝彩：教授当厅长》一文，举出新闻报道的某省三位大学教授受聘担任省厅厅长一事，不少人赞赏此能有效提高领导干部整体水平，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充分体现;但治黎却尖锐批评道：如此唱红这种用人导向并褒扬它具有示范性，其实是几千年来的“官本位”思想作祟。他反诰道，倘若这也算“水往高处流”，不知三教授对教育的付出，长年的学术研究以及人生追求，自己以为是否“值”了？另一方面，如果这种教授当厅长的模式，最是省力，也最能有效提高领导干部的整体水平，值得推广，那就很让人担心，很可能不是3名，而是30名甚或300名，儼然多米诺骨牌效应一样，会有更多的学者教授主动或被动走向仕途。如此一来，纵算是官员整体水平提高了，教育的整体水平又将如何？不止于此，他又以韩国高丽大学前校长金俊烨11次拒绝出任政府高官，一直坚守教育岗位的事例，证明知识的价值，任何一顶官帽都不能涵盖。国家要发展，要富强，就必须抛弃几千年官贵民贱的陈腐价值观;而我们的“教授当厅长”之类，其炒作和倡导只会产生“敬官疏才”的社会效应，实不足为训。这种独立思考的洞见，于治黎杂文中随处可见，往往使人读后掩卷沉思，受益匪浅。故而他的文章多次获奖，如《从谁是名记者说起》获《成都晚报》新闻评论一等奖，《可怜天下父母心》获《四川日报》“社会随笔”征文二等奖，《且说沉寂的英雄》获《成都晚报》“佳龙杯”杂文大赛二等奖。尤其值得一说的是：治黎的《英雄末路与末路英雄》获《羊城晚报》“华丰杯”杂文征文优秀奖，《宗家邦现象》获《沧州日报》“蓝风杯”全国杂文比赛一等奖。在天高地远、人生地不熟的地方获奖，不用说须是作品本身优秀。《说道集》出版后，反响很好，阅读求购者甚众。
治黎为何喜欢写杂文？其原因可在《说道集·后记》中找到——是“缘自”鲁迅的“横眉俯首”说。鲁迅《七律·自嘲》有“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句，表达了鲁迅强烈的爱与憎。范仲淹《岳阳楼记》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句，表达了作者忧国忧民的胸怀。白居易《与元九书》说：“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他实际也是这样做的。白居易写了现实主义杰作——150首“讽谕诗”，充分显示了他的“志在兼济”“救济人病、裨补时阙（缺）”的高尚品格。我在与治黎的多年交往中，深切感受到他的胸中搏动着一颗爱国爱民的心。他热切希望国家兴盛发达、人民安居康乐。缘于此，他恨社会上的歪风邪气，恨人群中的奸佞小人;因此，他不在其位，却要谋其政;高举“爱的大纛”，无情地揭露批判丑恶的人与事——即使面对降职除名的厄运，也毫不忌惮。如此风骨，令人尊敬。
1988年1月，全世界75位诺贝尔奖得主聚集巴黎，发表宣言，其中有云：“如果人类要在2l世纪生存下去，必须返回2500年前到孔子那里去寻找智慧。”孔子学说的核心是“仁”。《论语·雍也》有：“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泰伯》高度赞扬尧、舜、禹说：“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杜甫的诗亦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中国历代的忠勇贤达之士，都将尧舜树为榜样，都将孔子学说奉为经典。治黎的任过谏议大夫的先祖，也是如此。他为了国家的兴旺、黎民的安康，敢于向皇帝提出批评，劝其改正错误，而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其心里装的是“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信念。在治黎身上，我感觉有这位谏议大夫的可贵的遗传基因。关于遗传基因的研究，越来越受到科学界的重视。姜韶东《人类遗传资源是无价之宝》说：“一个更加高效快捷的人类遗传资源保护、利用时代正在走来。”李昕《立法保护人类遗传正当其时》说：国务院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条例》，从2019年7月1日起施行，“促进人类遗传资源的合理利用……是《条例》的核心目的。”（二文均见《光明日报》2019年8月22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发出号召：要“胸怀忧国忧民之心、爱国爱民之情”，“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为了这个神圣的目标，治黎表示要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我预祝他取得成功。